八路軍七年來在華北抗戰的概況

感謝有3位網友評論， 不過都認為葉文中的數字不真實。我認為是真實的主要原因是：

八路軍七年來在華北抗戰的概況*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

葉劍英

　　今天利用這個很難得的時機和國際反法西斯的朋友們――美國的朋友們談一談我們七年來華北抗戰的情形，把華北戰場上的敵軍、友軍和我軍的情況作一簡單的介紹，以便反法西斯的國際戰友們有一個概況的了解。

　　七年的華北抗戰，可以分為四個時期：（一）平型關戰役至武漢失守；（二）武漢失守至百團大戰；（三）百團大戰至我國抗戰五周年；（四）抗戰五周年至今。現在逐一敘述其具體情形於下：

　　第一個時期――平型關戰役（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至武漢失守（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一、敵方情形：

　　日寇進攻我國，最初是採取「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妄想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這個方針用之於既無準備又無決心的國民黨軍隊則可，用之于堅決抗戰的八路軍和抗日思想醞釀已久（自「九一八」以來即開始）的廣大人民則不可，因而他只能獲得初期的某些勝利。敵人進攻作戰的重心，首先是在華北，這是根據田中奏摺〔1〕的老計劃，由東北四省〔2〕而進入華北，企圖盡掠黃河以北，搶奪河北的棉花、山西的煤鐵，然後舉兵南下，經華中、華南而直抵南洋。在太原尚未淪陷之前，敵人作戰的對手，主要的是國民黨的軍隊。當時，敵人的華北派遣軍司令是香月清司〔3〕，集十二個半師團的兵力，為第五師團、第六師團、第十師團、第十四師團、第十六師團、第二十師團、第一○八師團、第一○九師團、第一一四師團、鈴木旅團、酒井旅團、山井旅團等之全部，及第一師團、第二師團、第四師團、第八師團之一半，近三十萬人，約佔當時日寇侵華兵力二十又半個師團的五分之三的兵力，作所謂「堂堂陣容」的正面進攻。敵人由北而南長驅直入，未及四月即佔領了平、津、保定、石家莊、太原，控制了北寧路、平綏路、正太路，以及同蒲路、平漢路、津浦路之北段。

　　太原、臨汾相繼失陷后，整個黃河以北的地區淪入敵手，友軍望風南潰，退出了華北戰場，此時在華北與敵人作戰的，只有共產黨人、八路軍、山西新軍決死隊〔4〕、河北的楊秀峰〔5〕、山東的范築先〔6〕，以及由監獄釋放出來的愛國志士和青年學生為骨幹組織起來的游擊隊。這些新興的抗戰力量，團結在八路軍的周圍，與華北人民相結合，就像雨後春筍一般蓬勃地生長起來，到處發動抗日游擊戰爭與敵人周旋。從此，日寇在華北的作戰，就以八路軍為其主要敵手了。這時敵人提出「鞏固已經佔領的戰略要點和交通線」、「確實掌握華北」的方針，在其佔領的鐵路沿線和城市周圍，修築據點碉堡，以資防守。同時又提出「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的口號，進行培植偽軍、偽政權和掠奪人力、物力、財力的陰謀毒計。為了鎮壓方興未艾的游擊戰爭，敵人以寺內壽一代香月清司為華北派遣軍司令，除調走兩個半師團（第六師團全部及第一師團、第二師團，第四師團之一半）參加徐州會戰〔7〕外，復增派七個師團到華北戰場（第二師團、第十一師團各一半，第二十一師團、第二十三師團、第一○四師團、第一一○師團和第二、三、四、五混成旅團之全部），並另將鈴木、酒井、山下等三個旅團擴編為三個師團（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師團）。在華北兵力為十八個半師團，約四十萬人，較戰爭第一年增加了六個師團，仍為當時日寇在華作戰兵力三十又半個師團的五分之三。

　　敵寇初與我八路軍交鋒時，尚不知我軍的特點和厲害，在戰術上採取「突貫攻擊」，單刀直入式的向我橫衝直撞，以為我軍如其他國軍之易欺，企圖把我們碰垮，但結果反而碰傷了他自己，常常遭受我們的殲滅打擊。敵人遂不得不變「突貫攻擊」的戰法為「分進合擊」。在武漢失守之前，敵人以千人以上兵力向我合擊者已有十餘次，以萬人以上圍攻我一個地區者已有五次，企圖乘我立足未穩、抗日根據地尚未臻於鞏固之際一舉加以摧毀，以撲滅華北抗日游擊戰爭的火焰，但這些合擊都在我集中力量、打擊一路之敵的戰役方針指導下，一一被我擊破。根據地在反圍攻中逐漸鞏固起來，我八路軍也日益強大起來。

　　敵人為了鞏固其佔領要點，便利對我作戰，吸吮我物資以達其「以戰養戰」的目的，乃開始修築鐵路。至一九三八年底，被我加以破壞而敵人重行修復的鐵路，有平（北平）綏（遠）線、平（北平）漢（口）線、北（平）寧（遼寧）線、津（天津）浦（口）線、同（大同）蒲（州）線、宅里（良鄉至宅里）支線、西陵（高碑店至易縣西陵）支線、六河溝（安陽豐樂鎮至六河溝）支線、濟寧（滋陽至濟寧）支線、口泉（大同至口泉）支線等十線約二千七百九十二公里，新築平（北平）古（北口）線一百四十六公里，合計二千九百三十八公里。在部分地區且已開始建築碉樓據點，但為數還不多。

　　在華北的偽軍，在抗戰前即有李守信、王英與趙雷〔８〕等組織的偽蒙軍及冀東保安隊。抗戰初，大漢奸齊燮元〔9〕成立靖安自治軍（后改稱治安軍），初僅有四個連，至一九三八年底已擴大為五個團，為華北正規偽軍的主力。此外，敵曾大肆收編散兵、土匪、會門武裝，組織偽皇協軍、剿共軍，以及偽護路保安隊等。至一九三八年底華北偽正規軍與偽地方軍合計約有七萬人，但系統複雜、素質低劣，在我游擊戰爭開展之下，多半（估計約四萬五千人）為我八路軍所消滅。

　　二、友軍情形：

　　抗戰開始，華北戰場上的友軍有中央軍、西北軍、東北軍、晉綏軍等不下七十五萬人，當時士氣一般的還好，且也打過幾次仗，比如南口之戰、忻口之戰〔10〕，並有若干將領於作戰中英勇殉國，如趙登禹、佟麟閣、郝夢齡〔11〕等。但國民黨當局對抗戰缺乏信心，更無遠久打算，所採取的政策是單純的片面的軍事抗戰，而不是發動民眾進行全面抗戰。在戰略指導上，又是正面單純防禦，而不是運動戰與陣地戰相結合，不是積極防禦作戰，更不承認靈活的游擊戰的戰略地位，因而處於被動的、處處招架、處處挨打的形勢。再加以若干高級將領的貪生怕死，擁兵自肥（比如韓復榘〔12〕不知搜颳了多少金錢），在敵人進攻時，不作抵抗，一味的保護著「私人財產」向後退卻。晉綏軍戰鬥力很差，但高級軍官們個個會做生意，個個發大財，李服膺〔13〕當敵人佔領大同，距敵尚有幾十里遠時，就望風而逃，急急向雁門關以南撤退，因而形成不戰即潰，日蹙百里。而太原、臨汾、新鄉相繼失守，鐵道城市被敵人控制以後，友軍更潰亂不堪，爭先恐後的搶渡黃河，就是當初高唱「守土抗戰」的地方實力派閻錫山〔14〕先生的晉綏軍亦全部退至黃河以西，被敵人遮斷而留在敵後側翼的，只有劉戡第九十三軍的五十六師，也是驚慌失措。至於平時魚肉人民的官僚政客，一聞炮聲即攜帶妻妾細軟逃之夭夭，而難民、傷兵、軍需器材全被遺棄；更有搖身一變，奴顏卑膝以事敵人者，如王克敏、潘毓桂〔15〕、齊燮元之流。人民目睹心傷，悲憤莫名。

　　三、我方情形：

　　抗戰開始時紅軍有官兵八萬人，八月二十五日奉軍事委員會命令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只給三個師的番號，按四萬五千人編製和發餉，即第一一五師、一二○師、一二九師的番號。九月，我們自韓城、潼關兩處渡過黃河沿同蒲路北進，踏入了華北戰場，增援前線。當時，我們就知道中國抗戰是長期性的，提出了「堅持華北抗戰，八路軍與華北人民共存亡」的基本口號，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也給我們規定了「基本的是游擊戰爭，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作戰指導基本原則。因為根據敵我裝備上的優劣懸殊、留置敵後進行長期戰爭的艱苦環境，以及我們具有發動群眾進行游擊戰爭的豐富經驗與特長，只有在此種作戰指導原則下，才能制勝敵人，這已是被七年的戰爭實際所證實了。

　　我軍先頭部隊，由第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率領，甫抵前線，一與敵人接觸即創造了平型關大捷〔16〕。我軍在運動戰中擊潰敵精銳的板垣師團並殲滅其一部，創開戰以來的勝利紀錄，一掃友軍節節敗退的恥辱，大大振奮了全國人心。平型關戰鬥使敵鋒受挫，但敵人已自茹越日友軍防地突入長城以南，我軍旋即迂迴敵後，猛襲敵交通線，配合友軍忻口作戰，保衛太原。此時，我一一五師光復冀西、察南十餘縣，一二○師數度佔領雁門關，一二九師則襲入陽明堡飛機場，焚毀敵機二十四架，敵人後方的交通聯絡線全被我軍切斷，忻口被圍之敵糧彈俱絕，死傷極重，大有殲滅可能。狡詐之敵，乃由石家莊沿正太路西犯娘子關，聲援忻口之敵。我一二九師聞警馳援，尚未進抵陣地時，該關友軍已棄守。劉師長、徐副師長〔17〕機斷行事，在正太路南平行路上之七亘村、黃崖底、廣陽連打了三個勝仗〔18〕，打開了敵人陣地的一個缺口，救出被圍友軍曾萬鍾〔19〕之第三軍，阻滯了敵人的西進，掩護了友軍的撤退。但不久太原失守，遂使忻口敵人獲救，至為可惜。

　　在此以前，我軍在華北的作戰，主要尚系配合友軍行動；在此以後，我軍在華北即開始單獨作戰，進行獨立自主的抗日游擊戰。

　　太原失守前，我軍已預見華北之將淪為敵後，故即確定方針：變敵後為前線，發動廣大群眾，創建敵後抗日根據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迨太原失守，即有計劃的將兵力分置於同蒲路兩側與雁北敵後，以五台山、太行山、呂梁山、管嶺山等為依託，從事創造抗日根據地。對於敵人之圍攻與合擊，我則以游擊戰與運動戰相輔以對抗之，使敵人找不到我固定陣地與固定陣線，常常撲空，我則靈活集中兵力，乘敵之隙，打擊其一路予以堅決粉碎。如敵人對晉東南和晉察冀的圍攻，均合擊一個中心點，待敵進至轉換線上，我主力即跳出圈外，集中力量打擊其一路，使敵人在尚未進抵中心點時，即被消滅與擊潰。同時，我遣軍東下冀魯豫大平原，北出綏、察、熱、冀東長城口外，光復祖國河山，拯救淪於敵人鐵蹄下的人民，協同中國共產黨的地方黨部與愛國人士，組織人民的抗日武裝起義，開始抗日游擊戰爭。在光復的國土上，我們即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安撫流亡、救護傷兵、實行二五減租〔20〕、廢除苛捐雜稅、實行廉潔政治，發動廣大民眾，團結各階層人士，幫助友軍進步，……

　　所有這些，都是為著增強抗戰力量，樹立長期抗戰的基礎，把華北創造成為堅韌不拔的抗日基地，使中國抗戰在正面戰場以外更增闢出一個敵後戰場，以便前後夾擊敵人，制敵死命。

　　在這一時期，我軍為配合徐州、武漢兩大會戰，一方面堅決粉碎敵人對我新建根據地的「掃蕩」與圍攻，消滅敵有生力量，牽制敵人的調動，如一九三八年三月晉東的一二九師反對敵人九路圍攻，長樂村一戰〔21〕，殲滅敵第一○八師團第二十五旅團一部，並給敵由同蒲路調兵東援徐州造成很大的困難。九月，晉察冀軍區聶榮臻部反對敵三萬兵力的二十五路圍攻，曾擊斃敵常岡寬治〔22旅團長與正亞、清水兩聯隊長……。另一方面，我軍又主動的向敵交通幹線、戰略要點進擊，並掃蕩日寇所培植的爪牙――偽軍。計一九三八年初，晉察冀我軍大破平漢路北段，襲入保定、定縣、望都、正定等縣城。二、三、四、五月間，一二九師破襲平漢路、津浦路，在南宮趕跑敵清水司令，消滅盤踞河北偽軍崔培德〔23〕等約五千人。三月三十一日，一二九師在東陽關與涉縣間的響堂鋪伏擊敵人〔24〕，焚毀敵汽車一百八十輛。山東我軍在台兒庄會戰〔25〕酣時，破擊魯南之台（兒庄）濰（縣）公路和台（兒庄）棗（庄）鐵路支線，發動礦工起義。七月六日起，晉察冀我軍同時出擊平綏、正太、 平漢諸鐵路，激戰三天二晚，斃傷敵一千四百餘人，炸毀北平城北 石景山之發電廠，使北平頓成黑暗世界。七月十六日，唐山礦工在我軍領導下，發動抗日起義。「七七」抗戰一周年，我宋、鄧支隊〔26〕進入冀東，與當地共產黨組織一起領導冀東人民舉行了二三十萬人的抗日大起義，佔領遵化、玉田、遷安等十八個縣城。我一二九師所部主力進擊平漢路、道（口）清（化）路，消滅冀魯豫偽軍扈全祿〔27〕部。九月，一一五師陳旅〔28〕在晉西三戰汾（陽）離（石）公路。八月十三日，山東我軍襲入濟南。十月三日，山東我軍又破壞膠濟路百餘里，等等。

　　由於游擊戰爭之廣泛開展，反「掃蕩」作戰的連續勝利，人民抗日情緒空前高漲，紛紛要求參加八路軍，我軍力量倍增、聲威愈壯，活動區域東臨渤海、黃海、北達冀東長城口外，南至隴海路，西襟黃河，數大抗日根據地基本形成。在抗日民主政府確實管轄下的人民，為數達千萬之上。

　　第二個時期――武漢失守至百團大戰（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

　　一、敵方情形：

　　敵人在未佔領武漢之前，已深感八路軍在敵後的嚴重威脅，認為是滅亡中國的「絆腳石」。一九三八年八、九月時，敵華北派遣軍即提出「五台與武漢並重」的口號。敵人佔領武漢以後，立刻改變戰略，對國民黨正面戰場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而將其戰爭重心放在對敵後八路軍的進攻。從此在中國抗戰的正面與敵後兩個戰場中，即以敵後戰場為主。

　　此時期內，敵寇回師華北兵力驟增。一九三八年敵寇在華北戰場的兵力為十八個半師團，曾調走第五、十、十四、二十、一○九等五個師團參加武漢會戰〔29〕，但旋即新增第三十二、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師團和第六、七、八、九、十、十五混成旅團及第二十師團之一半等計八個半師團，因而此時期內敵人在華北戰場的兵力為二十二個師團，四十四萬人。較抗戰第一年（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九個半師團，較抗戰第二年（一九三八年）增加了三個半師團，占當時日寇侵華總兵力（一九三九年初為四十八個師團）之一半稍弱。

　　為了加緊進攻，敵曾三易其帥，由寺內壽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駿〔30〕。其間陰謀層出，花樣翻新。由於「速戰速決」的計劃破產，加以在上一時期敵人已飽嘗我們的老拳，知道八路軍和華北人民是個很「討厭」的敵人，故改唱「百年戰爭」，說要「掌握民心」與我「進行比賽忍耐力的鬥爭」。這自然是十分可笑的，因為任何延年益壽的仙丹靈方，也不能使日本法西斯有百年之壽。一九三九年春，敵華北派遣軍頒布所謂「治安肅正計劃」〔31〕，提出中國內戰時期「反共英雄們」所早已唱濫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強調「軍政會〔32〕民一體」的「總力戰」〔33〕。在軍事上提出「鞏固點（城市）線（鐵道、公路），擴大面的佔領」的方針。一九三九年九月多田駿上台後便提出「竭澤而漁」的「囚籠政策」〔34〕，實行「分區掃蕩、分散布置、靈活進剿的牛刀子戰術」。「牛刀子戰術」為一日本術語，取中國語「殺雞焉用牛刀」之義，表示八路軍雖「小」，但需要很大的力量去進行戰鬥。在政治上則高唱中日「同文同種」，說什麼「黃種人聯合起來打倒白種的英美」。在敵占城市舉行反英美宣傳，並把侵略中國的戰爭叫做「打回祖國去」。對於老百姓則大燒、大殺，強迫人民承認「不抗日」、「反對共產黨、反對八路軍」、「反對英美」，一經承認則又施以小恩小惠以事籠絡，稱之為「威德並用，軟硬兼施」。在經濟上，敵對我解放區施行嚴密封鎖，說要陷我於「無衣無食」、「自生自滅」，這種封鎖政策以後長期繼續，從未放鬆。敵人用這種軍事政治雙管齊下的毒辣辦法，猛烈的向我們進攻。

　　戰局是空前緊張，「掃蕩」是大大加緊了，北起冀東及大青山，南迄黃河兩岸冀魯豫，到處都爆發全面的「掃蕩」與反「掃蕩」。抗戰第二、第三兩周年，敵對華北千人以上的「掃蕩」有一百零九次之多，使用兵力在五十萬左右，其間一萬人至二萬人的「掃蕩」有七次，三萬人以上的「掃蕩」有二次，還有一次六萬人以上的大「掃蕩」。配合這些「掃蕩」，敵人瘋狂的實施「囚籠政策」，大事修築鐵道、公路、據點、碉樓。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兩年中，敵修復的鐵路有同蒲、正太、膠濟、道清、汾陽（平遙至汾陽）、微水、博山（張店至博山）、陽明堡（至原平）、周口店（琉璃河至周口店）等線，計長一千八百七十公里；新建鐵道，有白（圭）晉（城）、石（家莊）德（州）、新（鄉）開（封）、鳳山（南張村至鳳山）、西佐（馬頭至西佐）等線，計長四百七十七公里；合計二千三百四十七公里。新建公路有平（北平）大（沽口）路、唐（山）大（沽口）路、邢（台）濟（南）路、邯（鄲）濟（南）路等，計長一萬五千六百公里。新建碉樓、據點二千七百四十九個，其中一九四○年即較一九三九年增加四倍。

　　所謂「囚籠政策」，為德國塞克特的「堡壘政策」〔35〕與清代曾國藩〔36〕「步步為營」政策的結合，以鐵路為鏈，公路為環，據點為鎖，給敵占區人民加上一付深重的枷鎖。在「囚籠」之內，強化偽政權，組織偽自衛團，厲行「人質」政策，掠奪糧食、棉花，傾銷海洛因毒品，強迫人民種植鴉片。但無論什麼方法也不能阻止人民的公開的和隱蔽的破壞和反抗，有八路軍與解放區的支持，敵占區人民是絕不願當「順民」的。比如，敵軍散發鴉片種子，老百姓將它在蒸籠里蒸熟之後再撒播在田裡，自然不會發芽，敵人莫名其妙，大叫「皇軍倒霉，皇軍倒霉」。對於我根據地說來，「囚籠政策」則是敵封鎖、割裂、蠶食、「掃蕩」我根據地的依據。白晉路的貫通，把晉東南劃成太行太岳兩區，平漢路封鎖溝牆的修築斷絕我山地與平原的物資流通，而在平原地區大修公路將我平原地割裂成井字、王字、田字形，縮小了我軍活動的周旋地區。此外，敵還專門修築了一種圓形式螺旋形的公路，以為包圍合擊我軍的基線。在敵人進行修築「囚籠」之前，必先以兵力向我「掃蕩」，迫我讓路，而「囚籠」築成之後，「掃蕩」遂更有所憑藉。敵「掃蕩」愈繁，「囚籠」愈密，「掃蕩」愈烈。這是華北戰場敵寇活動的規律。

　　「囚籠」政策的實施，使敵人產生另一弱點，即兵力愈加分散，更感不敷應用，而此時由於江逆精衛〔37〕之投敵，敵人遂更加強化其「以華制華」的政策，大量的有計劃的培植偽軍，繁殖其爪牙，並開始將偽軍加以整頓，小股的合成為大股。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更採取「精兵之義」，放棄過去的亂編辦法，改「皇協軍」為「剿共軍」，改「靖安自治軍」為「治安軍」，並加強偽軍訓練，提高其戰鬥力，使之協助據守公路、據點，配合「掃蕩」及進行清鄉，時常以一班敵軍控制一排偽軍而據守一個小據點。同時，又大量建立偽軍之地方部隊，如偽縣警備隊、偽警察、偽保安自衛團等。又建立愛護村和厲行連坐法，脅迫群眾為其守望道路、電線。連坐法為古代專制魔王及內戰時間「反共英雄」所用的「一人犯事十人同罪」的殺人不眨眼的老辦法，以期根絕抗日分子。至一九四○年底，華北偽軍為數已達十四萬五千人，較第一時期內約增加一倍，而國民黨軍隊這時已有投敵被改編為偽軍的，如駐防綏遠〔38〕的東北挺進軍所屬的熱河先遣軍司令白鳳翔率部投敵，豫北的張嵐峰〔39〕也率部數連叛變，使偽軍的勢力更加擴大。

　　二、友軍情形：

　　國民黨當局在武漢失守、汪精衛公開投敵之後，政治即開始倒退。他們錯認日本人再不會向他們進攻，他們的主要敵人是共產黨、八路軍，而不是日本人。因此，把抗日政策改變為反共、反民主、反人民政策，專制獨裁，傾向法西斯。一九三九年六月頒布了鑽進共產黨內破壞共產黨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40〕，九月又頒布了可用軍事進攻對付共產黨的《異黨問題處理方案》〔41〕。此後，共產黨遂被稱為「奸黨」，八路軍遂被稱為「奸軍」或「匪軍」，敵後解放區被稱為「匪區」。抗戰初期，他們曾將華北棄如敝履，但到了八路軍艱苦作戰、解放淪陷國土、打開一個抗日局面之後， 他們又忌恨叢生，紛紛遣軍北上，要再從抗日人民的手裡去「收復 失地」。這些被派到華北的國民黨軍隊，其目的不是為了抗戰，而是為了「反共」。因此這一時期他們在抗日方面，幾乎什麼都沒做，做出來的都是反對共產黨、八路軍，危害抗戰的罪行。

　　他們一方面下命令要八路軍退過滄石路、正太路以北之線，一方面調集大軍二十六個師，以中條山為基地，雜牌軍為先鋒，嫡系部隊在後督陣，自南而北向我迫來，以與當時日寇由張家口、北平一線自北而南向我軍的「掃蕩」遙相呼應。而舊日被敵截留於敵後的石友三〔42〕、張蔭梧〔43〕、秦啟榮〔44〕、趙雲祥〔45〕、胡和道等，當其託庇於我軍之時皆曾相安無事，此時在國民黨當局反動政策的指使和特務活動的陰謀下，也就勾結敵寇，襲擊我軍後方，殺害我官兵，破壞我抗日根據地，破壞對敵作戰。此時我軍處於敵寇和國民黨的兩支大軍夾擊之中，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處境十分艱危。同時，當局又下令取消各地民選的抗日政府，連國民政府既經承認的晉察冀邊區政府也企圖加以取消，硬派一批法西斯分子充任縣長、專員，壓迫民眾抗日運動，解散群眾抗日團體，暗殺活埋抗日幹部家屬，摧毀一切抗日民主秩序。陳立夫、戴笠、康澤〔46〕的特務系統更派來大批特務混入解放區，造謠惑眾，放毒暗殺，無所不用其極。至於我八路軍每月應得六十三萬元軍費也從此取消，再無分文發給。總之，種種倒行逆施，使志士側目、寇奸彈冠，記得當時北平敵偽還曾召開過一個慶祝會，慶祝國民黨當局的「反共」戰績。

　　對於國民黨當局的這種「內戰內行」的措施，我共產黨、八路軍起初曾一再忍讓，據理交涉，希以團結抗戰為重，勿令盟幫失望，並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但竟未獲見諒，反被目為「示弱」而進攻愈急。有些人甚且高唱「曲線救國論」，決心「聯日反共」，釋其賣國行為為「先聯合日本，打倒八路軍，然後再行抗日」。在如此「反共第一」的政策下，終於爆發了一九三九年冬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國民黨軍隊正式向我們開火。當時情勢緊急，迫不得已，乃對向我總司令部所駐之地進攻的朱懷冰〔47〕的一個軍予以還擊。朱軍起初聲勢洶洶，作戰時且有日本飛機配合助戰，暴露了其與日本軍聯合進攻之事實；對此，朱軍官兵多感憤慨，一經接觸，其內部即土崩瓦解。朱懷冰本人身為軍長，竟經敵駐之邯鄲，由平漢路、道清路坐日本人火車回大後方，至今尚在我大後方作官，誠如咄咄怪事。這次磨擦與反磨擦鬥爭，不僅是民主與反民主鬥爭，而且是抗戰與投降之爭，如果我軍當時未能妥善應付，克服反共投降高潮，則華北早已被國民黨斷送給日本，決不會再有今日敵後抗戰形勢，也不會有今天的全國抗戰形勢，更不會有與英美盟邦共伸正義打倒日本法西斯的共同事業。

　　三、我方情形：

　　武漢失守后，中國抗戰的正面戰爭進入相持階段，華北的局面遂一天更比一天艱苦。這時期內，我們堅定不移的堅持華北抗戰的既定方針，努力鞏固各個抗日根據地。在軍事作戰指導上，針對著敵人的「聯合掃蕩」與「囚籠政策」而著重進行游擊戰與運動戰相輔的「反掃蕩戰」與軍民結合的「交通破擊戰」。

　　反「掃蕩」戰，此時期內在全華北展開。在晉察冀：一九三九年五月敵人向邊區北部進攻，我在上下細腰與大龍華打了兩個大勝仗，敵遺屍近千；九月敵向我腹地陳庄突進，被我包圍殲滅千餘，敵水原旅團長〔48〕即於是役斃命；十月敵以二萬兵力分十二路向邊區進攻，我軍血戰四十三天，將敵擊退，並於淶源戰鬥中斃敵阿部規秀〔49〕中將，此為中國戰場上打死敵人中將級軍官之第一次，敵酋多田駿在追悼阿部之輓聯上寫到「名將之花，凋謝太行山上」。在冀中，曾粉碎敵人的五次圍攻；一九三九年四月在河間齊會戰鬥〔50〕沖，我賀師長〔51〕中毒負傷。此類為國際公法所禁止使用之毒氣與達姆彈等，敵寇在中國戰場上於一九三八年就開始使用了。在冀察熱：平西於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六月粉碎了敵人三次「掃 盪」；冀東於一九三九年三月粉碎了敵人的大舉「掃蕩」；七月間 我冀熱察挺進軍派一部隊伍越平綏路深入平北，在明代十三陵地 區創造游擊根據地。在晉冀豫：一九三九年七月，敵以六萬之眾發 動九路圍攻，貫通白晉路，深入我腹地，盡占所有城市，企圖「釜底 抽薪」，一舉摧毀我根據地，但終為我所粉碎。在冀魯豫：敵於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年底連續發動四次大「掃蕩」，兵力由一萬五千至三萬不等，並配備有機械化部隊，也終歸失敗。一九三九年二月，劉師陳賡旅之一部〔5〕，在威縣香城固創造平原殲滅戰，一小時內殲敵兩個中隊。在山東：自我一一五師之一部於一九三九年春挺進山東后，戰事即告緊張，六月，敵以二萬兵力合擊沂蒙山區，為我擊破；八月梁山戰鬥，我以一個營殲敵三百餘；一九四○年一月，敵以三萬人「掃蕩」魯西南，又為我粉碎。在晉綏邊區：一九三九年二月，粉碎萬餘敵的六路進攻；六月，我一二○師三五八旅殲滅靜樂敵六百餘。大青山區，也粉碎了敵人的兩次「掃蕩」。此外，在此兩年中，敵曾七次進犯我陝甘寧邊區河防，悉為我河防部隊與一二○師健兒聯合擊退。在這些勝利的反「掃蕩」戰中，我們的抗日根據地便日益鞏固起來了。

　　為了破壞敵人的「囚籠政策」，我們發動了「交通鬥爭」。「交通鬥爭」不僅是軍事鬥爭，而且是群眾鬥爭，唯有軍隊與人民結合，協助破擊，才能收到宏大的效果。這一鬥爭，起初是將重心放在平原，但也不放鬆在山嶽地區的破擊戰。在山區，我們曾主動地發動白晉戰役、邯長戰役、平漢戰役〔53〕等，破壞敵深入我根據地的交通線，摧毀平漢路兩旁的封鎖溝牆。在平原，我們整年的從事有計劃的交通破擊戰。在組織上，有軍、政、民破路委員會的統一領導機關，破擊時劃分一定地段，且有指揮、掩護、聯絡、偵察、警戒、破擊等之具體分工。破壞性質，有戰術性的破擊與戰役性的破壞。破擊時機，有季節性的破擊（如春季泛濫時期、秋季青紗帳時期以及「掃蕩」前後等）與隨時的不間斷的破擊。特別是對滄石路、石德路的破擊，冀中、冀南均各動員五萬人以上，堅持時日甚久，敵人的修路計劃為之推遲半年。總計抗戰第三周年，八路軍在華北共破壞鐵路五千三百二十里，公路一萬六千四百零八公里，毀電桿四萬二千二百二十根，收電線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九十三斤。抗戰第四周年，計破壞鐵路二千一百六十四里，公路一萬零四百八十三里，毀電桿二十三萬四千五百零一根，收電線一百四十萬六千五百三十二斤。平均每天破壞鐵路六里，公路三十里，橋樑一座半。差不多每七天炸毀敵人一個火車站，九天炸毀敵人一個火車頭，每天炸毀敵人一輛汽車，每天毀電桿六百四十二根，收電線三千八百五十三斤。僅抗戰第四周年所破壞鐵路的長度就將及一條平綏路，或一條半同蒲路，或三條膠濟路，給敵人的「交通建設」的打擊之大是不難想見的。

　　在平原地區作戰，不僅要破壞敵人的「交通建設」，而且要挖掘道溝，以改變平原地形。道溝深六尺、寬五尺，剛好通牛車，溝外有胸牆，以便我軍憑之作戰，溝內每隔一里挖一圓形或弧形溝將積土堆在中間，既使敵人無法順溝之縱深以行射擊，而人馬又可在此讓路。一九四○年，河北平原已縱橫皆是此種道溝。據冀中第八行政區統計，已挖成的此類道溝，占所有道路的百分之八十二。有了道溝，我方可在溝中隱蔽運動，人民也可經由道溝行走，而敵方則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難，汽車裝甲車不能暢行，速率降為與步兵相等，平均每小時只能走八至十二里，這樣就消滅了敵人快速部隊的優點，迫其像步兵一樣的與我們作戰。

　　拔除敵人據點是反擊「囚籠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據冀南經驗共有六種辦法：（一）常用襲擾、襲擊、強攻以襲敵；（二）釣魚，即誘敵外出，以伏擊之；（三）狐狸咬雞，即埋伏於據點附近，待敵出來時給以意外的突然襲擊；（四）利用坑道進行爆炸；（五）地道戰，即在村莊內普遍挖地道，其內有橫牆，並村與村相通，洞口多為隱蔽，內有儲糧儲水及防毒設備如黃蜂窩形，敵來則利用此地道以進行戰鬥，小股敵則消滅之，大股敵則我從地道中進行轉移，伺機以打擊之；（六）利用地雷封鎖，並利用坑道鑽入敵人據點內打擊敵人。

　　為了更進一步的打擊敵人的「囚籠政策」，大量牽制敵人的兵力，破壞敵人進攻西安、昆明、重慶的計劃，以及克服當時嚴重存在的國民黨當局內部的投降危機，我軍於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發動了百團大戰。

　　第三時期――百團大戰後（一九四○年底）至抗戰五周年（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

　　一、敵人情形：

　　百團大戰〔54〕使敵人大為震動，驚呼「對華北應有再認識」，多田駿因其「囚籠政策」之破產而滾蛋，繼任者為岡村寧次〔55〕，提出「治安強化運動」的方針，取消戰爭初期「剿共滅黨」的口號，改為致力於「剿共」。所謂「治安強化運動」實系「治安肅正」之演進，意即強化其對華北的進攻、統制、奴役和掠奪。把華北變為日本法西斯的殖民地。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敵人更提出「完成大東亞戰爭兵站基地」，建立華北防戰體制的方針，企圖將華北作為日本法西斯侵略太平洋的兵站補給基地。

　　此時期內，敵人抽走了第二十一、四十一師團去參加太平洋戰爭，第三十三師團也曾一度抽走，但不久即被調回，此外又由華中一度調來第十七師團，並將第十、十六混成旅團擴編為第五十九、六十九師團，經常在華北保持著十五至十七個師團的兵力。

　　在「治安強化運動」之下，敵人以「囚籠」為依託，將華北劃分為三種地區：「治安區」（即敵占區）、「准治安區」（即敵我爭奪的游擊區），與「非治安區」（即我抗日根據地），而施行不同的政策。對「治安區」以「清鄉」為主，強調「鄉村自衛之強化」，縣築縣界溝，鄉築鄉界溝，強化保甲制度連坐法，用圈村辦法編製大編鄉，肅清內部的「不穩分子」（抗日分子或動搖分子），掠奪糧食物資，以一切方法鞏固其佔領區、強化其奴役的統治。對「准治安區」以「蠶食」為主，恐怖與懷柔兼施，強迫居民「接頭」、「維持」，或製造「無人區」，並在這些地區廣修封鎖溝牆與碉樓，防止我軍深入游擊區、敵占區活動。對「非治安區」則以「掃蕩」為主，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嚴重的摧毀和破壞，企圖在人民中製造失敗與悲觀的情緒。在「掃蕩」作戰的戰術上，則有所謂「鐵壁合圍」，「捕捉奇襲」，「縱橫掃蕩」，「反轉電擊」，「輾轉抉剔」等。而「清鄉」、「蠶食」、「掃蕩」三者又是密切配合的，「清鄉」以鞏固其佔領地的「治安」，限制我軍活動；「蠶食」以伸張擴大其佔領地，縮小與割裂根據地，消滅我八路軍主力，以便「確掌華北」，這便是敵人政策的中心目的。在敵人的千奇百怪的陰謀進攻之下，華北戰場的敵我鬥爭愈演愈烈，至為複雜，至為殘酷，非目睹者所能想象。以「掃蕩」而言，抗戰第四、五兩周年，敵人對我根據地實行的千人以上的「掃蕩」達一百七十四次，較前兩年增加三分之二；使用兵力達八十三萬八千九百人，較前增加一倍，其中一萬人以上的大「掃蕩」達十五次，亦較前增加一倍。「掃蕩」的性質也愈演愈為毒辣，有所謂「毀滅掃蕩」、「搶糧掃蕩」等，時間有延長到兩三個月的，企圖徹底破壞我抗日根據地內人民的生產、收割，消滅我之「生存條件」，情形是十分嚴重的。

　　同時，「囚籠政策」仍然是繼續強化。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新築與修復之鐵路七百五十二公里，公路發展至三萬七千三百五十一公里，封鎖溝牆增加至一萬一千二百三十公里，新增據點碉樓共七千八百零一個，尤以平原地區為最繁密。一九四二年十月，敵華北派遣軍參謀長安達十三談話：「華北碉堡已新築成七千七百餘個，遮斷壕也修成一萬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長，實為起自山海關經張家口至寧夏的外長城線的六倍，地球外圍的四分之一」。其所耗工程之巨，擾民之苦，是駭人聽聞的。這些堡壘、溝牆，都是拆老百姓房屋的木料，毀老百姓的田地，強迫老百姓的勞力而修築起來的。被抓去的老百姓，二三十人一起做工，稍有怠慢，敵兵即用皮鞭抽打，並有以水泡石灰，使之滾熱，將怠工者拋入而被脫皮燒死的。

　　由於前一時期受我「交通鬥爭」與百團大戰的沉重打擊和教訓，敵人對於交通線、據點的建築和保護，也採取了許多新的辦法。比如，填高鐵路之路基，路軌不用螺旋釘釘在夾板上而改以死釘釘死，使不易拔取與破壞，又在重要地段附近預置鐵軌器材以便遭我破壞后迅速修復。公路兩旁挖護路溝，深八尺寬一丈二尺，許多重要公路且築有平行路，此條遭破擊，另一條仍可通行。電桿用鋼骨水泥之建築保護，上懸路燈，每隔三五里置一電話機、不斷的聯絡通報。碉樓築外壕，架鐵絲網，最重要的且通以電流。最毒辣的是利用編鄉保甲強迫敵占區人民分段保護交通，要他們晚間放哨當「肉電桿」，哪一地段遭到破壞，即由該地段附近村莊負責修築，賠償損失，甚至屠殺人民以為報復。這些，就使我們在破壞敵人交通上增加很多困難。

　　由於交通線與據點之增加，需要更多兵力配備，同時敵人企圖抽調兵力增援太平洋，乃更加大大地擴充與整頓偽軍，雖有我軍之爭取與瓦解，華北偽軍在一九四二年仍達三十四萬之眾，尤以山東為多，佔十五萬七千人，多半是由國民黨地方武裝嘩變投敵的。國民黨在敵後，為敵人培植了不少爪牙，增加我抗戰軍民的許多困難與負擔。

　　但這一時期，敵人也發生了許多新的困難和矛盾，主要的是：（一）「治運」之推行，奴役與掠奪分外加緊，民族矛盾空前增長，敵占區人民無論哪一階層都感到無法照舊生活下去，均增加了同仇敵愾之心，便利於我對敵占區工作的開展。（二）交通線與據點之增殖，敵人兵力不足的弱點愈益暴露，不能不更多的依靠偽軍，並分散配備，將舊據點的兵力抽到新據點去，使其後方更加空虛，為我造下更多的活動餘地；至於偽軍的「不可靠」，更是敵人不可挽救的悲哀。（三）日軍厭戰情緒比以前嚴重，士氣比以前低落，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不少敵兵感到返國無望，悲觀沮喪與不滿情緒日益增加。

　　我要在這裡代表華北一萬萬同胞，控訴日本法西斯的罪行。這一時期，日寇絕望之中的瘋狂暴行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決非世人所能想象。這種暴行並非個別日本士兵的行為，而是日本軍部有計劃的「傑作」，反之有許多日本士兵倒是不願意而被強迫乾的。這個「傑作」的名字，就是每一提到都令人熱血上涌的所謂「三光政策」。在「掃蕩」中，凡敵人兵行所遇，人、畜、財、物、田產一掃而光，無一倖免，許許多多的村莊都成了廢墟。殺人之慘，較之吃人生番的希特勒有過之而無不及，許多平白無辜的老百姓都被殺掉。八路軍士兵或抗日幹部被俘獲了只有死路一條，有用以訓練新兵射擊或刺殺作活靶的，有用以訓練軍犬作獵物的，有被活埋的。殺人的方法更是多種多樣，有滾水剝皮的，有挖眼睛的，有抽舌頭的，有摘心肝的，有「五牛分屍的」，有將人掛在樹枝上割為兩半的。小孩子也被殺掉，並有剖開孕婦之腹以取出胎兒殺戮的。對於婦女的侮辱，更為古今中外所僅有，強姦之後，有割其陰戶釘在樹上的，甚至強迫父淫其女、子淫其母，以為作樂取笑，顛亂我中華民族的人倫和道德。雖瘋狂的野獸，也趕不上日本軍閥的殘暴。敵人夢想其殘暴獸行，可收震懾人心、動搖我軍民抗戰意志的「功效」，但結果適得其反，我全體軍民對日本法西斯的仇恨是更加深重，抗戰意志是更加堅定，堅信只有消滅日本法西斯才能獲得解放。這筆血債是要用血來償還的。我們希望在打敗日本以後，能把在華北作惡的那些日本法西斯劊子手交給華北人民來公審制裁。

　　二、友軍情形：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友軍遍佈於晉、冀、魯、豫各省，號稱八十萬大軍，實際上約有四十八萬至五十萬人。計中條山周圍有曾萬鍾、劉茂恩、李家鈺〔56〕等集團軍約二十五萬人，晉冀豫交界地區有龐炳勛、孫殿英〔57〕集團軍及地方縱隊約八萬人，山東于學忠、沈鴻烈〔58〕、秦啟榮部及地方保安隊約十五萬人，此外還有閻錫山部隊之一部。

　　國民黨軍隊在華北的這個數目不能算小，但他們採取的方針仍是：「反共第一」。他們認為敵人「不足慮」，在剿共中容易與敵訂無言協定（反共將軍李仙洲〔59〕語），因而對敵人則一味觀戰，被動招架與應付，求得「和平共居」。更有暗地與敵人談判投降條件者，信使往返於平津、太原、新鄉，大搖大擺，毫不以為可恥。而對八路軍與抗日人民，他們則視之若眼中釘，所謂中條山抗日基地實際上主要還是反共基地。龐炳勛窺我太行，閻錫山於第二次反共高潮時，復派四十三軍與六十一軍襲我太岳，一九四二年李仙洲之率部奉命入魯也是為了反共。

　　敵人抓緊友軍之「反共第一」的特點，採取誘降與威逼相輔而行的方針，「和平」談判不成，即繼之以軍事壓力。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敵人發動中條山戰役〔60〕，友軍既以「反共」為事，對敵人作戰就毫無準備，致使不到三日敵人盡占溫、孟、濟源、平陸、垣曲等縣，全軍潰散，被俘達十萬之眾，有第三十四師師長公秉藩以及第三、九、十七、八十、九十三、九十八軍之各一部投敵，為數約二萬二千人。與此同時，日閻談判失敗〔61〕，敵人進攻晉西南地區，晉軍騎兵第一軍被擊潰，第五十一軍的一個團被消滅，騎一師師長趙瑞、騎二師團長楊誠〔62〕各率一部投敵。一九四二年六月，敵在「掃蕩」太行我軍之餘，進攻陵川、林縣，新五軍暫三師的兩個團潰滅，第二十七軍四十五師潰不成軍，預八師在當時僅得保存兩千人，新五軍暫三師師長劉月庭率部三千人投降敵人。接著敵人又「掃蕩」山東，東北軍大受損失，第六十九軍軍長畢澤宇率三個團（約五千人）投敵。這就是友軍在這時期內的表現。

　　此外，這一時期內華北友軍投敵者逐漸增加，其較大者有：冀察戰區游擊總指揮孫良誠率部六千人投敵，山東警備處長孫玉田〔63〕率部三個團投敵，山東保安二師師長張步雲率部八千人投敵，暫編三十師師長趙雲祥率部四千人投敵，山東警備第三旅旅長齊子修〔64〕率部八千人投敵，新五軍四師團長王天祥率部一團投敵。此外，較小的在冀魯方面尚有杜心齊、吳恩勝、周長富、劉經川、高玉林、曹振東、苗春庭、董硯朴、成建基、董鴻儒、徐斌彝、杜孝先、莫正民、高玉朴、蔡吾康、李岐山等多人率領地方武裝投敵，給敵人大大擴張了實力，且其中不少為保安隊、地方武裝等，對地方情形熟悉，為害不小。所有這些人的投敵叛變，國民黨當局從無有一紙明令討伐或通緝，而這時卻正是國民黨當局高唱「軍令軍紀」唱得最響的時候，所謂「軍令軍紀」為何也就不難了解了。

　　三、我方情形：

　　百團大戰給予敵人以重大的打擊，但我也支付了相當的代價。百團大戰時，我軍使用兵力的總數為四十萬人，而一九四一年曾一度略有減少。同時，由於敵人在「治安強化運動」下採取了一套新的特別野蠻和狠毒的進攻辦法，而我們在初時還缺乏充分的研究，缺乏一整套針鋒相對的方策，因而也曾吃了一些虧。至一九四二年春，華北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了六分之一、人口減了三分之一，冀中、冀南平原游擊根據地變成了許多小塊的游擊根據地，處於非常嚴重的局面，這對於我們是一個很大的考驗。但經過一個時期的鬥爭與鍛煉，我們便積累了不少的經驗教訓，尋到了制勝敵人的辦法，證明我們是經得起考驗的。

　　我們的方針是：一面加強抗日根據地的建設，開展廣泛的群眾性游擊戰爭保衛根據地；同時，針對敵人的「總力戰」，我們也實行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思想上的一元化的對敵鬥爭，實行「敵進我進」，「向敵後之敵後進軍」，深入到敵人心臟里活動，打擊敵人的封鎖、割裂和蠶食，使敵人「變華北為兵站基地」的企圖歸於破產。如果詳細說來，則可分別為在根據地、在游擊區、在敵占區的三整套辦法如下：

　　甲、在根據地：

　　我們首先努力於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因為只有根據地建設得好，抗日的力量增強，才能粉碎敵人的一切進攻。

　　在建設根據地上，我們做的工作是：政治上，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各階層的團結，實施三三制（即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聯合）的民主政治。經濟政策上，厲行減租減息與交租交息；精兵簡政，減輕人民負擔，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抗日積極性；提倡生產，發展經濟，開展農業增產運動，分散建設手工業，保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自給，衝破敵人和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文化工作方面，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增設國民小學和中學，加強冬學等社會教育活動；幫助報紙書刊的出版發行，提高人民民族民主思想和對反法西斯戰爭的認識。軍事工作方面，加強軍區建設，培養地方武裝和民兵，將正規軍分遣於各分區並抽調部分軍隊幹部和武裝分配給地方游擊隊和民兵，以幫助他們發展和訓練，提高其戰鬥力，建設起正規軍、地方游擊隊和民兵三位一體的軍事機構。一九四一年我正規軍數量雖有減少（但質量提高了），而縣以下的地方游擊隊和不脫離生產又是兵又是民的民兵，差不多都較前發展了一倍。

　　在反「掃蕩」作戰方面：我們採取了「廣泛的群眾性游擊戰爭」的方針。我們以一部分主力分散開來與民兵相結合，依靠地方游擊隊與民兵日夜和敵人扭打，在敵進犯時，不斷的襲擾敵人、截擊敵人、圍困敵人。民兵利用土製的地雷、手榴彈和石雷到處巧妙地殺傷敵人，並實行堅壁清野，使敵人無所掠奪，以切實保衛人民的利益。同時，我另以有力部隊轉進敵後，破壞敵人交通，打斷敵之補給線，摧毀敵占區的統治機構，錯亂敵人的作戰布置，主動的製造敵人的混亂和恐慌，然後靈活的集結部分主力堅決消滅敵之一部，迫使敵人撤退，粉碎敵人的「掃蕩」。這就是依靠地方武裝與民兵有力的堅持我腹地游擊戰爭，使二者作為主力的有力配合的戰法。此時期中之後期，許多次敵人的大「掃蕩」都是在這種戰法下被粉碎的。

　　比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敵以六萬兵力「掃蕩」我晉察冀北嶽區，敵人事先有周密的計劃，首先在晉東北與冀西交界處的高山嶺上建築起一條南北五百里長的封鎖線，然後反覆合擊我腹地，以尋求我主力決戰；我即在腹地展開了廣泛的群眾性游擊戰爭，同時以有力部隊出擊平漢線，敵雖堅持了三個月的「掃蕩」，但終於支持不住，鼠竄而逃，沿途又遭受我嚴重打擊。又如，一九四二年四月，敵以五萬兵力發動對冀中平原的大「掃蕩」，採取「拉網捕捉」的辦法企圖殲滅我主力，但在群眾性游擊戰的廣泛開展下，其目的終歸落空。唐河兩岸地區雖為敵一時所控制，但不久在游擊戰爭火焰的燃燒下，又把敵人在大「掃蕩」中所獲得的些微成果奪取回來了。再如，一九四二年五月，敵偽以八萬兵力對我太行山區實施「鐵壁合圍」，起初兇猛無比，但當我游擊戰爭展開時，便疲於奔命，終於在我軍不斷襲擊下被迫撤退。

　　乙、在游擊區：

　　針對敵人的「蠶食」政策，我們向敵人展開反「蠶食」鬥爭。我們採取充分的群眾運動和武裝鬥爭的有機結合，實行「正面堅持和敵後配合」。在正面我們組織聯防線，以正規軍、地方游擊隊、民兵三位一體的密切結合，乘敵立足未穩，給以堅決打擊，斬斷敵人的蠶咀。在平原地區，堡壘林立，活動異常困難，我們便創造了黃蜂戰，即以地道戰（坑道和掩體）、坑道爆炸（掘至敵人堡壘下，以硝葯爆炸）和地面的游擊戰結合，以保衛村莊，使敵人每佔領一個村莊、一條河流都需支付重大的代價。比如爭奪冀中北堠村，敵人便死傷了七百多。在敵後我又以武裝深入敵占區活動，激發群眾的抗敵熱情，推翻偽政權，使敵人腹背受敵，顧此失彼。此外，我又集結主力，乘敵之隙，堅決拔除深入我內地的敵據點，或襲占敵縱深據點，或圍點打援，迫敵處於被動地位。採用了如此種種對付的辦法，至一九四二年秋，敵人的「蠶食」政策即歸於失敗了。

　　丙、在敵占區（或敵後之敵後）：

　　以反「清鄉」鬥爭為主，我們組織了武裝工作隊，越過敵正面的封鎖溝牆、據點、公路，潛入於敵人的格子網內（囚籠裡面），在「中國人民大團結一致對敵」的口號下與群眾共商對敵鬥爭的辦法，切實保護人民利益。

　　武裝工作隊是軍隊、政府、人民結合的一元化組織，也是軍事鬥爭與政治鬥爭相結合的鬥爭形式。其成員包括軍隊中的中下級幹部和模範戰士、政府的負責人或工作人員、知識分子、敵工幹部與日人反戰同盟的戰友等，組織精幹，紀律嚴明，政治覺悟也較高。每個隊員都是戰鬥員、宣傳員、組織員，能打仗又能獨立作政治活動，分合自如，出入無常，敵人找不到他們，老百姓卻經常與之會面，同敵人進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動的、靜的各種鬥爭，其活動的最高準則是處處為人民著想，一切為著人民利益、為著抗戰利益。

　　武裝工作隊在敵占區的經常工作，是發動與組織人民，展開對敵政治攻勢，比如寄慰問袋給日本士兵，利用機會與日本士兵用電話通話，上夜課，佔領敵人的會場宣傳我軍與盟國的勝利戰績，通過訪問偽軍家屬進行對偽軍的政治工作等。總之，用各種方法，燃起日偽軍的反戰火焰。打擊敵憲兵隊、特務隊及死心踏地、魚肉人民的漢奸，使其不敢隨便入鄉勒索人民，減輕人民的負擔與痛苦，同時對於可以爭取的偽軍偽組織人員也設法加以爭取，摧毀偽政權、偽情報網，解放偽合作社和倉庫，使敵失去統治、奴役和掠奪人民的爪牙。反對敵人的抓丁、搶糧，在敵人抓丁、搶糧時，予以襲擊和截擊，以解救壯丁、保護糧食等等。

　　武裝工作隊在敵占區活動，處處要取得人民的掩護與配合，因而宣傳與組織人民為其經常的重大工作。比如，組織「反資敵聯防線」、「哄鬼大同盟」游擊小組、「保家民團」等，增加真正的人民自衛力量，以數村或數十村互通聲氣、齊心對敵。武裝工作隊在一個地區活動得久了，在老百姓中生了根，就可以創造出隱蔽的游擊根據地，把敵人佔領的土地從敵人的口中挖出來。

　　如此反「掃蕩」、反「蠶食」、反「清鄉」三者相結合的鬥爭，一方面粉碎了敵人的「掃蕩」，停止了敵人的前進，使其壓縮與摧毀我抗日根據地的計劃失敗，同時又在敵後之敵後解放出許多村莊，建立起抗日基地，把敵占區變為游擊區以至游擊根據地，使敵人的「治安強化運動」破產，使「治安區」永遠不安，使其一切吸吮物資、徵兵南下的計劃均成泡影。敵人一九四二年曾擬在華北征糧二千萬石，結果其所得當不超過十分之一。如在太谷縣預定征糧六萬石，結果連搶帶買只得三千石，僅及預征額的二十分之一。在我政治攻勢宣傳下，日軍士氣逐漸下落，一有調往太平洋的風聲，士兵們就愁眉不展，向人表示「死啦！死啦的！」山西、河北、山東各地，都一再出現日軍集體自殺或失蹤事件。石家莊、安陽等地還發生過日兵暴動事件。這樣士氣的部隊，即使有一兩個師團調往太平洋作戰，效能也要降低。抗戰第四、第五兩周年，我俘獲偽軍三萬三千二百六十九人，反正的有九千四百八十四人，此外，被我打散、解放的偽自衛團與被征壯丁則更不計其數，無怪乎敵酋和漢奸頭子王揖唐〔65〕都叫苦連天，說什麼「華北因匪患不靖，兵站基地的一切使命均無法實現」。

　　這就是我們從敵我的生死鬥爭中創造出的一整套戰勝敵人的辦法。

　　第四個時期――抗戰五周年至今。

　　這一時期的情形，由於交通困難，有些報告尚未收到，有些材料尚在整理，因而只能較簡略的談一談。

　　一、敵方情形：

　　這一時期，敵人經常保持十四個師團左右的兵力。敵人進攻中原時，曾從華北抽調了第三十七、一一○師團和獨立第七旅團，騎兵第四旅團。第一一○師團原在石家莊地區，現已為敵新編師團所接替；獨七旅團原在膠濟路西端，已為申板旅團所接替；第三十七師團原在晉南之三角地區，現為第六十九師團所接替；第六十九師團原駐之臨汾、汾陽地區，現由第十三旅團和特務旅團接防；騎兵第四旅團原在隴海線開封、碭山地區，現為偽軍張嵐峰所接替。此外，第三十五師團他調后，新鄉、開封及道清西段之防務，已由鈴木旅團及第四旅團所接替。

　　在向我進攻的方針上，自「治強運動」破產後，敵於一九四三年三月提出了誘降之所謂「對華新政策」。這是敵人「以華制華」政策的新發展，因敵佔領南洋后，要利用汪逆的臭招牌接管敵後，所以企圖以所謂「民族形式和地方形式」來統治和進攻我國。同時，在華北敵占區，敵人還發動了所謂「新國民運動」作為「治強運動」的繼續，不過其名詞更較「溫和」一些而已。

　　「對華新政策」的主要對象，是對付友黨友軍，並作為欺騙中國人民的幌子；而對於八路軍的進攻和壓迫，不但沒有絲毫放鬆，反而更加瘋狂和殘暴。抗戰第六、第七兩周年，敵人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的千人以上的「掃蕩」共一百七十七次，使用兵力為六十六萬多人，其中萬人以上的大「掃蕩」二十二次，使用兵力二十九萬七千人。此時期內，「掃蕩」的特點是以「鐵壁合圍」與「駐守清剿」相配合，更帶有毀滅性與長期性。

　　在「對華新政策」的誘降下，華北友軍大批叛變，敵人並以「青天白日」旗幟誘騙善良的農民參加偽軍，偽軍數量遂較激增，總數達四十七萬。齊燮元的偽治安軍，即由號稱七個集團軍擴大為十二個集團軍。一九四三年冬，敵人更大肆整頓偽軍，表面上由汪逆統一指揮（實際上絕不能達到統一的目的），將治安軍、剿共軍陸續改編為華北綏靖軍，並另擴充偽中央軍，逐漸向充實裝備、嚴整編製的方面發展。

　　二、友軍情形：

　　中條山戰役以後，華北戰場上友軍的實力已大為弱削，剩下的只有在山西的晉軍，在晉豫邊的龐炳勛、孫殿英的第二十四集團軍，在山東的李仙洲、吳化文〔66〕（于學忠在李仙洲入魯時奉命離魯），此外為一些地方性的武裝，如山東的寧春霖、秦啟榮和晉豫邊的侯如墉等。

　　這些在華北戰場上殘餘的友軍，不但沒有從中條山戰役的失敗中取得真正的經驗教訓，以求改弦更張，放棄「反共第一」政策；反而變本加厲，更為喪心病狂地與敵寇「聯合反共」、採取「變奸偽區（反共將軍們給我抗日根據地的稱號）為敵區，再由敵區變為自衛區」的借刀殺人政策。這明明白白地是在為敵人效勞，是和敵人「以華制華」的「對華新政策」兩相心照呼應。

　　但是，敵人並不完全滿意於友軍的如此若明若暗、若即若離的態度。所謂「對華新政策」中不僅有「拉」的手段，而且有「打」的手段。敵人見「拉」的手段已收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已把許多友軍「拉」為實際上的奴才，乃進而迫其「明朗化」。一九四三年敵人對友軍連續進行軍事上的壓迫，於是有所謂「山東戰役」與「昭和十八年夏的晉豫之戰」。友軍精神上早已投降敵人，又熬不住敵後的艱苦，招架不住敵人的壓力，乃紛紛公開投敵或公開與敵相勾結。除李仙洲部有一部退過黃河外，其他如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勛、新五軍軍長孫殿英、預八師師長陳孝強、新四師師長吳化文、山東保安司令部參謀長寧春霖、冀察游擊四縱隊侯如墉、山東遊擊三縱隊秦啟榮、山東遊擊四縱隊王尚志、河南九縱隊李旭東等，都紛紛在國民黨當局「機宜行事」的電令下率部投敵，或者說奉「令」投敵，這就是為什麼數十將級軍官賣國投敵，而國民黨當局連一紙通緝令也沒有的原委。自中條山戰役以來，友軍正規部隊投入「汪逆之偽和平陣營」的前後約有十五萬人，許多部隊在投敵以後番號不變、防地依舊，完全證明了是久已暗中通敵；而我英美盟國援助我國的武裝彈藥，不但早已不曾用之以打擊敵人，而且整整齊齊的公開的奉獻敵人，實堪痛心。今天，這些偽軍大多環伺我各抗日根據地周圍，充當日寇向我「掃蕩」之鷹犬走卒，其行為特別殘暴和無恥，為我抗戰軍民之死敵。這就是國民黨當局所一意孤行的反共反民主政策的惡果。

　　現在華北戰場上僅存的友軍，只有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張里元（新三十六師）、趙保原（暫十二師），都是不擇手段謀求自己的存在。閻錫山部號稱二十五個師，實際每師平均只有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人，大部都背靠後方與日寇「和平共居」。只有一個六十一軍，為進攻八路軍與決死隊，於去冬與日寇訂立協定，在日寇掩護下由晉西南進入晉東南，形式上好像是在敵後，實際上跟敵人是一家人了。

　　三、我軍情形：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的艱苦鬥爭，給我們奠定了這一時期勝利開展的基礎。我們繼續堅持反「清鄉」、反「蠶食」、反「掃蕩」的鬥爭，更努力於開展「敵後之敵後」的游擊戰爭，堅決打擊敵人的「對華新政策」，揭穿其各種各樣的欺騙，宣揚美國在太平洋上反日戰爭的輝煌勝利，以振奮人心，更進一步動搖日偽軍，並不斷的主動出擊敵人，打擊作為敵人爪牙的偽軍、偽組織。

　　反「掃蕩」作戰方面：山東清河區曾於一九四三年四月與十一月兩次粉碎敵二萬人的大「掃蕩」。晉冀豫太行區於一九四一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五月先後在四次反「掃蕩」戰中都取得勝利，特別是后一次反「掃蕩」戰，在主力與民兵緊密結合的作戰方針下，依靠著出敵不意的襲擊和廣泛開展的地雷戰，顯示了我軍民作戰的很大威力；遼縣、武鄉境內，凡與敵人接戰村莊的民兵，平均每村打死十三個日本兵，每五顆子彈打死一個日本兵；警衛團第五連與民兵相結合，百餘人打死了一百二十三個敵人，自己僅有數人傷亡。晉察冀北嶽區於去年九月到十二月勝利地粉碎了歷時三個半月的三萬五千敵人的大「掃蕩」，由於在這次「掃蕩」中，敵人不僅想打擊我主力部隊，而且要破壞我秋收及囤糧計劃，企圖在經濟上予我以摧毀，因而我們反「掃蕩」作戰的組織也十分複雜，一面要艱苦作戰，一面要爭取每一分鐘時間從事生產，最後終將敵人驅走，完成了秋收和囤糧計劃。冀東區曾於去年十月和今年二月至四月擊破敵人的兩次大合擊，第一次在山海關附近，第二次在錦熱路上。

　　各地我軍主動出擊和組織遠征方面：晉冀豫的太岳區在中條山友軍退出后即遣軍南下，又從敵人手中重新解放了中條山，今年四月復攻克沁水等縣，前後解放國土一萬六千平方公里，我軍先頭已活動到黃河沿岸；太行區於今春收復林縣、榆社；在冀魯豫平原，自德石路以南至隴海路，我軍克複了清豐、內黃、朝城、城武、莘縣、菏澤等縣，並由武工隊開拓了數十塊隱蔽的小游擊根據地，共解放人口千萬。晉察冀的北嶽區，去年一年中消滅了敵人五百八十一個據點，恢復和開闢了三千個村莊；冀中，我軍克任丘、肅寧、高陽等十餘縣城，敵人據點在一九四二年為一千三百四十三個，至今被我消滅得只剩下四百九十五個了；冀察熱我軍北出長城口外，東向遼寧之錦州和熱河〔67〕之凌源、承德，新開闢了將近十萬平方公里的敵後戰場。此外，晉綏邊區和山東我軍的活動均有發展，山東方面已擴張至海岸線。

　　討逆戰爭方面：去年八月，太行我軍出動討伐偽二十四集團軍龐炳勛、孫殿英部，斃俘偽軍六千人，偽暫編第七軍軍長劉月庭為我擊傷。十一月，魯南我軍討伐偽和平救國軍第十軍第三師劉桂堂部，將其全部消滅，滋擾華北六七省、為匪數十年之劉桂堂也為我擊斃。同時，魯西我軍討伐偽第二方面軍孫良誠部，孫逆總部直屬隊被消滅，偽第二方面軍參謀長甄紀印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人就擒。又濱海我軍討伐偽和平救國軍三十六師七十一旅，攻克贛榆縣城，活捉偽旅長李亞藩等一千二百人，使之全軍覆滅。魯中我軍於去年冬至今年春，曾發動三次討伐偽和平救國軍山東方面軍吳化文部的戰鬥，將吳逆總部各處和偽四十六、四十八師兩個師部，以及其部下十三個團消滅殆盡。這些戰鬥大大削弱了敵人的羽翼，破壞了敵人「對華新政策」的某些收穫，也使其始終無法由華北戰場抽調大批兵力出去，其意義是很大的。

　　經過以上的許多戰役，華北解放區的面積大為擴張，人口新增加了二千萬，因而這個時期可以說是我軍在華北敵後渡過嚴重困難后再次開拓和發展的時期。

　　目前，我八路軍共有兵力三十二萬人，經常抗擊著敵人侵華兵力的五分之二至五分之三（偽軍三十餘萬還不在內），最多時曾鉗制敵人二十二個師團。

　　七年中，我們和敵人進行了大小戰鬥七萬四千零六十次，平均每天與敵作戰二十九次；共斃傷敵軍三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三人、偽軍二十三萬九千九百五十二人，俘日軍二千四百零七人、偽軍十四萬八千七百二十六人，爭取日軍投誠者一百一十五人、偽軍反正者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一人，約等於已消滅侵華日軍之半數和全國偽軍之半數。繳獲長短槍十八萬九千零二十八支、輕重機槍三千一百二十挺、各種口徑炮四百八十九門，我們主要就依靠這些勝利品來武裝和補充自己。七年的艱苦戰鬥，我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負傷指戰員八萬六千五百九十三人，陣亡十萬零三千一百八十六人，敵偽與我傷亡的比例總平均為二與一。

　　經過七年的艱苦鬥爭，我們在華北敵後鞏固地建立了五大塊抗日民主根據地，軍事上劃分為五個大的軍區，既晉綏軍區、晉察冀軍區、晉冀豫軍區、冀魯豫軍區與山東軍區。我根據地東自錦州、山海關、膠東半島、黃海與渤海沿岸，西至黃河，寬二千二百里；北自熱河之寧城、察哈爾〔68〕之多倫和商都、綏遠之百靈廟，南至隴海線，長一千八百里；跨越華北之晉、冀、察、魯、綏、熱、遼七省。抗日民主政府統治下的人民達五千多萬，佔全華北人口百分之六十左右；有組織的群眾為一千六百多萬，占根據地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不脫離生產的民兵有一百五十八萬，占根據地人口百分之三強，民兵尚可大量發展，可能發展為根據地人口的百分之七，它是今天八路軍在敵後作戰的助手，也是我們將來進行反攻的強大後備力量。經驗證明，農業社會動員兵力可以達全人口百分之三，將來反攻時，我們可以動員一百五十萬兵力。人力方面我們是不困難的，食糧也可自給，再配合以強大的民兵作後備，我們自信有力量擔任華北戰場上的反攻。

　　在這些抗日根據地里，我們真正實現了民主政治，人民有充分的言論、集會、出版、結社、居住的自由，法律上一律平等，各級政府和官員均由人民選舉而產生。參議會和政府中，有各黨、各派、各民族、各階層的代表人物參加，共產黨在政府中佔三分之一，被選得多了就自動退出。在經濟上，發展農業和手工業，老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改善，而且較戰前還好。比如根據晉察冀北嶽區的三十五個村莊的調查，由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僱農上升為貧農的佔百分之二十八至百分之二十七、上升為中農的佔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八，由貧農上升為中農的佔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五十七，中農經濟的比重急劇增加。文化教育事業也在突飛猛進之中。雖然七年來受到敵人許多嚴重的摧殘，但因我們在戰爭中始終注意建設、積蓄民力、培養兵力，而且採取民主主義的政策，因此，在戰爭結束后的和平環境中，依靠著豐富的地下蘊藏和資源，一定可以建設起一個自由、繁榮的華北成為民主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敵人七年來對華北我八路軍的作戰，曾用盡許多陰謀與殘酷的辦法，五易其統帥，由香月清司而寺內壽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駿、而岡村寧次，手段一個比一個狠毒。在作戰指導上，亦曾變換多次，由「突貫攻擊」、「分進合擊」轉變到「治安肅正」的「總力戰」、「囚籠政策」、「分散配置、靈活進剿的牛刀子戰術」，又轉變到「治安強化」與「鐵壁合圍」。但所有這些，都為我八路軍所擊破，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我們並不否認，日寇辛苦經營華北七年，是有某些收穫的，主要是交通線與據點的擴張與繁殖。但總計起來，畢竟是得不償失，且其戰果極不鞏固，一有變動，敵人就無法控制。日寇也很知道自己是站在一座火山上，認識到「真正的抗日勢力始終一貫的是中國共產黨」，並且一再地哀號：「華北有八路軍存在，便無法安枕」。

　　華北抗戰是在與後方完全斷絕、毫無接濟的情形下進行的。為什麼國民黨軍隊（他們有飛機運送，還多少有些後方的接濟）不能在華北存在，而我八路軍猶能屹然獨存呢？為什麼強大而野蠻的敵人不但不能消滅我們，相反的，我們勝利地堅持到了今天，而且還要繼續勝利地堅持下去呢？其中道理有加以說明的必要。

　　首先看看敵人。日寇是一個強大而又野蠻的法西斯帝國，在軍事上是佔優勢的，比如技術比較發達，裝備精良，而常備役的軍隊久經鍛煉、黷武主義的「武士道」的毒中得很深，並且在戰爭爆發后不久，它就佔領了華北所有的鐵道和重要城市，無論在作戰和統治上都增加許多便利，因而它在七年的作戰中有了某些微弱的收穫。但它有一個根本弱點，就是在群眾游擊戰爭中深感兵力不足，以致顧此失彼、捉襟見肘，常常顧了前方，則後方空虛，集中兵力對某一個區域進行瘋狂的大「掃蕩」，則其對另一個區域的控制就會削弱。敵人曾以各種辦法消滅這個弱點，如繁殖偽軍、培養爪牙、作戰指導上的「分散配置，聯合掃蕩」等；但偽軍不可靠，易為我軍爭取與瓦解，反而常常要用日本兵加以監視；「分散配置」的結果，使敵守備更為薄弱，處處露出破綻。而且由於戰爭的持久，敵軍本身的政治素質也日見降低、士氣消沉、軍紀敗壞，戰鬥力亦不如前。在政治上，日寇所進行的是非正義的侵略戰爭，它不僅和我中國人民站在對立地位，而且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維持正義的各民族相對立，對於日本國內勞動人民來說，這個戰爭也是有害無益的。敵寇在華北的瘋狂屠殺和殘酷掠奪激起我全民的義憤和反抗，這種反抗在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領導之下，就特別有力。敵人的一行一動，都遭到我人民明的、暗的反抗和破壞，真正是防不勝防。敵人收買和利用漢奸，並採取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恩威兼施」的辦法，但漢奸究竟只有極少數民族敗類去充當，小恩小惠的欺騙籠絡終掩蓋不住其殘暴掠奪的本質，至於強力壓迫的結果，則是壓迫愈烈、反抗愈大，日本法西斯是無法彌補這個政治上的基本弱點的。

　　我們的友軍呢？與敵人比較起來，在軍事上是處於劣勢，但裝備、彈藥比起八路軍來，條件要好得多。有一個時期，友軍在華北的數量要比敵人多，裝備也差得不很遠，而且有後方的接濟；在政治上，按道理說來也應該是屬於優勢，但可惜的是這些有利條件，他們都沒有很好的加以利用。相反的，他們執行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錯誤政策，假抗戰之名行一黨專政之實，心猿意馬動搖不定，時時求與敵人「和平共居」。駐防前線，不但不知體恤民困、發動民眾、取得人民幫助，反而勒索無厭、發國難財、隨便吊打殺害人民，有些地方老百姓稱他們為「小日本」、「二鬼子」；兵員的補充，不用政治動員，反用抓了捆綁的辦法，部隊的內部進行的是反共、反民主的法西斯教育，諱言抗戰，長官們與敵人信使往返也是路人皆知的事實，因而士氣消沉、兵無鬥志；部隊與部隊間待遇不平等，相互不團結，嫡系歧視非嫡系，步驟不一致，指揮不統一，作戰時互相推諉、互不救援，當局甚至故意採取離間政策，揚甲抑乙，或抑甲揚乙，唆使互相磨擦，以便駕馭；戰略戰術公式呆板，缺乏主動性和機動性，平素又毫無準備，敵來只有挨打，且又熬不住敵後的艱苦。更加上當局對抗日有功者，不獨無賞，反而加之以罪；對通敵叛國者，不惟無罰，反而互通聲氣，保持聯絡；以上這些，致使友軍一遇敵人，上有叛心，下無鬥志，只有潰散或投降兩條道路。這就是友軍不能在華北敵後存在的基本原因。

　　我八路軍與敵人比較起來，在軍事上也處於劣勢，技術和裝備不如敵人，也不及友軍，且無後方接濟，武器彈藥都要靠從敵人手中去奪取。但是，我們部隊的政治素質較好，官兵上下一致，具有高度的抗日積極性，組織嚴密，意志堅強，士氣旺盛，每個連、排、班甚至每個士兵都可單獨作戰；作戰上高度主動和機動，善於研究敵人，發現和利用敵人的特點，指揮統一，行動一致，部隊雖然分散在如此寬闊的戰線上卻可以組織統一的戰役，當敵人「掃蕩」某一區域，鄰近區域的部隊就會自動起來配合，從外線反包圍敵人，出敵側背、使敵首尾不能相顧；更主要的，我們實行民主，堅決依靠人民，一切為人民的利益著想，發動與武裝人民參戰，使戰爭真正成為全民戰爭，使我們的抗日力量增強到千百倍。這就是八路軍所以能屹然獨存於敵後並制勝敵人的秘訣。

　　最近，我們獲得敵上海《朝日新聞之友》半月刊於去年八月一日所刊載的《中共軍內幕分析》一文，稱我軍「有超乎常有以外的堅強意志和嚴密組織，……戰鬥技術的兩項特長，即精確的射擊和敏捷的行動。」又有《中國青年》雜誌上刊載有《八路軍怪魔的游擊戰爭》一文，其中對我軍有如下的描述：

　　「不用槍，只肉搏，見到了對方的機關槍，那可紅了眼，不管火力多麼硬，不管火網多麼緊，他們常硬著頭皮衝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幹起來，向敵人衝去，即所謂『光榮』的軀幹倒在地下，也不要緊，後面的馬上實行『同志愛』，為保護這流盡最後一滴血的遺體，也要保護這槍，使用繩子把它拉下火線，先是你拿槍，我解子彈，然後再把屍首背回去。……在攻碉堡的時間，是使用肉彈。在攻城奪寨的時候，沒有飛機，沒有大炮，就索性搬出幾千年幾百年前的辦法來，幾個木梯暫接到一起，多少個勇士扛著一個梯子，擁到碉堡根底，很快豎立起來。他們穿槍林、冒彈雨的跑上去，死的傷的掉下來，後面的又接著爬上去，這辦法雖然愚笨，有的時候血多肉多，也會得到勝利的。」

　　我們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而是因為缺乏武器彈藥，不能不以血肉之軀與敵寇拚殺。從這些字裡行間，我們可以看到敵人對於我八路軍戰士的奮不顧身的英雄主義氣概是十分恐怖的。我們相信，如果有我軍這樣英勇作戰的士氣，再加以適當裝備，則我們的戰鬥力當增強百倍。如果我們獲得一定數量的輕炮、彈藥和其他輕武器的裝備，則我們即可掃除深入我根據地的敵據點和交通線，把根據地融成更大塊的。如果我們獲得重炮、反坦克炮等裝備，則華北即會有更多的類似百團大戰的戰役進攻，敵人的任何交通線都將無法控制，更多的敵人將被我們控制在華北戰場上，以至最終將敵人趕出去。我們有充足的人力，有高度的政治覺悟與勇敢善戰的指揮員戰鬥員，極願對祖國抗戰和整個反法西斯戰爭有更多的貢獻，但令人遺憾的是國民黨當局缺乏此遠大眼光，不僅無任何幫助，反而多方限制與打擊我們抗戰力量，這對於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都是十分有害的。

　　我把華北七年抗戰的真實情形，向我們反法西斯的美國盟友介紹，就此結束。

　　注 釋

　　* 這是葉劍英會見美軍觀察組成員時的講話。

　　〔1〕一九二七座六月至七月，日本政府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討論並決定了侵略中國的《對華政策綱領》。據當時中外報刊揭載，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會後不久寫了一個呈送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摺，假借「中日共存共榮」、「發展貿易」等名義，提出了「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侵略擴張計劃。這個奏摺被稱為田中奏摺。日本以後的侵略步驟與這一奏摺中的計劃相吻合。

　　〔2〕 東北四省指當時中國東北部的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軍先後佔領了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佔了熱河省。

　　〔3〕 香月清司，一九三七年七月任日軍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指揮華北 地區的日軍作戰。同年八月，日軍撤銷中國駐屯軍建制，改設華北方面軍，寺 內壽一任方面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任華北方面軍所屬第一軍司令官。

　　〔4〕決死隊即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它是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組織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裝，在山西的抗日戰爭中起了重要作用。決死隊建立初期，曾得到閻錫山的支持，後來蔣介石、閻錫山轉向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閻錫山在山西發動「十二月事變」，妄圖消滅決死隊，但未能得逞。此後，決死隊納入了八路軍的戰鬥序列。

　　〔5〕楊秀峰，中共黨員，抗日戰爭開始后，歷任國民黨政府冀西民訓處特派員、冀西遊擊總隊（后納入八路軍建制）總隊長、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等職。

　　〔6〕 范築先，抗日戰爭開始后，任國民黨政府山東省第六區（聊城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山東省第六區抗日游擊司令、魯西北抗日游擊總司令。與中國共產黨合作開展敵後抗日游擊戰爭。

　　〔7〕 徐州會戰是中國軍隊同日本侵略軍在以徐州為中心的廣大地區進行的一次戰役。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華北、華中的日軍分南北兩線沿津浦鐵路和台濰（台兒庄、濰縣）公路進犯徐州外圍地區。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中國軍隊在取得台兒庄戰鬥的勝利后，繼續向魯南增兵，在徐州附近集結了約六十萬的兵力；而日軍在台兒庄遭到挫敗以後，從四月上旬開始調集南北兩線兵力二十多萬人，對徐州進行迂迴包圍。中國軍隊在日軍夾擊和包圍下，分路向豫皖邊突圍。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軍佔領。

　　〔8〕李守信，曾任國民黨東北軍騎兵第十七旅旅長。一九三三年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先後任偽熱河游擊司令、偽蒙古軍副總司令。抗日戰爭爆發后曾任偽蒙古自治邦政府副主席、偽蒙古軍總司令等職。王英，曾任國民黨軍第二十九軍參議。一九三六年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後任偽綏西聯軍司令。趙雷，曾任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隊第四師師長。

　　〔9〕 齊燮元，原為舊北洋軍閥將領，抗日戰爭爆發后叛國投敵，先後任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治安部部長，汪精衛偽政府華北政務委員會治安總署督辦、內政總署督辦、華北治安軍總司令等職。

　　〔10〕 南口之戰指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國軍隊和日本侵略軍在河北南口地區進行的戰鬥。忻口之戰指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初中國軍隊與日本侵略軍在山西北部忻口地區進行的一次會戰。這兩次戰役均給日本侵略軍以重大打擊，共殲敵近二萬三千人。

　　〔11〕 趙登禹，曾任國民黨軍第二十九軍第一三二師師長，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南苑戰鬥中犧牲。佟麟閣，曾任國民黨軍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南苑戰鬥中犧牲。郝夢齡，曾任國民黨軍第十四集團軍第九軍軍長，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在忻口戰役中犧牲。

　　〔12〕 韓復榘，一九三七年時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同年十二月底至次年一月初，在日本侵略軍進攻下，為保存實力，不戰而逃，放棄了山東中部和西南部大片國土。

　　〔13〕 李服膺，曾任國民黨軍第二戰區第七集團軍第六十一軍軍長。一九三七年十月因天鎮戰役失利被閻錫山槍斃。

　　〔14〕 閻錫山，抗日戰爭時期任國民黨軍第二戰區司令長官。

　　〔15〕 王克敏，北洋軍閥時代的大官僚。抗日戰爭爆發后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先後任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汪精衛偽政府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潘毓桂，原任國民黨北平（今北京）公安局局長。抗日戰爭爆發后投靠日本帝國主義，任北平（今北京）維持會委員、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天津特別市市長。

　　〔16〕 平型關位於山西省繁峙縣東北部，是長城要口之一。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為配合國民黨政府軍固守平型關、雁門關等長城隘口，第十八集團軍一一五師在平型關附近，對日本侵略軍進行了一次伏擊戰。平型關戰鬥殲滅日軍第五師團（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團一千多人，繳獲大量軍需物資，是抗日戰爭開始后的第一個大勝仗。

　　〔17〕 劉師長指劉伯承，當時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師長；徐副師長指徐向前，當時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副師長。

　　〔18〕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和二十八日，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三八六旅在山西平定七亘村以東及以西地區兩次伏擊日軍第二十師團輜重隊，殲敵四百餘人。十一月二日，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三八六旅在山西昔陽黃崖底地區伏擊日軍第一○九師團一個大隊，殲敵三百餘人。十一月七日，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三八六旅在山西昔陽廣陽伏擊日軍第二十師團一個聯隊，殲敵二百五十餘人。

　　〔19〕 曾萬鍾，一九三七年時任國民黨軍第二集團軍第三軍軍長。

　　〔20〕 二五減租指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各抗日根據地實行減租的一種形式。即地租不論何種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額減去百分之二十五。

　　〔21〕 長樂村一戰是八路軍粉碎日軍對晉東南「九路圍攻」中的一次殲滅戰。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八路軍一二九師在山西武鄉長樂村地區與日軍一○八師團步兵第一○四旅團旅團長苫米地四樓指揮的兩個聯隊展開激戰，殲敵二千二百餘人。

　　〔22〕 常岡寬治，日軍獨立混成第二旅團旅團長，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山西廣靈邵家莊戰鬥中被八路軍第一二○師三五九旅擊成重傷，當時曾認為將其擊斃。

　　〔23〕 崔培德，當時任偽皇協軍第二軍軍長。

　　〔24〕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旅在河北涉縣響堂鋪地區伏擊日軍第十四師團輜重部隊，殲敵四百餘人。

　　〔25〕 台兒庄在今山東省棗莊市東南部（抗日戰爭時期屬嶧縣管轄）。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侵華日軍為打通津浦線，進犯徐州，連結華北與華中戰場，派遣第十（礬谷）師團和第五（板垣）師團分兩路向台兒庄進發。中國軍隊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下進行台兒庄防禦戰，首先在臨沂挫敗板垣師團主力，接著從三月二十三日開始圍殲孤軍深入的礬谷師團，至四月七日結束。台兒庄戰役共殲滅日軍第五、第十兩個精銳師團的主力一萬餘人，是抗戰以來國民黨正面戰場取得的最重大的勝利。

　　〔26〕 宋、鄧支隊指宋時輪任支隊長的八路軍第一二○師雁北支隊和鄧華任支隊長的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游擊支隊。一九三八年五月合編成八路軍第四縱隊，宋時輪為司令員，鄧華為政治委員。六月，向冀東挺進。

　　〔27〕 扈全祿，原為豫北一帶的游雜土匪武裝頭子，后曾任國民黨軍豫冀邊區游擊獨立第八支隊司令，一九四三年率部投敵，任汪偽暫編第六軍獨立一旅旅長。

　　〔28〕 陳旅指陳光任旅長的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第三四三旅。

　　〔29〕 武漢會戰是中國軍隊同日本侵略軍在以武漢為中心的廣大地區進行的一次戰役。一九三八年五月，日軍佔領徐州，隨即調集兵力準備進攻武漢。同年六月至八月，日軍先後佔領了安慶至九江一線的長江沿岸地帶，打開了進攻武漢的通路。自八月下旬起，日軍以第十一軍為主力沿長江兩岸向西推進，以第二軍為側翼經大別山北麓向信陽、武勝關方向實施迂迴，兵分兩路會攻武漢。國民黨軍先後投入了一百多個師的兵力，在武漢外圍對日軍的進攻作了比較頑強的抵抗，但未能阻止日軍的前進。十月中旬，日軍從東、北、東南三面逼近武漢。十月二十五日，守軍被迫全線撤退，二十七日，武漢失陷。這次戰役之後，日軍停止了大規模的戰略進攻，抗日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

　　〔30〕 寺內壽一，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任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杉山元，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九月任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七月任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今官。

　　〔31〕治安肅正計劃是日本侵略軍在一九三九年初至一九四○年三月為強化對華北的佔領而實行的殘暴計劃。其主要內容包括以軍事進攻摧毀抗日根據地，建立偽組織、培植親日武裝團體，實行所謂「自衛」與「自治」控制民眾，施以懷柔政策欺騙民心等。

　　〔32〕 這裡的會指新民會，是抗日戰爭時期日偽在華北淪陷區進行奴化教育並從事間諜活動的組織，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后在華北各省、市、縣設立了分會。

　　〔33〕 所謂總力戰，是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者實行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相結合，以控制佔領區、進攻抗日根據地的戰略方針。

　　〔34〕「囚籠政策」是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消滅我敵後人民武裝和摧毀抗日根據地的一種殘酷政策。它是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輔以封鎖溝、牆，對抗日根據地軍民實行網狀壓縮包圍。

　　〔35〕 塞克特，德國將領。曾任德國國防軍總司令。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任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堡壘政策又叫碉堡政策，是國民黨將領魯滌平、金漢鼎、柳維垣和戴岳等人先後提出的。

　　〔36〕 曾國藩，晚清地主階級軍事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曾任兵部侍郎、兩江總督等。是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主將。

　　〔37〕汪逆精衛即汪精衛，曾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國民黨副總裁等職。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逃離昆明至越南河內，公開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後任日本帝國主義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38〕綏遠，舊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銷，轄區劃歸內蒙古自治區。

　　〔39〕 張嵐峰，原任國民黨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參議，抗日戰爭爆發后投降日寇，歷任汪偽蘇豫邊區綏靖軍副總司令、第一軍軍長、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第四方面軍總司令等職。

　　〔40〕《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指國民黨中央一九三九年春秘密頒布的《防制異黨活動辦法》。這個文件規定採用各種法西斯統治的方法，限制共產黨人和一切進步分子的思想、言論和行動，破壞一切抗日的群眾組織；在國民黨反動派所認為的「異黨活動最烈之區域」，實行「聯保連坐法」，在保甲組織中建立「通訊網」，即建立反革命的特務組織，以便隨時監視和限制人民的活動；在華中、華北各地，布置對共產黨的政治壓迫和軍事進攻。

　　〔41〕《異黨問題處理方案》指國民黨中央一九三九年六月秘密制定，十二月明令實施的《異黨問題處理辦法》。這個文件包括最高原則、施行通則、具體辦法、方式與技術四部分。主要內容是：「對付共產黨員之態度可分為兩種，上層注重『理性之折服』，以『嚴正』對之，中下層則予以『事實上之教訓』，以『嚴厲』對之」；在「制裁共產活動」的方式上，「黨部負鬥爭責任，政府處調和地位，軍隊則為後盾」；取消陝甘寧邊區政府及晉察冀、冀中、冀南等根據地，嚴禁十八集團軍發展，禁止共產黨進行抗日宣傳和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等等。

　　〔42〕 石友三，一九三九年後任國民黨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冀察戰區副總司令兼第三十九集團軍總司令，在河北省南部和山東省西南部專門聯合日本軍隊進攻八路軍。

　　〔43〕 張蔭梧，一九三九年時任國民黨河北省政府民政廳廳長、河北省民軍總指揮。在國民黨當局的指令下，不斷製造磨擦，進攻八路軍。一九三九年六月，他率部襲擊河北深縣八路軍的後方機關，慘殺八路軍幹部和戰士四百餘人。

　　〔44〕 秦啟榮，先後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第五縱隊司令，山東第三游擊縱隊司今。抗日戰爭時期在山東勾結日寇，製造磨擦，行同漢奸。

　　〔45〕 趙雲祥，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任國民黨軍冀察戰區游擊第三縱隊司令。在國民黨當局的指令下，不斷製造磨擦，進攻八路軍。

　　〔46〕 陳立夫，國民黨CC派首領，中統特務的創建人。曾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職。長期控制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戴笠，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曾任中華復興社特務處（軍統前身）處長，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代行局長職權）。康澤，曾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別動隊總隊長、中華復興社書記長、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組織處長、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等職。

　　〔47〕 朱懷冰，一九三九年時任國民黨冀察戰區政治部主任兼第九十七軍軍長。

　　〔48〕 水原旅團長指日軍獨立混成第八旅團旅團長水原義重。一九三九年九月，八路軍第一二○師等部在河北省靈壽縣陳庄戰鬥中殲滅該旅團第三十一大隊等部一千餘人。當時曾認為已將水原義重擊斃。

　　〔49〕 阿部規秀，曾任日軍獨立混成第二旅團旅團長。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河北淶源縣的黃土嶺戰鬥中被八路軍晉察冀軍區部隊擊斃。

　　〔50〕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八路軍第一二○師在師長賀龍的指揮下，與日軍第二十七師團第三聯隊第二大隊在河北河間縣齊會地區展開激戰，殲敵七百餘人。戰鬥中，日軍發射毒氣彈，賀龍等人中毒。

　　〔51〕賀師長指賀龍，當時任八路軍第一二○師師長。

　　〔52〕 劉師指劉伯承任師長的八路軍第一二九師。陳賡之一部指陳賡任旅長的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第三八六旅和第三四四旅六八八團。

　　〔53〕 白晉戰役指一九四○年五月八路軍一二九師在山西自圭至晉城鐵路（簡稱白晉鐵路）線摧毀日軍交通線的作戰。是役徹底破壞鐵路五十餘公里，消滅日偽軍三百五十餘人。邯長戰役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和第一一五師在河北邯鄲至山西長治公路（又稱邯長大道）沿線的破擊作戰。是役消滅日偽軍七百餘人。平漢戰役指一九四○年四月八路軍冀南軍區部隊對平漢鐵路以及由該路伸向冀南抗日根據地內的主要公路展開的破擊作戰。是役有力地打擊了敵人分割、封鎖我冀南根據地的企圖。

　　〔54〕 百團大戰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在華北敵後發動的一次大規模的戰役。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軍出動一百多個團四十萬兵力，在廣大民兵和群眾的配合下，向華北敵後主要的交通線發動攻擊，並配合各根據地軍民進行反「掃蕩」作戰。這次戰役持續三個半月，進行大小戰鬥一千八百多次，攻克敵人據點二千九百多個，殲滅日、偽軍四萬六千多人。

　　〔55〕 岡村寧次，日本戰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歷任侵華日軍第十一軍、華北方面軍、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

　　〔56〕 曾萬鍾，一九三九年二月後任國民黨軍第五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劉茂恩，一九三九年十月後任國民黨軍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一九三九年十月後任國民黨軍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兼第四十七軍軍長。

　　〔57〕 龐炳勛，一九三九年九月後任國民黨軍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孫殿英，一九三九年後任國民黨軍第二十四集團軍新編第五軍軍長。

　　〔58〕 于學忠，一九三九年後任國民黨軍蘇魯戰區總司令。沈鴻烈，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任國民黨軍蘇魯戰區副總司令、山東遊擊總司令、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

　　〔59〕 李仙洲，一九四一年五月任國民黨軍第十五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九十二軍軍長，一九四三年二月任第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兼魯蘇豫皖邊挺進軍第一路總指揮。

　　〔60〕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至二十七日，日軍華北方面軍以大約十萬人的兵力對位於晉南、豫北的中條山地區展開大規模進攻。駐守在這一地區的十七、八萬國民黨軍隊，本以反共為其主要任務，對於日軍的進攻疏於戒備，因此在敵人進攻面前迅速潰敗，大部分部隊撤往黃河以南地區。

　　〔61〕這裡指一九四二年五月閻錫山和日本侵略軍在山西寧鄉縣安平村舉行的秘密會談。由於閻錫山中途溜走，未能達成協議。

　　〔62〕 楊誠，曾任國民黨軍騎兵第一軍第二師第五團團長。投敵前任騎兵第一軍第四師師長。

　　〔63〕 孫玉田，原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魯西行署保安旅旅長，一九四二年隨魯西行署主任孫良誠投敵，任汪偽第二方面軍第三十七師師長。

　　〔64〕 齊子修，曾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保安第五師師長、山東省第六區（聊城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等職，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率部投敵。所部編為汪偽第五十七軍。

　　〔65〕 王揖唐，北洋軍閥時代的大官僚，親日派漢奸。抗日戰爭爆發后，在華北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一九四○年六月至一九四三年二月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

　　〔66〕 吳化文，一九四一年五月後任國民黨軍新編第四師師長。一九四三年三月投敵，任汪偽第三方面軍總司令。

　　〔67〕熱河，舊省名。一九五五年撤銷，原轄區分別劃歸河北、遼寧兩省和內蒙古自治區。

　　〔68〕 察哈爾，舊省名。原轄區為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內蒙古自治區的一部分。一九四九年後改轄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地區。一九五二年撤銷建制。

選自：《葉劍英軍事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