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中旬的此刻，回顧即將過去的這一年，我認為可以用「5+1時刻」來描述中國的2018年。這是基於我個人的觀察，來認識和評價中國在本年度已經發生和可能發生的重要事件。
所謂「5」，是指在本年度已經發生的5個事件，它們對中國局勢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很有可能影響到明年乃至更長時間裡的中國發展進程。所謂「1」，是指本來應該發生而沒有發生但還有可能發生的一個事件，這個還處在「可能性」狀態的事件一旦成為「現實」時，或許意味著中國在發展或變革的兩種不同路徑中作出了選擇。我將這份「年度總結」提前提交給讀者，期待能像法國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布洛赫所說的那樣，從當下開始書寫歷史。
事件一：修憲及其影響
2018年發生的第一個重大事件，無疑是今年年初「兩會」通過的修憲。從時間上來看，它也應該放在第一的位置，因為當代史的敘事既要遵循歷史的邏輯關係，還要遵循時間的前後關係。今年「兩會」一個重大成果就是修憲，此外確立了監察委員會在國家政體中的地位。在原來「一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一府兩院」（國務院和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的國家最高權力架構中，增設了監察委員會。國家政體的這個重大改變，在國內外產生了一些影響，但並未引起震動，引起震動的是修憲——修改了國家主席任期制，刪除了國家主席的有限任期（連續任職不超過兩屆十年）的規定。對此，國內外有不同反應，國內官方媒體也邀請了一些專家做解釋。但一個基本事實是，這麼重大的一個制度變化，此前並沒有經過國民的充分討論，國民是在2月的十九屆三中全會結束以後，才知道在緊隨其後的「兩會」召開時，要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修憲意味著，在現有的國家最高權力安排中，國家主席的任期可以突破兩屆，延長至三屆四屆甚至沒有屆了，也即可以是終身制。中央黨校的一位副校長對此作出解讀，他認為黨內終身制是不可能的。這個解釋是否有效？由於取消了任期制，理論上，國家主席終身制已經沒有法律障礙。
必須看到，這一修憲行為，是對中國以往改革成果的一個重大修正。鄧小平主導的中國改革開放，是要在文革所造成的全國性災難上重建中國，而這場災難的重要的制度原因是最高權力不受約束，最高權力長期延續。毛澤東的黨的主席一職（他取消了國家主席制），直到他去世以後才被終結。黨和國家最高職務終身制所造成的政治後果，執政黨自己是有總結的，這在80年代初期通過的歷史決議講得非常明確，就是要反對最高領導人的職務終身制。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個講話中——我認為這是執政黨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綱領性文件，重點批評了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權力高度集中，即把所有權力集中於黨委，把黨委的權力集中於書記，又把書記的權力集中於第一書記。這個認識顯然是基於終身制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是執政黨自我反思的一個積極成果。並不是民間迫使黨作出了改革，而是黨意識到了終身制的問題，而不得不在最高權力配置和交替上作出一個重大決定：取消最高領導人的職務終身制。因此，民間對於這次修憲的質疑，根據和理由主要還是來自於黨自己定下的規矩。聲稱「中國模式」有一套自己獨特的運行規則、最高領導人有一種更科學的選拔機制——這些說法都擋不住民間的質疑。
執政黨應該就修憲的必要性和現實性對國民和全黨有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不是以前做錯了？或者說，是四十年後發現了任期制的新的問題，而必須修正？但迄今我們還沒有看到相關解釋。我最近赴美參加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舉辦的關於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研討會時，以及在哥倫比亞大學做的演講中，對中共修憲的動機做了如下分析——我並不是為修憲辯護，而是力圖探尋修憲與執政黨最高權力配置中的問題的關係。
在我看來，鄧之後江與胡的二十年中，最高權力運行出現了兩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任期的限制，每個總書記只能幹兩屆十年，到點必須退。從現有的制度架構來看，在民主制和終身制之間，有限任期製作為一個過渡性的制度安排，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在不能完全達到民主制時，至少限制最高領導人的任期時間。但如果做一些具體分析，可以發現，十年時間對一個總書記完成他的任期目標，的確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江在位的十年（1993-2003，而他實際自1989年就開始執政），前半段受到了鄧的掣肘，鄧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危及到了江在黨內的領導地位。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路線，這是在南巡講話製造的壓力下所做出的一個正確選擇。直到2000年7月1日，江在七一講話中提出了「三個代表」思想，即黨要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這可以被視作江開始著手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如果「三個代表」思想後來得以落實，江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應該比現在高得多。但遺憾的是，他沒能做下來。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受到了黨內「老左」五個萬言書的狙擊，以朱學勤教授的說法，遇到了一場「理論政變」，迫使他不戰而退。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我看來，是時間不夠了，到2003年時，江必須把權力交給胡錦濤。我曾私下做出判斷，如果江能再干五年，「三個代表」綱領很可能得以轉化為一個現實的制度安排。時間給了他重大限制，而在最後兩年裡，他還必須考慮此後的權力交接問題。這就涉及到了黨的最高權力配置中的第二個大問題：接班人問題。
中共接班人制度有兩項重要安排，一是所謂「隔代指定」，由上任最高領導人來指定現任最高領導人的接班人；二是所謂「儲君」制，指定的接班人是候任的總書記。這個安排客觀上會導致黨內形成兩個權力中心，分別圍繞現任總書記和候任總書記，有點類似於古代的國王和王儲。但在帝制時代的王儲（太子）制度下，王儲不能建立自己的權力系統，而在胡的「王儲」時期，他掌握了相當一部分對省以下領導幹部的組織任命權，所謂「團派」就是在這個時期不斷發展壯大起來的。可見，中共的現代「儲君」，有著很大的現實權力。兩個權力中心必定會發生或公開或暗中的博弈，或多或少會對現任總書記的權力形成制約，進而影響到最高權力運行的效率。
從動機上看，修憲或許就是針對黨內最高權力配置中的這兩大問題。對一個想幹事的總書記來講，他一定會覺得任期制和接班人制對他的掣肘太大。如果按照江胡時代所延續下來的制度安排，現任總書記在第二任期里還必須考慮接班人問題，這將牽扯他的大量精力。
這兩大問題究竟應該以什麼方式去解決，是需要嚴肅思考的。以修憲的方式取消主席任期制，或許可以暫時解決執政時間限制和接班人問題，但無疑為無限任期制打開了通道，實際上是恢復了終身制。從制度進化而言，這是一個嚴重的倒退。修憲在國內國際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就是因為這項制度安排動了「國本」，涉及到的是國體，而不像監察委員會只涉及政體。這兩個問題完全可以有更好的方式來解決，即使不是以黨內民主的方式，至少也可以利用現有的黨章規則來延長黨的最高領導人的實際執政時間（黨章沒有對黨的最高領導人設置任期限制）。可以做出這樣一個判斷，修憲對黨心、民心和國際輿論的影響非常大。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一點，或者故意視而不見，就忽略了這個事件造成的嚴重後果。
事件二：中美貿易戰
2017年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時，中國國家主席給了他至高的禮遇，把故宮當作接待大廳，這是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美國總統從中國帶走了兩千多億美元的訂單。這一切似乎意味著中美關係將繼續以前良好合作的局面。但沒有想到的是，特朗普總統回美后就拉開了中美貿易戰的帷幕，在短短半年多的時間裡，貿易戰越打越大。這次在哈佛大學的研討會上有一個單元，由四位美國教授討論中美貿易戰。他們的看法在美國具有普遍性，就是認為貿易戰是由中美兩國之間的經濟不平衡造成的，巨大的結構性差異導致了美國在和中國的貿易過程中，長期處於不利位置，中國長期順差，順差數額越來越大，他們要求改變兩國之間不平等的貿易關係，這是美國的一個基本訴求。
問題在於，如果說中美貿易戰只是限於經濟領域的博弈的話，就不會構成本年度的一個重大事件了，只能是一個純粹的經濟事件。中美第一輪談判時，中方由劉鶴副總理帶隊去到美國，開始談成了，但回來后又實行不了。如果那時中方做出足夠妥協，貿易戰很可能就此收兵，把它在政治和社會上的影響，包括對國人的心理影響，降到最低程度。但中國政府沒能及時止損，還準備以牙還牙，導致貿易戰不斷升級。在年底的阿根廷G20會議上，中美元首達成了解決貿易戰的初步協議，但能否停戰仍是一個未知數。對中國而言，貿易戰可能會帶來一種「綜合效應」——其影響會在中國社會各個層面持續存在，不僅僅表現在經濟上，還很可能成為中國政治變化的一個引擎。
在哈佛的會議上，哈佛法學院教授Mark Wu做了精彩發言。他曾參與美國對中國貿易談判的研究和諮詢工作，能代表美國在談判過程中的基本考量或立場。他認為，中美貿易問題在短期內來看可能緩解，但是從長期來看解決不了，為什麼？因為解決貿易糾紛的制度配置跟不上。在他看來，WTO組織和現有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美經貿間的主要問題, 因為中美貿易戰的深層根源還是制度差異和價值觀差異。他還提了軍民互用技術的認定問題——中國大量地從美國引進民用技術，再迅速將這些民用技術轉化為軍用技術，美國人現在高度關注這個問題，因為技術到了中國人手上后似乎就沒法控制了。他認為，即使中國現在完全按照WTO組織的規則來運行，完全答應美國人的要求，恐怕也已為時太晚。
當然，美國人並沒有要求中國實行美國制度。副總統彭斯關於中國的演講反響非常大，但他沒有說中國必須按照美國的民主制度來配置權力，只說希望中國回到鄧的改革路線上去。制度問題的提出和修憲有沒有關係？心理上有很大的關係。Mark Wu教授也說，這些制度衝突以前早就存在，並不是在2018年才突然冒出來，中美兩國的制度差異並沒有影響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美國人也一直認為中國按照現有制度去安排經濟、社會生活和國際事務，並不影響中美之間的交往。但到了2018年，這些認識都被顛覆了，成了一個大問題。
這次赴美，我在美國的現場感受到，中美關係正面臨著從未有過的困難，美國朝野兩黨、親華和反華派、左中右人士，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共識，就是對中國現有的制度和做法越來越敏感，越來越覺得中國在現有的制度架構下，如果經濟再高速膨脹，力量再不斷加強，將對美國造成根本性的威脅。中美關係的嚴峻程度可能已經超過麥卡錫主義猖獗的時代，因為那時還有一些親中的學者為共產中國說話，而現在對中國說「不」，成了美國一個新的政治正確。
事件三：「共產風」再起
第三個事件和第二個事件，在時間上非常接近。劉鶴副總理帶回第一輪中美談判的方案時，是五月左右。同在五月，中共大規模、高規格地紀念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重讀《共產黨宣言》，提出了共產黨要「不忘初心」。就中共的宣傳話語和傳統來講，這樣的做法放在往年似乎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今年卻成了一個大問題。今年美國人也在紀念馬克思，《紐約時報》發表長篇文章《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但是美國人講馬克思和中共講馬克思在性質上不一樣。美國人談馬克思，不會對美國現實產生任何影響，而中共這次紀念馬克思，似乎是要來真的了，那就是要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共產黨宣言》的核心思想是什麼？馬克思講得很明白：共產黨人的訴求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消滅私有制。中共宣傳媒體稱這是共產黨人的「初心」。
正是在這樣一個基調下，中國大地再刮「共產風」，在輿論營造方面湧現出兩個代表性人物。一位是自稱「資深金融人士」的吳小平，他說私營經濟的使命已經完成，現在可以離場了。另一位是官至人社部副部長的邱小平，他說工人應當參與私營企業管理，甚至主張工人有權分享企業發展的紅利，意即工人也可以參與分配私人企業的資本所得。這一主張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可以說就是在鼓吹共產。
人民大學的周新城教授去年就主張消滅私有制，依據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說了要消滅私有制。大概是因為周教授過於激進，《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撰文「補漏」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不能馬上消滅私有制，還要大力發展私營經濟。我隨後撰文反問：那麼私有制早晚還是要消滅？很多網民也用形象的比喻調侃，是不是等著「把民營企業這頭豬養肥了再殺」？
「共產風」導致思想混亂，讓民營企業家惶惑不安，許多荒誕不經的事情紛紛出籠，穿紅軍服上井岡山一時蔚為大觀。網際網路企業家馬雲、馬化騰、劉強東都穿上了紅軍服，戴上了八角帽，還有一些律師事務所、大學校長甚至是神父主教都穿上了紅軍服。此外，官方查辦了幾個重大案件，幾位商業大佬被抓，涉案金額都在萬億以上，前幾年盛行的海外收購也被叫停，已經投出去的錢被要求變現收回。馬雲宣布退休。雖然他對此有一套解釋，但不要忘記，就在去年他還提出過一個雄心勃勃的宏大計劃，打算用二十年時間把阿里巴巴打造成世界第五大經濟體。他的提前退休，勢必會對其他商業大佬和民營企業家形成心理衝擊。
在「共產風」之下，不僅是國企變成了黨企，實行黨委書記負責制，而且黨還要向民企派出黨委書記和工會主席，他們的工資還必須由民營企業來發。如此做法，哪家民營企業心裡會高興？
為了向黨表忠心，一些民營企業家紛紛表態，自己的企業是屬於黨的，早晚要把資產無償獻給黨。最早如此表態的是三一重工董事長梁穩根，他公開說「我的企業都是黨的」。之後恆大的許家印也表示，可以把一切獻給黨。
事件四：經濟學人的集體發聲
刮「共產風」，消滅私有制，穿紅軍服，向民企派黨委書記，大有計劃統制經濟重新捲土重來之勢，顛覆四十年改革開放事業之勢，社會由此普遍瀰漫著焦慮和不滿。這個時候，必須有人出來說話了，標誌性事件就是五十人經濟論壇。
五十人經濟論壇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一個重要平台，按照中組部的評價，它是目前國內影響最大的一個民間智庫。它的重要性在於，成員中有許多是在職或退休的政府部級官員，具有雙重身份，既是經濟學者——有些獲過孫冶方經濟學獎，又是政府的技術官僚精英，具有雙重話語權。今年參加會議的一些部級官員，如樓繼偉曾擔任財政部長，楊偉民曾任中財辦副主任，李楊擔任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吳曉靈曾任人民銀行副行長，馬建堂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他們都在這個會議上講了話，總基調就是要求尊重民營企業，維護市場經濟在國家經濟中的核心位置。會上還有一些企業家出來說話，比如段永基和陳東升，也一致要求民營企業享有和國有企業同等的權利，要求政府在產權上對國企和民企一視同仁。
社會上對這個會議也有一些調侃。張鳴教授就說，這個會議無非就是討論人應該吃屎好還是吃飯好，因為經濟學家們說了還是吃飯好，老百姓就猛鼓掌。他的意思是，在目前的氣氛中，堅持說出「人還是吃飯好」這個常識，就是一個重大的思想解放。從會議所公開披露的信息來看，與會經濟學家和官員講的，的確都是一些三四十年前就被反覆講過的常識。按道理說，經濟學家的使命是設計專業的改革方案，提出一些可操作的改革措施，但現在竟不得不回到常識層面來討論中國應該怎麼改，還要小心翼翼地為民營企業主張它們在憲法上早已被認可的各項權利，實在太不正常。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經濟學家們還要為常識而戰，是一個悲哀還是一個諷刺呢？
但是，我們還是應該估量到，這個會議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是不是經濟學人的集體反擊還不好說，但會議至少表明，經濟學人必須通過進一步闡釋經濟學常識來捍衛他們的尊嚴與榮譽。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目前這些成績，和中國經濟學人長期以來主張市場化導向的改革密切相關，如果改革被顛覆，他們長達幾十年的理論探索和研究豈不前功盡棄？尤其是在「共產風」之下，民營企業人心惶惶，更需要有權威聲音施以援手。因此，我認為這個會議不僅對民營企業和社會有積極影響，而且對黨內甚至高層都有重要影響。吳敬璉老先生作為第一個發言人，發言的核心思想就是發展市場經濟，建設法治國家。這是兩個應該達到而且必須達到的目標，但現在看來，似乎還遙遙無期。十八大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提出了關於深化改革的兩個綱領性文件，一個是市場化導向的改革方案，一個是建設法治國家的改革方案，但迄今都沒有落實。法治的建設水平和市場化程度是緊密相關的，直接涉及到產權保護和企業家的人身安全，而這些基本權利在「共產風」的氛圍中都受到了威脅。
劉鶴副總理也參加了這個會議，他沒有講話，在聽完吳敬璉先生的講話后離場。他的出場至少是一個姿態，表明中央高層對五十人經濟論壇還是高度重視的。
與這個論壇相呼應的是，一些經濟學者也在同一時間發出了聲音，比如高善文、任志強和賈康。高善文的一個核心觀點是，如果中美交惡，中國將失去三十到五十年的國運；中美之間的衝突，從根源上看，是制度的衝突。在這一點上，美國學者和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看法高度接近。中美關係在和睦友好四十年之久的情況下發生這麼大的逆轉，是需要反思的，不僅僅是從經濟學上來思考，還要有政治的眼光和視角。
事件五：最高領導人主持民營企業家座談會
前四個事件，自然導出了第五個事件。在時間上看這是前後相續的關係，從邏輯上看就是一個因果關係了。因為修憲、中美貿易戰、刮「共產風」和經濟學人的集體發聲，形勢變得非常嚴峻了，迫使中央高層親自出面，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家座談會，釋放善意安撫信心。這看似一個高層主動糾錯的會議，但最高領導人沒有在會上承認前一段時間的政策出了問題。而我認為，如果中央以某種方式公開承認錯誤，會比對民營企業家說「我們是一家人」更有感染力和說服力。比如，可以問責身為人社部副部長的邱小平。作為高級官員，他的發言很容易被民營企業家視作代表了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意志。當然，寧「左」勿「右」，視「左」為好心辦壞事，是黨內的一貫傳統，因此這樣的問責很難發生。但不論怎樣，召開民營企業家座談會仍然釋放出一些信號，至少能穩定一下人心，當天股市就出現了較好漲幅。此後多個部門都表現出積極態度，人民銀行、財政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司法部紛紛表態支持民營企業。司法部的表態很有意思，大意是，有些小問題，不需要法律上的處理，行政記過就可以了，不要亂抓人，不要亂沒收人家的財產。
我以為，既然有這樣的表態，不如抓緊平反幾個冤假錯案。我曾高度關注顧雛軍案，這是最高人民法院確定再審的三起重大涉產權案件之一，另外兩個是張文中案和江蘇的許榮華案。目前張文中已改判無罪，許榮華也收回了曾被迫轉讓的股權，只剩顧雛軍的案子還未宣判。此外還有浙江吳英案、湖南曾成傑案、重慶「打黑」時留下的一批冤假錯案，還看不到平反的希望。不平反涉及民企的冤假錯案，政府的政治信用就難以恢復，就不能取信於民。所以，這第五個事件的出現，能不能取得好的成果，我不太樂觀。
上述五個事件，從2018年年初截止到12月上旬，以我的角度觀察，可謂本年度比較關鍵的事件，在國內和國際上造成了較大影響，不僅影響到民營企業家，也影響到執政黨內部。在這五個事件連續發揮影響的情況下，人們看到這樣一個局面：人心惶惶，人心思動，人心思走，對未來沒有好的預期。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提出「六個穩定」，最後一個是「穩定預期」。預期和信心來自哪裡？除了政策，關鍵還要看行動，一打綱領頂不上一步行動，沒有針對性的能落地的措施，多少安撫的話都會顯得無力。
應該發生而沒有發生但還有可能發生的事件：紀念改革四十周年
「5+1」中剩下的這個「1」，指的是本該發生而沒有發生、但還有可能發生的事件，這就是對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紀念活動。為什麼說它是個應該發生的大事件？因為執政黨在去年做出了兩項承諾，在2018年，要高規格地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是個重要的時間窗口，通過紀念活動，總結經驗教訓，繼續推進改革，本是一個很好的造勢活動。第二個承諾就是要推出超出國際社會預期的新的改革舉措。這兩個承諾，是2018年1月24日劉鶴副總理在達沃斯會議上公開做出的。因此，國際社會和國內民眾都在普遍關注中共在今年的哪個時間節點上兌現這兩項承諾。
按照我的觀察，對四十周年的最佳紀念時間點本該是今年「兩會」期間：在第一季度隆重推出紀念活動，同時進一步推出讓世界震驚的改革措施，在後面三個季度里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按照既定路線展開工作了。但沒有想到的是，「兩會」卻通過了修憲，的確讓全世界吃了一驚。直到本文發布時，改革開放的紀念大會還沒有召開。
據國內媒體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去國家博物館參觀了一個關於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大型展覽，並發表了講話，常委王滬寧也發表了講話。這算不算紀念呢？這個規格和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一個大規模的紀念大會，顯然是完全不相稱的，而且他們兩人的講話里都沒有提到鄧。國外媒體都已注意到這個情況，為什麼會是這樣？
在未來二十天時間裡，還有沒有可能召開這個會？應該說，可能性仍然存在，一種說法是，大會將在 12月18日這個十一屆三中全會紀念日舉行。不論怎樣，現在中國出現了一個荒謬的情況，就是如何言說改革成了一個大問題。本來，改革開放四十年，為中國執政黨帶來了巨大的合法性支持，解決了文革期間諸多顛覆性問題，國家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完全是通過改革開放而取得的。改革當然也製造了許多問題，民間知識界也在不斷反省中，但必須承認，鄧所開創的市場化改革在世界上為中共贏得了巨大的聲譽。這麼好的資源，這麼好的遺產，為什麼不利用？難道要放棄？或者是說存而不論？還是要對改革作出一個新的評價？
我認為，可能有四個方面的原因，導致了紀念改革的會議遲遲開不了。
第一，對改革的認識和評價出現了困難。市場化導向的改革究竟是不是一個改革？改革的成功得失該如何總結？是不是對改革應該有所批判、有所反省？民間知識界其實已經在做這個工作，認為四十年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造成了一系列問題，應該趁這個節點做出一個系統性總結。這次在哈佛大學的研討會上，我寫的有關新權威主義的文章，也是試圖對近四十年來中共最高權力配置及其演化進行總結。執政黨對改革原來是沒有什麼大的分歧的，對改革的定性和評價有一套規定性的語言。改革話語是執政黨目前維持其合法性的惟一有效的話語，其他諸如共產主義話語、革命話語或階級鬥爭話語早已經喪失了解釋的有效性。因此，紀念改革的會議開不開，涉及到改革話語的重新建構，值得高度關注。
第二，對改革人物的認識和評價出現了困難，首當其衝的是對鄧的改革地位的認定。鄧小平原來始終被認為是改革開放的開創者、總設計師，這個地位現在有沒有可能被淡化甚至顛覆？民間已經出現一些「非鄧化」舉動，自媒體上也開始出現大量的涉及人身攻擊的「非鄧化」言論，但不清楚這些是否來自上層授意。鄧小平之子鄧朴方在中國殘聯七大閉幕式上的講話里，為了維護鄧的改革地位而大聲疾呼，要求繼續維持鄧的改革路線不動搖。當我把鄧朴方的講話列成要點發布在微博上時，下面的評論里卻是一片罵聲，可見民間中的「非鄧化」情緒已經非常濃厚。現在是不是可以說，在黨內高層，對鄧的評價也出現了深刻分歧？
第三，2012年以來的改革和以前的改革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人民日報》有評論文章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創了改革的新的事業，解決了以前改革所沒有解決的很多問題。這裡的「以前」，指的不就是2012年以前持續三十多年的改革嗎？按照這個評價標準，近六年來的改革成就超越了以前三十多年的改革。這樣的說法，能夠在黨內和全社會取得共識嗎？
第四，現在最高層又提出一個未來四十年改革的新說法，改革看起來沒完沒了沒有盡頭了。按照朱學勤教授的分析，世界史上最長的改革，不超過八年，超過八年的就不叫改革了。中國在改了四十年之後，還要繼續再改四十年，勢必會導致一個問題：未來所要進行的改革和我們已經經歷的四十年改革是什麼關係？中共曾長期以革命話語來支持其政權合法性，現在革命話語轉化為改革話語。是否不論做什麼，只要貼上改革這個標籤，政權的合法性就有了？改革話語權的爭奪、維護或調整，必將是未來意識形態鬥爭的一個重要內容。
我認為，這四點，或許是執政黨高層對如何評價過去四十年難以達成共識的原因。因為涉及到上述諸多敏感內容，從歷史、現實到理論，若要重新建構，重新敘述，無疑是一個極其複雜和艱巨的話語工程。所以說，2018年中國「5+1時刻」中的「1」——如何紀念中國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成了一個大問題。而這個問題的答案，關係到中國未來轉型路徑的選擇。在2018年最後的二十天，我們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