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問題上的兩次一念之差--ZT

一、五九年的一念之差與達賴喇嘛出走

筆者在《處理西藏問題，不妨換個思路》一文中提到，五十年前，當毛澤東一念之差，指示放達賴出境時，他大概沒有想到，他心目中那個年輕溫和的達賴喇嘛，不是《三國演義》中被諸葛亮七擒七縱、最後歸順的孟獲。他也絕不會想到，這個達賴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能呼風喚雨，將西藏民族問題這樣一個本來可以如內蒙、寧夏等地的民族問題一樣慢慢消失的問題，逐漸國際化。原本與外界隔絕的藏人，追隨達賴，湧出國門，散布世界各地，使西藏問題變成一個幾十年來令北京棘手的國際問題。

對於當年是否有過指示放達賴出境，國內大多數研究者對此無異議，當然在流亡藏人和傾向於他們的個別研究者看來，達賴喇嘛出走，是天意，而不是某人高抬貴手。其實，當年的決策者髮指示的細節如何，甚至是否發過「放其出境」的指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年北京並沒有發出「防止其出境」的指示，當年的決策者根本就沒有想到，應將達賴喇嘛留在境內，阻止其出境，以防止西藏問題的國際化。這種「沒有想到」仍然是屬於一念之差。

當年達賴喇嘛出走後，北京只說叛國分子挾持了達賴，並一直還保留了他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位置，直到一九六四年。可見北京仍以為或指望他會回來。這一點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當年的過分自信和對達賴喇嘛出走的嚴重後果估計不足。將人家的班底和社會基礎都一鍋端了，卻還指望人家不久就會回來。這真是一種非常奇怪的想法。這是否也算是構成毛澤東「晚年錯誤」的諸多奇怪想法之一呢？

了解中國政治的人都不難明白，倘若達賴喇嘛是被留在境內，高位厚養起來，繼續作為全國人大的副委員長，他縱然有分離之心，也會有心無力。以達賴之處事的實用主義，他的表現、政治態度和所能起的作用，與留在境內的十世班禪，與那些前朝舊臣降將和末代皇帝，不會有多大區別。倘若如此，則今日在境外的藏人流亡政府、十數萬海外流亡藏人和國際化的西藏問題，都不會存在。沒有這些境外的分裂主義滲透，今日藏區的局面與內蒙、寧夏等地的情況不會有多大不同。

有人說，西藏問題是國外敵對勢力陰謀分裂中國所製造出來的問題。假定這種說法成立，那麼問題是，人家想「陰謀分裂中國」也是要有條件的。從政治上說，達賴是一件可以兩用的法寶，在北京手中，就是一個鎮地之寶，在他人之手，就是亂國之器。對於這樣一件寶貝，你自己不精心收藏，重點保護，防止被偷運出境，反而甚至發出指示，任其流出境外，等於是送到「國外敵對勢力」之手，人家當然不會謝絕，而只會笑納，並用之來「陰謀分裂中國」了。

還有人說，西藏問題是一個民族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問題。這樣說當然沒有錯。問題在於，民族問題有兩種發展方向：一是民族融合，一是民族分離。民族分離是需要有條件的，條件之一是要有人不斷灌輸分離意識。倘若達賴是被留在境內，他不可能有這種條件。而當他一旦出境，在國外建立起流亡政府，加上「國外敵對勢力」的支持，使之成為不斷向境內滲透的源頭，情況便是兩樣。

而藏人又是一個信教的民族，宗教領袖有巨大影響力。在許多人心目中，達賴在哪裡，他們的精神聖地也就在哪裡。北京對藏族和對其他少數民族的政策並無不同。如果要說有分別的話，那就是對藏族資助更多，照顧更多。為什麼在享受較少優惠待遇的少數民族中沒有出現分離主義，而在更優惠的待遇下，藏區的分離意識卻日益成長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存在一個境外的分裂主義源頭。它作為一個與北京對立的意識形態中心，不斷地向境內灌輸分離意識。許多人以為，錢可以擺平一切，可以抵消境外的影響。然而對於一個信教的族群，他們重精神而輕物質，經濟安撫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今日達賴在境外一呼，境內藏人暗中響應。北京既無法越境征討，又無法阻止其對境內的滲透，年復一年，耗費巨大行政資源，疲於滅火，卻一直效果不彰，形勢反而變得日益嚴峻。

二、九五年的一念之差與班禪轉世靈童的認定

1989年，十世班禪圓寂。北京開始尋訪班禪轉世靈童。而在國外的達賴喇嘛聲稱，依據達賴和班禪在歷史上互為師徒的關係，此次尋訪認定班禪轉世靈童的責任歷史地落在他的肩上。

根據靈童尋訪小組成員恰扎提供的有關靈童的消息，達賴喇嘛於1995年5月14日搶在北京之前宣布：認定西藏那曲嘉黎縣的根敦曲吉尼瑪為第十世班禪的轉世靈童。達賴喇嘛的行為導致北京大怒。北京將被達賴喇嘛搶先宣布的靈童排除在外，最後選出堅贊諾布。泄密者被判重刑。

這一來，就導致了一個真假班禪之爭。今日境內外許多藏人因為信從達賴喇嘛而只認他所選的人，致使北京所選班禪被藏人冷落。達賴和班禪在歷史上原本有相互牽制的作用，達賴的權威原本也沒有被所有藏區承認。如今班禪無眾望，又無其他競爭者，致使達賴喇嘛的影響滲透到所有藏區，儼然其民族和宗教的唯一領袖。多年來，流亡藏人借班禪靈童做文章，稱其為世界上年齡最小的政治犯，被北京監禁十餘年。這個孩子及其家人自被達賴指認后便失蹤，至今下落不明。要求北京釋放他。這一說法在西方頗有煽動性，對北京的形象損害不小。

倘若當年北京在達賴喇嘛搶先宣布后，能冷靜思考，從長計議，而不是惱羞成怒，壞事是可以變成好事的。因為至關重要的一點是：達賴所宣布的班禪靈童是北京手中的數個候選者之一，靈童是在北京之手，而不是在達賴之手。

當年北京其實可以有另一種選擇，即不否認達賴喇嘛所選，但將之當成一種權威性較低的歷史慣例，而將中央政府的批准當成最高的認定。具體辦法可有兩種：

一是披露事情真相，一方面指責達賴搞小動作不光彩，另一方面指出未經篩選和未經中央批准不合歷史定製。然後通過正式的金瓶掣籤儀式，「碰巧」還是選中同一靈童，由中央政府加以確認。

二是採用舊時朝廷處理邊地和屬國上表請求批准繼任人的招數。在古代，常有邊地或屬國因內亂奪權而先斬後奏之事發生。朝廷因一時力不從心或不值得為此發兵征討，往往採用居高臨下，先責備，后批准的策略。北京亦可按此套路，首先責備達賴喇嘛的言行不當，但鑒於歷史成例和各方意見，批准該靈童為新班禪。同樣由中央派出大員，主持典禮，以示最高權威。

這樣做的目的是使北京和達賴喇嘛所認定的為同一人，既不失臉面，又顯示中央最高權威。其好處有如下幾點：

（1）在中央政府和達賴喇嘛的認定之間分出了高下，等於再次強化了中央政府最後批准認定的歷史定製。後世可援引為依據。

如今北京和達賴各執一詞，各選其人，導致相當一部分藏人質疑和抵觸北京所選，這等於是在藏人中弱化了中央政府最後批准認定的權威和歷史定製。

（2）達賴雖贏得了一點面子，但其實是弄巧成拙，畫餅充饑，空歡喜一場。因為新班禪在北京之手，按北京的意願從小培養，自然會為北京效力。他一旦成年，可起抗衡達賴和分流其影響的作用。

（3）借達賴的影響力，而使新班禪被境內外全體藏人接受。達賴喇嘛在藏人中有影響力，這是一個客觀事實。許多藏人信達賴之所信，唯達賴之意是從。新班禪既然被達賴認定，也就會被信從達賴的藏人所承認。這樣一來，無論是親北京的藏人還是親達賴的藏人都承認了新班禪，也就是境內外全體藏人接受了他。這就避免了真假班禪之爭，不會出現今日班禪被許多藏人冷落的情況。而且一旦達賴去世，班禪成為境內外藏人唯一的宗教領袖，眾望所歸，會有利於安定藏區和吸引海外藏人的回歸。

（4）更重要的是，將來達賴圓寂，北京可如法炮製，依據達賴和班禪在歷史上互為師徒的關係，先由北京手中的班禪認定未來的達賴，再由中央政府批準確認，雙重確認，等於雙保險。這樣一來，達賴和班禪都在北京之手，西藏問題在未來解決有望。如今，北京自己否定了互為師徒、互相認定的關係。將來達賴去世，流亡藏人拒絕北京所選靈童而在境外自選其人，等於是使分裂火種和動亂之源在境外世代延續，西藏問題將因此而長久化。

如果說前一次一念之差導致了西藏問題的國際化，后一次一念之差則很可能意味著西藏問題的長久化。第一次失策造成的後果，如果在第二次機會到來時能選擇正確，尚有挽回的可能。歷史給了兩次機會，而兩次未能把握，又怎能怨天尤人？

一念定乾坤，國家治亂繫於一念之間，後世當引以為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