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南京大學教授
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的《守衛底線》一書,以《守衛社會生活的底線》一文作為「代序」。在這「代序」中,孫立平指出,人類的社會生活,應有著某種「底線」。這種「底線」比通常意義上的道德模糊,卻比通常意義上的道德更為堅固,更具有永恆性,更不隨時代變化而變化。這是一種「類似於禁忌的基礎生活秩序」。在正常的社會裡,這種「底線」頑強而無聲地存在著,它通常是在人們並不意識到其存在的情況下制約著人們的行為,或者說,它往往以一種潛意識的方式左右著人。
人類學家似乎早已指出,禁忌這東西,產生於先民們無數次慘痛的教訓。人類是社會性動物,不得不過一種社會性的生活。先民們在社會性的生活中,發現某種行為一旦發生,必然給這個群體帶來嚴重的災難,甚至使社會生活難以為繼。這樣的行為反覆出現后,人類終於在某種行為與某種災難、變故之間,找到了因果關係,同時也就知道這種行為是絕對不能發生的。一代又一代,對某種行為之後果的恐懼,便凝固為對這種行為的禁忌。比如,不能打罵父母,不能打罵老師,就是一種比通常意義上的道德更具有強制性的「禁忌」。當然,在任何時代,踐踏「底線」,突破「禁忌」的人都是有的,但總是極少數。對於這種人,人們會用「傷天害理」、「喪盡天良」這樣的詞語來譴責。而「天理」、「天良」,就比一般意義上的道理準則更具有不容侵犯的特性。孫立平指出,今日中國頻頻發生的一些現象,不能僅僅看做是一般意義上的道德倫理問題,實際上意味著社會生活的底線在崩潰。這種崩潰的消息甚至常常是以「正面」的方式透露出來。例如,某地教育局頒布的「教師準則」中有「中小學教師嚴禁姦汙猥褻女生」這樣的條款。在任何社會,中小學教師姦汙猥褻女學生的事情都可能極個別地發生,但針對此類行為而特意頒布禁令,則意味著此種行為已具有某種普遍性。例如,某地建設局用「紅頭文件」規定「不得用公款打麻將」,幾乎所有醫院都規定「嚴禁銷售假藥、嚴禁向患者索要紅包」。更讓人悲哀的是,國家海關總署頒布的五條禁令中,居然有「國家海關人員不得庇護走私」一條……當一個國家的各級行政單位,不得不用「禁令」的方式來試圖守護那些社會生活的「底線」時,就說明這種「底線」在嚴重崩潰。中小學教師不能姦汙猥褻女生,醫生不能賣假藥,海關人員不能與走私者狼狽為奸,公安人員不能與黑社會沆瀣一氣,這些都是無須說的道理,是那種禁忌般的約束,是一種「絕對命令」。換言之,這些本不應成為一個「問題」,而如今,這些都成了「問題」。
孫立平指出了社會生活底線崩潰的三種原因:強弱失衡的社會結構;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機制的喪失;實用主義的價值觀。這當然都有道理。但我以為,這種禁忌般的底線,這種天理、天良,其崩潰的原因應該追溯到改革開放之前。「文化大革命」之前,此種崩潰已經發生,「文革」則是摧毀這種底線、破除這種天理、天良的最根本原因。這些禁忌、這類天理、天良,「文革」中常常是被作為「四舊」而破除的。那時候,有一句響亮的口號:「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無所畏懼的人,當然是沒有任何禁忌、沒有任何底線的,也是根本無視天理、天良的。學生打死老師、子女與父母劃清界限、夫妻之間互相告發、年輕人打罵老年人、隨隨便便就能把人打死,諸如此類的行為,無疑都是傷天害理、喪盡天良的,都意味著禁忌和底線的毀滅。
「文革」中對底線的摧毀,常常是一種國家行為。父母一旦被宣布為「階級敵人」,子女便必須徹底與之斷絕關係,這是國家的一種強制性要求。這樣的事,是太多了。盧新華的小說《傷痕》能讓那麼多的人感動,就說明此種現象是何等普遍。顧準的悲劇就是一個例子。1974年11月,顧準的生命已走到盡頭。為在臨終前看一眼上孩子,一向倔強的顧准在原則性的問題上做出了重大讓步,但孩子們還是不肯來,並且宣稱:「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麼一般的父子感情的。」以政治的名義對「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摧毀,就意味著人類的一種重要「人倫」、一種重要底線,被理直氣壯地廢除了。
學生打罵老師,用各種方式侮辱、殘害老師,在任何社會都是對底線的突破,都意味著某種禁忌的消解。而這樣的現象,在「文革」期間不是十分普遍嗎?那個時候的大中學老師,應該都不同程度地受過學生的打罵、侮辱。學生把老師活活打死的事,也並不鮮見。有人說,這是逆人倫綱常之最。而「之最」,就是底線,就是禁忌。
可以說,社會生活的底線、人倫之最,早在「文革」中就被人們以「革命」的名義,以「大無畏」的精神氣魄所突破和摧毀了。由於人們普遍地對天理、天良已無敬畏之心,傷天害理、喪盡天良的行為,才在今天以另外一種方式表現。人們已不再視父母為仇讎,已不再打罵老師,已不再隨便殺人吃人,但人們今天的那些傷天害理的行為,與「文革」中那些喪盡天良的行為,是一脈相承的。孫立平說得對:社會生活的底線,或者說,這種模糊而堅固的「天理」、「天良」,是良好的制度發生作用的基礎和前提。如果這基礎和前提崩潰了,再好的制度也形同虛設。要重建這種底線,要在人們的意識和潛意識裡恢復這些禁忌、復活這些天理、天良,是極其艱難的,恐怕要好幾代的時間。
所以,對天理天良、對社會生活的底線的摧毀,對人們心靈的毒害,是「文革」最大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