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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爾來華為什麼不受歡迎?剛到中國遭批判,上台演講遭「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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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發表於 2019-4-12 13:43 |閱讀模式
  95年前的今天,1924年4月12日,印度詩人、亞洲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訪問中國抵達上海,次日在慕爾鳴路32號應上海各學術團體邀請發表演說,后訪問杭州、南京、濟南、北京、太原、武漢等地,並發表演說,於4月30日乘船離開中國前往日本。

  「天空沒有留下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經飛過。」這句意味綿長的詩句,出自泰戈爾的《流螢集》。可是,這位印度大詩人1924年對中國的首次訪問,掀起了波瀾,也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仰慕中國傳統文化的泰戈爾沒有料到,彼時,左右分野日趨明顯的中國思想文化界,會給予他「冰火兩重天」的待遇,禮讚有之,撻伐的聲音同樣響亮。

  

  剛到中國即成批判對象

  1913年,泰戈爾因詩集《吉檀迦利》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首位將此殊榮收入囊中的東方人。不過,英語流利的他對同屬東方文明的中國興趣更為濃厚,曾有言:「我年輕時便揣想中國是如何的景象,那是念《天方夜譚》時想象中的中國,此後,那風流富麗的天朝竟成了我的夢鄉。」

  1923年,泰戈爾派助手去中國磋商訪華事宜,得到梁啟超等積極響應,一群中國文化人組織的「講學社」,迅即向泰戈爾發去邀請函,差旅費由中方包辦。

  1924年4月12日,詩人抵達上海,全程陪同並擔當翻譯的是「海歸」徐志摩。歡迎會上,面對1200多位社會賢達,泰戈爾慷慨陳詞:「余之來也,非旅行家,非傳教者,實為求道,故余所攜,惟敬與愛,余居中國,如居古廟,每覺背後有無數犧牲之精神,因得成就如此偉大之文化,惟世界日趨敗壞,故吾人在任何地方均見彼死笨無生氣之痕迹,而予吾人以無限之創痛。」

  深受亞洲傳統文化影響的他不忘強調,「要曉得幸福便是靈魂的勢力的伸張,要曉得把一切精神的美犧牲了去換得西方的所謂物質文明,是萬萬犯不著的。」

  泰戈爾的成長過程,與西方殖民主義在亞洲的擴張基本同步。訪華之前,他曾在香港目睹印度僱員欺壓華人勞工的場面,為前者甘為英國宗主「打下手」的行徑義憤填膺。在他看來,西方現代文明建立在對金錢和權力的崇拜上,需要東方的精神智慧來補救。

  然而,來到各派思潮劇烈碰撞的中國不久,泰戈爾便逐漸發現,這樣的立場並不能得到知識階層的廣泛認同。歷經五四運動洗禮,許多中國年輕人相信,「西學」遠比東方的「糟粕」優越。

  可想而知,這些人對泰戈爾讚頌傳統文化毫無興趣,反倒對這個「保守派」大加討伐——抵達中國幾天後,就有聽眾沖詩人高喊口號,「亡國奴,請回吧!」

  事實上,包括梁啟超在內的「東方文化派」人士,一直處在輿論的風口浪尖;泰戈爾既是受這些人之邀來華,不免成為左翼人士抨擊的目標。

  

  茅盾早年曾翻譯過泰戈爾的著作,但1920年以後,他的立場已明顯左轉,擔心泰戈爾會給中國青年帶來「不良影響」。為此,他撰文稱:「我們決不歡迎高唱東方文化的泰戈爾;也不歡迎創造詩的靈的樂園、讓我們的青年到裡面去陶醉去瞑想去慰安的泰戈爾……我們以為,中國當此內憂外患交迫,處在兩重壓迫——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專政——之下的時候,惟一的出路是中華民族的國民革命。」

  早年對泰戈爾尊崇有加的郭沫若,也借《泰戈爾來華的我見》一文與前者「劃線」:「一切甚麼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只可以作為有產階級的嗎啡、椰子酒;無產階級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無原則的非暴力的宣傳是現時代的最大毒物。」

  林語堂則嘲弄說,泰戈爾以已亡國的國民的身份,來尚未亡國的中國大談精神救國,本身就不夠格。

  

  在京演講屢遭「鬧場」

  在一片爭議聲中,泰戈爾繼續在中國的旅程。4月23日抵達北京,蔡元培、梁啟超等均在前門火車站等候。

  廢帝溥儀的英文老師庄士敦回憶:「泰戈爾來中國之時,正值外國影響(主要指蘇聯十月革命)在學術界和其他各界產生作用之際,這使他的訪問陷入困境……我希望泰戈爾在他沒有看看一向具有禮貌和尊嚴的中國前,不應離開北京。」

  兩周后的5月7日,泰戈爾在異鄉度過了63歲生日。梁啟超的賀辭熱情洋溢:「今天,我們所敬愛的天竺(印度的別稱)詩人在他所愛的震旦(中國的別稱)過生日,我用極誠懇、極喜悅的心情,將兩個國名聯結起來,贈給他一個新名叫『竺震旦』!」泰戈爾欣然接過名家篆刻的「竺震旦」印章,徐志摩也同林徽因攜手登台,以泰氏的名劇《齊德拉》助興。

  5月9日,泰戈爾應邀介紹青年時代從事文學革命運動的經歷,演講地點選在東安市場內的真光影戲院。「余雖年老,但並非一腐朽時代精神之代表,余之革命的精神,猶如晝夜不息之流水。余不惟不知老之將至,抑且自視為一活潑之幼童焉。」這番話隱約透出為自身辯護之意——原來,4月28日他在先農壇演講時,有人在會場散發抗議傳單,指責泰戈爾「主張以東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主張以靜制動,反對以暴力驅逐暴力。」

  5月10日是周末,演講即將結束時,抗議者再度現身並拋灑「送泰戈爾」的傳單,大致內容為:「古代中國壓榨人民,婦女沒地位……泰戈爾卻想把我們帶回過去的年代;我們的農業和工業落後,泰戈爾卻責備我們過度的物質文明……現場頓時騷動起來,有人斥責抗議者,並把傳單撕碎扔到他們身上。泰戈爾雖稍露不快,還是堅持到了活動散場。

  

  5月12日的演講前,首先出場的換成了徐志摩,他想替泰戈爾「主持公道」。「說遠一點,他的使命是修補中國與印度兩民族間中斷千餘年的橋樑。說近一點,他只想感召我們青年真摯的同情……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納他的靈感,並且存心誣毀他的熱忱……所以從今天起,所有已經約定的集會,公開與私人的,一概撤銷,他今天就出城去靜養……」徐越說越氣,最後竟宣布「罷譯」。旁邊的胡適見勢不妙,趕忙出手「救場」,自己客串起了翻譯。

  泰戈爾的最後一站是山西。臨行前一天即5月19日,梅蘭芳專程為他表演新編京劇《洛神》,兩人還互贈詩句。深受泰戈爾影響的冰心後來回憶道,「泰戈爾離開北京的時候,他很留戀。我的朋友問他:『有什麼東西忘了帶沒有?』他惆悵地說:『除了我的心之外,沒有忘了帶的東西!』」

  有趣的是,行伍出身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晚年時也曾提及當年和泰戈爾面談的情況——泰戈爾告訴他,從上海到天津、北京,一直沒能看見中國文化。閻錫山則回應道,在太原也看不見,到鄉間或許能看見,「這樣,泰先生就委託一位英國人,在鄉下考察了6個月。」泰戈爾本來還打算拜會孫中山,因後者的健康狀況嚴重惡化,未能成行。

  一個半月的時間轉瞬即逝。5月29日,在上海登上返程的客輪前,泰戈爾在《告別辭》中表露了內心的些許不安:「你們一部分國人曾經擔著憂心,怕我從印度帶來提倡精神生活的傳染毒症,怕我搖動你們崇拜金錢與物質主義的強悍的信仰。我現在可以告訴曾經擔憂的諸君,我是絕對的不會存心與他們作對,我沒有力量來阻礙他們健旺與進步的前程。」

  舌戰背後是思想分歧

  即便如此,中國文化界對泰戈爾的非議,並未隨著他的離去而平息。陳獨秀早在1915年便翻譯了《吉檀迦利》中的4首詩,在泰氏回國前夕,他拋出了「泰戈爾在北京沒說過一句正經」的論調,火藥味十足。這倒不足為怪——早在1918年,陳獨秀就宣布:「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能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

  

  泰戈爾在華期間,魯迅始終冷眼旁觀,未與之會面,也未發一言。不過,1924年11月,這位左翼文壇的旗手,還是在《論照相之類》一文中抒發了自己的見解:「印度詩聖泰戈爾先生光臨中國之際,像一大瓶好香水似的熏上了幾位先生們以文氣和玄氣……待到這位老詩人改姓換名,化為『竺震旦』,離開了近於他的理想境的這震旦之後,震旦詩賢頭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見了,報章上也很少記他的消息,而裝飾這近於理想境的震旦者,也仍舊只有那巍然地掛在照相館玻璃窗里的一張『天女散花圖』或『黛玉葬花圖』。」

  泰戈爾「乘興而來,敗興而歸」,與他不經意間捲入中國思想界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東西文化之爭、科學與玄學之爭有很大幹系。正如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印度學者阿瑪蒂亞·森所指,「泰戈爾獲諾獎后被西方知識界的讚揚所誤導,使他覺得自己肩負以東方文明拯救西方的使命,他1924年帶著這一使命訪華,恰巧當時中國不少知識分子傾向於揚棄東方文明而效法西方,心情激動的泰戈爾和同樣激動的中國知識界對話,觀念衝突在所難免。」

  

  1929年6月,泰戈爾再次路過上海,面對前來迎接的少數中國友人,有些意興闌珊。郁達夫回憶,徐志摩當時悄悄對他說:「詩人老去,又遭了新時代的擯棄,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兩年後,徐志摩赴印度為泰戈爾慶祝70大壽,並約定後者80大壽時再來。可惜世事無常,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旅途中墜機罹難。

  終此一生,泰戈爾再也未能前往中國遊歷,只得在文字中抒寫對古老鄰邦的複雜情愫。1941年,詩人在病榻上口述完成了最後一首和中國有關的作品:「我取了中國名字,穿上中國衣服。/這在我心裡是明白的:/我在哪兒找到朋友,/便在哪兒獲得新生,/朋友帶來了生的奇迹。/異鄉開著不知名的花卉……」此後不久,他便溘然長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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