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在中國司空見慣的事情，在美國都是違法的

美國的自由不身臨其境是很難想象的。要寫美國的自由，必須從它的不自由寫起。

在中國的時候，我覺得周圍的人都認為，美國既然是以自由而出名的地方，那就是行為可以非常放任，沒有什麼約束。我差不多也是帶著這樣的概念踏進這個國家的。

但是，才住沒幾天，一個女孩子告訴我她的一個好朋友被拘留了。

前一天是周末，那個年輕人和朋友在自家河裡划船釣魚，但他們越出了自己的地界，由水路進入了公園範圍。結果被警察發現，宣告他們違反了當地兩條法規，我只記得其中一條是沒有事先取得在公園釣魚的許可證。總之，兩條罪名在我當時看起來都根本算不了什麼，但按當地法律完全符合拘留條件(當然拘留是有時限的)，這樣的違法行為不是很嚴重，可以交保候審，但規定的保釋金不低，所以那小夥子最終還是選擇坐在拘留所里候審。初到美國，這件事使我感到很意外。

住的時間越長，越發現這裡法律法規比中國多得多。

大大小小的公共場合行為細節，都有各種法在那裡照管著。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執法很嚴。一旦違法，不管作為新移民看上去多麼微不足道的法，都沒有通融餘地，一旦給警察逮個正著，沒人向警察求情或陪笑臉，因為這都白搭。

更沒誰吃了豹子膽給警察遞錢上去，因為攤上賄絡警察的罪名，事兒可就大了。

一般都是公事公辦，該接傳票就接傳票，該接罰單就接罰單。這也是大量移民天天湧進美國，卻還是能夠維持不亂套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原來的法制基礎很強，可以有能力把一些「不定因素」迅速納入原來的法制軌道。除了聯邦法律之外，各州市縣鎮都有各自的法律。從一個新移民的眼光來看，一切都相當嚴格。



從一個以酒文化自豪的國家出來的，一開始感到反差特別大的，就是有關酒的法律。

比如說，幾乎所有的州法律，都不允許賣酒給21歲以下的年輕人，紐約都是如此。由於執法很嚴，所以即使是中年人買酒，都會被要求出示駕駛執照，因為那上面有出生日期，可以確定年齡。

如果讓警察看到一個21歲以下的年輕人從你手上買到一罐啤酒，你肯定得去法庭。一個朋友在餐館打工時就是因為一時疏忽，沒有查看駕駛執照就賣了一瓶啤酒給一個看上去很「老相」的年輕人，被傳到法庭，判罰了500美元罰款。

最近，我們居住的這個城市，已經立法規定18歲以下的年輕人不能買煙。

當然這並不是說，在美國就沒有21歲以下的年輕人喝酒。這個年齡的年輕人是最有逆反心理、也是最想做一點「違禁」事情的，這全世界都一樣。但在美國如果這樣做，不能毫無顧慮，萬一給警察抓住也只好認罰。每年在佛羅里達州海灘，警察總能抓住一批這樣的年輕人。今年夏天，我就在電視里看到一些這樣的年輕人，交了不低的罰款之後，十分沮喪地步出法庭。

另外，商店在周一到周六，晚上十一點以後不準賣酒，星期天商店整天不準賣酒。這裡也是每周休息兩天。人的活動顯得相當有規律，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是放鬆玩的時候，到了星期天晚上交通流量急劇減少。

也許，當初立這條法，也是讓大家在這一天收收心，好好休息，準備迎接下一周的工作吧。我住的這個州，直到去年剛剛修改這條法律，允許有賣酒許可證的飯店在星期天賣酒，其它零售店依然不行。

同時，法律規定，不允許在工作時間喝酒，因此，你不會看到美國人在工作的地方午餐時喝啤酒，因為午餐時間也在工作時間之內。

很多州的法律也不允許在公共場所喝酒，因此，在公園裡野餐，只能帶些不含酒精的飲料。甚至在大街上拿著一個打開的酒瓶都是違法的，不管裡面是空的滿的還是裝了半瓶酒。

同樣，在汽車上，在駕駛員伸手可及的範圍內，有一個打開過的酒瓶，也是同樣違法的，哪怕這只是一隻空酒瓶。

由於執法很嚴，一般人都很小心，有一次一個美國朋友要搬到其他州去，大家一起聚會送他，一個女孩子送了他一瓶好酒，他當場打開讓大家嘗嘗。分手已近半夜，他拿著剩下的半瓶酒上了車，但是馬上就跳了下來，把半瓶酒放進車後行李箱，笑笑說，「我可不想惹麻煩。」



在所有的發達國家，美國大概是對酒管制最嚴的國家。也許，這和美國的歷史也有關係。

美國最初的一批移民是受到英國宗教迫害逃出來的清教徒，他們比天主教徒更重視對「十誡」和其他宗教誡律的實行，更重視「修身養性」。因此，在美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完全禁酒的時期。

後來，隨著時代的發展，完全禁酒已經不可能做到，絕對禁酒的法律反而給釀私酒和走私酒的人造成暴富的機會。因此，才逐步有所放開。但相比之下，依然管制嚴格。

在現代社會中，由於公路和汽車的發展，人們移動的速度已經大大加快，美國法律對於酒的嚴格管理，確實有效地減少了由於酗酒而產生的車禍。

當然並不是僅僅與酒有關的，才有那麼多法，美國法律的觸角幾乎伸到每一個角落。



去年去鳳凰城住在一個老朋友那裡，他們也來自中國。到了這裡，就遇到在中國從來也沒有過的新問題。

問題來自他們讀小學的女兒，在中國時，她和所有的雙職工子女一樣，脖子上掛一把鑰匙，放學了自己回家做作業。在美國，法律規定12歲以下的兒童必須時時有人照看，以免發生由於孩子不懂事而導致的危險。

離開學校以後，家長自己不能照顧的話，必須托給別人照顧。所以在美國有大量的各類託兒所，念中學的女孩子利用假期替別人照看孩子，也是她們打工的一項重要內容。

朋友當時經濟尚不寬裕，更由於習慣了中國的做法，覺得付這筆托兒費夠冤的，決定冒險「違法」。天天孩子放學，走到家門口就會非常小心地四處張望，然後一溜而入。接著，這孩子遵照父母的關照，不開門，不接電話，唯恐被人發現孩子是一個人在家。

如果被人發現了，美國人完全有可能出於對孩子安全的考慮，好心去報警。這麼一來，孩子將會被帶到專門的福利機構，暫時被政府收養。不通過吃力的司法程序，你很難把孩子要回來。孩子12歲之前，他們會一直都為此感到擔心。

今年就發生過一對中國留學生夫婦的嬰兒被政府收走的情況。

嬰兒的母親出差，父親臨晨被孩子吵醒，換尿布沖洗孩子時，兩次失手使孩子從手中落入浴缸。此後孩子一直啼哭。這位父親到下午三點看到孩子依然哭鬧，怕他有傷就帶他去了醫院。

醫院發現孩子有骨折等問題，了解整個過程之後，馬上就去報警了。孩子治療之後就由政府暫時收養，理由是他受到了虐待。孩子的父母除了失去孩子，還可能面臨虐待罪的起訴。

他們不僅贏得周圍同胞的同情，連美國的中文報紙上都報導了華人對此感到的憤憤不平，說他們好不容易有了一個兒子，怎麼可能虐待。中國人的虐待概念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和主動性，了解在美國，這只是一個法律概念，不考慮動機，只察看行為和後果。它自有它的法律邏輯：一個嬰兒被摔了兩次，卻長達近十小時不能得到檢查和醫治，美國法律認為，這種情況只能夠叫做被虐待。

在這件事情上，還可以看到一般華裔的觀點和美國法律的差異。華裔同情的焦點幾乎全部在這一對「不幸的父母」身上，覺得他們孩子已經被帶走了，居然還要面臨一場官司，確實不幸之極。但是，美國的法律在這一類的問題上，關注的焦點幾乎全部在孩子一邊。它也有它的道理：孩子還不能保護自己，法律當然要站在孩子這一邊。

許許多多在中國司空見慣的事情，在這裡都是違法的。

比如，孩子哭鬧，家長上去給一巴掌的話，是違法的；在公共場所發生爭執拉拉扯扯，也是違法的，周圍的人很可能馬上就去報警。也許，正因為這樣，我們來了那麼些年，居然一次也沒有在公共場所看到過這樣的情況。

那麼，對於美國這樣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當老闆的是不是就非常自由呢？

舉一個例子：

如果你找工作去面試，僱主問你的年齡，是違法的；

問你是不是有什麼殘疾，是違法的；

問你的婚姻狀況，是違法的；

問你的出生地和移民情況，是違法的；

問你有沒有孩子，是違法的；

問你是否被逮捕過，是違法的……等等。

也就是說，我們在中國進一個工作單位所填的正常表格，上面總是有年齡、籍貫、性別、民族、本人成份、家庭成份、何時入團、何時入黨、何年何時何地受過何種處分等等條款，如果在美國一個僱主給你遞上這麼一張表格，你拿著就可以對他說「咱們法庭上見」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這首先是源於1964年的民權法。六十年代是一個全世界都騷動不安的年代。對於美國，六十年代幾乎是一個歷史分界線。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後的美國，非常非常不同。

六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的結果不僅僅是立法取消了種族隔離，還使得自由派思潮廣為流行。六十年代之前，美國大致是僱主說了算。但是此後，保護每一個人的平等權利的觀念浮到表層，尤其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比如少數民族、婦女、殘疾人等等，權利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民權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1964年的民權法中有關僱主的規定，涵蓋了所有25名以上僱員的企業，該法禁止因僱員的種族、宗教、膚色、性別以及移民背景，而在僱用和工作條件等方面予以歧視。因此，如果僱主問了這些問題，他拒絕雇你的真正原因就有可能是「移民歧視」「種族歧視」，擔心婦女有孩子要影響工作……等等，而以這些原因剝奪一個人工作的權利，都是違法的。

所以，乾脆法律規定，這些問題都不準問。1967年的「僱員年齡歧視法」，又規定了不得對年齡40歲以上的公民在僱用上歧視，從此，僱主就連年齡也不能打聽了。

到了1972年，美國又制定了著名的「平權法案」，更規定了所有的政府機構和超過15名僱員的私人企業，都必須在招工、技術培訓、升遷等機會上，給弱勢群體一定的比例。否則是違法的。

順便提一下，平權法案還擴展到大學招生。例如，美國的大學招生是沒有體檢這一關的，有殘疾的年輕人在平權法案的保護下，比一般年輕人更容易入學。我特別提到這一點，是因為我考大學時，就有一個一起工作的年輕人，考得非常好，卻因為一隻手有一點殘疾而落選，已經不記得他的名字，卻無法忘卻發錄取通知那天他的目光。這真是很不公平，華羅庚還腳有殘疾呢，憑什麼他就不能上學？

1990年，美國又通過了能力缺陷法，不僅涵蓋了有身體和智力缺陷的人，還涵蓋了有傳染病的人。僱主不僅被要求不準歧視，必須提供給他們力所能及的工作，還被要求提供必要的條件和設備。例如助聽器、助讀器等等。

比如說，一名僱員被查出有愛滋病病毒，只要尚不影響工作，僱主不得解僱他，還必須為他提供必要的防止傳染的條件，否則是違法的。

1991年，美國再一次制定新的民權法案，把僱主和僱員在發生民權官司時，提供證據的負擔重新放到僱主一邊。

比如說僱員告僱主性別歧視，那麼，法庭當然需要證據。證據有兩方面，一是僱員拿出受到歧視的證據，二是僱主拿出沒有歧視僱員的證據。

如果法律規定證據的負擔在僱員一方，那麼僱員拿不出受到歧視的充足證據，就判僱主無罪。但如果規定證據負擔在僱主一方，那麼僱員不必提供充分證據，而是僱主必須拿出充分證據證明自己沒有歧視僱員，僱主拿不出，法庭就可以認定你有歧視行為。當然，證據的負擔在哪一方面，就對哪一方面要求更高，更不利一些。

===規定很多場合,屁用的,就舉一例說: 美國的(USPS)國營的聯邦郵政系統,用人第一就是把年齡放在首位,四五十歲的也會雇傭,但考試成績至少94分以上哦... ...



   規定很多場合,屁用的,就舉一例說: 美國的(USPS)國營的聯邦郵政系統,用人第一就是把年齡放在首位,四五十歲的也會雇傭,但考試成績至少94分以上哦... ...

如果法律規定證據的負擔在僱員一方，那麼僱員拿不出受到歧視的充足證據，就判僱主無罪。但如果規定證據負擔在僱主一方，那麼僱員不必提供充分證據，而是僱主必須拿出充分證據證明自己沒有歧視僱員，僱主拿不出，法庭就可以認定你有歧視行為。當然，證據的負擔在哪一方面，就對哪一方面要求更高，更不利一些。

文化差異

當然，證據的負擔在哪一方面，就對哪一方面要求更高，更不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