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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為什麼特別會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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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不吃肉 發表於 2018-8-14 17:2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浙江人會致富天下皆知。比之福建人的到外面討生活的生意經,浙江人的經營模式更加多樣,從穩定的農耕,到漂泊的海商,從個體經營的工藝品,到與官方合作的大軍火,歷史上的浙江商人涉獵範圍之廣,令人嘖嘖稱奇。

浙江這種多元商業氛圍的形成,在早期也受到了浙江複雜地形的影響,算是一種運氣。此後的歷史上,這種好運帶來的商業傳統,被其他歷史條件進一步強化,讓浙江人的賺錢細胞越來越發達。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來看看浙江的商業傳奇是怎麼造就的。

1

多元環境下的交換

浙江商業氛圍的形成,離不開山水對人的塑造。

浙江最精華的地區,是浙北的平原地帶。受到富春江灌溉的浙北平原,河道穩定,土壤肥沃,在古代有著很高的農業潛力。遠古時期在南方自主進化出文明的良渚人,在來到富春江附近后就對這裡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屬於自己的社會。

良渚文化遺址在吳越之地的分佈


但富春江沿海有兩個嚴重的問題,造成了這裡的農業文明進步比太湖附近要慢一些。

第一個問題,是富春江沿線的平地不夠多,中上游基本是被密集的江南丘陵所包圍。古代真正握在越人手裡的大片平原,也只有今天的杭州附近。再往北邊去,在今天的湖州嘉興一線,就是越人和吳人相接的地區,經常爆發爭端,農業積累無從談起。

相比狹窄的寧紹平原

地跨蘇錫常與杭嘉湖的吳顯然發展空間大得多


第二個問題,是富春江下游,也就是著名的錢塘江,受到海洋的影響,河道經常擺動,讓兩岸的農民不堪其擾。這個問題一直到唐宋兩代才通過石質的堤岸勉強解決,解救了蕭山和海寧的一方群眾。

錢塘江大潮現在是很好的旅遊資源,在古代就是一個禍害。而從富春江入海口向東去的寧紹平原,雖然今天看來是一大片可用的平原,但在古代受到的海侵比錢塘沿岸更甚,也不是適合農耕生產的地區。

受苦的不止浙江人,可堪一用的平原地區,向上游去就是複雜的山地,向下游去則是一望無際的大海,古代浙江人想要繁衍生息難免要往這兩個本不適於人類生存的地區去拓展。事實上,越文明最早就是發源於浙江複雜的山地中,並在與漲落不斷的大潮的搏鬥中掌握了海洋的知識。他們對農耕的認識,反而是在和坐擁太湖平原的吳人接觸之後才形成的。

平原、山地、海洋,三種不同的文明形態在浙江神奇地共存了。

當然,早年浙人的聚居地還有另四個:其一是甌江流域的溫州,其二是衢江流域的衢州,其三是椒江下游的台州,其四是夾在溫州和浙北之間的舟山。但只要仔細觀察,會發現溫州和台州其實是縮小版的浙北;衢州金華強調了山地文明的部分;舟山象山則強調了海洋的部分。綜合來看整個浙江,就是由這三種地形交匯而成的。

寧波、台州、溫州這樣的地形

遍布整個東南沿海

但浙北平原和錢塘江河谷的土地

則要比福建省寬闊平坦得多


不同的地形,帶來的也就是不同的物產。農田種有果腹作物、山區里有野生動植物和礦產、海里有海鮮,一旦有一方發現自己的產品為別處的居民所需要,小區域內的商業貿易也就開始了。

事實上,根據王心喜等的研究,早在良渚時期,浙江就開始出現專業的商業貿易了。擁有富春江下游肥沃農田的良渚人經過多年耕耘,有了大量餘糧,就可以和山中產玉區的山民交換玉石。這些從良渚遺址中被發現的玉石器具數量巨大。而良渚文明核心區本身是沒有玉礦的,這說明當時已經有了專門的商人負責玉石進口的工作。


複雜而多元的地形與物產,催生了浙江最早期的商業氛圍。

2

第一個歷史契機

但僅僅是小範圍的內部交易還無法成為浙江後來成為商業驕子的理由。由於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中心都在黃河流域,最早成為鉅賈的是位於黃河下游,而且和浙江一樣擁有多元地形的山東,也就是以商業繁華聞名的齊國。

齊國雖坐擁鹽海之利,經濟繁榮,卻無心於天下,只得坐以待斃。

讓浙江的商業氣氛越來越濃厚的,是後世的一些歷史機緣。

從東晉到南朝,北方戰亂不斷,大量北方漢人南逃。進入閩越群山中的只是一部分,更多的人還是選擇在長江下游定居。這大大加快了長江下游的開發速度,過去被密林和沼澤統治的南方,很快就被清理成了連片的農田。

吳國開啟的六朝時代,是長江流域開發的關鍵時期。但由於政治慣性,中央王朝還是傾向於定都北方。一方面,北方的基礎設施更完善,有利於帝國政令的實施;另一方面,北方也是面對少數民族的前線,只要把自身做強,北方王朝就能在前線維持雙方的戰略均勢。

但政經中心分開的局面並不是長久之計,從越來越富饒的南方通過漕運向北方供應生存資源是必須的。於是大運河就出現了。最早的京杭大運河是從杭州修到的洛陽,而且通過廣通渠還能勉強進入關中,為兩都提供物資。

同樣作為稅賦重鎮的江浙兩地,在南方向北方輸血的過程中其實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蘇南擁有太湖平原,水資源及其豐沛,而且平地面積大,事實上是作為中央的糧食中心,一如今天和平時期的河南在中國扮演的角色一樣。

而耕地面積小一些的浙江,尤其是浙北,背靠丘陵,更適合種植一些經濟作物。浙江的不好種稻穀,卻能生長茶樹、桑蠶和藥材,這讓茶葉、絲綢和草藥成為了浙江主要的貿易貨物。在供應京城使用之外,剩餘的經濟產品就進入了更廣闊的貿易市場。

例如龍井,由於不是能就地消費的產品,浙江當地必須擁有足夠的專業商人負責遠距離運輸和交易。浙江的商人階級從社會生產當中分化出來,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而在北方急需南方物資稅賦的情況下,這些商人還不會受到中央政府的打壓,甚至在南宋遷都之後和中央政府玩到一塊去了。

3

海洋時代的浙江人

中國歷史上的大商幫有很多,陝商、晉商、徽商、揚州鹽商都在其列。但這些商業巨子往往是在某一個歷史時期因為一些特殊的貨物需求而崛起的。比如晉商和揚州鹽商,都是因為中國古代鹽受嚴格管制,且交通不便而崛起的。等鹽的戰略性下降,交通方式改變以後,這些商人的盈利空間被壓縮,很快就衰敗了。

但浙江的原始產業結構並不那麼單一。由丘陵地帶貢獻的茶葉、絲織物、藥材等名產,都是中國人優質生活的剛需。雖說南邊的福建也有不少類似的產品,但福建的交通實在太過封閉,還是繞不開在地理位置上佔便宜的浙江商人。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國,浙江人還僅僅只用上了自己的山地開發經驗和內陸運河,他們對海洋的知識還完全沒有出場呢。一直是近代的浙江,才迎來了第二個重要的歷史契機。

近代中國被強制開埠,上海成為了重要的的對外港口,浙江人對海洋的知識終於找到了用武之地。這一時期湧入上海的寧波商幫,和他們帶著的紹興參謀,有了大展拳腳的空間。

這一時期和寧波人在上海灘共同開發商業的,是蘇州商人。但兩者其實更像是在互補,而不是競爭。蘇州商人對內陸市場有更豐富的知識,掌握了政治資源和原始財富;而寧波商幫更傾向於外貿,尤其是西方列強重視的海洋貿易。最好的例子是寧波人虞洽卿創辦的三北輪埠公司,至三十年代已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民營航業集團,一家公司就擁有全國16%的貨輪。

三北輪埠公司一時盛極,一直把員工宿舍蓋到了武漢。
實體產業方面,以在上海開埠后的「進口貨物第一大宗」洋布業為例,全市的投資額中有超過60%是浙籍商人提供的。其他重要的出口行業,如絲綢、茶葉,也都是由浙江商人所把持,來自湖州的絲商掌握了上海80%的生絲出口量。在工業方面,浙江商人則「完全把持了上海的五金行業」。

在和擁有原始資源的蘇州商幫的競爭中,浙商集團還略微佔了上風。比如被稱為「中國第一商會」的上海總商會,由在滬經營的所有商人共同組織,但這個商會的創辦人就是浙江人嚴信厚,最後商會對外發聲的實權,也掌握在了浙商的手裡。浙江人此時成了上海灘商業界的風流人物。

由於在實體商業上做得風聲水起,浙商集團在金融方面的進展也很順利。在1911年上海的7家大銀行中,除交通銀行上海分行外,其餘的中國通商銀行、大清銀行上海分行、浙江銀行上海分行、四明銀行、浙江興業銀行上海分行、信誠銀行,或是由浙江人創辦,或是由浙商任經理,把控著當時中國最大的熱錢走向。

這一時期的浙商,終於把上天賜予的平原、丘陵、海洋資源合而為一,用到了極致,也成就了浙江商業在近代的神話。

其實浙商的傳奇到這裡還沒有完。

在經歷了戰亂和幾十年嚴格的商業管制之後,浙江商人在改革開放之後又一次蘇醒了過來。溫州人在經歷了長期的貧困之後,窮則思變,將小打小鬧的商業變成了遍布全國的商業帝國。只是他們的成功模式,更像是隔壁的福建商人。

而在浙江傳統的富裕熟地浙北平原,則在過往的工商業基礎上誕生了改開后的輕工業王國,乃至當上網際網路信息化浪潮的弄潮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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