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受困小晶元 現代中國需解放思想

來源: 多維/日期: 2018-04-21

　　美國封殺中興，在中國引發朝野激辯（圖源：VCG)
　　中美新一輪貿易戰進入白熱化狀態，美國政府宣布了對中國大陸跨國科技公司——中興通訊實施為期7年的禁運，期間中興無法從美國公司那裡獲得核心部件晶元。正當雄心勃勃加速大國崛起之際，小晶元之爭給中國朝野帶來巨大震動，舉國上下加入熱議與反思之中。
　　這一輪由美國特朗普政府首先發起的貿易戰，中美雙方你來我往互有勝負。此前作為強硬反擊，中國政府決定對美國大豆徵收懲罰性關稅，這顯然打疼了特朗普，眾所周知，美國南部農業地區是特朗普當選總統的大票倉。而隨後特朗普將貿易戰炮火投向中國高科技企業中興，顯然也是打痛了中國政府。
　　特朗普對華貿易戰的真正目標
　　對中美來說，貿易戰不足為奇。美國制裁中興，並沒有涉及華為、小米、聯想等更具實力的中企公司。並且對中國來說，美國制裁中興也改變不了中美之間的貿易差額。但種種跡象業已表明，特朗普根本就不是對華髮起貿易戰那麼簡單，貿易僅僅是表象。
　　匪夷所思的是，特朗普口口聲聲要求中國減少對美貿易逆差，可他實行的措施卻是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出售晶元。且其選擇中興下手，特朗普也為這場貿易戰的性質做了特殊定調。
　　當今世界，信息產業因其超強大的經濟輻射帶動作用，實際上已經處於一個國家全部產業的核心位置。「中國製造2025」也將信息產業擺放進了核心位置。而中興作為中國僅有的幾家高科技信息公司，在中國的國家信息化產業戰略中扮演著至關重要角色。更顯微妙的是，美國制裁中興為時7年，恰好到2025年。
　　因而可以說，特朗普的目標根本就不是中美貿易戰，也不是中興，他瞄準的和將要予以沉重打擊的是「中國製造2025」，這場中美國家戰略之爭，最終目的是要遏制中國崛起。
　　增加上述判斷可信度的是，在美國政府宣布制裁中興之後，4月20日英國《金融時報》引述美國財政部高級官員的話證實，特朗普政府正在尋求啟動《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案》，以對中企公司對美投資設限，核心政策意涵是阻斷中國通過對美投資獲得核心技術的道路。
　　核心技術卡住大國崛起脖子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受困晶元這一核心技術，不僅僅是一個中興。雖然看似中國出了很多大型高科技企業，如海爾，華為之類的，每年也對外出口很多的電子產品。但是作為電子控制系統核心的高級晶元，80%以上都需要進口。
　　國際範圍內，電子行業的現狀是，最好的晶元在美國，其次是日本、歐洲，再次是韓國)，最後是中國台灣。這也就意味著，中美貿易戰後，中企獲得晶元還可以轉向日本歐洲和韓國。但這都要面臨國際關係不確定性的種種風險。
　　日前有媒體消息指，歐盟諸國對中國在「一帶一路」項目中向中企公司傾斜發出了集體抗議。不管事實上中方是否存在這一傾斜，這都意味著，歐盟諸國有透過「一帶一路」爭議對華髮起貿易戰的潛在可能。而因為朝鮮核問題，中韓關係也時刻存在變數。
　　因而，在不確定性逐漸增多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的大國崛起其實無法持久避開一系列核心技術問題。今天可能僅僅只是晶元，但只要中國不能解決自主創新，明天將會有其他核心技術問題卡住中國的脖子。
　　全球化走到今天，中國以往以發揮后發優勢和技術追趕為核心的經濟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中國亟待邁出獨立研發和自主創新的步伐。
　　自由思想市場
　　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對中國所面臨的核心挑戰亦有深刻體認，習稱中國經濟的「阿喀琉斯之踵」在於其「大而不強」。習和中共都認為，中國經濟的出路在於創造創新。
　　而創造創新需要一系列的硬體與軟體環境。從硬體來說，中國需要從政府層面加大對基礎科學研究研發的投入力度。
　　以高端晶元研發投入為例，除了中國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外，國家層面上的其他科技計劃基本上沒有集成電路相關的項目和經費投入。2008年啟動的「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晶元及基礎軟體產品」及「極大規模集成電路裝備及成套工藝」兩個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平均每年在集成電路領域的研發投入不足40億至50億元，尚不及英特爾一家研發費用的5.2％至7.7％。
　　也許更重要的是軟體投入。任何一個國家，其研究研發、創新創造都不是一日之功，而且也不能僅僅依靠政府。創新創造是要政府、企業和企業家、工程科技人員通力合作的結果，尤其是要發揮個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個體創造潛能的開掘，除了物質認可之外，還需要營造一個沒有束縛和心情舒暢的創造氛圍。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在其《變革中國》一書中曆數中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歷程。科斯斷言，中國崛起以及創新創造的最大障礙在於中國目前尚缺乏一個自由思想市場。
　　中國的現有政黨和政治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傾向於強化控制，尤其是在教育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強化控制。習近平上台以來反思蘇聯解體教訓，將之歸因於蘇共對意識形態控制的放鬆，這一判斷加劇了其後中共在各方面的加強控制。
　　比如中共不斷加碼的黨管高校以及對網路安全的過度強調，都阻礙了生動活潑的自由思想市場的形成，而沒有這一自由思想市場下個體的思想碰撞與激蕩，創新創造就是一句空話。
　　在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中國亟待開展第二次解放思想運動。
　　鄧小平的政治收放之道仍可資借鑒
　　文革之後，鄧小平復出，面對當時中共從意識形態到體制的僵化保守和迷信盛行狀態，鄧以一場思想大解放運動開啟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從而將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
　　鄧小平時代中共的政治特色以及鄧個人的政治收放之道，集中體現於鄧始終強硬堅持的兩個政治概念，一個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個是四項基本原則。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路線下，鄧小平堅定推進中國經濟改革，農村改革、城市改革，經濟特區、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市場經濟，直到1992年仍以普通黨員身份南巡一舉糾正政治航向，挽救中國改革開放。
　　在四項基本原則之下，鄧小平堅定維護中共的統治和長期執政地位。
　　蘇聯解體后，鄧小平總結經驗得出結論，蘇聯僵化的政治經濟體制以及遠低於西方的經濟效率是主因，沒有一個政權是單靠收緊政治控制就能長久維持局面的。因而中國只有加快改革開放步伐，才能免於蘇聯式的命運。
　　今天的中共仍然能夠從鄧小平時代的政治收放之道中吸收養分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