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中國方方面面的佛教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也是中國最大的宗教。佛教和佛教所代表的印度文化是歷史上中國人第一次大規模接觸的外來文化。外來佛教文化融入中國文化后，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要在中國生存、發展，首要的問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佛教如何與中國固有文化相適應、相協同。佛教從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傳入中國后，經過不斷的中國化而與中國傳統思想融合，至宋元時代已經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了社會文化的各個領域，對中國政治、倫理、文學、藝術、哲學等方面產生持久而深遠的影響。
　　
　　（一）佛教與中國政治和倫理
　　
　　佛教雖然是一種以出世為最終目的的宗教，但在注重現實生活的中國這塊土地上，它不僅強調出世而不離入世，而且還在一定條件下直接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從而對中國的社會政治和倫理產生一定的影響。
　　
　　佛教發展的總趨向是世俗化，在封建社會泛泛地提倡普度眾生轉向實際的忠君愛國，從泛泛地主張三教調和轉到依附儒家的基本觀念。其實不然，如宋明理學的出現，與佛教大有關係。理學有許多觀念是沿襲佛教而來，理學家大都從佛教中摭取思想養料以滋補自己，故理學中處處散發出佛學（主要是禪學）的氣息。
　　
　　佛教不殺、不盜等的道德戒規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倫理，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產生了一定影響，特別是大乘佛教慈悲度人、普度眾生的精神，激勵過許多志士仁人為救國救民而奮鬥。
　　
　　（二）佛教與中國文學藝術
　　
　　佛教傳入中國，給中國人輸入另一種與固有傳統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這種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成了中國文學創作的一種滋養和補充，成為推動中國文學發展的新活力。可以說，佛教使中國文學添加了新內容，賦予了中國文學以新的形態。
　　
　　中國民間文學受佛教影響是極深的。正是在這種影響下，產生了民間文學的新體載。唐宋民間文學，從體載結構到思想內容，都深受佛教的影響。金代時期產生的元雜劇不僅直接引入佛經典故，直接或間接地表達佛教信念。可見，佛教對中國民間文學的產生起來重大的促進作用。
　　
　　唐宋以來，佛教音樂、佛教舞蹈、佛教繪畫、佛教雕塑和書法有進一步的發展。
　　
　　佛教音樂因市民階層的出現而日益通俗化，並多方面影響了中國說唱音樂及器樂演奏的發展。從現存宋詞元曲的詞牌、曲牌中，可以看到佛教影響的重大遺痕，如詞牌《菩薩蠻》、曲牌《雙調五供養》等。正是由於唐、宋、元佛教音樂的發展，才使明初成祖朱棣於永樂二年（1404年）搜集通行南北各地的佛教樂曲400餘首編成《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一書行世。這本曲集不但影響全國，還流傳越南、緬甸一帶。
　　
　　元代宮廷典禮宴享中，常表演富有佛教色彩的舞蹈。當時著名的宮廷舞隊有「女弟子隊」和「小兒隊」。在由120人組成的「女弟子隊」表演的舞蹈中，有幾個舞蹈具有十分明顯的佛教色彩，如《菩薩蠻隊》，源於唐代的大型女子舞蹈《菩薩蠻舞》。舞者穿緋生色窄砌衣（僧衣），戴捲雲冠。其舞名、裝束與舞具富有濃郁的佛教色彩。
　　
　　佛教繪畫源於古印度，最初隨佛教從印度傳入，後來逐漸發展而具有中國民族風格和特色，中國繪畫也有進一步的發展，是一門國際性的顯學。如宋代繪畫是歷史上最為豐富多彩的面貌，士大夫繪畫各自形成體系，同時吸收禪門繪畫相互影響。「宋代繪畫，仍有佛教題材，惟不在寺塔，而在氣勢高遠，景色荒寒，以表現明心見性的修養。」受禪宗影響而出現的南宗畫風至宋元趨向極致，為中國繪畫藝術園地增添了奇葩。
　　
　　佛教雕塑從南北朝開始，在雕塑藝術中仍占很大的比重和重要的地位，石窟是十六國北朝藝術的薈萃之所。佛教石窟雕塑實際源於印度，由於公元前４世紀希臘馬其頓帝國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印度西北部地區，希臘的神像雕刻藝術得以在以犍陀羅為中心的地帶生根。公元前３世紀，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期大乘佛教抬頭，出現鹿野苑、藍毗尼、王舍城石柱和巴拉巴爾石窟。佛教石窟造像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河西敦煌莫高窟、甘肅麥積山、炳靈寺等，這些石窟在今天已成了世界文明或中國文明的支點，是人們已知的著名的大文化融合結果。
　　
　　佛教的傳入對中國書法藝術也產生了很大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示在兩個方面：一是佛教書法直接豐富了中國的書法藝術，二是佛教特別是禪宗對書法理論和書法實踐的影響。
　　
　　佛教書法主要是指與佛教直接相關的抄經、造像和石刻等。出於弘法的需要，佛教十分重視抄經、造像活動，並由此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佛教書法藝術。浩如煙海的佛教經典傳入中國后，中國佛教徒以虔誠的態度和精湛的書藝為後來留下了大量的書法藝術珍品，併產生了許多傑出的僧侶書法家。晚唐以來，經宋元，在佛教禪宗的影響下，許多書法家以禪入書，把書法看成是禪的表現方式，形成獨特的以禪論書、以禪喻書的書法理論。宋代著名的書法四大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的書法作品，無不充滿著禪的底蘊，是佛教影響中國書法藝術的典型例證。
　　
　　三、佛教與中國哲學
　　
　　從先秦諸子百家之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到宋明理學的興起，標誌著中國古代哲學思維發展的幾次重要飛揚。
　　
　　隋唐佛、道的發展，給社會造成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唐末五代的長期混亂、分裂。二是封建倫常的觀點。理學就是為了挽救這種理論危機和社會危機，解決此兩方面問題而興起的。理學把倫理與哲學結合起來，取代隋唐佛、道，乃是古代理論思維自身在邏輯的必然結果。反過來說，宋明理學的形成與發展集中體現了佛教對中國哲學的深刻影響。因為宋明理學是在以道家哲學為基礎、以儒家理論為核心，融合吸收佛教心性論的合理內核，摒棄出世的價值取向，進一步從天人合一的角度完成了對儒家名教的本體論論證，構建了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心性本體論哲學，把傳統哲學的發展推向了新的高度。
　　
　　佛教在本體論、認識論、人生哲學、倫理道德、方法論等方面，補充了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在本體論方面缺乏的論述。佛教的唯識學說，填補了中國哲學的不足。中國哲學沒有西方哲學那樣的認識論系統，佛教般若學的傳入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中國哲學的認識論。佛教哲學比中國哲學強於思辨。它在詭辯中蘊藏的辯證法因素對於推動中國哲學轉向思辨有一定意義。理學吸收佛教的思辨精華使之成為中國傳統哲學的有機成分，顯示佛教是強大的生命力和受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