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遙遠：講真話的制度比任何改革都緊要

    素以仗義執言聞名的微博大V御史在途，因「金銀花更名」事件與國家部委開戰。這位真名叫陸群的湖南省紀委幹部，坦陳「越來越厭倦機關里的風氣。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太嚴重了。官場太假！沒幾個人講真話，也沒幾個人聽真話，說假話的不臉紅，聽假話的也當真」。他形容，這好比「皇帝的新衣」現實版。
　　而今，「御史在途」變成了「網友在途」，決心走出體制，成為真正的「普通網民」，正式向特權腐敗勢力「宣戰」。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御史在途」之勇，古已有之，這是一個良知官員之勇，也是現代公民意識的覺醒，卻也折射出當代中國最深重之恥。
　　中國是個神奇國度，每個人都有一個面具，一副處世盔甲。廟堂上演《宮心計》，官場上演《現形記》，江湖上演《水滸傳》。教育撒謊，從小寫作就假大空；媒體撒謊，《新聞聯播》慫恿當事人背台詞；官場撒謊，不講真話，更是一門從春秋戰國發端、歷代王朝發狂、沿襲至今發臭的官場顯學。
　　中國官場的欺瞞文化，是歷代昏君或暴君的專制臉譜，就是拒絕真話，喜歡指鹿為馬，喜歡被阿諛吹捧，講真話的臣民統統沒好下場。真話不重要，關鍵是表忠心。在權力威懾下，必須說假話才能活，而權力明目張膽不許人說真話，剷除真相，屏蔽真理，使用精神武器，才能繼續當皇上。
　　中國自古不乏鐵骨錚錚，暴君之下成了冤魂，昏君之下成了異類。比干、伍子胥是中國歷史第一代講真話被昏君「焚炙」的代表；岳飛、于謙是中國歷史第二代講真話被昏君斬決的代表；譚嗣同、秋瑾是中國歷史第三代講真話被昏君殺頭的代表；瞿秋白、史量才是中國第四代講真話被獨裁者槍斃的代表；劉少奇、彭德懷、張志新是中國第五代講真話被獨裁者折磨致死的代表。
　　一個不容置疑的常識是，如果因言獲罪，大有人在，那這個國家脫離中世紀黑暗還不遠，或仍陷其中。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任何想堵住真話嘴巴的，都不是好鳥，必敗無疑。而官場欺上瞞下，往往會讓主子摔得很慘。袁世凱聽信讒言，相信復辟帝制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最後把命運都矇騙到溝里了。
　　一個國家的崛起，首先是講真話制度的建立，是神話的破滅，是真話的復興。歐洲文藝復興就是一場講真話、傳真知的思想文化運動，帶來了科學與藝術大繁榮，揭開了近代歐洲歷史的序幕，為工業革命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文藝復興崛起了大英帝國，人文精神傳播到美國，成就了一部聯邦憲法，從捍衛公民講真話到捍衛公民一切人權，維繫了美國社會兩個多世紀的自由、繁榮和穩定，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中國第一個講真話時期，是春秋戰國，宗師林立，百家爭鳴，奠定了中華民族文化根基。第二個講真話時期，跨過焚書坑儒、獨尊儒術、大興文字獄的二千多年，直到清末民初，西方文明、蘇俄革命紛至沓來，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仁人志士救國圖強，民國大師群星璀璨，封建王朝土崩瓦解，剪了千年奴才的小辮子。第三個講真話時期很短，只有曇花一現，偉大領袖鼓勵講真話，結果是引蛇出洞的權術，講真話者一概被打倒，從靈魂與肉體一併折磨甚至消滅。
　　第四個講真話時期，離我們很近，那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為全黨和全民共識，偉大領袖從神壇搬下了人間。世界各種思潮、各種文明成果，在中國社會各階層傳播、碰撞、激蕩、融合、創新。思想文化、科學藝術、民營經濟、宗教領域，全面迎來復甦的春天。老中青三代眾志成城，充滿信任與友善。中央領導帶頭廣開言路，把各路有識之士請進中南海，面對面交流請益。意識形態出現「三寬部長」，各種反思、各種辯論、各種尖銳批評，公開見諸報章。那個時候，不管有多少問題存在，但中國人相信未來「春光更明媚。」 那個時候，舊的折騰人的辦法已經停用，而新的折騰人的辦法還沒有被發明出來。
　　巴金在《真話集》說：「我在北京看見不少朋友，坐下來，我們不談空洞的大好形勢，我們談缺點，談弊病，談前途。沒有人害怕小報告，沒有人害怕批鬥會。大家都把心掏出來，我們又能夠看見彼此的心了。」不折騰人的社會，人就講真話，活得有自由，有尊嚴，有信任，有詩意，有幹勁，有奔頭。
　　八十年代是中國當代文明啟蒙、思想文化復甦的黃金時期，為改革開放奠定了文明進步的基石，為「中國模式」勳章打下了清亮的底色。沒有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解放，沒有樹立真話與真理的權威，就不能掃清封建遺毒和暴力哲學，就不能解放生產力，就沒有中國改革開放的耀世輝煌。
　　講真話是善政的基礎。假話的背後，是話語權的無道霸蠻，是特權集團腐敗。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邵秉仁在博鰲論壇發言，語驚四座。他說：「國有企業應該起到公共服務的作用，而不是與民爭利，更不是官商結合，政企不分，這樣不僅要掏空國家，而且要滋生大量腐敗。從央企巡視情況看，沒一家乾淨。官商不分，官商勾結，就是這種體製造成的。」「御史在途」陸群向國家部委「宣戰」的靶心，正在這裡。
　　當下中國面臨更多危機與挑戰，如果恪守教條主義、自信主義，不給真話一個自由空間，那就勢必兩豆塞耳，只聽頌歌，不聞雷霆。大躍進放衛星的教訓極為深刻，GDP數字成橡皮泥人的教訓，至今仍讓當局者迷。中國經濟數字有多少政績縱慾、有多少殺雞取卵、有多少注水豬肉？在經濟領域，有多少特權通吃的骯髒內幕？在司法領域，有多少被遮掩的權力猙獰？在思想文化領域，有多少說真話、說真心話的自由舞台？
　　亞洲超人李嘉誠為什麼把事業版圖移出大陸？有三件事情，不斷地折磨李嘉誠，令他焦慮：一是全球貧富懸殊狀況持續，中國更可能惡化，特權頑疾難治，社會矛盾一觸即發，靠「維穩」穩得多久；二是中國佔全球人口20%，但只有9%可耕地，安全飲用水只佔全球水資源6%，政績縱慾式經濟必將償付巨大代價；三是不陽光，不講真話。李嘉誠說：「不是今天我跟你有沒有說真話，也不是你有沒有和我說真話，而是我們要有一個自覺——盡量在行為里更透明、更真實，每一個人都努力，才可以創造一個更公平公正的社會來。」
　　如果政治正確比真話重要一萬倍，那麼各種奇葩、各種荒誕依然會粉墨登場。前兩天，CCTV新聞聯播報道，我國首次集中公布百人紅色通緝令：政府將不再為外逃腐敗分子保密。民眾不禁要問，我國過去一直都為外逃貪官保密？除了公布的一百個，保密的外逃貪官還有多少呢？這真是黑色幽默。
　　謊言依然會傳播，但捍衛講真話的制度，會在第一時間消解謊言。在美國有許多像《華盛頓郵報》總編本傑明·布拉德利這樣的傑出媒體人，無論政府打壓還是名利誘惑，都無法阻擋他們追逐真相的腳步。布拉德利率領部下奪得了18個普利策獎；水門事件持續發酵的28個月里，安排發表400多篇真相報道，迫使尼克松引咎辭職。他說：「只要記者說的是真話，並且客觀公允，就不需要擔心後果。」免於恐懼的自由，是講真話的制度條件。
遑論進步。如果沒有一個講真話的制度保障，任何改革都是空話。中國夢，當從捍衛真話制度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