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富國強軍 1

一看到富國強軍，就想起管仲同志，管仲(公元前730-645)，春秋前期著名政治家和社會改革家，中國先秦思想史上第一位思想家。他執掌齊政40年，輔佐齊桓公「九合諸候，一匡天下」，給當世創下齊國的霸業。為實現「富國強君」「稱霸天下」的目的，建立起以確立和弘揚君主絕對權力、絕對權威和絕對王霸利益為絕對前提的刑賞等級制度。這種嚴酷的刑賞主義等級制度，既是時勢對諸候君主的絕對要求，也是欲稱霸分裂之天下的諸候國君們所必須繼承和弘揚「先王之道」傳統的自覺表現。借反腐目的加強權威，嚴格的尊卑是集權的來源，集權是權威的來源，權威是秩序的來源，秩序是國富兵強的來源。他的許多富國強兵思想卻和現在的天朝不一樣，如實現「富國」之目的，必先富民，富的是權貴（某基因也動不了，動了五百戶，紅色江山也就完了），對民行使愚民、辱民、維穩犧牲品。其它古代區域行政管理，古代重視農業，打破了分封式的世襲官僚制度，更加和某基因無關。不管天朝想繼承管仲齊恆公的理想，還是帶三航母群進入亞太，可能討論貿易平等都要了解中國管仲的「利出一孔」思想。

習近平著眼於實現中國夢強軍夢，人民軍隊在中國特色強軍之路上邁出堅定步伐。２０１７年初春，習主席在出席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強調，立足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深厚土壤，推動軍民科技基礎要素融合，加快建立軍民融合創新體系，為我軍建設提供強大科技支撐。「強軍夢」是實現「中國夢」必不可少的堅強後盾。十九大報告把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的重要內容，明確「必須全面貫徹黨領導人民軍隊的一系列根本原則和制度，確立新時代黨的強軍思想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的指導地位」。 「必須對黨忠誠、聽黨指揮」 「政治建軍是我軍的立軍之本」 堅定不移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永遠聽黨的話、跟黨走，黨指向哪裡、就打到哪裡。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確保到二〇二〇年基本實現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戰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力爭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

徐慧君：管仲陷阱——解讀中國歷史和社會的鑰匙
所謂「管仲陷阱」，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個獲利的孔道、途徑。即國家採用政治經濟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謀生渠道同時壟斷社會財富的分配，那麼人民要想生存與發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給於君主（國家）的恩賜，這樣君主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眾了。這一思想為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先秦法家先驅管仲首創。
「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統治者壟斷了一切政治權力和所有經濟利益，這等於牢牢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擁有了對臣民的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從才能生存，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代可以得心應手地實施殘酷的專制統治的根本原因。
　　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特徵就是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而一切控制或束縛都是建立在政治經濟權力之上的——屬於君主、貴族、官吏、地主、家長的等等。國家處心積慮地控制了一切謀生孔道，而只留下為專制國家服務才能生存發展一條途徑，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要在這種環境中生存下來就只有依附於政治權力或國家機器（具體為依附官長，上司等等）這唯一的選擇，作為一種必然的結果，中國人民的如同嗷嗷待哺的嬰兒一任統治者們姿意蹂躪宰割的命運就成為了幾千年來無法擺脫的宿命。
　　在技術層面，「利出一孔」包括兩個互相補充，互相依存的的措施，既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經濟上的弱（貧）民術。
　　人身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數千年一以貫之的發達的戶籍制和什伍保甲連坐制。
　　僅有政治上的人身控制還不足以控制人們的意志，必須輔之以經濟手段才行，這就是歷代政府奉行的弱（貧）民術。
　　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自由商業，可以增加社會的橫向聯繫，打破彼此隔絕的地域界限，在各個獨立的社會個人之間架起互相勾通，互相依存的橋樑，在追逐利潤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協調各行業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生產和消費，促進商品與貨物的流通，從而積極地促進社會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而社會財富的增加又必然導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從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機會，促進科學、技術、藝術的發展，而人民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導致對專制統治的否定與反叛。
自由商業活動對社會所起的作用效果，恰恰與集權的專制統治形成尖銳的對立，自由商業活動尊崇的是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其基礎是金錢面前人人平等，與等級制，特權制是水火不容的，而且商業可以促進人力，資金，技術，信息，商品等的橫向流動，這又是對人身控制的極大危害，勢必威脅專制制度的根基，統治者不遣餘力地抑制它的發展就不足為怪了。?
　　中國歷代統治者有一種天生的政治直覺，自由經濟發展壯大后一定會沖毀作為專制統治基礎的愚民術和貧民術這二條大堤，終至淹沒，埋葬專制統治制度，所以不遣餘力地將其控制在搖籃狀態，這種直覺深具眼光，從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即可明見這一點。?
　　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始於十五世紀，由於歐洲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傳統，自由商業一向比較發達（英、法等國歷史上的「重商主義」學派甚至認為財富直接來自商業活動），商人在逐步控制了金權之後，更進一步要問鼎政權，終致設置議會，監督國王，並成為維護商人以及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工具，由此導致了代議制的產生。從而大大打擊、限制了國王、貴族的特權，並將其行為置於法律的監督之下。（所以中國反西方市場經濟，國企壟斷，反WTO反301貿易戰）（反市場經濟愚民無思想自由難有創新，進而以國家面目抄襲搶奪西方科技，仿滿清意圖以夷人之技反夷，把歐美趕出亞太，對世界傳播專制優越，進而威脅歐美日，成就富國強軍世界大國地位）
官商以壟斷價格取代其市場價格，人民的財富被源源不斷的搜括掉卻毫不知覺，人民的血汗流入國庫五毛卻感受不出痛苦，反而認為是君主關心民瘼，為他們解決生產和生活中的困難，而對其感恩戴德。此謂：「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而民愛可洽於上也。」此乃一箭雙鵰之策：抑制任何私人力量的崛起，確保專制制度的穩定；造成資本國有，取得巨額壟斷利潤，掩蓋經濟上對人民殘酷掠奪的實質。?
（今天的專制沒有古代的重農，現代專制重視搶掠人民土地，通過土地財政，房地產富官養官重視對百姓控制。）
　　由於國家強行堵塞了經商致富的渠道，在即定的約束條件下（「利出一孔」），作為一個理性的人，一個有才華的青年想要出人頭地、名利雙收，只有唯一一條現成的道路，即為專制君主服務（入仕或做官）。做官成為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及最佳方式。而除了「入朝為官」，其他一切職業都是低賤的職業。中國古代士、農、工、商由高到低的排列順序，正反映了這一理念。由此形成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官本位」。
　所謂『官本位』，簡單地說，就是以官為本，一切為了做官。
　　君主獨裁專制制度的核心是人身控制，而其實現的基礎和保障就是權力，權力的內涵不僅僅是支配人，而且也包括由其轉化的不可計數的直接的經濟利益。專制制度全仗各級官吏來維繫，掌握權力的官吏就成了特殊人物，官大者威風赫赫，權傾一方，官小者也是養尊處優好處無數，官之身價與神秘，就在於他們手中的權力以及由此而獲得的各種特權與實利。官位成了最有價值的無形資產，權力成了財富的代名詞。權力是比貸幣更具流動性，更方便的一般等價物，或者說，中國社會的特徵是政權支配金權，孔方兄只配做印把子的僕從。中國特殊的社會形態導致投機政治比直接從事經濟活動，能更好更快地聚斂財富。呂不韋正是參透了這一點，才將異人視作「奇貨可居」。
　　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而出人頭地，名利雙收的捷徑便是做官，官越大，獲利越厚。官位權力和財富構成奇妙的「三位一體」，財富的多少取決於官位、權力的大小，正是基於這一點，人的價值實現的最佳途徑就是做官，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的最好方法也是做官。陞官發財的意識浸透了國人的靈魂。
　　簡言之，作官是最賺錢，最安全的買賣。所以中國發了財的商人要捐官：既為求自保又為圖發展。所以歷史上胡雪岩之流的紅頂商人大行其道，至今被奉為成功商人的楷模。
　　人身控制的直接後果就是，任何人要生存和發展，就不得不依附比自己更強有力者，由此形成中國社會的另一大特色——人身依附。?
　　按每個人的政治經濟地位的差別，全國上下形成一個等級依附系統，
　　只有一個例外，即皇帝（今天的基因血統），因為他是權力的母體。后妃、臣僚依附皇帝，地方官依附京官，小官依附大官，奴僕依附主子。被依附者對依附者有著生殺予奪的權力（所謂「身懷利器，殺心自起」），依附者的物質利益直接源於被依附者，依附者被人依附，被依附者同時又是依附者，而且大系統中有子系統，子系統中又有子系統，人身依附成為人際關係的普遍形式。?
　　正是由於人身依附，各級官僚無法成為獨立的政府官員，而只能是帝王的代理人或家奴，同樣，因為一個人的收入和升遷與自己的頂頭上司有著密切的關係，得罪上司的代價是巨大的，又由於這樣的官僚有為數眾多的替代品，因此，下級也永遠只能是上級的工具，而以人作的工具的全部價值就在於聽話（好使不好使），而不在於這工具本身有多大價值。
中國的官僚政治有一個致命的遺產——層層任命制。官吏不是經由人民選舉產生的，而是由上級發現、任命的。官吏不是為事業服務，而是為長官或上級服務。中國官吏的最大特色是「做人」，官吏的考核與任免，主要不在於他們有多少政績，而在於他們與上級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級，就等於戴穩了烏紗帽。於是，「報喜不報憂」，上交則諂（諂媚），下交則瀆（輕慢），就成了官場的常態。
　　人身依附的格局，使下級只對上負責，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的做法，必然導致殘酷的反達爾文優勝劣汰進化規則的逆向（精英）淘汰。
　　所謂「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學術領域的精英，一些真正德才兼備的精英人才往往會遭冷遇、排擠甚至打擊、壓制。那些有獨立思想或獨特見解的人才，他們往往會因為自己的優秀而在生存競爭中首先被淘汰出局，而一些缺乏能力、沒有自己觀點的庸人，他們反而因為善於鑽營附會而成為「適者」頑強地生存下來。蘇轍先生形象地將其稱為「君子鬥不過小人」規律。[14]
　　「淘汰」制本是人類社會選拔人才的最有效機制，即通過某種競爭規則，選拔優勝者，淘汰劣敗者。「逆向淘汰」則不然，它是將優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而那些善於阿諛逢迎的庸人反而成為「適者」生存下來。究其原因，在於人的天性。人性的一個艮古不變的弱點就是喜歡聽好話，精英們往往仗著自己的才氣而不屑於鑽營，庸人們則非拍馬逢迎無以生存，這就決定了後者必然要把全部的資源用在迎合上級上，在人身依附的格局下，作長官的顯然更欣賞後者的表現，他們自然會獲得更多提升的機會，這樣逐級淘汰的結果，必然是庸人們大獲全勝。
　　因此，在「利出一孔」的社會，淘汰精英就是最大的政治。特立獨行的精英人才被扼殺，整個社會必然萬馬齊喑。
　　「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中國的官場成為一個巨大的人才黑洞，將天下精英統統吸引到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喜形於色地說過「要想出人頭地唯一的渠道便是做官——因為：「人生世上，除了此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
　　無數的精英擠在入仕這唯一的獨木橋上你爭我奪，兵戎相見，競爭自然殘酷絕倫，在這種沒有底線的生存鬥爭中，一般只有厚黑者勝出，[17]結果，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敗在人格低下的人手裡；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敗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裡；說真話的人往往要敗在說假話的人手裡。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的根本原因。
　　中國人向來有窩裡斗（內耗）的老傳統，窩裡斗的殘酷與大規模地糟蹋人才世所僅見，人們往往簡單地把它歸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這是中國人的原罪。毛澤東就有一句家喻戶曉的名言，「中國有六億人口，不鬥行嗎」？為什麼窩裡斗在中國千百年來生生不息的強大，為什麼中國人會產生「與人斗其樂無窮」的妖魔鬼怪思維，唯一的解釋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沒有劣等的民族。
人們常說，「同行是冤家」，在一個別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失敗的社會，在社會財富存量一定的情況下，參與分配者愈多，則競爭愈激烈，這乃是從古至今中國社會政治鬥爭慘烈萬分，宦術出神入化，社會動蕩不寧，人民貧窮愚昧的根本癥結之所在。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後果，使個人既無獨立的政治地位，又無獨立的經濟地位，即使獲得的物質利益也是不穩定的，隨時可以化為烏有，歷代開國功臣的悲劇就根源於此。?
　　韓信、白起、伍子胥、文種等等，都是人們熟悉的歷史上有名的將軍謀臣，為其帝王立下過汗馬功勞，然而，他們的結局都很悲慘，功蓋天下卻無生存的權力。這一類「功蓋天下者不賞，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劇充斥於中國歷史，與中國社會共始終。為什麼他們都逃不脫「兔死狗烹」的悲慘命運？答案就是人身依附。沒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沒有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權，在中國，除一人外，任何人都無法成為自由人。
　財產權是憲政的基石、人權的屏障、市場經濟的核心，社會繁榮的樞紐，是人類謀求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權利，也是維繫人類自由與尊嚴的根基，政治文明的溫床。
　　人們總是抱怨知識分子缺少風骨，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說的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歸根結底，知識分子這一悲劇角色的罪魁禍首就是「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就變成了依附在專制政權之上的「毛」。在一個政府是唯一僱主的社會，一個人一旦被政府機關列入黑名單，就只能毫無反抗地任其處置，因之，在這種社會，所謂士人的獨立人格，所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說夢。
　　尊嚴與飢餓無法友好相處。社會的鐵則是：主宰一個人的薪給，即可主宰其意志。沒有獨立的經濟權利，就沒有獨立的政治權利。只有有了穩定的經濟收入，才能有獨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經濟上不獨立，靠巴結混飯吃，道德上就很難守節。而個人失去獨立之人格，思想聽命於他們的核心人物，不問是非，黨同伐異，根本無法產生公民社會。

「利出一孔」才是中華民族周期性治亂循環悲劇的總導演。https://big5.backchina.com/foru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