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顏色革命」嗎？

顏昌海
      香港民主，不能寄望由北京任命的特首為民請命，只能由港人團結一致去爭取，以響亮的聲音、以堅定的行動，告訴特首、告訴北京：我們要普選！我們要一個由我們一人一票選舉的特首！我們要一個由我們一人一票選舉的立法會！我們不願再等、不能再等！
然而，香港人關於「一人一票選舉的特首、一人一票選舉的立法會」的民主要求，卻被內地的某些學者視為洪水猛獸，必除之而後快。
上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倪世雄與另一名學者沈本秋，建議北京政府重視「愛國者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原則，以及推行《基本法》第23條，避免香港發生「顏色革命」。
這些所謂的「顏色革命」，就是那麼的可怕和不正義嗎？作為中國人，就必須親蘇（俄）反美嗎？！從歷史來看，對中國人來說，美國幫助中國抗日並收復了台灣，沒有對不起中國人的；而蘇聯（俄羅斯），總是侵略中國，分裂、侵佔了中國固有領土500多萬平方公里，超過中國現有版圖的二分之一；從現實來看，美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強大、最先進的國家，其國內的民主人權體制，是世界上目前最優秀的體制，而俄羅斯則實行反民主半獨裁的威權體制；20年前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能夠擺脫蘇聯的專政獨裁，現在要擺脫俄羅斯的威權主義，完全是正義的，無可指責。「顏色革命」后，他們並沒有成為美國的「加盟共和國」，還是獨立的國家，相反，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得以進一步實現。這，有什麼不行？！
1945年9月27日，在國共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作出合計約1500字的《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其中「第十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毛澤東是這樣回答的，「『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在這裡，毛澤東界定「自由民主的中國」，不僅將本國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歸入其中，也將美國的林肯和羅斯福的核心思想納入視野。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這「四大自由」，正是今天所言的「普世價值」。1945年9月27日，重慶《新華日報》刊發，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的《毛澤東文集》第四卷收有該文。毛澤東早在64年前就要求的「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就是現在香港要求的「雙普選」！毛澤東不僅要求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實現美國的「四大自由」。難道毛澤東也是「西奴」、「美奴」、「漢奸」？如果說香港民眾所追求的，就成了「顏色革命」，那麼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毛澤東，就是這個「顏色革命」的倡導者、發起人。
所謂「顏色革命」，其實就是對現有落後、僵化的政治體制的改革，中國執政黨從1978年就開始做起了。它的本質和根本任務，就是徹底改變現有制度中的專制、集權，從而實現真正的人民民主專政。當然，其中就包括更換政策和政治集團，它是人民群眾改天換地的根本方式。它完全是中國人民自身需求，是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和西方毫無關係。如果得到美國等西方民主發達國家的支持、援助的話，也是天經地義的；比如，當年抗戰期間，美國就無私地援助中國人民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但它的援助，並不是為了「建立親美政權」，而是出於人類正義。
1978年後，鄧小平推行的「顏色革命」，經過30年的發展證明，僅停留在經濟層面，而中國政治則仍舊很大程度地停留在原蘇聯模式上，令是中國社會的發展顯現極度的不平衡。30年後，中國人正是要通過再次的「顏色革命」，以建立民主自由的憲政國家。
西方國家的「殖民地時代」早已經一去不返，而現實中，也沒有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流露出將中國變為殖民地的企圖。那種大呼「狼來了」的論調，除了睜眼說瞎話外，就是企圖藉此挑起國民的民族主義之心膨脹，讓普通民眾轉移視線，阻止國民把中國變成一個獨立強大的憲政國家，從而維護專制、集權者及其附庸的既得利益。
而現實中的中國，由於沒有民主政體，自己選自己的官僚們，早已經將中國弄成「經濟殖民化」——使中國成為廉價的世界工廠，大量賤買國有資源和百姓勞力，並伴隨著自然環境的破壞與污染；也將中國淪為政治附庸化，在太多的國際交道中，都循環往複地進行著開始強硬最終屈服的遊戲。全體中國國民的權益與話語，都由他們隨心所欲地「代表」。
在專制集權和民主自由的選項中，有選擇權利的是人民，而不應該是統治者。人民嚮往並選擇民主自由，而西方發達國家就是比俄羅斯要完美得多。獨聯體國家，民眾所支持的政治力量，均主張疏遠與俄羅斯的關係，而極力主張與西方結盟，這就是硬道理。
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受西方影響，推翻了專制暴政，30年來，他們的發展有目共睹，並不是專制輿論所能抹殺的。在新世紀的頭幾年裡，獨聯體內的喬治亞、烏克蘭、吉爾吉斯等國，又先後遭遇政權更迭，攆走腐敗的舊執政者。這，恰恰反映了當地人民正義感與羞恥心的爆發，這些國度的老百姓，不容忍專制腐敗！今年伊朗大選，人民走上街頭流血犧牲，就說明民眾的追求並不會因專制的強大而瑟瑟發抖。
官員壓制民主，是政府的恥辱；學者為專制公開辯護，則是是國民的恥辱。如同官員行為是衡量政府的尺度一樣，學者行為是衡量國民的尺度；當學者為專制公開辯護時，表明這個國家的國民的正義感、羞恥心已經爛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香港與澳門的政治生態差異極大，民主派在澳門勢孤力薄，在香港則擁有立法會分區直選議席的六成。港澳回歸中國、各自成立特區政府後，北京一直較信任、欣賞澳門的政制運作，對港人要求發展民主政制則疑慮重重，張曉明盛讚澳門政制比香港更具建設性，就是北京這種心態的反映。在張曉明眼中，澳門的政制同香港相比，至少有三個優勝之處：其一，行政、立法、司法「相互配合」；其二，不盲從，不簡單地模仿別人；其三，堅決反對外部勢力的干預。京官的這種認知，既是基於澳門政制運作較符合大陸內地模式、要求，又凸顯北京對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三重疑慮，這些疑慮根深柢固，已成為阻礙香港民主發展的要害。在北京眼裡，澳門一潭死水般的政治「正合朕意」、值得信任，因此，澳門行政、立法、司法的「相互配合」被當成社會穩定的基礎，政制踏步不前換來不模仿別人的讚譽，事事聽從北京旨意等同於堅決反對外部勢力的干預。
香港是否要向澳門學習，筆者只想用兩件事進行對比：澳門回歸10年中，卻出現澳門有史以來最大的貪官、運輸工務司長歐文龍。歐文龍被揭發受賄8億元，共被控76項罪名，包括41項受賄、30項清洗黑錢及2項濫權罪等。2008年1月30日澳門終審法院宣判，判處入獄27年、罰款24萬澳門元及2億多元及其他財產與資產充公。香港與澳門，到底誰要向誰學習，答案不言自明。
北京對香港民主政制發展之所以疑慮重重，一方面是長期一黨專政形成的為民做主的心態使然，容不得民間的異議，容不得立法、司法和傳媒對行政的制衡。另一方面也是因一黨專政正面對權力來源及合法性的挑戰，加上官員腐敗加劇官民衝突，中共已失去當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時的自信。雖然總理溫家寶曾表示，認同「民主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但中共對外一再強調，不會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政制，一向被視為改革派學者的中央黨校前副校長李君如甚至大言不慚地表示，中共建政60年來的啟示就是「一切為了鞏固、發展政權」。
每當港府民望急挫，每當香港推出政改諮詢，每當香港司法覆核事件頻生，北京往往不是探究港府施政出現了什麼問題，而是探究香港的民主派是否與外國勢力勾結，探究香港的立法會是否權力膨脹並影響行政主導，探究香港的法官是否受到外來勢力的影響，探究香港的「右派」媒體是否受到民主派或外國勢力的操縱。將立法、司法、輿論對政府的監督當作對抗的事例；將港人向國際社會表達民主訴求說成出賣香港；難免有官員、議員、政團察言觀色，事事等北京發落，坐失政治、經濟發展的機會。
普選是當今世界政制主流，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在回歸后依然看不到普選的希望，普選由香港民意"自決"，誰在阻撓、拖后香港的民主化步伐，可謂"路人皆知"。應該懂得歷史潮流不可阻擋的道理。北京的擔心，一是普選可能對不同階層的利益均衡有所破壞；二是可能選出個像李柱銘一樣的特首，使中央對香港局勢無法掌控。
在香港，被北京視為搞對立的泛民主派的確吸收了不少選票，但被視為親京、親建制的民建聯亦經常贏得選舉的勝利。香港的泛民主派並非是一個綜合性的政團，並非曾經執政或已準備好隨時執政的準備，對香港並無全盤的考慮與規劃，其爭取選票主要在於政治訴求，香港普選一天未有清晰的線路圖，泛民主派便擁有不乏觀眾的抗爭舞台，香港的現實是，並沒有什麼「顏色革命」；「顏色革命」正是北京當局自身的問題，即如何建設黨的創始人毛澤東64年前所界定「自由民主的中國」，實現其願望。而香港的問題，僅僅反映了北京的思維誤區與自信缺失。
民主潮流浩浩蕩蕩，不可阻擋。如果是真愛這個國家的話，就不要把國家搞得一團烏煙瘴氣。不要內耗而壓制、打擊和取締民眾對民主人權、幸福自由的孜孜以求，不要讓歷史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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