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全國的下崗潮，為何發生於90年代？

　　高成 時拾史事

　　那是1999年的除夕夜，屋外爆竹聲聲，煙花綻放，人們告別洪水滔天的去年，辭舊迎新、歡度佳節。既然是過年，春節聯歡晚會自然是繞不開的話題。舞台上，黃宏、句號表演一個叫《打氣兒》的小品，其中黃宏扮演一位下崗職工，句號扮演街道辦官員，得知句號對下崗分流有怨氣，黃宏如是說：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誰都能一帆風順呢，誰這輩子還不遇上點事呀。你就那我來說吧，十八歲畢業，我就到了自行車廠，我是先入團后入黨，我上過三次光榮榜，廠長特別器重我，眼瞅要提副組長，領導一跟我談話，說單位減員要並廠，當時我就表了態，咱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

　　

　　聽完最後一句話，許多下崗職工當場就把電視關了。下崗意味著失去工作，意味著衣食無著，意味著迷茫與不安，有多少人會主動要求下崗？還有，一個多次上光榮榜，被廠長器重的人才，如果真為國家著想，應該留下來幫企業度過難關。怎麼還主動要求下崗，甚至以此為榮呢？勞模下了崗，留下來的都是什麼人？領導的七大姑八大姨？還是整天喝茶看報的閑人？所以說：這段台詞不僅讓下崗職工心裡不舒服，還有很大的硬傷。

　　1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

　　每次看到這個小品，就會想起曾經的下崗潮。時間如白駒過隙，忽然而已，將近二十個春秋過去了。隨著光陰的流逝，這個群體正日漸衰老，有的人年過半百，依然忙碌於社會底層，掃大街、賣饅頭、踩三輪……每日起早貪黑，補貼家用；有的人退休在家，撫養孫輩，替工作在外的子女盡點綿薄之力；有的人貧困交加，不堪重負，身患絕症，英年早逝……列夫·托爾斯泰曾說：「幸福的人都是一樣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如果採訪社會底層的下崗職工，他們的人生經歷或許不同，但基調會有非常相似。

　　據2000年、2003年的《中國統計年鑒》記載，1995-1997年國有單位職工人數變化不大，分別為10955萬人、10949萬人，10766萬人。但從1998年開始，人數就開始暴跌：1998年，8809萬人；1999年，8336萬人；到2002年，這項數據已經滑落至6924萬人。6年間，國有單位職工減少將近4000萬，其中大部分是因為下崗潮。與此同時，城鎮集體單位職工人數也呈大幅下降之勢，從1995年的3076萬人變為2002年的1071萬人，減少2000萬。下崗人員增多，城鎮登記失業率攀升，1995年2.9%，2002年4.0%，需要注意的是，這只是城鎮登記失業率，不是整體的失業率，199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馮蘭瑞認為：如果再加上城鎮新增長勞動力、農民工等，「九五期間」，失業率可能達到21.4%，一個驚人的數字。

　　

　　下崗潮，是許多職工做夢都想不到的。計劃經濟時代，能夠成為國企職工，端鐵飯碗，是數億農民夢寐以求的事情。一個人在國企上班，好比進了保險箱。生病了，去職工醫院就診;子女長大了，去子弟學校讀書;冬天天氣冷，有職工澡堂；無聊了，廠里有電影院。幹了幾十年，身子骨不行了，退休后，子女可以繼承父輩的職位，哪天駕鶴西去，單位還得派幾個人，幫著料理後事。工資不高，但福利很高，內部等級森嚴，排資論輩的現象比較普遍。因為吃大鍋飯，平均主義盛行，加之沒有失業的危機，效率不高，人浮於事。但要說工人階級本性懶惰，那就有失偏頗了。本來按照約定，國家終身雇傭工人，中途不能辭退，可為什麼還會發生下崗潮呢？因為當時國有企業普遍效益不好。

　　2效益不佳的原因

　　重複建設導致產能過剩。1998年11月，朱鎔基到遼寧考察工作，聽取省委彙報后，曾說：「我為什麼對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三年脫困有信心呢？因為現在我作為總理，要死死地把住不許重複建設這個關。」市場需求就這麼多，但為了政績，為了陞官，許多地方領導盲目批項目，擴大產能，致使供給嚴重大於需求。1996年，全國彩電生產能力3000萬台，每年銷售量不超過2000萬台，電冰箱、汽車的生產能力也閑置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潞安礦務局用世界銀行貸款，建了常村煤礦，花了幾十億，1995年剪綵，到1996年底都沒有開動過。產能過剩，加劇市場競爭，使許多國有企業生產閑置，員工無活可干。賣不出產品，自然就掙不到錢，企業的效益便大大降低了。

　　技術設備落後。建國初的、民國的，甚至晚清的設備依然在使用，改革開放前，國有企業大部分利潤上交國家，沒有資金更新設備。後來效益不好，負債沉重，工資都難發，設備就更難顧及了。因此，資源消耗高，產品質量差等問題便應運而生。90年代，中國機床行業的技術水平，只相當於國外70年代的，數控機床比例很低，不到10%。上海國有企業集中，曾是出口的主力，產品質量最好，可在90年代初也因為技術設備的落後，逐步處於劣勢。

　　

　　歷史包袱沉重。到90年代末，許多國有企業已經有三四十年的的歷史了，時間一長，退休職工就多，他們的養老費用當然得單位出，人家辛辛苦苦幹了一輩子，總不能嫌別人老，就棄之不顧吧。還有之前提到的，企業辦社會，要花錢供養非經營人員，還有醫院、學校、電影院等機構，這又是一筆沉重的開銷。據當時的調查表明，國企非經營費用支出占管理費用支出的40%。高福利，背後是高支出，在工廠效益不佳的時候，無形中成為了負擔。福利和工資一樣，一般只能加，不能減，你要是提出減少福利，使員工利益受損，容易引發不滿，成為眾矢之的。

　　私企、外企、進口商品的衝擊。相比於國有企業，私企、外企出現在中國的時間並不長，他們沒有這麼多退休員工，不用經營醫院、學校，而且用工成本較低，可以雇傭較多廉價勞動力，甚至開「血汗工廠」。辭退員工也相對容易，幹得好就上，干不好走人，非常現實。經過十幾年發展，1980年至1997年，個體企業工業總產值由1億元增至20376億元，其他經濟類型企業工業總產值由24億元增至20982億元，1997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總數為113722億元，換句話說，國有企業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大幅下降了，這些企業的壯大自然會威脅到部分國企的市場份額。還有就是國外商品的湧入，1992年，因為大搞基本建設，鋼鐵價格猛漲2-3倍，國內的鋼企個個賺的盆滿缽滿，可惜美好的事情總是短暫的，國外鋼企見有利可圖，紛紛湧入，供過於求，價格又猛降，不用說，緊隨而至的就是虧損。

　　冗員過多。199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朱鎔基做總結講話，他分析了三大行業的冗員情況。首先是煤礦行業：「我記得統配煤礦是360萬人，頂多有120萬人就足夠啦，多了240萬人，人工成本占噸煤成本的三分之一。」然後是鐵路系統：「鐵路系統現在也是虧損的一塌糊塗，去年虧損100億元，也是因為300多萬人有100多萬人就夠了。」最後是糧食系統：「糧食系統更不得了，現在有400多萬人。前幾天，我請了國家糧食局的一些老同志來座談當前的糧食問題。大家都感到過去300萬人，現在400萬人，減一半都沒有問題。」冗員多，意味企業要付出更多的人工成本，削弱了競爭力。但在國企，只要人家遵紀守法，你就得終身雇傭，裁員是極其困難的，畢竟得罪人的事情。

　　此外，再加上原材料價格上漲，會計制度改革，產業結構調整，內部監督機制、職業風險機制缺失，領導貪污腐敗，地方政府盲目決策，經營、管理觀念不適應市場經濟等原因，國企經營更加困難。不巧的是，隨著泰銖貶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鄰國紛紛口吐白沫，一片哀嚎，中國出口嚴重受挫。種種原因，致使國企連年虧損，債台高築。1990年虧損348.76億元，1995年虧損540.61億元，實際資產負債率高達85.15%，。原本國有企業由財政撥款，1983年改為從銀行貸款，由於經營不善，貸款不斷攀升，還本付息能力差，貸出去的錢銀行難以收回，一些領導適應了撥款的日子，根本就沒有還錢的打算。可銀行的錢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七八成都是老百姓的存款，儲戶來提款，你得有錢給人家。今天這家企業還不回來，明天另一家企業又還不回來，不良債權的數量如此龐大，極易導致金融危機，若是真發生了，老百姓的畢生積蓄又找誰討要呢？

　　

　　3改變人生的下崗潮

　　如果坐視不理，任憑國企繼續虧損，情況將持續惡化，最終難以挽回。可如果搞兼并、破產，違背之前的契約，讓職工下崗，也會產生諸多問題。國企職工曾為國家做出過貢獻，現在遇到困難了，就將其解僱，於情不合，過於殘酷，企業效益不好，責任並不全在職工；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養老問題如何解決？下崗以後，失去生活來源，靠什麼活下去？如果在上海、蘇南地區，可能還好點，要是在東北，或者內地的落後地區呢？能夠給下崗職工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嗎？十幾年前，兩千萬知識青年返城，他們集會、抗議，高呼要工作、要吃飯，場面令人動容，如今幾千萬職工下崗，上有老下有小，正是最需要錢的時候，失去工作，他們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犯罪率會提高多少？

　　還有，企業平時並沒有給員工發放足額工資，現在要辭退，就得給予補償，3000多萬人，為國家效力多年，1998年，城鎮居民平均每人年消費性支出4331.61元，假設每人補償2萬，不算多，算出來總和就是6000多億元。然而，1996年國家財政收入不過7407.99億元，而且90年代以來，財政年年赤字，入不敷出，教育、國防、經濟建設等方面也需要錢，所以補償款恐怕給不了多少，中間要是再來點貪污腐敗，到手的就更少了。

　　

　　最終，還是選擇了後者，「犧牲一代人」，根據「抓大放小」的原則，通過拍賣、承包等方式，將國有中小型企業轉為民間經營，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其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而不是比重。於是一家家企業集團成立，一家家不景氣的工廠改制、破產。改制后，職工買斷工齡，領取部分資金，相當於遣散費，黯然離開工作多年的單位，「以廠為家」，成為一個職工家庭永遠的回憶。

　　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現象令下崗者深惡痛絕，一個是貪污問題，比如本來要給每位員工補償4000元，領導一看，有利可圖，便對員工說：上面只給了2000元。中間2000元進他們的腰包了，下崗人數越多，賺得越多。還有就是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幹了這麼多年，驀然回首，自己下崗了，工廠卻被賤賣，成為廠長個人的。1998年6月5日，《中國經濟時報》報道：「河南沁陽企業：差的送好的賣。」次日，朱鎔基總理批示道：

　　「請嵐x、邦x、家x同志閱。並請馬忠臣同志一閱。把國有企業改革的莊嚴任務，簡單化為「賣企業」，而且是半送半賣，還美其名為「改革」，這股風也不知是從哪裡刮來的。要煞一煞才好，否則將直接干擾當前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工作。「

　　只不過「從頭再來」？

　　昨天所有的榮譽

　　已變成遙遠的回憶

　　勤勤苦苦已度過半生

　　今夜重又走入風雨

　　我不能隨波浮沉

　　為了我致愛的親人

　　再苦再難也要堅強

　　只為那些期待眼神

　　心若在夢就在

　　天地之間還有真愛

　　看成敗人生豪邁

　　只不過是從頭再來

　　

　　沒錯，你聽過，是劉歡的《從頭再來》。對於這首歌，人們褒貶不一，有人覺得振奮人心，確實能夠鼓舞鬥志；還有人聽后，認為「只不過」三字把再就業說的過於輕鬆，現實中困難叢叢，哪有這麼簡單。下崗后，飯碗沒了，家庭收入迅速下滑。1997年10月-11月，江西省社科院社會學所曾對南昌市下崗職工進行調查，發現490多人中，45.7%月收入低於120元，30.4%在120-200元之間，14.9%在201-400元之間，大部分屬於低收入人群。

　　1999年，中國人口高達12.59億，數量多，就業壓力大，許多職工下崗的時候，已經四五十歲了，小時候只讀過小學或者初中，沒知識，沒一技之長，年紀大，干體力活也力不從心，這樣就很難找到工作。回家后，看著父母重病在床，沒錢醫治；小孩吃一個星期爛菜葉，天天哭喊，就覺得自己很無能。在生活的重壓下，有的職工變消極、悲觀，甚至自暴自棄，帶著全家自殺。當然，如果有知識、技能、能力、關係、門路，下崗後日子過得不一定差，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

　　1999年，一份對多地下崗職工的調查顯示：「（下崗工人）80% 一90% 是進人社會職業聲望較低的傳統零售、服務業,以及過去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苦臟累崗位或臨時就業崗位。」相比於同樣條件的男性職工，下崗女職工就更加艱難了，她們連苦力都幹不了。2003年《中國改革》也刊載了一篇調查報告，李培林先生對東北撫順、本溪等四座城市下崗職工進行調查，其中42.6%的人認為當前社會很不公平,37.7%的人認為太不公平，至於家中的主要困難，除了吃飯，依次是：子女教育費太重，有病看不起，養老沒著落，以及住房、冬天取暖、穿衣等問題。

　　經過下崗潮的衝擊，下崗職工對小孩的教育問題更加重視，他們不想子女重蹈覆轍，整天累死累活，非但掙不到什麼錢，還受人白眼。本世紀初期，高考人數連年增長，2008年超過1000萬，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背後寄託了多少家庭的殷切希望。雖然高校擴招了，可中國的教育資源畢竟有限，何況省份之間還不公平，不是人人都可以考上的，要想有競爭力，還得買教輔、到老師家補課，這又是一筆開支，就算考到了，也不一定交得起學費。

　　

　　2006年，吉林大學一個團隊走訪了200多位東北下崗職工，以下是部分受訪者的回答：

　　「我們現在要求不高，能買米能買油，粗茶淡飯餓不死，就行了。」「能實實在在給點錢就啥也不說了。」

　　「我們這好多兩人都下崗，孩子都像你們這麼大都上學呢。……我，晚上出去撿破爛去，白天賣了五塊錢，夠嗎？這孩子生活費在哪出？我們家姑娘上大學呢，爺們還有病。白天出去撿怕人笑話，晚上出去，…欠水費，卡我電。……這法律應該欠水卡水，欠電卡電，現在卡著你老百姓，一個禮拜沒有電了。」

　　「……現在富的太富了，輕輕鬆鬆好幾百萬，窮的太窮了。以前大米八毛一斤，現在一塊多一斤，什麼買時都得尋思尋思。買菜一個月真是啥菜便宜買啥菜，肉是半個月吃一回……。」

　　「有時都不想活了啊。沒有生活來源呀……你就等著餓死，……這下崗那下崗，飯都沒有吃的。孩子大了上學你能不愁嗎？現在供個大學多少錢，掙多錢的孩子能上學，當父母的沒能耐的，孩子大了將來上學不就完了嗎？現在孩子上學交學費咱父母都累，別說上大學了。對不起孩子啊，孩子以後咋整？……」

　　「現在招工，要去一個月400到500塊錢，真都不如低保，採暖啥的還能給你免了，農民工干這活行，他不用考慮（採暖費，水電費，子女教育費等）……現在老闆太黑，人有的是，400一個月你干不幹？你不幹，農民工干。就這價，農民工干也不容易。」

　　「現在吧，有門道不下崗，一個月好幾千，咱這樣一分錢沒有，你有本事，有技術沒有用，老子英雄兒好漢，你爸爸厲害，你啥也不用干。

　　青年下鄉，中年下崗，一個人無法選擇出身，也無法選擇所處的時代。在歷史的洪流面前，大多數人就像一粒沙子，被風浪裹挾著，漂來漂去，想要掙脫，又無可奈何。多年後，某個黃昏時分，翻出那本發黃的下崗證，看看鏡中衰老的容顏；回首曾經的曾經，逝去的年華，沒了當初的焦躁，多了份風浪后的沉著。2011年，一部電影登上熒屏，叫《鋼的琴》，講述的就是下崗職工的故事。男主陳桂林，本是位鋼鐵工人，下崗后迫於生計，組建了一支婚喪樂隊，奔波於各大紅白喜事現場。在陳桂林原先工作的廠區里，有兩根煙囪，非常高大、壯觀，是廠里的標誌性建築，「以廠為家」的年代，職工們只要一抬頭，就能看見它們，久而久之，逐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可如今，工廠不行了，煙囪也要被清除。爆破當天，原來的職工們聚在一起，久久凝視，戀戀不捨。煙囪的消失，意味著時代的終結。對此，廠里的老工程師說：

　　「在有的人的眼裡，它是成長的記憶，在有的人眼裡，它是回家的坐標，在有的人眼裡，它就是兩根煙囪。可是在我的眼裡，它就像一個被我遺忘許久的老朋友。當有一天聽說它要走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他一直就在我的身邊。我不知道是該竭力地挽留，還是該默默地看著他離去。突然有種莫名的憂傷。似乎覺得有話要說，可又不知道說些什麼。時光荏苒，社會變革，如今為了時代的進程要求他們離開，我們總要試著做點什麼。如果我們成功，他將會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如果我們失敗，他將會成為一段美好的記憶。」


【參考文獻】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0》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3》
朱鎔基：《朱鎔基講話實錄》（第二卷、第三卷）
張熙：《一份沉重的調查報告——李培林談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問題》
馮蘭瑞：《中國第三次失業高峰的情況及對策》
楊芳勇：《南昌市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再就業調查報告》
薛昭鑒：《下崗職工：日子過得怎麼樣——99下崗職工再就業現狀調查》
劉岩等《鐵飯碗消失之後——東北三省四市國企職工生活、就業狀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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