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為什麼會滅亡：全球變暖引發世界性動蕩，萬曆朝開始奏響亡國樂章 （2）

　在東亞，中國之外的一些國家在這個時期也發生了嚴重的社會動蕩。朝鮮在十六世紀末和十七世紀前半期連年水旱災，經濟凋敝，經歷了1592-1598年的日本入侵的嚴重破壞尚未恢復，1624年初又發生內戰，接著又是1627年和1636年的后金入侵，整個社會經濟遭到巨大破壞。日本在十七世紀前半期也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在1640年代，出現了「寬永大飢荒」（1642-1643年），食物價格上漲到空前的水平，許多百姓被迫賣掉農具、牲畜、土地甚至家人，以求生路，另有一些人則盡棄財物，逃至他鄉。多數人生活在悲苦的絕望之中。經濟衰退導致了社會動蕩，爆發了日本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次起義，即島原大起義（亦稱「天主教徒起義」）。德川幕府費盡周折，使用了駭人聽聞的殘忍手段才將起義鎮壓下去[24]。

　　此外，無論是在東亞還是歐洲，社會的動蕩都導致了大規模的國際戰爭。圍繞中國，十六世紀末和十七世紀前半期，東亞世界爆發了四場大規模的戰爭，即中緬邊境戰爭（1576-1606年）、中日朝鮮戰爭（1592-1598年）、明清遼東戰爭（1616-1644年）和中荷台海戰爭（1661-1662年）[25]。而在十七世紀，歐洲則經歷了自1400年以來6個世紀戰爭最密集的時期[26]。這些戰爭包括歐洲歷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戰爭」（1618 -1648年）。這場戰爭發生於天主教國家聯盟和新教國家聯盟之間，席捲整個歐洲，其規模和烈度前所未有。北歐小國瑞典在1621- 1632年十年中死於戰場上的軍人達5-5.5萬之多，而在1633-1648年中的陣亡人數更兩倍於此。戰爭的主戰場在德意志地區（德意志各邦國），戰爭期間飽受摧殘，人口銳減。依照較早的估計，這個地區在戰爭期間人口減員達一半到三分之二；而按照較新的研究，神聖羅馬帝國人口減少了約15-20%，由戰前的2000萬，減少至戰後1600-1700萬。在戰爭進行的主要地區梅克倫堡、波美拉尼亞和符騰堡，半數居民死於戰爭[27]。從規模來說，晚明東亞世界的四場大戰，與歐洲三十年戰爭不相上下，都屬於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戰爭。

　　

　　三十年戰爭

　　上述世界各地的動亂，主要發生在十七世紀中期。按照帕克（Geoffre Parker）所做的不完全統計，在1635-1666年間，世界各地共發生大規模叛亂與革命共49次，其中歐洲27次，美洲7次，亞洲和非洲共15次（其中包括了李自成起義）[28]。因此，這個時期確實是世界歷史上最不安定的時期。

　　以上發生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件的眾多相似之處，難道是巧合嗎？當然不是。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些共同現象出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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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世紀全球危機：解釋明朝滅亡的新視角

　　帕克（GeoffreyParker）是關於「十七世紀全球危機」理論的積極倡導者和集大成者。他在其名著《全球危機：十七世紀的戰爭、氣候變化與大災難》[29]以及他和史密斯（Lesley M. Smith）合編的《十七世紀總危機》[30]等一系列著作中，對這個全球性危機進行了綜合性的研究。他使用世界各地民眾回憶記述的有關1618年至1680年經濟社會危機的第一手資料，同時運用科學方法來證明當時的氣候變化狀況，指出革命、旱災、飢荒、侵略、戰爭、弒君一系列事件與災難發生於十七世紀中期的世界各地。危機由英國到日本，由俄國到撒哈拉以南非洲，蔓延全球，美洲大陸甚至也受到波及。在1640-1650年間，自然環境的變化導致饑饉、營養水平下降以及疾病的增加。據當時的估計，該時間段共有1/3世界人口死亡。而中國的明清易代，就發生在這個時期。

　　帕克並非對「十七世紀危機」進行研究的第一人。西方學界對於十七世紀危機表現的認識很早就已存在，但作為歷史學命題的「十七世紀危機」，是霍布斯鮑姆於1954年在創刊不久的《過去與現在》雜誌上發表的《十七世紀危機》中正式提出的。相關文章由阿斯頓（Trevor Aston）主編為《1560-1660年的歐洲危機》一書在1965年出版[31]。當時對於危機的討論還是著眼於歐洲。此後人們逐漸認識到了在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普遍存著類似的危機現象。

　　從全球史的視野來看明朝滅亡，也就是把明朝滅亡納入「十七世紀危機」的範圍。1973年，阿謝德率先將「十七世紀危機」的研究引入中國研究，發表了《十七世紀中國的普遍性危機》一文。魏斐德在其《中國與十七世紀危機》（1985年）一文中，探討了中國十七世紀危機表現及走出危機[32]。這些，都為我們開了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看待明朝滅亡問題的先河。

　　如前所言，發生於十七世紀中葉的明朝滅亡，是一個看來似乎是不可思議、而又真正發生了的歷史巨變。為什麼會發生這一事件？學界以往的看法並不能充分解釋。因此我們必須藉助於全球史的視野來尋求更完善的解釋。那麼，從全球史的視野來看明朝滅亡，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樣的認識呢？

　　（一）氣候變化：十七世紀全球危機的導因

　　氣候史研究已經證實：北半球的氣候自十四世紀開始轉寒，十七世紀達到極點。十五世紀初以後，出現過兩個溫暖時期（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和三個寒冷時期（1470-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大體而言，十六世紀和十八世紀可算溫暖時期，而十七和十九世紀則為寒冷時期。其中又以十七世紀為最冷，冬季平均溫度比今日要低2攝氏度[33]。

　　對於位於北半球的中國，這個變化也表現得非常明顯。劉昭民總結明朝中國氣候變化的基本情況如下：

　　明代前期（洪武元年－天順元年，1368-1457）：氣候寒冷

　　明代中期（天順二年－嘉靖三十一年，1458-1552）：中國歷史上第四個小冰河期

　　明代後期的前半葉（嘉靖三十六年－萬曆二十七年，1557-1599）：夏寒冬暖

　　明代後期的後半葉（萬曆二十八年－崇禎十六年，1600-1643年）：中國歷史上的第五個小冰河期[34]。

　　這個明代後期的「小冰期」，也為鄰國感受到了。朝鮮南平曹氏在《丙子日記》中對1636-1640年的氣候變化作了第一手的記錄，韓國學者朴根必和李鎬澈把日記所記情況與其他資料進行綜合研究后指出：「十七世紀的東亞通常被稱為近代前夜的危機時代，即所謂的寒冷期（小冰河時期）」[35]。日本則在1640年代出現了西日本乾旱，東日本寒冷的惡劣情況[36]。

　　

　　明代後期的「小冰期」造成飢荒

　　這一輪「小冰河期」，綜合中國各地地方志的記載，災變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萬曆十三年（1585年）開始變得明顯，但時起時伏，崇禎一朝達到災變的高峰，收尾一直要拖到康熙二十六年（1667年），態勢呈倒U形。

　　中國處於季風區，氣溫變化與降水變化之間有密切關係。大體而言，氣溫高，降水就多；反之則降水少。十七世紀是中國近五百年來三次持續乾旱中最長的一次。明代初期全國水旱災害發生頻率差不多，兩種災害交替發生，全國性的旱或澇災的趨向不明顯。但是成化以後情況有所不同。據《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37]提供的1470年以後全國120個觀察點的水旱記錄可以看到，明代後期全國進入一個異常乾旱的時期。

　　由於農業是「靠天吃飯」的產業，因此氣候變化對農業產量有巨大影響。一般而言，在北半球，年平均氣溫每增減１攝氏度，會使農作物的生長期增減3-4周。這個變化對農作物生長具有重大影響。例如，在氣候溫和時期，單季稻種植區可北進至黃河流域，雙季稻則可至長江兩岸；而在寒冷時期，單季稻種植區要南退至淮河流域，雙季稻則退至華南。據張家誠的研究，在今天的中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年平均溫度變化1攝氏度，糧食畝產量相應變化為10％；年平均降雨變化100毫米，糧食畝產量的相應變化也為10％。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的古代，減少的幅度要更大得多。此外，年平均溫度的高低和年平均降雨量的多少，對冷害、水旱災和農業病蟲害的發生頻率及烈度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從而明顯地增加或減少農業產量[38]。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氣候變化對農業產量的影響，在高緯度地區表現最為明顯，而對低緯度地區則影響相對既較小。因此氣候變化對農業產量的影響，我國北方地區更為巨大。這一點，集中表現在明末北方地區的大旱災以及隨之而來的大蝗災、大瘟疫上。

　　在河南，據鄭廉《豫變紀略》所記，崇禎三年旱，四年旱，五年大旱，六年鄭州大水，黃河冰堅如石，七年夏旱蝗，八年夏旱蝗，懷慶黃河冰，九年夏旱蝗，秋開封商丘大水，十年夏大蝗，閏四月山西大雪，十一年大旱蝗，赤地千里，十二年大旱蝗，沁水竭，十三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陽地震，斗米千錢，人相食，十四年二月起大飢疫，夏大蝗，飛蝗食小麥如割，十五年懷慶地震，九月開封黃河決[39]。崇禎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書呂維祺上書朝廷說：「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輓輸。庚午（崇禎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有斗米千錢者；有采草根木葉充饑者；有夫棄其妻、父棄其子者；有自縊空林、甘填溝壑者；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門擔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40]。

　　在西北，情況更為可怕。崇禎二年馬懋才上《備陳大飢疏》說：「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樹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於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影。后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41]。

　　明末乾旱引起的特大蝗災，始於崇禎九年（1636年），地點是陝西東部、山西南部及河南開封一帶。崇禎十年蝗災向西擴展到關中平原，向東擴展到以徐州為中心的山東及江蘇北部，然後擴展到南起淮河、北至河北的廣大地區。崇禎十一年形成東西上千公里、南北400-500公里的大災區，並開始向長江流域擴散。崇禎十二年向北擴展到陝西和陝西兩省北部，向南擴展到江漢平原。崇禎十三年黃河長江兩大河流的中下游和整個華北平原都成為重災區。崇禎十四年華北蝗災開始減退，但是長江流域蝗災卻繼續發展。崇禎十五年由於氣候發生大變化，連續四年的特大蝗災結束。

　　氣候變化還會導致瘟疫的流行。所謂瘟疫，一般指「具有溫熱病性質的急性傳染病」。布羅代爾說：「在人們彼此長期隔絕的時代，各地居民對不同的病原體各有其特殊的適應性、抵抗力和弱點。一旦相互接觸和感染，就會帶來意外的災難」[42]。由於大規模的流民出現，瘟疫在明代後期也日益猖獗。據《明史·五行志》記載，從1408年到1643年，發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等[43]。當時著名醫學家吳有性在《瘟疫論.原序》就著重指出：「崇禎辛已（1641年），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44]。這裡，要特別提一提明末大鼠疫。開始於崇禎六年（1633年），地點是山西。崇禎十四年傳到河北，並隨著李自成和清朝的軍隊傳到更多的地區。崇禎十四年（1641年），鼠疫傳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史載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城中「大疫，人鬼錯雜」，「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至夏天和秋天，情況更甚，「人偶生一大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病，亦半日死，或一家數人並死」[45]。

　　在這些嚴重而且長期的大災荒中，原有的社會秩序崩潰了。鄭廉說在河南，「兼以流寇之所焚殺，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礦徒之煽亂，而且有防河之警擾，而且盡追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征，而且連索久逋額外拋荒之補祿……村無吠犬，尚敲催征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似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為盜，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賊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貧，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46]。在西北，情況更為可怕。馬懋才也說：在陝北，「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間有獲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於飢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47]。

　　即使在自然條件較好的南方，也未逃過氣候劇變導致的災難。宋應星說：「普天之下，『民窮財盡』四字，蹙額轉相告語……其謂九邊為中國之壑，而奴虜又為九邊之壑，此指白金一物而言耳。財之為言，乃通指百貨，非專言阿堵也。今天下何嘗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穀、山林之木、牆下之桑、洿池之魚耳。有饒數物者於此，白鏹黃金可以疾呼而至，腰纏篋盛而來貿者，必相踵也。今天下生齒所聚者，惟三吳、八閩，則人浮於土，土無曠荒。其他經行日中，彌望二三十里，而無寸木之陰可以休息者，舉目皆是。生人有不困，流寇有不熾者？所以至此者，蚩蚩之民何罪焉！」[48]

　　如此嚴重的局面，豈是像崇禎這樣一個「勤勉的昏君」[49]和腐敗的明朝官僚機構所能應付的？因此明朝的滅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咎於氣候變化。

　　如果我們把眼光投放到中國之外，我們會發現：在差不多的時期，類似的情況也在其他一些國家出現。例如在西歐，學者們通過對歷史上太陽觀測記錄中英格蘭氣溫、捷克地溫、阿爾卑斯山冰川、大氣碳14含量、樹輪、冰芯等的研究指出，近代早期西方社會曾經歷了「小冰期」，其最冷時段在十七世紀。「小冰期」的平均溫度一般要比正常時期低1-2℃。氣候變冷對西歐農業產生了災難性影響，導致了農業產量下降、歉收和災荒頻發，導致糧食短缺，大量流民由此產生，整個社會更是呈現出普遍貧困化：英國直至十七世紀末窮人佔到一半，其中一半處於極度貧困；在法國，九分之五的人生活在貧困中；在德國的科隆，每5萬人中就有2萬人是乞丐[50]。

　　

　　歐洲在十七世紀同樣經歷了氣候變冷

　　氣候變冷是世界性的，但對不同地區的影響在範圍和程度上有很大差別。費根（Brian Fagan）指出：十七世紀亞洲的經濟崩潰，遠比歐洲同期的社會動蕩更具威脅力。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初，飢餓和營養不良引發的致命傳染病使得日本國內大批民眾喪命。同樣惡劣的天氣也波及朝鮮半島南部肥沃的稻田，傳染病奪走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但是最嚴重的是在中國。十七世紀三十年代，中國舉國大旱，政府橫徵暴斂，激起四方民變，滿族勢力乘機從北方加大攻擊力度。到了十七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南部肥沃的長江流域先後遭受了嚴重旱災、洪災、時疫、飢荒。數百萬人或者餓死，或者死於1644年清軍擊敗明朝的最後一次戰爭[51]。

明朝滅亡三大主因：第一是西班牙把全球80%的新產金銀運到明朝貿易導致明朝長期惡性通貨膨脹使沿海內地的經濟發展長期失衡，農民起義不斷。第二個是帝師洪承籌另投明主再造中華，直接為奴兒自治區制定奪取明朝的國策，並直接倡導建立以統一中國為基本國策的清國並創立漢人改籍的滿族。第三個原因就是華北大規模鼠疫使明朝在河北的守軍和李自成的百萬農民軍全軍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