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為什麼會滅亡：全球變暖引發世界性動蕩，萬曆朝開始奏響亡國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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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發生的事發生了」

　　在十七世紀中葉的中國，發生了世界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總兵力不到二十萬人的清朝八旗兵，從半蠻荒的東北地區揮戈南下，在短短二十年中橫掃東亞大陸，征服了擁有1.2億人口、經濟和文化都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的明朝中國。這就是明清易代。

　　從許多方面來看，明清易代都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發生的事。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寫道：

　　「1600年的中華帝國，仍然是當時世界上所有統一國家中疆域最為廣袤，統治經驗最為豐富的國家。其版圖之遼闊無與倫比。當時的俄國剛開始其在擴張中不斷拼合壯大的歷程，印度則被蒙古人和印度人分解得支離破碎，在瘟疫和西班牙征服者的雙重蹂躪下，一度昌明的墨西哥和秘魯帝國被徹底擊垮。中國一億二千萬的人口遠遠超過所有歐洲國家人口的總和」。

　　「十六世紀晚期，明朝似乎進入了輝煌的頂峰。其文化藝術成就引人注目，城市與商業的繁榮別開生面，中國的印刷技術、制瓷和絲織業發展水平更使同時期的歐洲難以望其項背。….

　　（但是誰也沒有料到，明朝統治者）不到五十年就將自己的王朝斷送於暴力」[1]。

　　

　　的確，在明亡五十年前的萬曆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繁榮時期之一。在此時期，中國在社會、思想、文化、海內外貿易等方面也都出現了重大進步，以致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或者將此時期視為中國近代的開端。同時，這個時期也是中國國力強盛的時期。在萬曆朝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即「萬曆三大征」）中，明朝平定了國內叛亂和消除了國外危險。在這三大征中最重要的是1592-1598年的朝鮮戰爭。在朝鮮戰場上，明朝軍隊打敗了強大的日本軍隊，使得朝鮮得以逃脫亡國之禍，這也成為歷史上少有的中國軍隊在國外作戰而取得勝利的事例。因此，正如上引史景遷的那段文字所言，緊隨這個繁榮時期而來的是明朝滅亡，這確實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換言之，這是一個看來似乎是不可能發生、然而確實發生了的重大歷史事件。

　　雖然說是明清易代，但是實際情況是在清軍入關之前，明朝就已滅亡。這一點，當時清朝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多爾袞在那封有名的《與史可法書》[2]中說得很明白：「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3]。事實確實如此。1644年，李自成軍攻進北京城，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明朝滅亡。因此明朝確實亡於李自成而非滿清。

　　然而李自成攻佔北京並非一個突發事件，而是前幾十年不斷加劇的國內社會動蕩所引發的暴力活動的一個結果。

　　早在明朝經濟繁榮的頂峰——萬曆時代，民變就已發生。從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至四十二年，全國各地先後發生民變、兵變數十次。爾後民變不斷，規模日大，演變為民眾武裝暴動或農民起義。天啟二年（1622年）五月，徐鴻儒在鄆城舉旗反明，自稱中興福烈帝，年號大成興勝，當地民眾「多攜持婦子、牽牛架車、裹糧橐飯，爭趨赴之，競以為上西天雲」。起事者頭帶紅巾，先得巨野，渡大運河，攻佔滕縣、鄒縣，襲擊曲阜。全國各地響應徐鴻儒的起義風起雲湧：七月，於弘志於在武邑和景州交界的白家屯起事；九月，澤縣的康傅夫率眾起事；河南汝寧府固始縣李恩賢以及四川白蓮教徒也紛紛起事響應徐鴻儒，一時間大有席捲全國之勢。后朝廷派軍鎮壓，徐鴻儒被殺，其他起事也被鎮壓下去，但這些白蓮教起義成為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先聲。除此之外，在西南地區，苗族首領安邦彥自天啟二年（1622年）起就不斷給明朝政府製造麻煩，天啟六年（1626年）春，四川、貴州和湖廣軍務總理與安邦彥交戰，兵敗自殺。在這一年，川陝邊界還發生了一次較大的起義。天啟七年（1627年），從陝西到廣西爆發了起義。其中陝北農民起義不斷擴大，到了至崇禎六年（1633年）冬之後達到極盛，最終將明朝推向滅亡[4]。簡言之，晚明的暴力活動由底層民變而起，農民起義而興，明朝滅亡而終。關於這段歷史，史學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其中李文治先生的《晚明民變》[5] 最為全面，真實地再現了晚明民變的情況。

　　

　　明亡以後，明遺民以及清統治者無不在分析其滅亡的原因。二十世紀的大多數學者把明亡的主要原因歸結於階級鬥爭。晚近陳梧桐，彭勇先生總結說：「明朝的滅亡是必然的，因為明朝所面臨的統治危機已經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無論是從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多個角度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都是明朝滅亡實屬必然——『無流賊之蹂躪海內，而明之亡已決矣』」[6]。不過，這種主流的看法也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王家范先生說：「說徹底些，無論哪個王朝，農民的日子都好不到哪裡去，農民個別的、零星的反抗無時不有，但真正能撼動根本、致王朝死地的大規模農民起義，二三百年才有一次。因此，用所謂『有壓迫必有反抗』的大道理來解釋王朝滅亡，總有『燒火棍打白果——夠不著』的味道」[7]。

　　在海外，學者們也對明朝何以滅亡的原因提出了多種解釋。趙世瑜先生把這些解釋總結為以下五種：（1）王朝更替的解釋模式，（2）民族革命的解釋模式，（3）階級革命的解釋模式，（4）近代化的解釋模式和（5）生態—災害史的解釋模式[8]。這個歸納頗為完備，可以說把迄今為止所有的解釋盡都納入其中了[9]。

　　此外，傳統的看法認為明朝滅亡應歸咎於統治集團的昏庸、無能和腐敗。早在明亡之時，崇禎皇帝說：「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10]。他的對手李自成也說「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11]。王家范先生對這種看法提出質疑說：「皇帝那邊直到臨死前還冤氣衝天，覺得是臣僚坑了他，『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寫『記憶史』的也有不少同情這種說法。另一種聲音則明裡暗地指向了崇禎皇帝，埋怨他專斷自負，隨意殺戮，喜怒無常等等。總括起來，總不離導致王朝滅亡的那些陳舊老套，例如皇帝剛愎自用（或昏聵荒淫，但崇禎不屬於此），『所用非人』，特別是任用宦官，更犯大忌；官僚群醉生夢死，貪婪內鬥，「不以國事為重，不以百姓為念」，雖了無新意，卻都一一可以援事指證。….（這些說法）有沒有可質疑的餘地呢？我想是有的。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都存在，不照樣可以拖它百來年，甚至長達一二百年？萬曆皇帝『罷工』，二十年不上朝，經濟不是照樣『花團錦簇』，惹得一些史家稱羨不已？」[12]。

　　以上這些看法都有其合理的方面，但也都有其局限性，其中任何一個，都難以單獨地解釋明朝滅亡。不僅如此，這些看法都存在一個共同的問題，即都把明朝滅亡當做是一個僅只發生在此時期的中國的事件來看待。因為這是一個單獨的事件，而現有的各種解釋又難以充分說明其發生的原因，因此更加使得對這個事件的研究成為「不可能發生的事終究發生了」的問題了。但是，如果類似的時間也同時發生在世界其他地區，我們就很難這樣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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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發生的事」並非僅只發生在明末中國

　　如果把眼光轉向中國之外，我們可以看到：與明朝滅亡相似的重大事件，也發生在十六世紀末期和十七世紀的世界其他一些地區。其中最典型的是與中國相距遙遠的英國。

　　都鐸王朝於1485年建立，1603年斯圖亞特王朝接續統治英國，一直統治到1649年。由於兩個王朝均出於都鐸王室，故史稱都鐸­—斯圖亞特王朝。這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英國在此之前的長期戰亂，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口從1485年的220萬增加到1600年的400萬，各方面都出現了重大的進步，蘇格蘭加入了英國版圖，英國也從此成為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因此，都鐸­—斯圖亞特王朝被許多史家視為英國近代史的開端。由於國力強盛，英國在1588年的海戰中打敗西班牙之後，擺脫了外敵入侵的威脅，一躍而成為歐洲強國。這些情況，與萬曆時期的中國不無類似之處。

　　如同晚明中國的皇帝一樣，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也都是道德墮落、能力低下。歷史學家霍利迪說：「（詹姆士一世繼位）是一個不詳的開端，在這歷史的轉折點，命運給英國選擇了最不相宜的統治者詹姆士一世。他是一個粗魯、自負、迂腐的君主。….他主持的那個諂媚的樞密院，其倫理道德之衰敗已在莎士比亞和韋伯斯脫的許多偉大悲劇、瓊森粗獷的諷刺文章、博蒙特和弗萊徹的悲喜劇中有所反映」。他的兒子查理一世繼位后，力圖整頓綱紀，加強王權，但是「（他）像他父親一樣固執己見，卻遠不及他的父親明智。他篤信自己的權力是天賦的，把大權交給自己揮霍無度的少年朋友白金漢公爵」[13]。同時，由於他個人偏愛威廉·勞德的新高教會派，勞德很快成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對清教徒進行迫害，依仗星室法庭對出版物嚴加審查，清教徒作家被處以枷刑、烙刑和割耳刑。他們的所作所為加劇了宗教衝突。這在一些主要的方面（甚至是為人處世方面），他們與晚明諸帝也難分伯仲[14]。

　　

　　查理一世

　　晚明時期，皇帝（及其爪牙宦官）和文官集團之間的衝突不絕於史。而在都鐸—斯圖亞特王朝時期，國王與議會之間的鬥爭也從未消停，到了斯圖亞特王朝時期更日益加劇。這個衝突和鬥爭的一個焦點都是徵稅問題。都鐸—斯圖亞特王朝長期為財政問題所困擾。當時英國政府至少是在名義上依然從屬於王室，開支要從國王的國庫中支取。由於政府和王室自身開支不斷增加，國庫入不敷出，因此國王不得不舉債。伊麗莎白一世時，精打細算渡過了財政難關，到了她逝世時，將宮廷債務減少到10萬英鎊。但是到了詹姆士一世時，開支大量增加，到了1606年，債務攀升至60萬英鎊。為了獲得收入，詹姆士一世下令設立了一些新的稅目，還大量賣官鬻爵，從而進一步敗壞了社會風氣。查理一世繼位后，在徵稅問題上和議會多次發生衝突，幾次解散議會，並在1628-1639年的十一年中實行無議會統治。他不僅繼續用賣官鬻爵來擴大財政收入，而且恢復了詹姆士一世設立的稅目，推廣實行專賣制，增加關稅，將船稅擴大到內地，還重提以前王室的森林所有權，要求使用者補交重稅[15]。這一切，都使我們看到了晚明皇帝所作所為的影子。

　　前面已經談到，晚明時期中國的社會分化和階級矛盾都不斷加劇，出現了長時期的「民變」（包括民眾抗議活動和暴動）。而在同一時期的英國，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開始於中世紀後期的圈地運動，到了都鐸—斯圖亞特王朝時期愈演愈烈。1517-1607 年間都鐸政府組織的幾次圈地調查委員會的文獻資料，對圈地的數量做了統計。該統計數字一度被認為最完整、最有權威性。統計結果表明，1455-1607 年間，英國中部、東部的 24 個郡共圈地 51,6676 英畝，占 24 個郡土地總面積的 2.76%[16]。但當時人對這個時期圈地情況的估計要嚴重得多。例如1550年時，作家考柏在他的關於「拯救農業」問題的呼籲書中指出，當時英國的城鎮和鄉村數目在五萬個以上，在1509 -1550年間，只要每個城鎮和鄉村毀掉一部耕犁，而每部耕犁能養活六口之家，則相應的有300，000人被拋向社會。另一個作家說，中部各郡有400至500個鄉村因開闢牧羊場而受到破壞少[17]。1986年馬丁（John E. Martin）對 1485-1607年英國米德蘭地區 10 個郡的圈地數字重新進行統計，結果為715000 英畝，占以上各郡耕地面積的21.1%[18]。大批農民被迫出賣土地，或遠走他鄉，或到處流浪，陷於悲慘的境地。時人托馬斯·莫爾在其1516年出版的名著《烏托邦》一書中，辛辣地說：「羊是溫順的動物，在英國這個奇異的國度里，羊能吃人」。都鐸—斯圖亞特王朝政府為了保證稅收和兵源，陸續頒布了不少禁止圈地的法令，但收效甚微。為了防止農民反抗，政府頒布了嚴酷的法令，懲辦流民。在此情況下，大批窮人不得不漂洋過海，到美洲謀生。更多的窮人則留在英國，許多農民揭竿而起，進行反抗，城市裡的民眾的抗議活動更是風起雲湧。弗萊徹（Anthony Fletcher）和 馬庫洛克（Diarmaid Macculloc）總結都時代大規模騷亂有九起，即1489年約克郡叛亂、1497年康沃爾郡叛亂、1513-1525年抗稅騷亂、1536年林肯郡騷亂、1536-1537年求恩巡禮騷亂、1547-1549年西部叛亂、1549年凱特叛亂、1553-1554年懷特叛亂和1569-1570年北方叛亂。其中從1530年代至1570年代的六場騷亂，影響很大[19]。這一切，似乎又是晚明中國的投影。

　　作為這一系列社會動蕩的結果，英國爆發了長達9年（1642-1651年）的血腥內戰，而國王查理一世也於1649年被送上絞架，僅只比崇禎皇帝自縊於北京煤山（今景山）晚了5年，而崇禎皇帝之死，也是始於天啟七年（1627年）的長期內戰的結果。

　　

　　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台

　　由於中國和英國歷史在幾乎同一時期有如此多的相似性，因此我們很難說這樣的變故是晚明中國獨有的。當然，英國和中國在疆域、人口和其他許多方面懸殊甚大，做這樣的比較，結果未必非常有說服力。如果我們把整個歐洲作為比較對象，情況又如何呢？

　　在歐洲，英國情況絕非獨一無二。休斯（Ann Hughes）在分析英國內戰的起因時指出：英國內戰是十七世紀中期歐洲各國統治者和人民的眾多鬥爭的一部分。這些鬥爭包括法國人民一連串的鬥爭導致王室在1640年代後期的崩潰。在西班牙帝國統治下的加泰羅尼亞、葡萄牙、那不勒斯和西西里，都出現了嚴重叛亂。在瑞典、荷蘭和德國，也都出現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緊張對抗。因此，應當把英國內戰視為「英國問題」的一部分，而「英國問題」又是「歐洲總危機的」表現[20]。

　　事實上，在歐洲大陸，社會動蕩的程度決不下於英國。例如，在義大利那不勒斯，1647年7月由於食物短缺等原因引發了嚴重的民眾起義[21]。在法國普羅旺斯，1596-1635年間發生了108次民眾起義，1635-1660年更多達156次，1661-1715年則達110次。在這樣一個僅有60萬人的社會，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發生多達374次的起義，頗為令人震驚，以致馬克·布洛赫指出，近代早期歐洲的農民起義就像工業時代的罷工一樣普遍[22]。這些動亂也導致了一系列的起義和革命。按照梅里曼（Roger Bigelow Merriman）的總結，在十七世紀中期的二十年中，西歐出現了六次反對君主的革命，這些革命是英國克倫威爾領導的清教徒革命、加泰羅尼亞、葡萄牙和那不勒斯反對西班牙國王的鬥爭、法國的投石黨（Fronde）運動和荷蘭的憲法危機和推翻奧倫治家族統治的起義[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