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君子誤國，甚於小人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恭親王奕訢去世。其卧病在床之時，光緒皇帝曾去探視，詢問朝中人物誰堪大用。奕訢答道，除了積毀銷骨的李鴻章，中央唯有榮祿，地方則數張之洞和裕祿。這三個人選，尤其前兩個，相當講究。當時光緒與慈禧太后的關係已經岌岌可危，奕訢看在眼裡，以其老成謀國，自然要設法補救。他所推薦的人物，除了才具，還得有調和帝后之心。榮祿一向被視作慈禧的人馬，不過此人一來識大體，二來有血性，重感情，其早年曾受醇親王奕譞提攜，奕譞即光緒的親生父親，故而縱使他傾向慈禧，卻也會儘力保全光緒。至於張之洞，則是著名調和派，如其詩云：「璇宮憂國動沾巾，朝士翻爭舊與新。門戶都忘薪膽事，調停頭白范純仁。」此處之調停，主要針對新舊兩派，然而帝后之爭，從一定意義上講，恰可轉換為新舊之爭，張謇說「晚清朝政之亂，表病在新舊，本病在後帝」，一表一里，骨肉相連。拿此後十年榮祿、張之洞的作為來檢驗，的確不負奕訢臨終之薦。

　　奕訢推薦的三個人選，顯然都不符光緒的預期。他繼續問道：戶部尚書翁同龢如何？翁同龢是他的老師，甚至是他的精神父親。奕訢答：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這則是非常嚴厲的批評。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況且以奕訢晚年依違兩可、和光同塵的性情，能說出這樣的重話，足見對翁同龢怨憤之深。

　　光緒與奕訢的對話，出自《申報》（1898年6月27日）報道，作者號稱「天津採訪友人」，不知友人為誰，何以能見聞光緒探視奕訢這等秘事。據金梁《四朝軼聞》，奕訢死前，曾「泣奏翁居心叵測，並及怙權」，不過傾聽者換成了慈禧。結合這兩種說法，可知奕訢臨終抨擊翁同龢，應非捕風捉影。退一步講，哪怕《申報》之說系記者杜撰，奕訢對翁同龢的評價，不能代表其人觀感，卻足以代表媒體的觀感。姑且以此為話頭，來說翁同龢。

　　今人對於翁同龢，至少有三點誤會：第一，誤以為他是維新派；第二，誤以為他向光緒舉薦康有為；第三，誤以為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15日）他被開缺，出於慈禧旨意。事實上，在維新與守舊之間，翁同龢屬於折中派，接近張之洞所云的「中體西用」，其名言「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正呈現了他的政治立場，故此，他與康有為等主張急進的維新派之間，還是有一定距離。除了觀念差異，他行事一向謙恭、縝密，與康有為的狂放、躁進涇渭分明，這兩大因素，決定了他不可能成為康有為的同路人，在光緒面前為康有為大吹法螺的乃是張蔭桓。戊戌政變之後，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了保護流放新疆的張蔭桓，同時有意借用翁同龢的名望，於是在《戊戌政變記》等文本當中虛構了翁同龢激賞、保薦康有為的故事，瞞天昧地，流行至今。真相則是，翁同龢非但不曾「密保康有為」，反因試圖與康有為劃清界限，批評其居心叵測，不願呈送其著作給皇帝，以至激怒光緒，被革去官職。

　　澄清了這三點，翁同龢的肖像便呼之欲出。要言之，這是一個標準的中國傳統士大夫，士大夫的優點，如人品、文才、操守、清望等，該有的他都有；士大夫的缺點，如保守、空疏、門戶之見等，他也一樣不缺。以其才具，適合周旋於盛世，當太平宰相，偏偏遭逢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則不免捉襟見肘，進退維谷，最終誤國殃民，幾乎身敗名裂。

　　奕訢或《申報》對翁同龢的批判，集矢於一點，即自甲午戰爭以降，政局潰敗，翁同龢責無旁貸：「甲午之役，當軸者力主和議，會建三策：一、收高麗為行省，封韓王如衍聖公，優給俸祿，世襲罔替；二、遴派重兵，代守其國，以備不虞；三、以高麗為各國公共之地，俾互相鉗制，以免強鄰得所措手。時翁大司農（翁同龢）已入軍機，均格不得行，惟一味誇張，力主開戰。以致十數年之教育，數千萬之海軍，覆於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外洋乘此機會，德據膠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龍，法貰廣州灣，此後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農階之厲也。」

　　這樣的責難，當時並不鮮見。譬如翁同龢的弟子文廷式，不為長者諱，照樣批評其師。他認為，從甲午（1895）到戊戌（1898），這三年正值翁同龢當國，大權在握，「一人而兼任師傅、軍機、總理衙門、督辦軍務處，又領戶部，皆至要之職」，國事卻是一塌糊塗：「……失膠州，失旅順，失長江之利，東三省隱與俄，廣西、雲南隱與法，江、浙屬英，閩屬倭，皆欺中國臣民而徇外國人之請。伊古以來，亡天下之魂，未有甚於今日！又行昭信股、西鋪稅、葯牙稅……朘削百姓，殆無生路。」對此，只怕翁同龢「難逃天下後世之責矣」。

　　

　　翁同龢書法

　　這一應罪過，還得從甲午戰爭說起。這場戰爭，可謂中國近代史的一大轉折點。現在來看，其中最關鍵的問題，不是清朝為什麼戰敗，而是該不該開戰（如時任湖南巡撫的陳寶箴認為李鴻章的錯誤「不在於不當和而和，而在於不當戰而戰」）。其實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幾乎所有中外戰爭，都深陷一大困局，借用胡蘭成之言，即「戰難，和亦不易」。戰難，由於國力不如人；和難，除了列強慾壑難填，還得直面朝野清議的壓力。甲午戰爭爆發之初，翁同龢一味主戰，一來因其不識洋務，不懂軍事，紙上談兵，以為中國必勝日本；二來則是「諸名士實慫恿之」（何剛德《春明夢錄》），名士之代表，即文廷式，翁同龢時為士林與清流之魁首，為了維護這一派的人心和利益，即便明知不能戰，那也必須主戰，何況他頭腦發熱，以為北洋兵艦足堪一戰；三來基於與李鴻章之間長達數十年的私怨，因李鴻章主和，他勢必主戰，並逼李鴻章出戰，如果戰勝，作為主戰派領袖，他有統籌全局之功，如果戰敗，則可把李鴻章逼入絕路，這便是他的如意算盤。對比之下，前兩點屬於書生誤國，最後一點十足小人行徑，為了一己之怨，不惜犧牲國家，只不過在主戰高調的包裝之下，他的私心反成義舉。

　　平壤、黃海戰敗，勝負之局已明。高調主戰的翁同龢，卻不願挺身善後。慈禧派他去天津，與李鴻章會商聯俄制日之事，他既反對聯俄，同時「不敢以和局為舉世唾罵」，故作推辭。事已至此，他還顧及名聲，怯於擔當，君子愛惜羽毛而貽誤國事，莫此為甚。這樣的脾性，這樣的胸襟，如何能支撐危局？甲午之後的朝政，落入這等人手裡，只可能日漸沉淪。難怪奕訢——或者《申報》借奕訢之口——死前對其滿腹怨言。

　　翁同龢一生，也許最不願與李鴻章相提並論，然而當時民諺雲「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前句寫李鴻章，后句寫翁同龢。榮祿則說，翁同龢誤國之處，堪比李鴻章，區別在於，李鴻章甘為真小人，翁同龢卻要做偽君子。這個說法，雖能成立，對翁同龢未免苛刻。讀其日記，可知他縱然好使一些小手段，卻談不上多麼虛偽。大體而言，他還是一個君子。只是君子誤國，甚於小人：君子自負，小人心虛，君子偏執，小人反覆，君子好唱高調，小人喜講實際，表現於治國理政，前者的毒害往往要超過後者。翁同龢毋寧是最痛切的案例。

　　晚清政壇，翁同龢與李鴻藻齊名，都是帝王師，都是清流領袖（李領導前清流，翁領導后清流），都是「號稱忠義而實懵於國情，致誤大局者」（梁濟語）。祈景頤曾評價其外公李鴻藻，稱其「秉性剛直，遇事不甚變通」，「不失為正人，而才識短淺，性情執拗，無知人之明，中為清流所用，不免黨援」，這些評語，大抵可施與翁同龢。吳樵批評李秉衡的一句話，同樣適用於翁同龢：「……中國事皆誤於此等正人。」

　　2017年3月6日

　　供《中國經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