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在史、亡於勢——秦帝國的宿命

　　在傳統的認識中，人們已經習慣了把秦的二世而亡歸結於「暴虐」「苛政」。那麼問題來了：一個皇權下的平民社會是不是遠不如奴隸社會「文明」？一個黔首可以受爵、布衣可以為官的體制，是不是遠不如一個貴族世襲罔替的體制「進步」？可如果不是，那又該如何解釋秦國的短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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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不開的投資過熱

　　人類的經濟活動，從其外部以長遠的眼光看，是一個總體上不斷擴張的過程——經濟總量，伴隨著歷史的發展一直都是在不斷增大的；而從其內部以短期的眼光看，則是一個循環往複的過程，一段時間之內，這個體系所能得到的資源總量是一定的，將有限的資源相對均勻地分佈於經濟循環的各個環節——生產、投資、個人消費，那麼這個循環才可以順利地進行下去，而一旦其中的某一環節佔用了過多的資源，也就意味著出現了「過熱」——那麼其他環節此時必然面臨著資源不足的問題。這樣一來，經濟循環就可能面臨「斷流」的問題。

　　自公元前221年正式完成統一戰爭之後，秦國的國家機器並沒有就此減速，相反卻更加「瘋狂」地運轉起來。作為這台「機器」的核心部件——秦始皇，按現在的標準看絕對是一個「工作狂」，《漢書》記載，始皇帝「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史記》中的記載則更加具體，始皇帝每天需批閱的竹簡有120多斤（約摺合現在的60斤），按照雲夢秦簡的樣式來推算，這差不多是3萬至5萬字。

　　

　　一連串的國家投資項目先後上馬，整個華夏大地在當時成了這顆星球上最忙碌的超級工地。這裡說句題外話：農耕時代國家最基本的財富就是糧食，它的保存時效不會很長，如果盈餘足夠的話，除去個人消費，剩餘的部分最好的歸宿就是通過國家投資，將其轉化為可以長久利用的工程項目；如果不如此，那麼這些剩餘糧食（財富）也必然會在貴族和士大夫的奢侈中被消耗掉（參考一下《紅樓夢》里賈府的炒茄子），如此一來，「富」最終便會變成「腐」，緊隨其後的，必然就是精英層風氣糜爛、對下層盤剝嚴重。因此，對歷代王朝而言，過分的喜靜不喜動絕非是一件好事。

　　言歸正傳。在當時，比較著名的國家級工程有這幾項：修長城，秦朝版的NMD系統，《史記》中記載，徵發民夫「常在三四十萬」；修馳道，以咸陽為中心修出四通八達的高等級高速公路——其規格是路寬70米，路面用夯土砸得很實，下雨也不起泥，兩邊每隔7米種樹，向西最遠到甘肅，東至海濱，北至內蒙古，南到湖南、安徽、浙江等地；此外還有一條軍事專用幹道，稱為「直道」，全長700公里，寬30多米，像今天的高速公路那樣高出地面一米多，而且幾乎沒有任何拐彎，整個工程僅用兩年半完成。這兩個道路工程具體徵發人數一時無從考據，但以工程規模看，即便是現在也絕對夠上新聞聯播的，因此徵調民夫數量絕不會少於建造長城。

　　建阿房宮，以阿房宮為中心，秦王朝的宮殿群向4個方面鋪展開來，東至驪山溫泉，西至雍城，北過咸陽原，南至終南山，基本遍布關中核心地區——秦皇宮和北京故宮不是一個概念，並不是皇帝一個人用的，其實它更接近首都核心圈的意思；建驪山墓，這個不消多言，僅僅一個陪葬坑就是世界「第八奇迹」（兵馬俑），其所動用人力也絕對需要幾十萬之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修建驪山陵墓徵調的是「刑徒」而不是徵召民夫，因為驪山墓是皇帝自己用的，所以不能像國家工程那樣隨便徵召民夫。

　　除此以外，蒙恬帶兵在北方驅趕匈奴，奪得河套及以北大片土地，所率兵馬三十萬；另有一支秦軍主力在趙佗的率領下，分五路攻擊嶺南，佔領了廣東、廣西，以及桂林、南海、象郡三個郡，一直到達現今越南北部地區，其間動用兵力達五十萬。為了保障這兩支龐大的軍隊常年在外征戰，其後勤保障所需的投入同樣是少不了的。為保障南線遠征軍的後勤給養，秦朝政府順便又修築了著名的全長34公里的靈渠。

　　當這一系列國家工程集中於一個很短的歷史時期，投資過熱便隨之出現，而如前所說，這就意味著消費和生產兩個環節因此會受到擠壓。秦朝時期，中國總人口數大約在2000萬人口，各項國家投資項目，徵發人口總數不下300萬人，也就是全國15%人口，遑論這「15%」多是青壯年，是農耕時代最優質的資源，生產環節必然要受到影響。

　　而生產受到影響，國家稅收必然也要隨之減少。在秦二世胡亥時代，為了解決財政問題，皇帝不惜破壞秦法，增大稅收比例，史書記載「收太半之賦」「二十倍於古」——在中國古代，經濟正常運轉時稅收比例通常是「三十取一」到「十之取一」，隨意加重稅負，必要時又會壓縮消費。

　　同時，胡亥的這一舉動還直接導致了作為帝國運行核心的《秦律》失去了權威性——在秦的體制中，皇帝並非是國家機器的直接操作者，他首要的作用在於維繫法律的權威性，如今皇帝自己帶頭破壞法律，國家體系自然難以維持。

　　然而我們如果從「上帝視角」來觀察這段歷史，則會看到問題的另一面：秦二世的亂法時代我們暫且不論。在秦始皇時代，這種集中投資其實是不可避免的。「大一統」絕非在地圖上畫個圈那麼簡單，如今我們習以為常、早已作為「默認值」的那些東西，在當時都是第一次出現在這個世界上。要壓制地方豪強，建立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有效監督，就必須保證交通順暢，因此必須修馳道；要降低生產成本，改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就必須重整全國運河、灌渠；為了應對前所未有的遼闊疆域的管理，再加上遷入關中的六國大族（共計十二萬戶），咸陽首都圈必須擴容，因此阿房宮也是要修的；要保證關中核心地帶及江淮流域新收之地的安全，就必須拓展戰略縱深，因此北擊匈奴，南征百越，修長城建直道也是勢在必行……

　　

　　另外需要提及的一點是，在過去（其實如今也多多少少存在這個問題），人們在心裡其實未必多把節儉看作美德：西漢初期民生凋敝、百廢待興，而在當時丞相蕭何卻力主將未央宮建造得氣勢恢宏、華麗無比，漢高祖劉邦認為這樣過於浪費，蕭何卻指出，未央宮是世人眼中皇權的最高象徵，如果過於「寒酸」，不但不會取悅世人，反倒會讓他們在內心深處對皇帝的權威予以輕視，這將對未來上百年產生影響。於是，漢高祖同意了蕭何的方案，有了後來存世達1041年的未央宮。其實在秦代，問題也差不多，除了現實需求之外，一系列超級工程的上馬也是為了讓六國遺民在心理上能夠認可這個全新的大帝國。而一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為了展示新中國的風貌，在1959年政府同樣在北京搞了「國慶十大工程」，奠定了現在北京在世人眼中的幾個關鍵符號。

　　文人們所詬病的「暴虐」「好大喜功」，其實正是秦國的悲壯所在。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隨著一系列國家工程的完工，秦國為華夏重新鑄造了一副大一統的骨骼，把中華民族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看看歐洲和中東就會發現，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文明疆域與政治疆域基本重合的文明。而這一過程中的最後祭品，恰恰就是秦國自己。正是藉助秦朝鑄造的這副統一骨架，才有了後世漢朝延續400多年。直到今天，那些大罵秦始皇是「暴君」的人，當他從老家出來到鄰省旅遊不用辦簽證的時候，他就已經是這位「暴君」功績的受益者。

　　古今中外，這種歷史並非只此一例。隋朝同樣是二世而亡，隋所承接的是南北朝160多年的大分裂時代，隋煬帝時代，面臨著同秦國差不多的局面——要穩固中原，必須征伐高麗；要溝通南北，保證江淮流域對中央的忠誠度，就必須修通全長2000多公里的大運河……同樣是非做不可，同樣是投資過熱，同樣是二世而亡，也同樣妄擔了一個「暴君」的罵名……

　　即便在現代社會，蘇聯在斯大林時代同樣是以近乎「冷酷」的風格推動工業化進程，也正是因為這個，才使得蘇聯有幸成為二戰的勝利者，也使得1991年蘇聯解體時蘇共高層有財富可分。如此種種，古今中外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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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焚書坑儒」背後的反覆辟鬥爭

　　投資過熱從內部弱化了秦的政權基礎，而最終直接導致秦滅亡的，則是當時連續出現的復辟運動。

　　改朝換代伊始，出現復辟運動原本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秦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的復辟與反覆辟鬥爭，明顯還帶有「路線鬥爭」的味道。

　　六國遺族自然無須多言。公元前226年，燕國剛剛被滅國，統一戰爭還在進行時，最早被滅國的韓國貴族就在其故都新鄭發動過武裝叛亂。參與者中最為我們熟知的，便是後來在漢政權中具有重要位置的張良。在秦帝國建立之後，張良還曾策劃了同樣為我們所熟知的在博浪沙對始皇帝的刺殺事件。也正是由於張良一直以來秉承貴族復辟的主張，這與漢帝國承襲秦制的路線完全背道而馳，因此劉邦對張良從始至終都是用其「智」但不用其「志」的態度——只是將其作為技術層面的高級顧問，在天下定鼎之後，張良也就隨之淡出了漢帝國的政治舞台，這些都是后話。

　　

　　相對於北方的原五大戰國來說，江淮流域的楚國故地的局勢則顯得更加動蕩。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則自戰國初期開始，韓、魏、趙、燕、齊五國都已不同程度地進行了變法，雖然不及秦國變法深徹，但大體方向和框架依然是差不多，貴族在其政治架構中的權重都已經被削弱了不少，其中不少在前期就已經被邊緣化；民間輿論上，因為有本國變法「墊底」，對於《秦律》的接受度也比較高——《秦律》不存在法外之地、法外之人，這一點無疑比強調貴族特權的所謂「王道」更加令人信服。而相對於北方地區，楚在春秋戰國時代一直是封建制最為頑固的地區，「吳起變法」事實上對楚的改變非常有限，譬如在秦末最為活躍的項氏貴族，在戰國時代，他們的封地就一直處於一種「高度自治」的狀態，這種狀態下，楚地的貴族在自己的封地往往是樹大根深，完全壟斷著當地的山川、田畝、人口等重要數據——不掌握這些，國家管理根本就無從談起，而當地百姓也會對領主維持一種超越國君的忠誠度。

　　二則秦的滅國戰爭，前後只用了15年時間。大幅擴展的疆域超越了帝國的國家機器原本的承載力，這一點在疆域遼闊的楚國被滅之後，尤為明顯。《秦律》的核心首先在於「治官」，除了對官員的賞罰、績效考核、行為規範有明確的規定之外，對官吏的甄選、培養、提拔也有著嚴格的程序，這就保證了秦國官僚體制的總體質量——《荀子》中對秦國官僚體系的描述：各級政府部門「百事不留」；部門間「恬然如無洽者」，官員「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然而這種人才甄選、培養機制根本無法跟上疆域擴張的速度，更不要說，對於基層管理而言，還得面對完全陌生的民風、習俗。而且如上面所說，眾多地區的人口、田畝，連當地原有的官署都根本沒有數據。因此，任用部分六國舊官吏，甚至是老世族子弟，就成了唯一的選擇，否則就得面臨無政府狀態。

　　這樣一來，秦國官僚機構，特別是基層政權的質量以及對咸陽的忠誠度就必然大幅下降。關於這一點，我們從《史記》中對劉邦等人在起事之前的描述就可以感覺出來，作為基層官吏，無論是蕭何、夏侯嬰，還是劉邦，無論彼此間如何講義氣，但是於公而言，絕對談不上「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作為帝國根基的《秦律》，其權威性一方面在秦二世登基后遭受了破壞，另一方面在基層也逐步被架空。

　　

　　一方面六國遺族在不斷密謀復辟，另一方面秦廷內部也同樣存在問題。早在帝國建立之初，朝堂上就掀起了一場關於郡縣制與封建制的「路線」大論戰。而從歷史角度來看，秦廷上層的這一復辟趨勢其實可以說是由來已久，在秦王政登基初期，當時作為秦國丞相的呂不韋就曾企圖對始於商君的《秦律》進行修正：在法家中央集權的框架下，重新融入部分貴族分封的元素。為此，呂不韋還曾經推出旨在闡述自己政治路線的《呂氏春秋》，並且以「一字千金」為噱頭，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輿論炒作。

　　這一次復辟運動，最終釀成了秦國上層一次慘烈的政變，最終政變以秦王政一方獲勝而告終，秦國路線重新回到了法治的傳統軌道上來。歸根結底，一武一文，兩次復辟企圖的根源還是在一個「利」字。

　　如果你有幸「穿越」到秦朝，你會發現無論是做官還是做貴族都是一項非常累的營生。秦國的獎懲體制即便放到今天來看，依然是非常公正的，依照《秦律》，秦國的國家功勛體系幾乎涵蓋到了社會上的每一個階層。而且，依照秦法，個人的待遇與爵位絕對掛鉤，爵位與功勞絕對掛鉤。

　　再者，秦的爵位體系也有別于山東六國。首先，依法受爵，非功不賞。即便是君王再有情調，也不能因為你的詩詞歌賦比較對他胃口，或者你守「孝悌」「講義氣」，是街道的「道德模範」，就賞你個爵位或者是官職，因為這是違法的。你是否可以受賞，只取決於你是否立功，賞賜多寡，也完全依據《秦律》而定，多不了也少不了，只取決於對你功勞的量化計算。

　　其次，爵位不得世襲。自商鞅變法之後，秦國臣工中爵位得以世襲的只有一個特例，就是武成侯王翦，他的爵位傳給了他的長孫王離。但這個特例的前提是，山東六國中，三個是王翦滅掉的（趙、燕、楚），而這其中滅趙國、滅楚國是秦國15年統一戰爭中懸念最大的兩戰。剩餘三國，韓國過於弱小，根本沒有調動秦軍主力，魏國被王翦之子王賁所滅，戰役規模也不大，至於齊國，則是不戰而降。

　　再次，雖然秦制絕不惜官吝爵，但是要到侯爵一級則非常困難，15年的滅國大戰，最終獲封侯爵的不過28人。後來在楚漢戰爭中，劉邦動輒給手下封侯，其實就是由於這個緣故，由前秦的封侯難作為比對，出手大方的劉邦自然容易獲得精英階層的支持，但是對應的，劉邦的這種濫封濫賞，也使得漢帝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面臨勛貴集團尾大不掉，帝國內耗嚴重的問題。

　　此外，秦的爵位無論高低，都是虛封制，即雖然名為××侯、××伯，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你對這一地區擁有任何治權，而且爵位與官位並不掛鉤。也就是說，國家對於功勛，是「賞利不賞權」。你的功勞可以為你換來物質利益和榮譽，但是如果你要做更大的官，管理更大的行政區域，那隻取決於你的能力是否勝任，歸官員考核系統管。在秦制下，推舉官員是要有連帶責任的，推舉對了有功，推舉錯了有罪，連秦昭襄王時代的丞相范雎也因錯舉鄭安平而受到波及，最終選擇辭去相位。

　　對於秦國的精英層來說，在秦孝公與商鞅時代，這種體制給了布衣精英們前所未有的上升通道。可是到了秦始皇時代，布衣精英們早已完成了「脫貧致富」。這個時候，秦制對他們而言，就太累人了。畢竟只要是人，肯定都會趨向於「好逸惡勞」，勤勞永遠都是逼出來的。正是因為這個緣故，秦廷前後兩次復辟運動才都能成勢。而巧的是，呂不韋和王綰，又都是以丞相的身份向君主發難——所謂丞相，正是百官之首。

　　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咸陽頒布了一道新的法令——「使黔首自實田」，即對全國土地狀況進行普查、登記。在農業時代，這其實就是對全民的資產調查。在商鞅時代，為了壓制封建貴族，秦法規定了土地私有化，國家採取授田制。而到了秦始皇時代，授田制很可能已經有所鬆動，大族富戶對一般自耕農的土地兼并已經開始初露端倪。所謂「使黔首自實田」正是針對這一趨勢所採取的應對手段。正是這一法令，引發了秦帝國的第三次復辟浪潮。

　　

　　當年歲末，秦始皇在蘭池再次遭遇行刺，而且在秦國嚴密的社會管控體制下，這次在帝國核心地帶對皇帝的刺殺行動，事後的調查竟然以一無所獲而告終。

　　3年之後，秦廷又一次掀起了郡縣制與封建制的大論戰。正是這次論戰，徹底激怒了始皇帝，隨即重啟了焚書令，並且取消了博士官的議事制度。而正是這次反目，促成了儒家的博士淳于越、叔孫通、侯生，甚至文通君孔鮒（孔子九世孫）的出走。而同時逃亡的，還有以盧生為代表的大批方士，只不過後者是因為通過「求取仙藥」騙了皇帝——需要注意的是，那是在2000多年前，求仙在當時看來，說是探索未知領域可能更合適，現代科學，原本也是脫胎於鍊金術之類的方士之術。

　　逃亡中的這兩撥人很自然的又和六國遺族攪在了一起，而無論是儒生還是方士，雖然對於實務未必精通，但是對於輿論戰則是絕對的內行。於是，諸如「亡秦者胡」「始皇死而地分」之類的「微博段子」便開始在帝國各個角落流傳起來。這樣一來，內部的路線之爭就徹底演化成了敵我矛盾。隨著政府的介入調查，方士和儒生又開始互相舉發——原本這兩個群體就互相看不上對方，最終涉案人數達到了460多人。而最終「焚書坑儒」中的「坑儒」，所指的就是處死了這460多人，而且這其中，絕大部分其實都是被儒生舉發出來的方士。現在看來，這的確很血腥，但是不要忘了，在戰國時代可是動不動就會把囚犯抓來熬湯的（對刑殺限制最嚴的，恰恰是《秦律》），後世漢武帝時代的巫蠱之變，直到明清時代的諸多大案，牽涉人數往往都是以千以萬來計。

　　而反過來，秦的反覆辟鬥爭從朝堂上的論戰最終演化為鐵血鎮壓，其實也說明了咸陽所面臨的壓力正在急速增大。而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秦政府必須在短時期內集中上馬如此多的超級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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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變「勢治」，秦國的又一個無奈之舉

　　在秦國的國家架構中，用於穩定整個體系的並非是皇帝，而是秦法。秦君其實是秦法的首席捍衛者，至於具體操作，秦國的體制其實更接近虛君制——皇帝負責「統」，但不負責「治」。始皇帝把秦制推到了巔峰，然而另一方面，開啟了秦國法治崩壞的，其實也正是始皇帝。

　　法治給社會帶來的，無外乎三樣東西：明晰、有序、穩定。而至於「公平」，這其實不取決於是不是「法治」，而取決於立法正義。所謂法家，其實和如今的法律工作者並不是一個概念。法家思想，歸結起來講，就是：德為果，法做因；以懲惡，來揚善，進而規範社會行為。在這個大方向之下，又可分為三個學派：慎到所主張的勢治，即強化君主的權威（勢），以勢來服天下；申不害主張的術治，即以權謀來控制群臣；商鞅所主張的法治，即將所有的規範準則明確、量化，形成成文的律條，舉國一法，唯法是從。

　　長期以來，在秦國治國思想中居絕對統治地位的，就是商君之法。而這個局面在秦始皇時代，則開始產生微妙的變化。法治的好處在於明晰、有序、穩定。然而反過來說，對於某些似是而非，或者急劇變化的問題，純粹的律法，應對起來就會顯得力不從心。而始皇帝時代遇到的問題，多數卻又屬於這種情況。

　　先是與呂不韋的反覆辟鬥爭，接著是15年的統一戰爭，再接著是疆域急劇擴大，大量超級工程集中上馬……面對這種日新月異的局面，再單純靠《秦律》已經無法有效應對，需要「特事特辦」的地方越來越多。如此一來，在不知不覺中，國家的穩定之錨就從《秦律》變成了皇帝本身。於是就有了開頭所說的始皇帝「晝斷獄，夜理書」的高強度工作局面。

　　除了這種事必躬親，秦皇帝還必須不斷地巡遊全國，面對山東六國故地，很多問題是沒法通過與咸陽之間的公文就能理順的，皇帝必須與當地官僚、大族面對面，「以勢壓人」，才能真正解決。

　　此外，還不得不說，中國的語言藝術在這裡面也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孔子的春秋筆法，對《秦律》而言是一個很讓人抓狂的領域——以字面來看，可能挑不出一處不和律條，可就那個任誰都看得出的本意來說，他又確實是在否定你的合法性。因此，嚴格說來，始皇帝的焚書坑儒其實恰恰是一個舍法治取勢治的舉動。

　　靠著統一天下、功高三皇、德倍五帝的個人權威，始皇帝讓自己成為整個帝國穩定的唯一基石。而與此同時，高工作強度加上不斷的全國巡遊，也在迅速地透支著他的生命。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出巡途中，突然發病，駕崩於沙丘（就是趙武靈王當初被自己兒子活活餓死的地方，也是紂王酒池肉林的遺址所在地），時年僅49歲。至此，《秦律》事實上已經被架空多年，作為帝國唯一支點的始皇帝駕崩后，法治已經難以為繼，而無論是胡亥，還是後世為人們所看好的扶蘇，事實上都無法擁有與他們父親一樣的權威性，因此勢治也做不到。與此同時，投資過熱使得帝國的抗衝擊能力已經降到了谷底，而復辟運動還在不斷加強……

　　至此，後面的歷史也就變得毫無懸念，而同樣沒有懸念的是，秦制早已融入到了中華民族的基因當中，正所謂「祖龍雖死魂猶在」。【摘自：《看懂中國格局的第一本書：從諸侯到帝國》作者/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