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子理論"與特朗普外交

　　節大磊 愛思想網

　　

　　節大磊，政治學博士，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澎湃新聞，作者授權愛思想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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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子理論」，也就是在對手和敵人面前保持一個不可預測、不夠理性乃至不計後果的形象，將會更容易向對方施加壓力，迫使對方讓步。

　　「如果對手認為你不可預測乃至輕率魯莽，它就會對你有所忌憚，不太敢於提出過分要求。對手讓步的可能性會因此增加，而不可預測的總統則略勝一籌。」

　　「瘋子理論」的表面「非理性」是假裝「瘋狂」而已，是為了增強自己威脅的可信性，以達到一個「理性」的戰略目標。

　　迄今為止，如果說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的言行有什麼規律的話，那就是沒有規律，無法預測。

　　「我不會告訴對方我在做什麼，我不會對他們發出警告，我不會讓他們輕鬆地置我於一個可以預測的行為模式之中。我不希望人們知道我怎麼做，或者怎麼想。我喜歡變幻莫測。這讓他們不知所措。」特朗普在其《再次偉大：如何修復問題美國》的書中說道。2016年4月，在一次關於外交政策的講話中，他再次說道，「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必須更加不可預測。我們現在完全可以被預測。我們告訴別人所有的事情。我們要派遣軍隊，我們告訴別人。我們要派遣別的東西，我們召開一個新聞發布會。我們必須變得不可預測。從現在開始。」

　　特朗普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在他去年4月份的外交政策講話中，就出現了若干前後抵觸和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他說「有些團體永遠都是我們的敵人」，但是又說「我們永遠都很樂意看到昔日敵人變成朋友」；他說「美國將會再次成為一個可靠的朋友和盟國」，但是又說「我們保護的國家必須承擔這些保護的費用，否則美國也許只能讓他們自己保護自己」；他說「美國不會再［在其他地方］進行國家建設，」但是又說「我會和盟友們一起重振西方價值和制度」 。即使在強調美國外交要「不可預測」之後，他卻又說要追求「有原則、有目標、有一致性」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在當選后，繼續在推特（Twitter）上發表一些令人不知所以的評論，內容涉及廣泛，包括中國兩岸關係、美國核戰略、美以關係、朝核問題等等。另外，他與蔡英文、杜特爾特、謝里夫等人的通話也激起了不小的漣漪。美國內外的觀察家都無法確定：特朗普在外交政策方面從風格到內容都「不走尋常路」的言行，到底是因為缺乏積累和經驗，還是政策改變的前奏？

　　有美國媒體將特朗普的「不可預測」的外交比作尼克松總統時期曾經奉行的「瘋子理論」(Madman theory)。也就是說，在對手和敵人面前保持一個不可預測、不夠理性乃至不計後果的形象，將會更容易向對方施加壓力，迫使對方讓步。據說，特朗普團隊中的確也有些人相信保持一定程度的不可預測性在對外政策中大有裨益。

　　其實，這樣的邏輯其來有自，並不新鮮。馬基亞維利就在其《論李維羅馬史》中就曾言，「時而裝瘋賣傻其實是明智之舉。」不久前去世的托馬斯·謝林在討論威懾戰略的時候，也說到有的時候表現得容易衝動、不太可靠、失去控制反而有助於增加威懾的可信性。

　　20世紀60年代末，尼克松總統以及基辛格為了體面地結束越戰，則試圖將「瘋子理論」用於實踐。尼克松總統的白宮幕僚長霍爾德曼在其回憶錄中談到，前者曾經對他說，「我把它叫做『瘋子理論』。我希望北越感到我會不惜一切代價結束戰爭。我們得向他們透露出這樣的信息——尼克松對共產主義深惡痛絕，當他發怒的時候沒人能夠制止他，而他掌握著核按鈕！那麼兩天後胡志明就會到達巴黎祈求和平了。」總之，尼克松和基辛格想要展現一個失去耐心、不計代價的非理性形象，希望藉此給北越和蘇聯施加足夠壓力並在談判桌前攫取優勢，從而以更接近於美國立場的方式結束越戰。

　　

　　*尼克松和基辛格

　　空口無憑，為了配合自己的「瘋子」形象，尼克松總統在1969年10月中下旬秘密地大規模提高了美國的全球核警戒水平，希望在使國內公眾和美國盟友蒙在鼓裡的情況下，蘇聯能夠留意到美國發出的威脅。美國軍方因此被要求準備一個「整體性的軍事行動計劃，使得蘇聯確信美國正在應對1969年11月1日前後的任何可能結果」。這段期間，美軍在美國本土、西歐、中東、大西洋、太平洋和日本海等地採取了多項軍事行動，包括10月27日18架載有核彈的B-52轟炸機在蘇聯領空附近逡巡良久。

　　尼克松後來在其1980年的《真正的戰爭》一書中，也提到了「不可預測」的重要性。他認為自己在擔任艾森豪威爾的副總統期間，學到了後者「戰爭邊緣政策」的精髓，「如果對手認為你不可預測乃至輕率魯莽，它就會對你有所忌憚，不太敢於提出過分要求。對手讓步的可能性會因此增加，而不可預測的總統則略勝一籌。」

　　特朗普政府的人員組成也讓人們對其借鑒尼克松的「瘋子理論」有所想象。邁克·弗林的副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麥克法蘭（K. T. McFarland）曾在尼克松時期的白宮國安會工作，擔任基辛格的助手。國安會的戰略溝通事務資深主任莫妮卡·克羅利（Monica Crowley）在大學時代就曾擔任卸任后的尼克松的研究助理。另外，特朗普在選前選后也數次請益基辛格，基辛格也曾公開表示特朗普也許會在外交領域取得非凡成就。

　　但是，尼克松的「瘋子理論」並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儘管1969年的全球核警戒大動干戈，並且增大了美蘇核戰爭的風險，但是蘇聯領導人似乎對此無動於衷。尼克松總統也就沒能在上任初期以體面的方式迅速結束越戰。

　　事實上，「瘋子理論」的邏輯存在一個根本性的「理性－非理性」的悖論：其表面上的「非理性」和事實上的「理性」之間的相互抵觸。換句話說，「瘋子理論」的表面「非理性」是假裝「瘋狂」而已，是為了增強自己威脅的可信性，以達到一個「理性」的戰略目標。「理性」的戰略目標的存在就意味著表面的「非理性」必然有其限度，從而削弱「非理性」在對手眼中的可信性；然而，如果沒有一個「理性」的戰略目標，「瘋子理論」也就成了毫無目的、毫無必要的無謂挑釁。

　　尼克松總統在1969年實施的全球核警戒充滿了理性算計：他希望美國的動作既能讓蘇聯感受到自己已經失去耐心，但是又不至於過度挑釁，並且出於政治考慮不願驚動美國民眾和盟友。如此充滿矛盾的要求不僅使得美國軍方在執行其命令時疑惑叢生，也讓蘇聯輕易地看出尼克松在虛張聲勢。

　　相對於尼克松，特朗普的優勢在於，他已經有了一個比較「瘋狂」的形象；但是，特朗普同樣明顯的劣勢在於，他是否真的有一個「理性」的戰略目標？比如，他在討論打擊「伊斯蘭國」的時候，只簡單地宣稱後者時日無多，但是不會告訴對方「在哪裡以及如何」消滅他們，因為要保持「不可預測」。這不禁引人猜測：他到底是為了「不可預測」，還是根本不知道怎麼做？借用美國媒體的話，他是不是只是「madman」，而沒有「theory」？

　　

　　一般來說，「瘋子理論」似乎不是強者所為，更不應當是一個霸權國的行為方式，而是相對弱者的應對之道——因為實力不濟所以假裝非理性以獲取一些優勢。尼克松時代和特朗普時代的美國都面臨著內部分裂以及外部影響力相對下降的境況，這與「瘋子理論」之間的聯結也許並非巧合？

　　另外，「瘋子理論」以及不可預測性也有其潛在的代價——國際政治當中不確定性和誤判風險的增高。特朗普在《再次偉大》一書的開頭說道，在與別國打交道的時候，美國應該不憚於「翻臉走人」。但是，國際政治和外交事務畢竟不是做生意。很多時候，「翻臉走人」之後，再回到談判桌前的時候，雙方乃至多方已經付出了無法挽回的重大代價。而有些時候，根本沒有機會再回到談判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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