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采獨具的秦國宣太后

孫家洲 文史天地
　　以秦宣太後為原型的電視連續劇《羋月傳》熱播，引發了觀眾關注戰國歷史的興趣。多年前讀《戰國策》和《史記》時，秦宣太后和她的兒子秦昭王的記載，就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這段充滿傳奇色彩的歷史，具有多方面審視和研究的價值。

　　吞併六國，完成統一大業，並非秦始皇的一人一時之功。民國時期的歷史學家夏曾佑在他的《中國上古史綱》中，甚至有這樣的判定：「秦之帝業，啟之者孝公，成之者昭王，享之者始皇。」夏曾佑先生把真正成就秦國帝業的功勞推給秦昭王，自有其內在的歷史依據。秦昭王，是戰國時期在位時間最長（56年）、功業最為顯赫的國王。追本溯源，其前在秦國君位爭奪的亂局之中，決策擁立秦昭王的關鍵人物宣太后，自然應該是我們分析秦昭王一代史事的重點所在。

　　秦國宣太后的歷史內涵，審視的角度可以有多種選擇。我對於以下的三個問題，很感興趣。

一、宣太后擁立秦昭王得以成功的主要因素

　　公元前307年，血氣方剛的秦武王因為舉鼎折斷脛骨而突然死亡。秦武王尚無子嗣，他的兩個弟弟為了爭奪國王之位而兵戎相見。秦惠文王的王后，利用她在「名分」上的優勢地位，與武王的王后聯手，並且得到了部分高官的支持，擁立公子壯繼位。這位新任秦王在秦史上被稱為「季君」。王位的另外一位爭奪者是公子稷。扶立公子稷的核心人物首先是他的生母、秦惠文王的寵妃羋八子，另外一位就是手中擁有兵權的魏冉。而魏冉是羋八子的同母異父弟弟。兩位公子的君位之爭持續了三年，最後以公子壯的失敗、公子稷的勝利而告結束。公子稷就是後來赫赫有名的秦昭王。其生母羋八子被尊為宣太后。由於歷史是由勝利者主導書寫的，在秦國史官的筆下，以及接受其影響的《史記》中，多見對秦昭王——宣太后一方正面肯定的記載。失敗了的公子壯一方則被說成是「謀亂」、「為逆」者。另外一部成書於戰國晚期魏國史官之手的《竹書紀年》，記事的立場相對客觀，「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參見《史記·穰侯列傳》，《史記索隱》注引《紀年》）。這場發生在惠文王的兒子們之間的君位內爭，如果我們相信《竹書紀年》的記載，應該是宣太后和魏冉姐弟聯手，擊敗了惠文王后選定的公子壯，而擁立了她的兒子秦昭王。

　　宣太后原本的名位只是「八子」，在當時的嬪妃等級制度中地位偏低（在「夫人」之下，還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等位號），其宮闈名分遠比對手秦惠文王后要低。從「合法性」的角度來看，宣太后要擁立自己的兒子為王，本來不具備「法理」、「傳統」與「輿論」的優勢。但是，結局卻是宣太后獲勝了。探索其中的原因，饒有趣味。

　　其一，宣太后得到了同母異父弟弟魏冉的大力支持，是最為關鍵的因素。魏冉在惠文王、武王時就已經任職用事，已有聲望。「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史記·穰侯列傳》）以上史料記載，可謂言簡意賅。魏冉在秦昭王時期，有四個與權力來源有關的「名分」集於一身：前朝名臣、擁立新君的功臣、新君舅父、秉政重臣。他先後四次出任丞相之職，累計時間長達二十多年，長期操持國家軍政大權。他為秦國的對外軍事擴張，也是多有貢獻的。魏冉對於秦昭王、對於秦國，都是有大功的人物。司馬遷對此有明確論定：「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史記·穰侯列傳》）。

　　其二，宣太后以其高明的政治智慧和運作手段，爭取到了秦國高級貴族「智囊」人物樗裡子的合作與支持。司馬遷的《史記》有《樗裡子甘茂列傳》，其中對樗裡子，有如下關鍵性的記載：「樗裡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樗裡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武王卒，昭王立，樗裡子又益尊重。」司馬遷在列傳最後的《贊》中，還特意強調：「樗裡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樗裡子是秦惠文王的弟弟、秦武王的叔叔，他的身份無疑是宗室大佬，又有「智囊」的美譽，更有領兵作戰和為相理政的軍政大才，在秦武王死後的君位之爭中，樗裡子的「立場」肯定在高層中舉足輕重。昭王初立，就對樗裡子益發尊重，做出如此高明人事安排的應該就是昭王身後的宣太后。籠絡了樗裡子一人，就穩定了秦國的宗室勢力。樗裡子病死於昭王七年，恰好是幫助秦昭王、宣太后度過了奪取王位、穩定統治秩序的關鍵時期。

　　其三，在宣太后的刻意運作之下，秦昭王得到了燕國和楚國的支持。公子稷原本是在燕國做質子的，在秦武王突然逝世的背景之下，燕國君臣決定護送秦的質子公子稷返秦為君。「武王死時昭襄王為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史記·秦本紀》）這段記載，反映的就是這一史事。燕國雖然弱小，但是，此時在位的燕昭王正在奮發圖強，並且致力於發展與秦國的關係。更有戲劇性的是——燕昭王本人也有在外國做質子的經歷，當年的燕國也曾經發生過內亂與強齊入侵，在危急時刻，是趙武靈王出兵護送在韓國的燕公子職返國為君。這位公子職就是後來聲望遠播的燕昭王。此時的燕國和秦國還是聯姻的盟友之國。燕昭王不論是出於曾經同為質子的身世之感，還是出於對外結盟的國家利益考慮，都會選擇支持在燕國的公子稷返國謀取君位。而這種真誠的支持，對在內爭漩渦中的宣太後秦昭王母子是可以借用的外部資源。

　　隨後，宣太后的另外一個尋求外部勢力支持的努力也見效了——楚國也與秦國新君聯姻結盟了，史稱「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歡」。這次秦楚聯姻的具體時間是「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史記·樗裡子甘茂列傳》及徐廣注語）。秦昭王三年（公元前304年），在進行了表示成人的「冠禮」之後，秦昭王「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史記·秦本紀》）。此次秦楚兩位國王的黃棘盟會，帶有秦昭王酬謝楚王相助的色彩，將軍事重地上庸城奉送給楚國，就是「回謝」的重禮。如此「交易」，對秦國的國勢與尊嚴都是有損傷的，秦國的決策者，只能是「干政」的宣太后。宣太后的「大局感」和決斷力，在這裡再次顯示出來。

　　有了以上三方面的運籌和運作，宣太後為自己和她的兒子在國內外找到了最強有力的支柱。

二、宣太后的「任性」：議事不避諱床笫之事

　　宣太后不僅是戰國時代干政時間最長、控制國政最有效的女性政治家，而且還以個性太突出而著稱。她在議政之時，居然可以公開談論她自己的床笫之事，絲毫沒有迴避之意，甚至於不屑於使用「代用詞」、「含糊語」來描述男女情事。一位身居國家統治最高層的女性，敢於發出如此「任性」言論，確實是歷史上很罕見的。

　　宣太后在外國使臣面前，曾經津津有味地談論她和先王的床笫之事，從而提出伸張國家利益的訴求。《戰國策》中記載：楚軍圍攻韓國的雍氏城，相持五個月了。韓國派出了多位使者向秦國求救，儘管來使絡繹不絕，秦軍卻未曾東出殽山以援救韓國。韓王又派出能言善辯的大臣尚靳出使秦國，尚靳對秦昭王曆數韓國聽從秦國的要求而行動的往事，強調韓國是秦國的忠實盟友，進而說到楚軍的此次圍攻，已經使得韓國蒙受了重大損害，而秦軍卻不肯救援。尚靳又以「唇亡齒寒」的道理打動秦昭王，希望昭王三思救韓的重要性。秦昭王心中很認可尚靳所說的道理，但是，出兵救韓就是與楚國為敵，秦昭王不敢自行做主，就向母親轉述了尚靳的遊說之詞。宣太后表態：「韓國來求援的使者人數眾多，唯獨尚先生的話說得合情合理。」於是宣召尚靳入宮議事。宣太后直截了當地對尚靳說：「妾身早年間事奉先王的時候，先王以其大腿加在妾身之上，妾身感到沉重難支也；但是當先王把他的全身完全覆壓在妾身之上時，妾身反而不感受到他的重壓了，其間的道理何在？就是因為他以全身完全覆壓時我可以有些許的愉悅之利啊。現在你來請求我救援韓國，如果我動用的軍隊人數不多，調撥的軍糧供應不多，就不足以救韓。我為了解救你們韓國的危難，需要日費千金，難道你們韓國就沒有想到也要使妾身享受到些許的愉悅與利益嗎？」（上文為意譯，原文參見《戰國策·韓策二》「楚圍雍氏五月」條）在與外國使臣談論兩國關係時，宣太后的特異之處在於：她索要利益回報的「導語」，實在是太過「直白」與「出格」。直接把她和先王（秦惠文王）的床笫之事原原本本地坦誠出來。按照「周禮」文化的基本要求，男女之事是不可以在廟堂之上談論的。所以，在《戰國策》的注文裡面，就有後世的學者痛斥宣太后的言論：「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以愛魏丑夫欲使為殉觀之，則此言不以為恥，可知秦母后之惡，有自來矣！」這些鄙夷和怒斥之語，在「周禮」文化圈內，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如：西漢前期的大學問家賈誼，講到古代的「禮制」傳統，對貴族和大臣的失禮犯罪行為，在描述的用語上，都要有所避諱：古者大臣有觸犯了「污穢淫亂男女亡（無）別者」，不能指斥他們的罪名是「污穢」，而要說成是「帷薄不修」（《漢書·賈誼列傳》）。按照這套講究「禮」文化的要求來衡量，秦宣太后的言論實在是「無禮之甚」了！似乎對她的批判是完全應該的了。但是，宣太后的這種「出格」的表達，客觀上就堵塞了韓國使臣尚靳關於要不要給秦國以利益回饋上討價還價的餘地：強秦的母后都如此「現身說法」了，還有討論的餘地嗎？宣太后的「出格」說辭，其用意很簡捷而有效——索求國家利益。不恥於談性，也不恥於索利。赤裸裸地表達就好，何必掩飾，何必暗喻？如此，她的表達，就不是「無恥」，而是「強勢」與「智慧」。

三、從秦國與義渠的複雜關係看宣太后「誘殺」義渠君的駭世驚俗之舉

　　歷史上確實有宣太后「誘殺」義渠君之事。由此也導致後人對宣太後有若干批評。因為「誘殺」成功的大前提是宣太后「色誘」義渠君，將他巧妙地軟禁，在控制了大局之後，又殺死了義渠君。以強秦母后之尊，居然要親自出面，犧牲色相做出此事，後人的評說，自然要見仁見智。

　　要客觀地看待此事，既要全面地看待秦國與義渠之間從春秋到戰國的長時段關係，又要仔細分析秦昭王在位、宣太后干政這個具體時間段的雙方關係，才可以理解宣太后誘殺義渠君的非常之舉，主要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

　　義渠，春秋戰國時代屬於「西戎」的一個部分。義渠對秦國的「歸附」，雖然開始於春秋中期秦穆公時期，但是，雙方的關係卻很不穩定，時常有攻伐之事。據《史記·秦本紀》，可以排列出從秦惠文君到秦昭王即位之前的雙方關係大事如下：惠文君十一年，秦國在義渠之地設置縣級的管理機構。這就是北地郡的「義渠道」（道，是設置於少數民族聚居地的縣級行政管理機構）。「義渠君為臣。」秦在義渠之地，設官治理，義渠君又正式稱臣，這應該是秦國有效控制義渠的兩個標誌性事件。但是，雙方關係的反覆多變，還在延續。惠文君后元十年（惠文君有兩個紀年。以稱王為分界。前元十四年惠文君稱王，更為元年），「伐取義渠二十五城」。武王元年，「伐義渠、丹、犁」。這個階段，顯然是義渠與秦國軍事衝突最激烈的時期。《史記·匈奴列傳》對雙方關係的演變有簡明扼要的記述：「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這段記載，有兩個重點：一是秦惠王時期曾經打敗義渠，奪得其領地二十五城，這無疑是一場重大勝利。二是秦昭王時期，宣太后長期與義渠王同居，最後使用權詐之術在甘泉宮殺死了義渠王，並且趁機起兵攻滅了義渠。從上下文的關係來看，似乎秦國在隴西、北地、上郡的統治秩序是在攻滅義渠之後得以確立的。如此說來，宣太后對秦國向西北拓地實在是居功甚偉了。

　　在秦國與山東六國抗衡的漫長歷史時期內，不得不對義渠有所顧忌、有所防範。因為義渠位於秦的大後方，萬一義渠有變，秦國就可能陷於兩面作戰的被動局面。這本來就是由地緣政治所決定的戰略格局。秦國與義渠的互相仇殺，真可謂是冤冤相報、冤家路窄！

　　我們再分析另外的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在秦昭王時期，義渠是否曾經是秦國的隱患？答案是肯定的。

　　對於結束宣太后干政、驅逐以魏冉為首的「四貴」有建策之功的策士范雎，後來被秦昭王封拜為丞相。在范雎剛剛到達秦國的時候，秦昭王遲遲未曾與之見面。後來才有機會「得見於離宮」，昭王感覺要對此前遲遲未見范雎的失禮之舉做出解釋，他的道歉之詞很值得琢磨：「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史記·范雎列傳》。《戰國策·秦策三》「范雎至秦」條，也有同樣的記載）這就足以說明問題：解決義渠問題，非常緊迫，已經到了秦昭王和宣太后要自早到晚共同商討的難題。這是秦國統治集團內部的人，都知道的事態。

　　至於事態的最後解決方式，前面引用的材料已經載明：是宣太后自己出面，以色相誘惑義渠王，將其幽禁在甘泉宮，使之與部眾疏遠，最後又殺了他，隨即用兵滅掉義渠，完全控制了義渠之地。宣太后與義渠王曾經生育了兩個兒子，兩人的同居生活持續了數年之久。其間是否有真正的男女相悅之私情，已經無法推測了。可以確定的是：義渠人的政權實體，在宣太后的苦心運籌之下而煙消雲散，她和義渠王之間如果說曾經有過男女之情，也只能是隨之而歸於無情。

　　戰國中後期，至少三個國家有「太后干政」之事，她們是：秦宣太后、趙惠文後、齊君王后。三位秉持國政的太后在歷史上都留下了獨特的光彩。但是，通觀其一生的功業和影響，當然是以秦宣太後為其魁首。秦宣太后堪稱是創造歷史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