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大師肯尼斯·阿羅的思想遺產

　　阿羅在一般均衡理論和社會選擇理論等方面的貢獻，使他成為20世紀後半葉對經濟學理論影響最大的經濟學家之一。

　　

　　 英國《金融時報》

　　剛剛去世的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是一位經濟學巨擘。他對經濟學的貢獻始於近70年前，直至生命盡頭依然活躍在經濟學領域。例如，他與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就後者的不平等觀點展開辯論，主張我們應該更關注消費上的不平等，而非收入和財富上的不平等。

　　1972年，他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當時他51歲，是（迄今為止）這一獎項最年輕的得主。《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在訃告中引用諾貝爾獎獲得者、博弈學家羅伯特•奧曼(Robert Aumann)的話說，「在20世紀後半葉，（阿羅對經濟學理論的）影響絕對超過其他任何人」。

　　要明白為何這不是誇張，想想阿羅在剛剛30歲的時候做出的兩個影響深遠的貢獻吧：一個是著名的關於集體選擇的「阿羅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另一個是關於所有市場同時實現供需均衡的「一般均衡」條件。這兩大貢獻不僅本身見解卓越，而且還開啟了至今仍未窮盡的經濟學研究。

　　就一般均衡理論來說，阿羅幫助發展了一種數學模型，讓經濟學從一次研究一個市場，到理解一種商品或服務市場的供需平衡如何取決於其他所有商品或服務市場的供需平衡。他的部分研究幫助確定了，在一個由自由競爭個體組成的社會裡，實現所有市場同時「均衡」（供需相等）的穩定均衡狀態的條件。他的另一部分研究重述了早先對此類均衡狀態對個體福利影響的理解。兩個「基本福利經濟學定理」是：第一，如果此類競爭性均衡存在，那就是帕累托有效的（Pareto efficient，除非某個人的境況變壞、否則任何人的境況都不可能變好的情況）；第二，如果初始收入分配合適，就可以通過競爭市場均衡實現任何商品和服務的帕累托有效配置。

　　表面看來，這為自由市場反對政府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但在現實中，它同樣是干預、監管和再分配的理論依據。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說過，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是「革命者的指南」，因為它鼓勵將市場競爭與可能的激進再分配結合起來。

　　用阿羅自己的話來說，他把「一般均衡視為私人企業和公共規劃及監管共同實現的一種理想狀態……對我來說，根據完全合理的新古典理論，市場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通過確定實現競爭性一般均衡所需的條件，阿羅開闢了一條分析道路，分析在現實生活中那些條件未能滿足時，政策可以做什麼。為您推薦東京房價為何不漲？

　　

　　這些條件確實未能滿足。較不現實的條件包括，存在這樣一個金融市場，它可以在任何時間點，交易（或保護）收入和財富免遭所有可能的不確定性。此類市場明顯的不完全性，促使阿羅在從金融定價理論到氣候變化的眾多領域做出了貢獻。另一個不可能的條件是，市場參與者擁有同樣廣泛程度的知識（「對稱信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純粹依賴市場提供醫療服務為什麼無效，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阿羅在1963年發表的一篇頗具影響力的醫療經濟學文章中有力闡述了這一觀點。

　　他的另一大早期貢獻，即在社會選擇理論方面的貢獻，具有永恆的重要性。1951年，阿羅證明，在邏輯上不可能加總個人對社會選項的排序，並同時滿足基本的一致性標準——除了一種情況：服從一個人、也即獨裁者的偏好。這一發現讓進行一種普遍努力的人們驚恐無比，這種普遍努力是，要麼制定最優經濟規劃，要麼證明自由市場的優越性。但這是一種有啟發性的理論。

　　接下來的幾十年，出現了基於阿羅的「不可能定理」的其他研究結果。其中包括通過關注有關個人偏好的其他事實，擺脫該定理預示的不一致性，例如關注個人對一種社會選項相對於另一種社會選項偏好的相對強度，而不只是他們對兩種社會選項的排序。這使得阿羅亦有所貢獻的成本效益分析（偏好的相對強度以貨幣支付意願衡量）等理論得以發展。這還促進了其他不可能定理的發現，例如森證明，從邏輯上來說，社會選項的個人排序的加總，是不可能既在經濟上有效，又同時滿足對個人選擇的基本自由容忍度的。

　　這類發現——在集體選擇中，以及在效率和自由等價值觀之間，存在固有的邏輯矛盾，其意義是深遠的，而且遠遠超過狹義的經濟問題。這類發現意味著，「人民的意願」非常複雜，這與英國退歐公投在英國當前政治中的影響密切相關。阿羅之後最偉大的社會選擇理論家森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哀嘆「對於國家偏好的真正含義存在一種輕率的想法」。

　　如果說阿羅的偉大遺產值得我們珍視，就絕不應在政治辯論和政策制定中出現這種輕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