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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參與啟蒙?啟蒙時代的知識傳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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硨磲大爺 發表於 2016-12-3 06:3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整理:姚涵之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啟蒙思想何以深刻影響當代社會?當啟蒙思想不再僅僅是孟德斯鳩、伏爾泰和盧梭時,當啟蒙思想被商品化走上了法國巴黎的街道時,啟蒙就不僅僅是大思想家和大學者的專利了,思想的社會化進程使得啟蒙思想與精神逐漸滲透入普通民眾生活。

  這個過程是通過什麼機制實現的?

  本期外刊掃描將帶大家回到18世紀法國的沙龍與研究室,看看這些社交場合如何構建啟蒙時代的知識傳播網路,啟蒙思想如何從學術的高閣走向社會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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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蒙時代的沙龍:沙龍創辦人與啟蒙哲人的集合

  整理自「Enlightenment Salons: The Convergence of Female and Philosophic Ambitions」,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2:3(1989), pp. 329-350

  作者:Dena Goodman

  任何時代的文壇(Republic of Letters)都是有關話語且存在於話語中的共同體。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文壇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話語共同體,根植於以巴黎沙龍為中心的知識交流網中。1760年代,可以追溯到伊拉斯莫斯時代的文壇,在巴黎開始成為一個共同體,並朝著新時代的方向發展。對於法國啟蒙運動時代的哲學家來說,他們在文壇當中的身份,無論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學上的,對於他們的自我認知都十分關鍵。

  

  這個新興的有著共同目標的共同體,是因編輯百科全書(Encyclopedia)而形成的,通過百科全書的編輯,他們想要改變大眾的思考方式,而啟蒙運動得以成功改變大眾思考方式的原因在於文壇從一小群精英開始擴大。這意味著相比百科全書,他們需要一個更加廣闊、深入和制度化的,一個可以隨著啟蒙運動深入而不斷擴張的社會基礎以及關係交流網。這些啟蒙哲人發現他們想要的制度基礎就在巴黎的沙龍中。

  

  Mme Geoffrin的沙龍

  

  Mme Geoffrin畫像

  啟蒙時代的沙龍是啟蒙哲人交流的中心,他們復興了舊的文壇並賦予其新的意義。喬芙蘭女士(Mme Geoffrin,原名瑪麗·特雷瑟·羅黛·喬芙蘭Marie Thérèse Rodet Geoffrin,1699-1777)、萊斯皮納斯小姐(Mlle de Lespinasse,原名茱莉·德·萊斯比那絲Julie de Lespinasse,1732-1776。她是一位著名沙龍的主辦人,但是現在更為人所知的是她出版於1809年的書信集,其中紀錄了兩段引人注目的悲劇愛情)、內克爾女士(Mme Necker,原名蘇珊·庫爾蕭Suzanne Curchod,1737-1794)這些啟蒙時代沙龍的創辦人,她們不是那種貴族式的矯揉造作的女性,她們的沙龍也不是學習禮儀的學校。她們挑戰的是那些貴族創辦的主事休閑娛樂的沙龍。和17世紀類似,啟蒙時代的沙龍也是為了社會階層流動而服務的,但是人們想要進入的不是舊的貴族階層了,而是新的文壇。加入一個沙龍並在其中學習並不意味著成為貴族的一員,而是進入了一個文壇,在這裡可以平等地作為夥伴來批評君主政體。在這個意義下,那些文壇中的哲人實際上佔據了原本法國社會中,和君主爭論不休的貴族角色,而巴黎沙龍成為了這個群體可以建立和形成的制度基礎。

  如果文壇要成為法國轉向社會性與政治性的媒介,那麼它不能僅僅是一個理想國,一個只存在於思想中的概念空間,它也必須是獨立的,不能全部依賴原本以宮廷學者為主的舊的文壇。

  到了1760年代,巴黎的沙龍處在了成為巴黎社交和知識流通的核心位置,也成為了啟蒙運動的中心。17世紀的女性創造了沙龍,並將之視為可以尊重思想且發起討論的地方。17世紀的沙龍是都市生活的標誌,挑戰了路易十六在凡爾賽宮建立的封閉的宮廷式的思想。這個挑戰並非針對貴族,也無意攻擊君主政體,但是撼動了貴族的基礎。這些沙龍以及創辦沙龍的女性積極地宣稱「貴族也是後天的」的思想,而沙龍則可以有力地幫助新加入者成為「新貴族」。

  

  萊斯皮納斯小姐

  在18世紀,在喬芙蘭女士、萊斯皮納斯小姐以及內克爾女士的引導下,沙龍從貴族式娛樂休閑機構變成了啟蒙運動的思想陣地。在沙龍中,貴族和非貴族在平等原則下聚在一起。哈貝馬斯寫道:「基於個人價值而產生的平等精神一點點動搖了原有的等級制度。」沙龍成為了啟蒙的陣地,不僅在於它體現了一系列新價值,也在於利用這些價值為那些創辦沙龍的女性,以及那些常常出席沙龍的男性創造了一個空間,讓他們得以在一起共同參與啟蒙運動。

  那些領導著啟蒙時代沙龍的女性認為自己的需要和知識精英們是一致的。因此,1760年代沙龍改變了地位,成為了中心。沙龍成為一種新的由啟蒙時代的人們開拓的社交和知識交流空間。要理解他們的啟蒙精神,就要理解18世紀沙龍中的女性如何把一個貴族休閑娛樂場所變成女性真正可以工作的空間,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創造了共同的社會基礎。

  為什麼女人創辦沙龍?她們不是為了和有權有勢有智慧的男性攀上關係,進而追求聲望和權力。這是在以男性中心的視角理解女性的行為,也是那些常常出席沙龍的男性的想法,更是研究沙龍的史家的書寫。例如有人在稱讚喬芙蘭女士的時候寫到她創辦沙龍的目的在於追求名聲,通過服務文人和藝術家,將有權勢有地位的男人聚在一起來實現她希望自己是「有用之人」的抱負。的確,她是希望自己是「有用的」,她也在創辦沙龍的過程中收穫了聲望。名聲和榮譽是舊貴族的價值觀,她們不容易被這種價值觀驅使。相比試圖向上層流動的人來說,啟蒙時代沙龍的創辦者和參與者則是聰慧的、樂於自我教育的女性,她們重新形塑著那個時代的社交、知識和教育需求以及社交方式。

  在一個並不鼓勵女性有事業的時代,沙龍是基於長期以學徒身分進行學習,最終成為獨立的熟練工的地方,這項事業向那些聰慧的人敞開大門,但是也需要有大筆的財產來支撐。和男人闖蕩世界留下自己的業績不同,女性創辦沙龍是沒有物質回報的,這份事業幾乎沒有收入和經濟效益。

  在巴黎創辦沙龍的女性往往是先旁聽學習再自己創立支撐沙龍的社會人際關係,這個關係更多的是女性導師和她的學徒之間的關係,而非一個女人和一幫男人之間的關係。例如喬芙蘭女士,18世紀最重要的沙龍創辦人,20年來常常去唐森女士(Mme de Tencin,原名克勞汀·亞歷桑德琳·蓋因·德·唐森Claudine Alexandrine Guérin de Tencin,1628-1749。法國作家及沙龍創辦人,與著名作家及政界人物交往甚密。她是啟蒙哲學家達朗貝爾的生母,但是她在達朗貝爾幾天大的時候將其遺棄在巴黎聖讓羅德教堂)的沙龍觀摩學習。直到對方在1749年去世,她才著手創辦自己的沙龍;而內克爾女士則是跟著喬芙蘭女士和萊斯皮納斯小姐學習。萊斯皮納斯小姐也曾經陪伴唐森女士20多年。

  

  唐森女士

  為何她們會在18世紀創立沙龍的問題?這個回答只能是:她們有著多種多樣且複雜的動機。喬芙蘭女士在18歲的時候已為人妻、人母,她開始常常出現在唐森女士的聚會上,而唐森女士年少時從女修道院出逃,又毀棄了婚約,產下了一個私生子。1730年,唐森搬到了喬芙蘭家附近,開始幫助她。喬芙蘭從小被祖母撫養,14歲的時候被嫁給了一個年齡是自己5倍的男人,她可以在沙龍可以結識很多男性知識精英。她認為自己不僅年輕且虔誠,更是一個無知的女子。在她給祖母的信中,她的祖母表示知識對於女人來說是多餘的,她這麼長的時間沒有知識過得也很好,因此她的祖母只教給她閱讀而不教寫作,既沒有送她去女修道院,也沒有給她請老師,喬芙蘭希望可以在沙龍中受到教育。

  她的祖母去世兩年後,她開始和那些在唐森女士家中聚會的男性一起學習,她一生都沒有忘記過要這樣學習。對她來說,沙龍是可以讓她接受正規教育的地方,這種教育不僅被她的祖母否定,也被好多跟祖母同立場的人否定。多年後,喬芙蘭寫到她小時候曾有機會和弟弟一起定期上拉丁文課,一共七個月,但是當她跟弟弟從學校回來之後,她還想要繼續學拉丁文,她媽媽卻拒絕了。問題不在於父母不想讓女兒接受良好教育,而在於沒有合適的學校和機構。女修道院往往教的首先是社會道德訓誡,然後才是真的知識教學。

  具有良好的規劃能力也是沙龍創辦者能成功的因素之一,這種能力能夠讓她們可以一同構築制度化的啟蒙運動。喬芙蘭的規律生活為她吸引賓客幫助甚大,而像萊斯皮納斯小姐則會在布置固定的集會之時在家中等待,而且很少出門旅行。喬芙蘭的生活十分規律,她每天早上5點起床,上午做家務、寫信、處理雜事,下午她一周去兩次她的沙龍,而萊斯皮納斯20年來每天晚上5點到9點都在家等待接待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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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chod Suzanne

  內克爾女士也留下很多關於計劃聚會的紀錄。她在日記中寫道:「一個人必須在家中做好梳理想法、打扮自己的事,要在走進沙龍前把所有的社交準備做好,因為一旦人進入了社交場所就不能讓這些小事佔據或是打斷。」她為每周出席沙龍都進行徹底地準備,在日記里她寫說「一個人對聊天最好的準備就是在出門前把事情想清楚然後記下來。」

  在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這些女性對待沙龍十分認真,她們通過各種方式,想要通過沙龍在這個時代中創造嚴肅的內核。而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這些沙龍是輕佻且放縱的,並且人們認為這是由於女性在沙龍中佔據了優勢地位所造成的。就像雅克·約瑟夫·都蓋(Jacques-Joseph Duguet)所寫的那樣:「大體來說,她們享有權勢的地方(比如宮廷)原本是嚴肅的場合,但是因為女性的參與卻退化成了充斥著娛樂、休閑和輕佻行為的場所。城市也模仿宮廷,而地方也迅速被這種有害的示範所影響,因此,一個國家雖然原本充滿了勇氣,卻逐漸變得軟弱和女氣,人們不再熱愛美德,而是開始熱衷於享樂和金錢。」

  在18世紀,盧梭在給達朗貝爾討論劇院的信件中也表達了相同的恐懼。享樂與女性綁在一起被盧梭看作是社會腐敗的基礎。盧梭抱怨:「沙龍中的男人會試圖取悅女性,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就開始變得女氣。男人沒有把她們變成男人,卻被女人們變成了女人。」結果就是造就了和斯巴達、日內瓦這種嚴肅有道德觀念的男性社會完全不同的腐敗的社會。

  但是盧梭和他的支持者們都錯了。17世紀的沙龍確實提升了休閑娛樂的功能(儘管其本意是重建社會的基礎,而不是造成社會的退化),但是那些創辦沙龍的女性和盧梭提到的女性卻。沙龍在改變,而哲人們在花越來越多的時間發揮自己的長處,沙龍遠不是在花費工夫提升娛樂性,而是在努力重建社會。盧梭不斷地被啟蒙哲人們孤立,從來沒有參與到這一步。在給達朗貝爾的公開信中他強力地攻擊沙龍和那些女性創辦人,而達朗貝爾正是百科全書的編者,也是文壇中的領導者,正是在沙龍訓練和學習的人。啟蒙時代沙龍的嚴肅性使它們和17世紀的沙龍有著截然區隔,也把它們和同時代的其他社會集會區別開來。

  啟蒙時代的沙龍從來不是為了輕鬆度過幾個小時而存在,娛樂固然在沙龍中存在,但這不僅僅是休閑場所,為了讓人消磨時光並且逃離原本辛苦的工作和生意的放鬆場所。20世紀的工作和娛樂的關係不能帶回18世紀,進而錯置時代、歪曲原意。在舊制度下,工作和娛樂是兩個不同的群體各自的主要活動(貴族專事娛樂,人民專事工作)。

  18世紀的沙龍所做的就是將貴族式的休閑社交集會變成嚴肅的工作場合。使沙龍和其他社交場合不同的是,在沙龍里,人們不僅將思想活動視為嚴肅且有用的事情,而且沙龍中混合了各個階層的人,沒有等級制度也沒有階級差異,沙龍內的交談者之間是平等的,這使他們可以自由批評和評論。就像哈貝馬斯寫奧爾良公爵攝政時代到大革命之間的英格蘭的咖啡廳和法國的沙龍時說:「這是批評產生的中心,開始是文學批評後來變成政治批判,更開啟了一種在受教育階層之間的平等原則,將舊社會貴族和新的布爾喬亞知識精英放在了一個水平線上。」

  根據哈貝馬斯說:「哲人們從貴族手中捕獲了沙龍,並將之從貴族手中解放了,他們獲得了沙龍的主導權,就將閑談變成了批評,優美的空話變成爭論。」伴隨著將沙龍的主導權掌握在自己手裡,啟蒙哲人們開始互相合作,為自己創造了一個可以促進和擴張他們的事業的社會基礎。啟蒙哲人們使沙龍逐漸變成了一個有結構的嚴肅的社交場合,這個結構儘管有限,但是具有相當的彈性。啟蒙運動的本質是觀眾的擴大,是啟蒙了的大眾的出現,是沙龍社會的形成,尤其這個社會中女性也參與其中,這就使沙龍成為普遍公眾的模範。哈貝馬斯指出,18世紀的公眾從這些社交場合中成形,並認為公眾只是對沙龍這個核心的擴展,因此也定下了「公眾」的基調。

  到了1760年代,哲人們不僅主導了主要的沙龍,而且創辦了自己的沙龍。這些沙龍也成為了成長中的啟蒙時代文壇的中心。沙龍中的活動和啟蒙運動中的社會和知識活動融合在一起,女性沙龍創辦人的抱負與男性啟蒙哲人在巴黎沙龍中走到了一起。

  沙龍如何為文壇以及他們參與其中的啟蒙運動服務?首先,沙龍作為一個新聞、資訊、思想和話語可以被廣泛了解的集散地;它也可以是交流中心,話語可以從這裡流入流出。第二,這個空間可以供人們互相聯繫、見面、認識更多人,他們可以因為共同的目標而走到一起,在共同的項目中一起構思合作。這個空間中新人可以被介紹進來,參與其中。這是一個為不斷擴大的文壇而不斷擴大的空間。第三,這個空間成為構建法國社會公共空間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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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領域中的啟蒙:18世紀末期的研究室與科學文化

  整理自「Enlightenment in the Public Sphere: The Musée de Monsieur and Scientific Culture in Late-Eighteenth-Century Paris」,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2:4(1999), pp. 463-476

  作者:Michael R. Lynn

  18世紀巴黎人目擊了許多社會與文化機構的建立,所有這些機構都在試圖吸引他們的注意和資助,這些機構通過促進人們對對啟蒙的接觸,並且作為知識的散播中心來吸引成員。在18世紀最後數十年間,出現了一種俱樂部的類型,通常被稱為「研究室」(整理者註:musées在英文中雖然譯為museum博物館,但是此文探討的musées尚未達到當代博物館的規模,而更像是博物館的前身,故譯為研究室)或者「閱覽室」(lysées,現代職業教育學校的前身,在拿破崙時代后逐漸向著基礎教育、技術教育的方向演進),這二者特別滿足了巴黎人當時的想象。研究室吸收了各種社會文化機構的特質,很快融入了18世紀末的環境之中,並贏得了大眾的認可。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數年間,巴黎至少建立了10個研究室,所有這些研究室被創立起來,這些研究室為其成員提供了一個通往文壇的入口。什麼是研究室呢?這是一個通過科學知識來滋養心靈的場所,針對每個人的需要提供不同的課程與學習內容,在某種意義上給予每個心靈一種適合他的思想和教育。研究室會進行公開的講學,介紹各種科學知識,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在其中做一些實驗。研究室還有一些學術研究的功能,有一些研究室還帶有著古典的學術傳統,但是更主要的研究室的存在給予了大眾實用的技能,從科學知識到實用技藝。這些研究室往往由貴族們贊助,為群眾提供了固定的場所來參加活動,通過收取費用使得成員們可以接觸到課程、圖書館和實驗室。這些課程在當時的巴黎處處可見,使很多人得以參與到啟蒙運動中,而非僅僅只是閱讀關於啟蒙的書籍。

  研究室在法國的重要城市中都有著活躍的身影,研究室的創辦人們也努力在啟蒙運動的浪潮中為自己開拓一個空間。雖然啟蒙時代的知識並非都是有關科學的,也不是所有科學知識都是在啟蒙時代被發現的,但是二者之間的聯繫卻非常緊密,使得當時的人以及後世的歷史學者都無法忽略。

  研究室在法國18世紀晚期在哈貝馬斯所稱的「布爾喬亞的公共領域」中迅速發展,「布爾喬亞的公共領域」的概念在近年來十分流行,尤其在了解法國大革命前數十年間的政治與社會的本質,以及社群與個人之間如何創造和散布大眾文化上。然而在公共領域中,自然哲學被遺忘,儘管在啟蒙哲人看來這是定義他們角色的關鍵一環;科學活動也在大眾如何理解啟蒙運動上佔據了重要位置。僅僅是1783年首次熱氣球帶來的衝擊,不僅震驚了法國首都的市民,而且造成了人們對自然哲學和科學知識的極大渴求,而對熱氣球的興趣僅是巴黎人民對科學知識所產生的強烈興趣的表現之一。

  近年來,關於啟蒙文化的研究開始轉向了啟蒙知識與文化的社會化過程,在這其中,沙龍和研究室都佔有著重要的位置。黛娜·古德曼(Dena Goodman)在她的研究成果《文人共和國:法國啟蒙運動的文化史》(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中,她強調沙龍在啟蒙文化中的主導性,她也指出,研究室從很大程度來說是一個在18世紀末形成的男性空間,相比於沙龍中兩性都有重要地位,而研究室則有意識地不讓女性承擔支配性角色。但是古德曼的研究沒有注意到這些場所的科學和商業面向,研究室重新包裝並且使這些科學知識商品化,用書籍或期刊的方式來販賣啟蒙思想,這種做法形成了大眾科學文化,並使得啟蒙思想與商業結合。

  

  第一份化學專業期刊Chemisches Journal

  

  文人共和國期刊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研究室給民眾提供了一個具體的閱讀、交流和傾聽的場所。在法國,沙龍、咖啡館、閱覽室、共濟會和地方學會都給民眾提供了風格、目的各異的場所,讓民眾有機會接觸各種思想。在這些林林總總的機構中,研究室佔據了關鍵的位置,路易斯·塞巴斯蒂安·蒙希(Louis-Sébastien Mercier, 1740-1814)說:「讀小冊子、與啟蒙哲人對話、買書,這些都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要有研究室。」

  

  路易斯·塞巴斯蒂安·蒙希

  研究室與閱覽室,不像學術學會、沙龍和共濟會那樣具有排外性(研究室付少量的錢就可以參與,而其他三個則需要某些人脈才可以加入),又比咖啡廳和讀書會要正式很多,研究室建立了一種新型的俱樂部形態。雖然研究室混合了很多其他機構的特質,但是其成功之處在於為業餘者提供了參與啟蒙文化的渠道。科學知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研究室鼓勵大眾科學文化的創造與商品化。特別是,有一些人來到研究室,希望扮演連接起啟蒙思想與普通大眾的媒介,他們希望給大眾提供各類科學文化材料,例如書籍、儀器和機器;並且讓文化人與大眾有了具體的場所為各自的利益進行互動,研究室的組織者和課程的授課者通過這樣的交流獲得大眾的認可並通過擴大聽眾群來獲得經濟回報。他們很像是羅伯特·丹頓(Robert Darnton)所說的那種「落魄文人」(Grub Street philosophers,他們並非偉大的科學家,他們難以獲得政府的資金支持,於是通過研究室開拓自己的生存空間,以販售知識謀生)。

  資訊與思想的交流吸引了很多人,這些人要麼是希望學些有價值的技能,要麼是希望通過實用而非純娛樂的方式來填充他們的休息時間。18世紀末,文化成為一種商品,它被販賣、購買、私下交易,文化的標價或是訂閱期刊、或是講座入場費、或是一杯咖啡。

  研究室因混合了18世紀其他社交場合的特質而聞名。克勞德·馬默(Claude-Mammès, 1752-1811)在1777年創辦了「通信研究室」。他是一個有事業心的年輕人,希望在文壇留下名聲。他希望他的俱樂部可以為巴黎民眾提供一個討論新思想與科學技術潮流的地方。他也編輯出版期刊,他的俱樂部每周聚會,並將會上的活動內容記錄在期刊中發表。一般來說,人們每周三早上聚集在他的辦公室里,一起觀看和討論工匠們新設計和製造的機器以及文人們的新思想,例如被眼鏡製造商製造的新型顯微鏡、可以預測天氣的機器等等。因為對科學知識特別重視,克勞德·馬默得以獲得皇家科學院的支持,這種形式實際上非常類似於沙龍,但在沙龍中,發起和引導談話的是沙龍女主人,而在這裡,人們是自主地聚在一起來關注這些新發明。然而對於很多人來說,克勞德·馬默的研究室的運作還是太像是沙龍,他重視彬彬有禮的形式,但是這對於科學技術來說不是那麼必要。

  另一個研究室則是1780年由安東尼·高布林(Antoine Court de Gébelin)創辦的「巴黎研究室」(Musée de Paris)。這個研究室則是學習的專業學會,而非沙龍,他希望一個低於學會但是高於大眾文化的空間。巴黎研究室在初期獲得了一些讚美,但是後來,由於無法調和學術與通俗之間的鴻溝造成了內部的分裂,它的名聲也不可挽回地受創。但是在分裂之前安東尼·高布林一直努力創造一個學者和業餘愛好者可以共同分享的空間,他希望巴黎研究室可以不要太過附和大眾的流行,但也不要太過掉書袋導致過分艱深,也不要是圖個熱鬧,希望得到國家和大眾的認可。這個研究室主要是少量學者為大眾講堂的形式,然後安東尼·高布林再把這些成果放在他們的通訊期刊《巴黎研究室通訊論文集》(Mémoires du Musée de Paris)中。

  在早期的努力並未能如期達到效果時,後面的一些研究室組織者開始根據不同的受眾設計研究室,例如女子閱覽室(Lycée des Femmes)則為女性敞開了大門,而女性則被早期的研究室擋在門外。她們可以參與數學和實驗物理學的課程,一周兩次,每次兩小時。課程涉及各種內容,包括所有作為淑女應該了解的事,但是科學仍然有重要地位,但是這些課程不會非常艱深和學術,參與的成員大多只是想要做一些有趣的實驗,學一些實用的技能,而不是想要了解牛頓萬有引力學說和笛卡爾漩渦論的理論衝突是如何得到解決的。

  總體來說,研究室的成員逐漸擴大,覆蓋了男性和女性,下層到貴族的各個人群,加入研究室一般需要一個已經是研究室成員的人的推薦,並繳納15到上百里弗爾(livre,貨幣單位)的入會金即可。儘管具體的名單現在不可能知道了,但是當時最大的研究室「紳士研究室」(Musée de Monsieur)的成員最高可以達到700人,而上文的通信研究會也有超過300人的成員。我們從巴黎研究室的會客廳的700個座位也可以一窺當時研究室的規模。

  

  會客廳

  一般來說,當歷史學者談論啟蒙運動與商業的聯繫的時候,他們指的是書籍和期刊的生產與銷售,但是研究室的存在則提供了18世紀文化商業化的另一個視角。在研究室中,人們購買啟蒙文化的各種產物,包括書籍、科學儀器、機器,並給大眾一個參與和討論文化的機會。通過將各種各樣的講座和知識聚集在巴黎的某個具體的地方,研究室的組織者們讓他們的成員體驗了一場簡單且完整的啟蒙,並且收費低廉。

  研究室與閱覽室的出現將啟蒙思想商業化,並將之轉化成了某種巴黎人願意為之花費時間和金錢的商品,於是研究室的創辦者成為了啟蒙思想的生產者和散布者。

  研究室為從中下層到貴族的男男女女提供了多種受教育和娛樂的機會,它讓精英學者與民眾得以在一起交流,進行相對平等的討論。自然哲學不再是排外的精英文化,慢慢也融入了都市文化中,百科全書中的知識也通過研究室以一種輕鬆的方式被廣泛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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