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彭德懷的歷史誤會 哪一次傷透主席的心？

　　

　　本文摘自《黨史文苑》2003年第2期，作者：曉農，原題：《毛澤東與彭德懷的八次歷史誤會(續)》

　　「哦，你要操娘？！」毛澤東的聲音反而小了，保持著一種固有的鎮靜。他把手裡的大半截香煙用力戳滅在煙灰缸里，將嘴唇抿得很緊，在場眾人的心黯然沉了下去……

　　林彪三番五次鬧著去打游擊，彭德懷在東渡黃河問題上過於慎重拖延了時間，毛澤東對此極不高興。

　　直羅鎮戰鬥的勝利，進一步堅定了中央把中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決心。可是，戰鬥的硝煙方散，身為紅一軍團主帥的林彪，卻三番五次鬧著要去陝西打游擊。12月9日，他給毛澤東寫信：「我對脫離現任職務改作游擊戰爭已具不移之決心，一周來雖數次向軍委請示，而卒未獲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實為脫離部隊之惟一良機，故決不因任何故障而改變決心。且準備於不得已時，寧可忍受處分。我很盼望你最後仍贊成我的建議，則不勝欣慰。」繼而，於是月12日、15日、18日三次致電中央，力持己見。

　　作為紅軍數得著的主將，林彪這麼一鬧，還真讓中央撓頭。毛澤東想到近一段時間以來，林彪與彭德懷的關係甚好，便與張聞天聯名致電彭德懷，請他出面做林彪的思想工作，打消林去陝南打游擊的想法。電報中明確指出：「近日接他許多關於調動去陝南的信及電報，我們認為拿他這樣的幹部離開主力紅軍，去做游擊戰爭是不能同意的。」

　　毛澤東還不放心，於12月21日再給彭德懷去電：「在日本佔領華北地區的形勢下，陝南遊擊戰爭不能把它提到比陝北游擊戰爭更為重要的地位，尤其不能把游擊戰爭提到似乎比主力紅軍還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紅軍的主要幹部去做游擊戰爭)這樣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問題上的觀點與我們有分歧，中央認為有當說明之必要。」

　　彭德懷在接連兩次接到中央的電報后，是否找林彪做了說服工作，這方面的情況不得而知。只是直到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開過之後，林彪仍舊向中央軟磨硬纏，致電中央：「我還在期望中央批准我去陝南打游擊。」毛澤東接了電報，頗為惱火，估計彭德懷一定沒有找林彪，馬上聯繫到彭德懷對陝北的看法。彭曾在一次會上講到：「陝北只是小紅軍的好根據地，不能容納大的紅軍，因為經濟落後，交通不便。若向南發展要好得多，不過要同東北軍打仗。」想到這一點，毛澤東認為不能寄望彭德懷去說服林彪了，決計採取另外的措施。12月29日23時，中央向林彪發出最後通牒：「接電即來中央，討論你的工作問題，職交左權代理。」

　　林彪終究頂不住中央的千鈞雷霆，於1936年1月4日趕到延安，住了10餘天。在毛澤東、張聞天等人的說服教育下，遂打消了去陝南打游擊的念頭，回到一軍團準備渡河東征。

　　紅軍東渡黃河入晉征戰的總指揮是彭德懷。彭在擁護中央決定並積極執行的基礎上，內心又有兩點顧慮：一是怕渡不過黃河，因為這時候的紅軍包括劉志丹、徐海東兩部，加起來才一萬三千餘人，真是寶貴得很，再也損失不起了；二是渡過黃河后，如果蔣軍大舉增援，紅軍能否安全撤回？對於這兩點，彭德懷認為「這是一點也不能大意的」。他除了幾次複電向中央說明上述顧慮，又親自帶著偵察隊伍，攜帶電台，來到無定河口，在上下游幾十里的地方，用了7天時間詳細勘察各個渡口的情況。

　　可是彭德懷不曾料到，他這種以求萬無一失的穩重做法，引起毛澤東的極為不滿。毛曾帶氣地對張聞天說：「他(指彭德懷)求絕對保證，我是不能絕對保證的。」

　　隨著時間推移和情況變化，毛澤東對「百團大戰」的看法發生了變化，認為是個操之過急的「運動戰」，對彭德懷發動、指揮這一戰役的動機有所疑慮。

　　彭德懷發動和指揮的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的「百團大戰」，是在我抗日根據地日見縮小，八路軍給養十分困難的情形下組織進行的。當時日軍已停止正面進攻，將兵力重點移到華北，對我敵後根據地進行「三光」為特徵的「掃蕩」，特別是對晉東南實行「囚籠政策」，使華北根據地的形勢極為嚴峻。可是，日軍深入我根據地后，兵力分散，交通線空虛，部分城鎮的守備力量薄弱，又形成了對我有利的戰機。這些都是促使彭組織這次戰役的原因。

　　「百團大戰」持續了3個半月，我方投入105個團20萬兵力，進行大小戰鬥1800多次，共斃傷日軍20600餘人，偽軍5100餘人，生俘日軍281人，繳獲各種槍支6千餘，火炮60多門，飛機6架，破壞鐵路480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拔除日偽據點2900多個，摧毀了大批偽政權，日寇華北派遣軍總部不得不發表公報承認「損失巨大」。

　　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隨著時間的推移，由「百團大戰」引起的一些不利因素，就漸漸顯露出來。戰役暴露了我八路軍的實力，使日軍從華東、華中增調幾個師團，加強了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進攻，並實行瘋狂的報復；再則我方軍民在戰役中的損失也不可小覷，尤其指揮上的失誤，使129師的傷亡大大超過預計數目。

　　毛澤東的考慮顯然比別人更高一籌。雖然戰役獲勝的初期，他曾以中央軍委名義給彭德懷去過一封賀電，講到：「百團大戰令人興奮，象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以組織一兩次？」而在其後的日子裡，毛澤東不但看到了上述的幾個不利方面，還特別注意到一點，就是百團大戰的計劃雖已呈報中央軍委，但未等中央軍委批准，就提早十多天發起行動。這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就有一個組織原則的嚴峻問題。

　　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對日作戰戰略，依然是以「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為主，也不排除「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與他注重保存我軍實力，立於不敗之地的思想是一致的。八路軍總部於7月初上報的作戰計劃，是投放兵力22個團(晉察冀10個團、129師8個團、120師4個團)，重點是破襲正太路，其次是破壞平漢路、同蒲路北段。後來投入的兵力越來越多，達到105個團。以幾近傾其家底的兵力，投入這麼一場大規模的運動戰，這是毛澤東很不希望的。

　　還有一個戰略全局的高瞻遠矚問題。促使彭發動「百團大戰」的另一個原因，是對日軍進攻方向有錯誤的估計。本來日軍的進攻方向是中原和打通粵漢路、湘桂路，以有利於太平洋戰爭。而彭德懷認為日軍要進攻西安，擔心敵軍切斷延安與西南區域的聯繫，成了一種不必要的顧慮。毛澤東後來深深地意識到：如果彭德懷不那麼性急，再熬上半年左右的時間，或等到日軍進攻長沙、衡陽、桂林之後，兵力更為分散時，舉行這個百團大戰，其戰果、意義將大得多，我方的損失則要少得多。綜上所述，毛澤東不由對彭德懷發動這一戰役的動機，發生了某種懷疑，認為彭意在樹立、抬高自己的威望。總之，「百團大戰」在毛澤東的腦子裡留下的就是這樣的印象。

　　彭德懷因抗美援朝與高崗多次接觸，對高懷有好感，和高談論過一些中央領導的是非。后對「高饒問題」有所察覺，但沒有及時向中央反映。事後，彭被毛澤東看成「高饒司令部」的人，當成「高饒反黨聯盟的成員」。

　　粉碎高崗、饒漱石集團的反黨分裂活動，是建國后黨內第一次嚴肅的政治鬥爭。1952年調到中央任國家計委主席的高崗和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饒漱石，權欲熏心，對中央給予如此之高的安排仍不滿足。出於資產階級個人野心的急劇膨脹，他們四處煽風點火，造謠生事，大肆攻擊劉少奇、周恩來，進行了一系列小組織派別活動。高崗還利用各種場合，散布「軍黨論」，把中國共產黨劃分為「根據地和軍隊的黨」與「白區的黨」，說黨是軍隊創造的，顛倒了黨指揮槍的原則。他還反對黨內設立總書記，主張多設幾個副主席，並有目的地進行拉攏活動，為能夠當上黨中央副主席鋪平道路。

　　自1953年12月起，高饒的反黨分裂活動引起了中央的高度注意。是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批判高饒的反黨陰謀活動。毛澤東在會議上講到：「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這一講話指出了高崗反黨陰謀活動的嚴重性，向高崗提出了嚴厲警告。時過不久———1954年2月上旬，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劉少奇代表中央主持會議並作全會報告。針對高、饒的反黨陰謀活動，劉少奇在報告中不點名地說：「如果他們的個人主義情緒不受到堅決制止，他們就會一步一步在黨內計較地位，爭權奪利，拉拉扯扯，發展小集團的活動，真正走上幫助敵人來破壞黨、分裂黨的罪惡道路。」會上，朱德、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都作了發言，嚴肅批評高饒的反黨分裂活動。但是，高崗、饒漱石執迷不悟，不做深刻檢討，不願痛改前非。高崗還以自殺(未遂)與黨對抗。

　　高崗、饒漱石的反黨分裂活動，按說彭德懷是不沾邊的。前一段時間，他身在朝鮮戰場，回國后也全身心地撲在國防事業和軍隊建設上。然而在黨內一些領導同志的眼裡，特別是在毛澤東看來，彭德懷應該算「另一個司令部」的人。雖然在七屆四中全會上並未涉及到彭德懷，但在中央相當部分領導的頭腦中，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印象。以至於到了廬山會議，柯慶施、陳伯達等人，竟然公開指責彭德懷「充當了高饒反黨聯盟的重要成員」。

　　應該說柯慶施、陳伯達這些人對彭德懷的攻擊，並非完全沒有事實，他們掌握到了一定的實際情況。彭德懷與高崗一段時間的確關係較好，那是抗美援朝的緣故。當時彭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總司令，高在東北主持工作，前線的後勤供應及許多事情牽涉到東北。這樣一來，兩人的接觸自然較多。高崗對朝鮮前線的各方面支援非常儘力，親自去過兩次朝鮮，這讓彭德懷對他懷有好感。高崗也把拉攏的目光鎖定在彭德懷身上，有意識地與之搞好關係。彭德懷在與高崗的接觸中，確在一些公開場合議論過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的是非，而耿直的彭德懷，還沒有意識到自己被高崗利用了。至於饒漱石，彭德懷過去沒有與他共過事，素無交往。1952年彭德懷從朝鮮回到北京治病，正好饒漱石也在醫院治療眼睛，兩人免不了有較多的接觸，相處得甚為融洽。

　　高饒的反黨分裂活動有所暴露后，彭德懷仍無察覺，直到七屆四中全會的前夕，他才感覺到情況的嚴重。1953年12月上旬，中央召開七屆四中全會，而軍委正在召開全軍高幹會議，主持會議的彭德懷打算會議一結束，就向中央反映，報告與高崗接觸的情況。沒想到被繁忙的事務一拖，就捱到了七屆四中全會閉幕。到這時候，彭德懷報告也好，揭露也好，不但成了馬後炮，還被毛澤東看成另外一種性質的舉動。

　　公正地講，彭德懷在高饒問題上有其缺點和錯誤，這就是被高崗利用和察覺苗頭后未及時向中央反映。但由此把彭當作「高饒司令部」的人，甚至是高饒反黨聯盟的「重要成員」，就真是冤枉他了。難怪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聽到柯慶施等人的指責后，氣得撕飛了上衣的一顆扣子，喝問：「我什麼時候跟高饒搞在一起了？」

　　毛澤東把彭德懷寫給自己的信，看成是「下戰書」，大加撻伐。林彪、康生等人乘機翻出陳年老賬，彭德懷氣得「罵娘二十天」，厄運從此開始。

　　毛澤東對彭德懷歷史上的多次誤會，最大的事件莫過於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對彭德懷「意見書」的突然光火。

　　所謂的「意見書」，是彭德懷於1959年7月13日寫給毛澤東的信。信寫好后，彭德懷幾經閱看、修改，才鄭重地簽上自己的名字，又在信封上寫了「毛主席親收」幾字，才坦然而堅定地對參謀說：「你馬上送到主席那裡。」這天是7月14日中午。

　　彭德懷在這封後來被稱作「萬言書」的信件中，既總結了大躍進的成績，又客觀而又尖銳地指出了存在的問題及產生問題的根源，以及如何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他深知在一些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當中，對當時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左」傾現象有所察覺和擔心，但劉少奇不便講，周恩來剛被批了「反冒進」不能講，陳雲、鄧小平未上山，只有自己來講了。

　　信送走的當天，吃過晚飯，彭德懷如釋重負般地邁著輕鬆步子去看電影。參謀王承光、景希珍等工作人員都為他少見的愉悅心情而高興。

　　7月15日上午，中央辦公廳發下通知：會議延長，日期不定。

　　彭德懷看了通知后，掠過一絲激動，思忖著：看來我的信起了作用———毛主席接到了信，要解決問題了。

　　周恩來看過彭德懷的「意見書」后，李銳問：「您有什麼看法？」周輕鬆地回道：「那不會有什麼吧。」

　　令彭德懷無論如何沒有想到的是，7月16日下午，在會議上，他看到自己的信被印成文件，毛澤東在信的首頁加上一行醒目的大字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並加批語：「印發各同志參考。」彭德懷的情緒立即墜人空谷：「我寫給主席個人的信，怎麼成了『意見書』？怎麼還要專門討論呢？」一種不祥之兆攫住了他。隨後在西北小組的會議上，彭德懷要求收回這封私人信件。

　　然而，開弓沒得回頭箭！這封洋洋萬言的「意見書」，就象被點燃的柴草堆，形成了燒得彭德懷焦頭爛額的「烈火」。

　　在7月27日的會議上，情緒激動的毛澤東，以一種高亢洪亮的語音，配以有力的手勢，講道：「……我曉得你彭德懷從延安整風以來就不服氣，憋了那麼久，這次就發到廬山上來了。好傢夥，簡直要把漢陽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見為什麼不在鄭州會議上提出來？不在成都會議上提出來？廬山會議快結束了，怕是沒有了機會，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戰書！你罵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還要怎麼樣了？」

　　失去了控制的彭德懷不由「嚯」地站起來，不顧一切地拉大嗓門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20天的娘還不行？」

　　「哦，你要操娘？！」毛澤東的聲音反而小了，保持著一種固有的鎮靜。他把手裡的大半截香煙用力戳滅在煙灰缸里，將嘴唇抿得很緊，在場眾人的心黯然沉了下去……

　　其後的情形是，會議延長，鬥爭升級。林彪、康生、陳伯達、柯慶施等人紛紛跳將出來，翻出許多歷史舊賬。彭德懷悲慘的晚年政治命運，從此開始……

　　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舉行最後一次大會，毛澤東繼續從理論的高度批斥彭德懷：

　　「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從來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只不過是混到無產階級隊伍里來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他們從來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只不過是黨的同路人。革命是歷史的見證人，革命的群眾運動是大海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沖走了，社會上各種人物的嘴臉，被區別得清清楚楚，黨內也是同樣。」

　　毛澤東講話之後，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定》等文件。從這天起，彭德懷退出了黨中央領導核心，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實事求是地說，毛澤東與彭德懷在長達30年的歲月里，兩人之間基本上是相互支持、密切合作的，並不是所謂「三七開」。對於這一點，毛澤東後來也予以認同。1965年9月23日，毛澤東在會見即將到大西南「三線」任職的彭德懷時，講話中誠懇地說到：「對你應該一分為二，我自己也是這樣。立三路線時，三軍團有人反對過贛江，你說要過，一言為定。在一二三次反『圍剿』時，我們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變』，寫了三封挑撥離間的假信，送給你、朱德、黃公略，你立即派人將此信送來，還發表了宣言，反對『富田事變』。反對張國燾的分裂鬥爭也是堅定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有抗美援朝，都是有功績的。為什麼一個人犯了錯誤，一定要否認一切呢？」

　　是的，毛澤東以上的懇切之言，才是他與彭德懷之間關係的最好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