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年代的十字路口 蘇聯走錯了

　　本期方家：鄭異凡（著名歷史學者）

　　採訪者：李大白（騰訊思享會）

　　在騰訊思享會對蘇聯史研究專家鄭異凡的第一篇採訪中（鄭異凡：當年蘇聯官員的工資有多高？），鄭異凡認為，由於列寧發動「十月革命」，作為民主革命的「二月革命」沒有完成它本該完成的「現代化」任務，沒來得及為社會主義革命創造必要的經濟物質前提，是蘇聯經濟問題最初的根源之一。

　　那麼，在蘇聯近80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中，是否存在某個機會，能夠彌補自身的「先天不足」，蘇聯幾任領導人的改革，為什麼都沒有實現扭轉，而最終讓這個龐大的帝國走向了無可挽回的崩潰？在鄭異凡看來，20年代的蘇聯，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十字路口」，很顯然，蘇聯走錯了。

　　以下是對鄭異凡的採訪實錄：

　　騰訊思享會：在我們所知道的蘇聯歷史中，對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似乎是給予最多肯定的。

　　鄭異凡：蘇聯時期有三次改革。列寧實施新經濟政策是第一次改革；第二次是赫魯曉夫改革；第三次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現在我們國內一般只講后兩次改革——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改革。實際上搞得好的，是列寧這次改革。一個標誌：本來全國各省農民起義蜂起，實施新經濟政策，改收糧食稅以後，農民起義基本上平息下來了，工農業生產很快得到了恢復。

　　列寧這次改革是對軍事共產主義制度的改革。從1921年起，列寧的改革堅持了八年，1929年年底被斯大林打發「見鬼去了」。這一年斯大林打倒了布哈林派，在黨內鬥爭中取得了全面勝利。

　　

　　斯大林、列寧、托洛茨基

　　二十年代的黨內鬥爭，起先是和托洛茨基斗。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托洛茨基的某些看法是對的。例如他說蘇聯的經濟不能脫離世界市場，蘇聯經濟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他反對閉關鎖國。

　　騰訊思享會：新經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成功，是不是就已經說明了經典作家對於取消市場，計劃經濟這些判斷的失誤？

　　鄭異凡：按照傳統社會主義觀念，社會主義一要消滅私有制；二要搞計劃經濟。為什麼呢？因為馬、恩那個時代，差不多每10年發生一次經濟危機。馬恩認為這是由於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造成的，如果制定一個計劃，按照計劃生產，這不就避免危機了嗎？這是很理想的方案，但是實施起來會遇到很多困難，蘇聯的實踐證明，它的計劃經濟是不成功的。

　　其實按照我的理解，經濟危機不完全是壞事，也是一個解決經濟運行中各種矛盾的辦法，儘管損失很大。在危機中，整個工業生產進行了調整，然後慢慢復興，最後又繁榮起來。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調節生產關係的一個手段，儘管是相當野蠻的手段。

　　

　　列寧與「電氣化計劃」的郵票（蘇聯·1980）

　　20年代初，列寧搞了個「電氣化計劃」，這是一個遠景規劃，不是很具體的計劃。到20年代末期，斯大林開始制訂「五年計劃」。剛開始是專家制定的，比如說第一個「五年計劃」，專家制定了兩個不同的方案：一個叫最低方案，一個叫最佳方案，兩個指標不一樣。後來開展反對布哈林的右傾集團的運動以後，就指責「最低方案」是「右傾投降主義」的方案，於是選用了最佳方案。最佳方案整個指標是比較高的，但是也還是比較現實。但斯大林覺得這還不夠，給指標層層加碼。結果第一個五年計劃根本就沒有完成，我們國內有些人寫文章還講第一個五年計劃「四年零三個月超額完成」，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其實連最低方案都沒有完成。

　　20年代處於十字路口。如果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能夠繼續下去，是存在往市場經濟發展的可能性的。十字路口的另一邊就是斯大林模式——翻版的「軍事共產主義」。我國把它翻譯成「戰時共產主義」，實際上是用軍事手段搞的社會主義，「戰時」加上了一個時間概念，似乎戰爭時才會弄這個東西。實際上斯大林30年代搞的所謂共產主義，跟戰爭沒有關係，是採用軍事手段搞的，所以這個詞譯作「軍事共產主義」比較準確。

　　騰訊思享會：「戰時」會給人一種錯覺，把政策的實行歸結為客觀原因，變成必須得這麼搞，是被迫的。

　　鄭異凡： 30年代斯大林實際上是回到革命初期實施的軍事共產主義，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軍營共產主義」。

　　騰訊思享會：如果斯大林在與布哈林的鬥爭中失敗了呢？

　　鄭異凡：如果布哈林贏了，30年代走的不會是這條路。布哈林曾經設想利用商品貨幣市場來建設社會主義。20年代發生過兩次危機：一次是1923年秋天的「銷售危機」，工業品大量積壓，賣不出去。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危機呢？當時主管工業生產皮達可夫主張盡量提高工業品的價格，以便從農民手上賺取更多的錢。與此同時，國家卻用低價收購的農民的農產品，農民手頭沒有錢，自然買不了高價的工業品。

　　托洛茨基把這個叫做價格的「剪刀差」。農民不買工業品，出現了工業品的銷售危機。後來當局不得不下令把工業品的價格降下來，把農產品的價格提上去，這樣解決了銷售問題。當然這主要還是藉助於行政命令，但價格的調整是符合市場規律的。1923年的銷售危機就通過這個辦法解決了。

　　第二次危機是1928年年初爆發的「糧食收購危機」，國家收購不上糧食，農民有糧食不賣給國家。問題在什麼地方呢？當時棉花、畜產品等經濟作物的價格高，糧食作物的價格壓得很低。這就逼得農民把糧食拿去餵養牲口，然後出售畜產品，直接賣糧食給國家不合算啊！所以糧食就收購不上來。這兩次危機都是違背經濟規律的結果！布哈林就此同斯大林發生了爭論。

　　

　　布哈林（右）與斯大林最終分道揚鑣

　　布哈林認為，糧食收購危機通過價格調整是可以解決的，把糧食的價格調上去嘛！但是這種方法解決起來比較慢。而斯大林當時到西伯利亞去了一趟，是去收購糧食的。他發現了一種簡單有效的辦法：你有糧食不賣給國家，我就按照投機倒把罪處置你，一下子把糧食收上來了。

　　用行政命令、刑罰的辦法去解決問題，在短時間內是有效的，但不能常態化。那時有一些領導人是支持布哈林的，如人民委員會主席即政府總理李可夫，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托姆斯基，莫斯科市委書記烏格拉諾夫等等。

　　起先雙方力量差不多，後來斯大林拉攏了一些人，在中央委員會佔了多數，就先後把布哈林等人開除出政治局了。1929年12月，斯大林把20年代的幾個反對派——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新反對派」、布哈林「右傾集團」全都打倒了，斯大林終於大權獨攬了，於是宣告：「讓新經濟政策見鬼去吧！」

　　1929年年底斯大林發表文章——《大轉變的一年》。這篇文章實際上宣告了新經濟政策的終結。這一年斯大林剛好50歲，利用50壽辰大舉慶祝自己的勝利！

　　騰訊思享會：所以這時候蘇聯就已經在十字路口上選了一邊了。

　　鄭異凡：是的。蘇聯在十字路口上走上了斯大林選擇的那條路，這就是斯大林模式。他採取的第一個措施是搞農業的集體化。集體化過程中說是消滅了富農階級，實際上是消滅了整個農民階級。集體化對農村的生產是個大破壞。集體化運動把農民強制趕進集體農莊，而農民知道他的所有財產要被剝奪充公，就殺雞宰牛把自己的家禽耕畜全都宰了。那時候拖拉機的數量還非常少，耕作靠馬匹，談不上農業的機械化。毛澤東說蘇聯是「先搞機械化，后搞集體化」，並不符合事實。缺乏農機具，缺乏耕畜，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這樣的集體化是對農村生產力的大破壞。與此同時，為了取得外匯，購買西方的機器設備，國家出口的糧食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逐年增加，這就造成了1932-1933年的大飢荒，這是蘇聯發生的第二次大飢荒，到現在烏克蘭還在算這筆老賬，說是對烏克蘭搞「種族滅絕」！

　　

　　蘇聯農業集體化招貼畫——集體農莊不要神職人員和富農/1930年

　　騰訊思享會：這是出於什麼原因呢？

　　鄭異凡：斯大林搞的工業化實際上是重工業化，軍事工業化，這需要大量資金，只有用農產品到西方去換取外匯，以購買機器設備。這樣只好不顧老百姓的死活了！

　　騰訊思享會：在工業方面的改革如何呢？

　　鄭異凡：從奪取政權以後，從「社會主義的角度」看，蘇聯是靠「國有化」來創造國有企業的。所謂國有化就是把大中企業以至小企業收歸國有，那時認為這樣它們就成為社會主義工業了。但國有化的企業並不一定是社會主義工業。西方不是也搞過國有化嗎？「國有化」本身並不一定是社會主義措施，因為歸國家所有，並不一定是歸全社會所有。所以馬、恩主張的是「社會化」。蘇聯龐大的國有資產，跟老百姓有一點關係嗎？實際上都淪為那些叫做「在冊權貴」的官僚所有了。

　　

　　庫茲涅茨克鋼鐵聯合企業一期工程（1932年）

　　騰訊思享會：能說新經濟政策就是整個蘇聯時期最符合客觀實際、最有成效的經濟體制嗎？

　　鄭異凡：可以這麼說。比較起來，新經濟政策是整個蘇聯時期比較符合國情的政策，也得到了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擁護。列寧本來是希望通過新經濟政策，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希望「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能夠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但是，20年代末斯大林執掌大權后改變了發展方向，用斯大林模式取代了新經濟政策，埋下了後來崩潰的伏筆。

　　當然，新經濟政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其中也存在缺陷，最主要的政治改革沒有與經濟改革同步，經濟上採取了比較自由開放的政策，但在政治上沒有同步改革，在許多領域反而加強控制，沒有能夠實施「工人民主制」，使黨內生活民主化，沒有把任命制改成選舉制，反而逐步向個人集權方向發展。列寧在生前的最後時日，曾經提出改革政治體制的建議，但隨即病倒不起，出師未捷身先死，留下了永恆的遺憾。經濟體制的改革缺乏政治改革作為保障，那些公開或者隱蔽的新經濟政策的反對者一旦上台，就很容易地打發新經濟政策「見鬼去」了。斯大林就是一個內心並不贊同新經濟政策的領導人，他一旦大權在握，在發展的十字路口上拋棄新經濟政策，實行他的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搞個人專政獨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本期方家：鄭異凡；編輯：李大白、張寧。本文系騰訊思享會獨家稿件，未經許可，其它媒體不得轉載。）

　　學者簡介

　　

　　

　　鄭異凡，1935年生，浙江江山人，1952年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習，1954-1959年就學於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 中央編譯局研究員、 俄羅斯研究中心顧問， 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兼職教授。

　　

　　

說蘇聯只有三次改革， 與歷史不符。 事實上， 蘇聯歷史上最大的改革發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 也就是所謂集體農莊式的農村改革。這次改革， 其規模和影響都是另外的幾次改革， 包括十月革命所不能相比較的。 總所周知， 蘇俄是所謂半農奴制半封建的農村結構。 其落後，按蘇聯教科書的定義， 連中國都比不上。 因為， 俄國農村還存在真正的農奴， 這些農奴， 等同於商品， 是可以被買賣和擁有的。 雖然俄國官方在1861年就廢除了農奴制。1930年代的集體農莊改革， 徹底消滅了地主和農奴主， 但取而代之的集體農莊制度並不成熟。 若不是同時發生的衛國戰爭緩和了國內矛盾， 並將斯大林塑造成了民族英雄， 俄國的赫魯曉夫改革也許會早一些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