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曾出現荒唐的「共妻令」，真是為了「性」解放嗎？

　　

　　

　　一點號作者 ｜歷史大學堂(oldmanno)

　　十月革命勝利后，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俄國誕生。由於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不同，這個新生的政權一經出現便幾乎遭受到全世界主流國家的一致反對，在以資本主義為主要構成的世界大家庭里，出現這麼一個號稱「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解放全人類」的異端，的確會讓大多數人感到心裡不是滋味。

　　蘇俄的歷史，就是一部俄羅斯人民的苦難史。布爾什維克攫取政權后卻背信棄義發動「一月劇變」，導致俄國陷入殘酷的內戰之中。列寧又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使俄國擅自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又引發了協約國之間大規模的國際干涉接踵而至。混亂的形勢之下，各種匪夷所思的情況不斷出現，其中關於革命政權實行「共妻法令」的傳聞甚囂塵上。

　　

　　布爾什維克宣揚的gong產主義理論中一方面主張將社會資源實行公有化，另一方面認為「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關係是典型的私有制產物，也應當被公有化。也就是說他們宣揚的gong產主義制度,就是要消滅建築在私有制上的一切，包括婚姻和家庭關係。

　　因此，布爾什維克們主張沒收個人的私有財產以充公，實行「gong產」；一些更為激進的布爾什維克們甚至還以革命的名義宣揚全面摒棄人類應有的個體情感與道德，將兩性關係也公有化，實行所謂的「共妻」。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這種理論簡直令人髮指，但不幸的是，在蘇俄的這片土地上這種理論正不間斷的被實施著，十月革命后不僅大量的俄國有產者財富被無情掠奪，踐踏性道德的行為也比比皆是。

　　在1918年，俄國的許多地方報紙上，赫然刊登出一道《俄國少女及婦女公有法令》。

　　在蘇維埃政權控制的地區中一個名叫赫瓦托夫的布匹店小業主以蘇維埃的名義宣布「從1918年5月1日起，蘇維埃政權控制下的所有17至32歲的女性應擺脫個人控制的束縛，宣布自己為人民的公共財產」，意即「共妻法令」。

　　這道「法令」由19段文字組成，通篇號召廣大人民群眾應該在無產階級領導的新社會中勇敢爭取自己享受「性愛」的權利，同時宣稱「所有絕色佳人都成為了資產階級的籠中金絲雀，這必將嚴重擾亂人類在地球上的正常繁衍」，勞苦大眾應該立即行動起來，解放自己的「性束縛」。

　　

　　「該「法令」堂而皇之的規定：符合17至32歲年齡條件的婦女將被公有化，成為新社會的「公有財產」，所有成年男子將有權按照計劃任意同這些成為「公有財產」的婦女發生性行為，但每次不得超過三個小時，且每周不得超過三次。

　　成年男子想要獲得上述「公有財產」的使用權必須首先加入一個名叫「勞動家庭」的組織成為其會員，並從工廠委員會、工會或地方蘇維埃領取或辦理相應的會員資格證明。擁有家室的會員將其符合年齡條件的妻子公有化的，除按照計劃享用「公有財產」外，還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允許同自己的妻子額外發生一定次數的性行為。如果擁有家室的會員拒絕將符合年齡條件的妻子變成「公有財產」的，那麼他將被剝奪享用任何「公有財產」的權利。

　　同時該「法令」還規定所有成為「勞動家庭」的會員，必須扣除其收入的10%繳入一個名叫「人民後代」的基金，相關管理部門將通過該基金支付給公有化的婦女232盧布作為補償金，且對其中懷孕的婦女還將發放補貼，對她們所生子女進行撫養直至17歲成年為止，失去勞動能力的婦女還可領取相應的退休金。  

　　該「法令」一經宣布，竟然受到了人們的熱烈反響，尤其是一些好色的無業遊民更是對此熱衷異常，許多年輕人甚至帶著自己的女友找到赫瓦托夫紛紛要求加入「勞動家庭」。 赫瓦托夫買下一幢位於索科利尼基村的鄉間木屋，取名「愛宮」，作為「勞動家庭」會員享用「公有財產」的活動場所。

　　會員們在「愛宮」里每10人安排在一個房間，那些充作「公有財產」的婦女們則被安排在另一個獨立房間。會員房間同婦女房間相鄰的位置被間隔出了一個可供兩人睡覺的小單間。在徵得領導（赫瓦托夫）批准同意后，會員可選擇一位女士一起住進小單間，然後便可盡情享受性愛的歡愉。

　　

　　當然了，也有一些不願成為「勞動家庭」會員的人在支付每次100元盧布的費用后，也可以臨時參加到「愛宮」的相關活動中來。赫瓦托夫有時也會批准自己參加「愛宮」的活動，免費「享用」一下他中意的年青女子。如此這般，赫瓦托夫通過實際行動，將「共妻法令」規定的內容大部分認真落實，他通過組織「愛宮」活動並收取基金費用或臨時費用的方式斂聚了巨額的財富，達到了財色兼收的火爆效果。

　　赫瓦托夫及其「愛宮」的「性愛解放事業」平穩進行了長達一個月有餘，期間儘管當時國內局勢處在一片混亂之中，但「共妻法令」的有組織實施卻在俄國大地上如同閃電一般廣泛傳播並蔓延開來。

　　一些與蘇維埃政權敵對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報紙也都紛紛轉載這一新聞，如在維亞特卡邊區，社會革命黨人維諾格拉多夫就從《烏法生活報》摘錄了赫瓦托夫的「共妻法令」的實施情況，並以《不朽的文件》為標題，轉載刊登在《維亞特卡邊區報》上，造成全國轟動性的影響。

　　通過媒體的渲染與鼓噪后，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才意識到了其治下的赫瓦托夫及其行為的不當之處，隨即下令將其逮捕並交付審判。

　　對赫瓦托夫的審判也堪稱一時奇聞，造成了極大的爭議。為將「共妻法令」這一事件審理清楚，蘇俄黨政機關派出了一些骨幹人員參與到法庭審判的各個環節中來。

　　主審法官由莫基拉擔任，他嫉惡如仇是一位奮戰在內戰前線的劍術高強的紅軍老戰士，有著豐富的戰鬥經驗；人數眾多的人民陪審員也被要求積極參與到庭審中去。

　　公訴人由布爾什維克莫斯科委員會婦女部主任維諾格拉茨卡婭和著名的「布爾什維克黨醫」扎爾金德擔任。

　　而作為被告赫瓦托夫一方的辯護人則由蘇維埃國家救濟人民委員會女委員科隆泰和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拉林一起擔任。這樣的司法人事配置，竟然牽扯到眾多布爾什維克的中高層人士，在當時的各類審判活動中也是極為少見的。

　　

　　庭審中，兩位公訴人分別做了有關赫瓦托夫罪行的表述和認定，要求法庭追究赫瓦托夫的刑事責任，判處其有期徒刑五年，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但公訴人在對被告的指控中並沒有表明出蘇維埃政權對「共妻法令」本身所持有的相關認識和反對態度，也沒有否認在其他地區存在有相似的「共妻法令」正在施行。

　　輪到辯護方發言時，女辯護人科隆泰進行了以「愛神理論」為根據的長達40分鐘的辯護髮言：俄國在沙皇的反動統治下，整個社會呈現出自由散漫的特徵，而社會倫理道德也在不斷淪喪，導致男女關係過於隨便，既缺乏道德上的約束，也不存在任何形式上的管控措施，在「愛神的自然催化作用」之下，使得世人普遍舉止輕浮，這才會使得赫瓦托夫突發奇想頒布的「共妻法令」存在實施的土壤。但他的本意是符合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意圖在於打破資產階級對性愛的專屬控制，倡導廣大人民群眾在新社會裡按照有序條件下自由的、解放的滿足自身性愛需求。

　　女辯護人不斷強調指出，在革命勝利后的俄國那些本屬於資產階級的沉渣陋習還會時不時的泛起，並不會隨著新生社會的出現而自動消亡，「共妻法令」的出現正是資產階級錯誤的享樂思維作祟，從而使得赫瓦托夫在法令實施中產生一些錯誤的行徑。鑒於赫瓦托夫的主觀出發點是革命的，但客觀條件卻無法更好的滿足「共妻法令」所能表達出的真實革命宗旨，赫瓦托夫的行為是超前的，且不具備主觀惡意，但確實存在一些不當之處，因此辯護人一致要求法庭對赫瓦托夫法外開恩，判處其無罪釋放；但對於其從「愛宮」活動及其他好色之徒手中收取的錢款，則應當給予沒收，並上繳國庫。

　　對於辯護人提出的辯護意見法官及人民陪審員們卻表現的有些不置可否，公訴人也未提出有效抗議。而出人意料的是法庭聚集了很多赫瓦托夫的支持者，主要以女性支持者為多數。

　　

　　這些被告的支持者們在法庭里高呼「無罪釋放被告」、「他是一個好人」、「將公平正義給他」等等口號向主審法官表達著自己強烈的呼籲，有些情緒激動的女性支持者甚至向法庭亂扔臭雞蛋、爛果蔬和小動物的屍體以表達自己的不滿。

　　在一片混亂之中，法庭最終竟然接受了抗議人群的意見，主審法官莫基拉當場做出判決：被告人赫瓦托夫因犯罪證據不足，判處無罪併當庭釋放。但鑒於被告存在斂財等不當行為，沒收赫瓦托夫及其「愛宮」取得的所有非法收入一併上繳國庫。

　　就這樣赫瓦托夫被無罪釋放了，不但沒有受到蘇維埃政府的實質性懲處，而支持者們還把他視為英雄一般將其迎送回家。可惜好景不常，赫瓦托夫回到家的第二天就被一群無政府主義者給謀殺了，理由是他發布的「共妻法令」內容色情不堪，嚴重玷污到了無政府主義組織的相關聲譽。

　　雖然赫瓦托夫莫名其妙的獲得了蘇俄政府的寬宥，又莫名其妙的被人給謀殺了，但他自行頒布的「共妻法令」似乎並沒有受到蘇俄政府官方的、徹底的否定，反而在那個混亂的年代里，似乎被視作是一個「默認允許的法令」在俄國大地上廣泛流傳與實施著，甚至一直到1930年，還有一些好色之徒借口這樣的「法令」重複實踐著赫瓦托夫的「性愛解放事業」！

　　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發生「共妻法令」如此荒唐之事，成為了後來一些西方國家炒作攻訐蘇聯制度長盛不衰的話題。

　　對於「共妻法令」這樣敏感而離奇的事件，前蘇聯史學界曾長期持否認的態度，直到蘇聯行將解體的20世紀80年代末，諸如《星火》、《論據與事實》等蘇聯中央媒體才先後披露相關的史實。

　　

　　而蘇聯解體后，所有解密的文檔也確切的表明，在蘇維埃政權剛剛成立的混亂年代里，這樣的醜聞並不是孤例，而是廣泛存在的一種社會現實。實事求是的說，尚未找到有證據表明當時的蘇維埃政權直接頒布或支持實施了所謂的「共妻法令」。

　　當時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的首要任務是取得內戰的勝利，主要精力在於不顧一切的將所有社會資源實行公有化以滿足戰爭的需要，實行所謂的「戰時gong產主義」政策，而對其他事務的處理則略顯精力不足。

　　但從其對諸如「赫瓦托夫案件」之類假借政府名義發布「共妻法令」的事後處理結果來看，則並沒有對這些假法令的產生與蔓延做到及時、徹底的否定與肅清，這或多或少給後人留下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存在有意默認或者故意縱容「共妻法令」的印象。

　　而結合當時蘇維埃政權的主要領導人諸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東諾夫、克朗黛等人來看，他們都是較為激進的革命分子也都曾普遍提倡「性解放」，且他們的私生活確實大都比較隨便，可見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領導者的氣質也多少反映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是如何看待「共妻法令」的出現與蔓延的。

共產共妻是蒙古帝國時代的風俗而已，不是新東西。

現在的鵝國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也是繼承蒙古帝國文化最徹底的國家，蒙古軍隊都是全民皆兵，10人一組，組員要一起生活同進退，進攻時一人後退10人一起處斬，組員間共產共妻，組員戰死由新組員補充。10組一個百人隊，隊長決定全隊戰鬥和生活的一切。10個百人隊一個千戶侯，10個千戶侯一個萬戶王，擁有數個萬戶王就是蒙古部漢王，漢王與近衛軍將士是生死家人，近衛軍軍官貴過千戶侯，漢王對近衛軍的犒賞就是共產共妻，這就是為什麼鵝王亞歷山大允許近衛軍軍官與王妃上床，為什麼歷任鵝王都帶王妃進軍營，鵝女王與200多軍官上床，不是個人行為而是蒙古帝國文化風俗。共產邪教能在鵝國興起正是因為符合鵝國的蒙古帝國文化風俗的結果，共產邪教被現代鵝國拋棄是因為鵝國人歐化嚴重生活水平提高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