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來吧 全世界被普世民主價值洗腦的人（二）

香港回歸前，立法局議員是委任產生的，各有其界別背景，上任前政府都會告誡他們，在立法機關內，他們所作的發言及決定，應以全香港的福祉為基礎，而不是從他們各自界別的利益出發。這是一個崇高的理想，但不是現實。在委任制度下能達到這種理想尚有點可能，在選舉制度下，則只會是一個美麗的幻想。近代民主理論是建立在一個放任的自由前提下，即社會上的群組、利益集團、個體可以自由集結、發揮，通過公開及不公開的程度，爭取自己的利益。

西方選舉民主制度的一個基本機制，就是以下一次選舉作為對議員問責的牽制。如議員的表現違背了大部分選民的意願，他將在下次選舉中冒敗選的風險。故Edmund Burke上述的崇高要求，與選舉政治的基本運作是不一致的。

代議制度（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實際上是掏空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基本內涵。選舉制度與其說是選代表，實際上是「選主」。當選者不是代表，而是替代人民作決定。這不是要否定選舉機制，只是指出選舉的真正性質和運作實情，它與一些民主理論所宣稱的並不一致。

競爭性選舉作為制度核心的理論

自由、開放的選舉，是西方民主體制的結構核心，制度設計以此體現其「人民作主」的核心價值。這理論建基在「主權在民」的理念上，然後將一個選人的程序，說成是一個授權的過程。但選舉其實並非授權程序。有論述者更將這個程序演繹成體現公眾意志（general will)的方式。在這三個論述基礎上，民主理論進而將選舉演繹為政權、政府合法性的來源，是必需具備的原素。這種論述將人民主權、授權、合法性捆綁在選舉機制上，使選舉變成整個制度的核心。

競爭性選舉作為合法性來源的說法，其實是一種信念，或者信仰。但也不能否認，從公民參與的角度而言，選舉制度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對建立自己當家作主的「感覺」，對勝選上位的政治人物的承認和接受，對建立公民對政治體制的認同感，都有非常大的效果。問題是，這是否就是合法性的唯一來源？這種合法性在國家治理失效時，會不會同樣有效？

西式的選舉前設是自由、平等與權利。故選舉權要普及、平等，每人的票值盡量平等：有自由開放的參與，提名門檻低，各人可自由參選；社會上的群體要有結社自由，各種利益、族群、政見，可組織共同體，維護及擴大自身的利益及權力，組織或支持政黨通過選舉，自由博弈，爭取上位執政。政黨及參選人可以以各種手法拉票，只要不違反法律。選舉過程中，各方各派各黨通過公開辯論，爭取選民的支持。其假設是選民通過這些程序，可以充分了解各種選擇，從而作出明智決定。

此外，選舉過程中還有兩個非制度的但又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金錢，花錢支持或反對某候選人被認定是體現言論自由，如沒有相當的資源，就連參選也不可能，能投下大量資金已成為參選及勝選的必要條件。二是大眾傳媒。在言論開放下，輿論平台的操控變成選舉成敗的重要因素。而這方面的公平公正，只能以行業的專業操守作為制約，產業開放作為制衡。

在這樣的制度設計和操作環境下，社會出現分裂，強化、突出分歧是必然的結果。美國的政治生態搞成現在的狀況，要解釋的不是為什麼變成這樣，而是為什麼到「現在」才出現這些情況。

美國制度的演化過程

雖然美國的《獨立宣言》宣稱「人人生而平等」，但是立國后最初的150多年，以現在的標準來看，並沒有落實民主的「普及」這項基本原則。非白人，女性，沒有資產的人，都沒有投票權。真正普及的選舉權等到1965年才出現，即「民權法」通過之後。而該法真正發揮作用，還要經過各州引入運作、逐漸廣泛落實和成熟，過程長達10到20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普及民主才真正在美國獲得落實，廣大的公民才能夠全面發揮選舉權的力量。加上兩大黨在這過程中，修改了它們的候選人提名辦法，這才使普通選民也可以參加決定黨的候選人，因而大大加強了黨內的民主。

美國獨立宣言

可以說，美國直到近二、三十年，才大約落實一個以周期性、全開放的（即普及的）、零和競爭的、多數票決選出操控公權的人的政治體制。這種說法看來較為極端，但符合事實。直到今天，美國才以較接近其定下的民主體制的準則，去落實民主體制。美國人現在面對的問題，其實在其設計的體制中必然會出現。這些問題，在很多引入選舉政治體制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早已見怪不怪，看看台灣、香港地區，情況就很清楚，更不要說美國直接主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了。基於此，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什麼特朗普（Donald Trump）會這麼成功。特朗普的講話反映了很多共和黨人和一般美國人的一些內在感覺、情緒和期望。理性、邏輯在這裡並不重要。

美國200年來慢慢地開放選舉權，從間接選舉逐步發展到直接選舉（但總統選舉仍是間接），經過了180年左右才達到選舉權上的基本平等。隨著種族、性別平等的進展，美國到現在才開始面對一個比較普及和平等的選舉生態。但當制度認真地按設計的原則操作時，即選民更普及、提名程序更民主、信息更開放、言論更自由，加上網際網路的影響時，制度的運作就出問題了。當所有的問題都放到檯面上來爭吵，誰能拉到最多支持票誰就當權，誰就可操控政策的決定時，這個體系就一定會產生分裂。

美國以前的選舉沒有導致大分裂，或分裂並不嚴重，是因為美國長期以來並沒有真正的普及民主。自立國到上世紀末，美國很多政策的決定，利益之間的矛盾、問題，都由幾個政客頭頭關起門來談妥，再拿到議會上通過就解決了，這是公開的秘密。西方民主建基於承認和肯定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個人，不同的族群存在和分野，和他們之間的公開與不公開的博弈，只要這些行為是符合法律的。

以前不分裂不是因為它的社會較文明，人民教育程度高，以前能控制分裂，並非源於制度，而是來自社會因素，如較一致的種族結構或宗教信仰，經濟發展良好（或不太壞）等。當這些因素髮生變化時，制度內在的分裂動力，就難受壓制。其實這些現象廣泛及不斷出現在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過程中，這些國家沒有一個漸進過渡階段，一夜間就按美國政治學者的一套理論引進自由民主體制，其失效是自然的，能夠成功只是例外。而現在，美國的政治正走向「第三世界化」。

西方對競爭性選舉的迷信和論述，可以歸納為幾個關鍵的認識誤區：

1. 選民是理性的（但其實選民的投票是以情緒及價值觀決定的）：

2. 公開辯論、言論自由會引至公眾的正確理解和決定（但其實選民的決定主要靠感覺）；

3. 多數決會作出最佳的選擇；

4. 選舉產生的領導及代議士，大概會以群體的整體及長遠利益為考慮基礎。

其中最關鍵的是「理性選民」這個神話。選民的投票取向當然有自身的理由和道理，但多數不是理性的，特別是涉及一個群體的長遠考慮或利益。美國搞選舉工程的人近五、六十年發展出來的策略，首先針對的不是能吸引選民支持的「好政綱」，而是首先找出能挑動選民群體的「情緒因素」（emotional factors）。這一手段已由美國輸出到歐洲及其他地方。「選舉工程」，已變成一個高度發展、非常專業、成熟的行業，與學院內的自由民主體制論述，完全是兩回事，例如找出關鍵性選民群組、拉票工作集中幾個關鍵州、廣泛使用負面攻擊手法等，都和傳統的民主理論無關。

國家治理與競爭性選舉制度的矛盾

美國（主要是聯邦政府層）出現嚴重的治理困難，是個不爭的事實。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認為美國己變成一黨政治，議會政治己淪為「否決政治」（vetocracy），到了不變不行的地步，相反地，他對中國「能辦事」的表現非常欣賞。學者福山對中國的制度也非常關注，他提出國力、法治、與民主作為檢視政治制度的三個指標。福山不否認自由民主體制會削弱國家能力，但他相信美國制度仍有強大的自我修正能力。他不僅對自由民主制度還抱有信心，同時仍維持「歷史終結」觀點。

國力與民主制度之間存在矛盾是個現實。獨裁製度在國力發揮方面有優勢，這是其吸引之處，但它存在內在的壞基因，如不穩定、難持續、傳承有問題，即福山提出的「壞皇帝」問題。這是獨裁與民主過去幾十年來的二元選擇爭議。

現在的關鍵問題，不再是在自由民主制度與獨裁製度之間二擇其一，而是在這兩者以外，是否還有第三、四種選擇。西方學者所稱的「威權制度」（Authoritarian system），是否就一定不能解決福山所謂的「壞皇帝」問題。事實上，西方對自己的一套，已有非常尖銳和深刻的批判。比起反對西方民主的人，他們批評得更厲害、更深入。但歸根到底，他們還是回到丘吉爾所說的，我們的制度是個壞制度，但它在人類試用過的所有制度之中，卻還是最好的。

接受一個千瘡百孔的政治制度，而放棄提出更好的選擇，是個難以理解的態度。西方文明以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樂觀主義為主調，相信社會將不斷變得更好，但為什麼會接受上述結論？是不是真的沒有更好的選擇？我也相信西方民主制度有很強的自我修正能力，但面對當前在美國出現的這麼嚴峻的問題，卻又看不到什麼大變的可能。中國模式為這個問題提出了新選擇。福山認為，就算中國的政治制度有優勝的地方，因不能被人複製，故無法形成對西方制度的挑戰。在此，他起碼肯定了中國獨特的政治制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