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庭審改革的一絲曙光

　　孔傑榮、沃泰姆：中國啟動了一個庭審公開網，越來越多的庭審可以高清在線觀看，這對不透明的司法意味著什麼？

　　

　孔傑榮、戴偉•沃泰姆

　　「透明」、「陽光」、「公眾監督」，人們可能不會把這些詞和中國的司法制度聯繫起來。這是因為早就有廣為人知的做秀式的審判、刑訊逼供，以及中共通過非正式渠道干擾本應獨立的司法決定。

　　但在9月27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院長周強，這位中國司法的最高領導宣布了一個令人矚目的新網站——中國庭審公開網——的首次啟動。該網站已上傳了超過6.7萬件刑事、行政和民事案件的全程高清庭審錄像。但是，目前僅有少數法院提供了庭審錄像，包括最高法所有的公開庭審和一些地方法院精心選出的庭審實錄。據管理「中國庭審公開網」的私有網際網路巨頭新浪公司稱，在全國每年審理的約1200萬件案件中，截止2018年將會有3500家法院上傳至少100萬件庭審錄像到該網站。已另有幾十萬件庭審錄像上傳到了法院的內部網，尚待納入這個全國範圍的新平台。

　　在那些了解中國法律制度的人看來，這是一個進步，也是最近為增強司法透明度而採取的新舉措中最為大膽的一項。從表面上看，這種程度的公開透明似乎比美國的做法更徹底——美國的聯邦法院和部分州法院通常仍然禁止在庭審時攝像。中國最高法此舉的動機可能是為了說服中國群眾，中國的司法是一個先進有效的機構。

　　現在大家可以利用這個網站觀看廣東省的一個毒販如何上訴二審，或者觀摩一個合同糾紛在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的庭審情況，甚至再訪邁克爾·喬丹今年4月在中國最高法院以失敗告終的上訴庭審實況（喬丹為保護其中文名字起訴了中國一家以「喬丹」為註冊商標的鞋業公司）。

　　儘管在線觀看庭審明顯受制於諸如選擇性上傳，以及對庭審當事人隱私保護不足等局限，但毋庸置疑，這將增加公眾對中國法庭的關注度。該舉措還與強有力的黨中央在2014年10月提出的目標相關。該目標宣稱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以及強化人民群眾對司法的監督。然而，司法改革在一些更基本方面的缺失，使得在線庭審這一舉措難以有效改善中國失調的司法體系以及常見的司法不公。

　　雖然中國的辦案法官們長期以來都在關注媒體和公眾輿論對司法判決的影響，但他們主要還是在乎司法機關領導們的意見，而不是那些在線群眾的。參加這場改革的法院領導們必須對諸如是否讓每一個案件的庭審都上網這樣的重大決策進行審批；反過來，這些法院領導也必須取悅於他們自己的上級領導，以此類推，直到中央。在這個新網站公開運行的前一天，我們從《人民日報》上一篇關於「司法標準化」的社論中，或許能對中央政府為什麼在全國範圍進行庭審錄像看出一些端倪。這篇文章是天津市高院（華北一重要法院）的院長撰寫的。文章強調，司法監督以及由此產生的司法標準化「把那些孤立、零散、抽象的規範上升為系統、科學、可評價的標準」。這一說法暗示著中央欲加強對龐大分散的法律系統的控制，使困擾著每個司法系統的矛盾裁判問題最小化。

　　我們應該把最高法的這次努力放在中國正在進行的這場雄心勃勃的司法改革運動的背景下來分析。這次司法改革企圖通過篩選掉許多佔有「法官」或「檢察官」名額但實際上並無能力或責任履行法官或檢察官職責的司法人員，來提高法官和檢察官的聲譽和待遇。最高法希望創立一群真正的有別於政府官員的司法精英，進而減少政治因素、腐敗、關係、地方保護主義以及地方黨政對地方法院司法決定的不當影響。然而，要達到對司法人員近乎減半的改革目標還是十分艱難。鑒於此，各地法院試圖採用員額制來精簡人員。但該制度實際上對年紀大（通常能力較弱）的人員有利，而且看來還導致了嚴重的士氣渙散，引起最近大量年輕、過度工作且待遇低下的法官、檢察官的辭職潮。

　　地區差異是另一重要因素。儘管在過去一代人的時間裡，法律教育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中國法院的人員素質仍然相當不均。一些欠發達地區法官的司法經驗和職業化水平明顯低於大城市的同行，後者的工資待遇、教育程度都更高，而且處理的通常都是複雜的經濟糾紛。這種不均衡對中國來說並非好事：它會削弱公眾對司法體制的信心，讓普通大眾及政府官員都更難預測司法裁判結果，反而促使地方黨委及其他部門干擾地方法院工作。而這些地方部門並不總是把中央的決策規劃和利益放在第一位。

　　周強在宣布開通這個全國新網站時指出，要通過庭審視頻直播「倒逼法官提升審判質效和司法能力」。人民群眾現在普遍對司法不信任，希望這個媒介能提高群眾對中國司法程序的尊重。除了影響和教育觀看視頻的群眾，這個網站還有可能成為對司法人員進行培訓的教學工具。雖然中國剛開始嘗試以判例為基礎的法律制度，觀看別的同事在類似案件中如何主持庭審，應該對審判法官準備庭審有所裨益。在工作的許多方面，特別是因為中國的立法常常缺乏細則和一致性，法官都需要權威性的指導。基於這個原因，最高法近年來除了出台權威性的司法「解釋」以及其他文件以便法律實施，還（大張旗鼓地）出版了少部分「指導性案例」來幫助地方法院處理某些類型的典型糾紛。但在實踐中這些指導性案例的作用還比較受限。

　　庭審直播還會迫使檢察官和律師在法庭上做出（也看來做出了）更好表現。這個受人關注的網路新技術如果能促使檢察官和律師學會一些東西，例如如何在法庭上交叉詰問證人，將會具有重大意義。但是，這要求法律制度能夠強迫通常不願到庭的證人出庭作證，同時還能保護他們免遭報復之風險。（現在的法律規定允許證人提交書面證詞從而避開法庭上的交叉詰問，而在任何法律體系中，交叉詰問通常都被認為是發現真實最為重要的方法。）然而，現在的司法政策是使庭審成為法庭裁判的中心。這要求最高院在庭審方面投入遠比現在更多得多的資源。這反過來會推動正在試點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訴辯交易」制度，這樣那些已經超負荷工作的法官只需對真正有爭議的案件進行全套庭審程序。沒有這項制度，司法聽證體制將會因超大的案件量而陷入癱瘓，正如美國的司法聽證如果缺少訴辯交易將會崩潰一樣。

　　然而，這種大規模的程序變革將會要求政府領導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大力支持。習近平主席在上任之初宣稱了「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決心。那他會為司法改革提供必要的支持嗎？沒有這些，任何與司法改革相關的網站都毫無意義。

　　另一關鍵問題是律師是否允許為普通群眾解釋庭審公開網上的直播內容。沒有了律師的幫助，法律系統以外的大多數觀眾不太可能理解他們在這個炫目的網站上看到的東西。雖然最高法多次告誡下級法院要注意裁判說理，並且最近的情況也有所改觀，但中國法院的判決書中仍然極少法律論證，而主要是引述基本事實和裁判結果。要讓司法裁判結果有理有據並向公眾闡釋程序問題，要求律師及其他法律專業人士（不論他們是否涉及直播的案件）能自由表達他們的意見。

　　誠然，在一些關注度較高的微信公眾號上已經有對一些法院判決的批評，法官自己偶爾也會就播出的庭審進行評論。但2013年出台的一部司法解釋禁止辯護律師「通過發送郵件、博客、微博客等方式傳播庭審情況」。一位律師抱怨這是「讓公開審判秘密化」。最近大量針對維權律師的逮捕行動以及官方媒體對他們的詆毀也說明了，律師中利用社會媒體的潛在力量集合大眾對抗司法程序和實體不公的積極分子將會受到何種懲罰。新網站到底能夠發揮多大用處，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現在這些針對律師的控制手段在實踐中將如何用來對付評論新庭審直播的律師。坦白地講，雖然庭審直播網的初衷應該是讓司法程序「陽光化」，但現在網站上的用戶界面尚無點評功能，僅可以反饋關於視頻質量的意見。最近發布的關於律師事務所的管理辦法更是加緊了對律師的控制，禁止他們通過網際網路、公開信或者公開抗議方式來討論他們代理的案件。這不容樂觀，也激起了168名律師向司法部遞交了一封不同尋常的公開信以示抗議。

　　換言之，雖然中國直播庭審的計劃值得肯定，但此舉在多大程度上會激勵公眾對司法的理解和司法職業化還不得而知。這些措施也並不保證帶來公眾對司法的信任或司法公正。中國的公眾對該國的司法仍然持懷疑態度，法官、檢察官內部的不滿也與日俱增，刑事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繼續面臨著近乎不可思議的艱難處境。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如果公眾無法明白他們在直播網上看到的東西——如果也沒有律師膽敢為他們解釋——那普通大眾將無法幫助中央制止地方法院的權利濫用，也無從提高司法標準。

　　要想真正轉向更好的司法職業化和司法公正，中共必須改變政策，鼓勵而非打壓律師的批評。對此，並無「應用程序」可循。

　　（註：孔傑榮，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所長，外交關係委員會資深兼職研究員。戴偉·沃泰姆，《外交政策》雜誌資深編輯，外交關係委員會會員。中文版由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翻譯，英文原文載於《外交政策》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