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為什麼中國沒有超過200年的企業？被清零了

　　

　　據統計，日本有7家千年以上的企業，而存活150年的企業，中國只有5家，而日本有2萬家，這是為什麼呢？

　　我是研究近代史的，做近代史有點麻煩，很多事不能說，一說就陷入虛無。今天我們不講近代史，講古代，看看帝國為什麼會潰敗？和我們一般認識不同的是，中國在西周及以前實際上是封建社會（指封邦建國），春秋戰國以後，尤其是戰國以後，封建制就不存在了。封建社會的國家裡，國土、民眾是被一層層封建管理的，國家、土地上存在很多政治，每一層級都歸一個封建領主（公、侯等貴族）管理，土地、財產、民眾都歸於這個領主。所以，在那個時代，官吏很少。

　　「老闆」集權統治下的「公司」命運

　　戰國以後，學術上稱古代史，從封建變成了郡縣制。郡縣，是地方的行政區劃，行政區劃的首長都是官吏，而不是土地的主人、所有者，官吏只是替國王（戰國時是國王，後來是皇帝）管理。戰國以後，特別是秦漢以後的中國政府有兩個特點：一是高高在上的皇權；二是龐大的官僚體系，有中央和地方兩大體系。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管不過來就委派官吏管；官吏是皇帝的下級，實際上是僱員，雇你來管理，給你發工資，如果幹不好就撤職，有點像今天的公司。皇帝是董事長，各個主管、分主管都是一些大臣。但有一點不同，今天員工不想幹了，可以「炒」主管；當時是炒不了的，天下只有一個皇帝，你沒有辦法、沒有資格去炒。戰國時期可以「炒」國王，戰國以後只有一個主，也就是說天下是一個大公司，剩下的人都是公司的部門主管、僱員。

　　這樣一種帝制結構就出現了問題。同樣是皇帝，日本有天皇就一家，到現在還是他們家，沒變；而中國大大小小的皇族已經變了三十幾次。中國的歷史周期律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亂完了治、治完了亂，是治亂交替的周期律。黃元培和毛澤東在延安窯洞的對話說，一個王朝、一個團體「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幾乎每一個王朝都逃不出。

　　基業不能長青的根本原因：官僚制度

　　古代推崇天命，認為王朝興亡是由天命決定的。為什麼日本天皇始終是他們一家，中國卻經歷這麼多更替，沒有一家能穩掌統治權，一般來說最長的也不過就是二百年。過去解釋說，由於所謂的「封建階級」殘酷剝削，讓窮人上無片瓦、下無立足之地。但是考察一下，中國過去兩千年的歷史，真正的土地兼并導致農民起義的很少，多數情況下是統治集團鬥爭導致王朝覆滅。另外一個說法是，農民造反是官逼民反，也就是說實質上每一個王朝的問題都是官僚制的問題，解開中國歷史之謎的鑰匙，就是官僚制度。中國過去歷史是一個官本位國家，也是官僚導向的國家，官僚體系掌握著國家絕大部分資源，掌控著社會的導向，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觀。

　　長期以來的官本位不僅是社會現象，而且默化成為一種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甚至滲透到了僻地山鄉的下層民眾。中國的文化里，人們既仇官又喜歡官。官員體系是掌控中國社會、中國歷史的關鍵。皇權不能直接體現歷史，而是通過官僚體系來體現的。封建社會實質是貴族社會，所有的封建領主都是貴族、都有爵位，最低層的貴族是士。後來貴族被消滅，到社會主義以後，中國就沒有貴族了。什麼是貴族？就是當官。怎麼能當官？和皇帝、朝廷要保持一種聯繫，這就促成了選官制。為什麼科舉制這麼深入人心？就是因為它是選官的，即便現在，我們還是很重視高考。當時想出人頭地，唯一的辦法就是和朝廷有一種聯繫，而科舉是最重要的途徑，這樣才能上升為士大夫、士紳。士紳體系是和朝廷密切聯繫的。

　　社會上最尊貴的人就是官員以及侯補官員。官員替皇帝管理一方人民，但是他又不是這個地方的所有者。縣是最基層的行政區劃，但縣官也稱「百里侯」，任何一個縣都不是縣令、知縣的，他只是替皇帝打理；但是縣裡，他權力特別大，只有他一個人說得算。那時候縣令要想處治一個人非常容易，除非這家有相當的背景。過去縣令沒有資格判死刑，但是一樣能置人死地，比如把人關起來，然後使用暴力。也就是說一個縣令有生殺權，而且朝廷所有的經濟來源都靠縣令，他掌握兩個大權：一個是生殺裁奪、一個是征糧徵稅。

　　絕對的權力滋生絕對的腐敗

　　絕對的權力滋生了大量的腐敗貪污。雖然朝廷有監察體系，但大部分是在京師；雖然朝廷提倡儒家教育、提倡道德，樹立清官榜樣，也的確有人會學習這些榜樣，但人性亘古不變，真正講求道德的人非常少，多數都是比較貪婪的，沒有幾個人在錢財、利益、權力的面前不動搖。每年縣令過手的錢糧那麼多，但都不是他的。在「封建」時代，民眾屬於領主，如果領主盤剝民眾，等於自己的財產受損失。但作為縣令，老百姓、土地的產權都不是自己的，這種情況下貪污是不可能被裁治的。如果公司部門的主管也有這麼大的權利，同時上級也管不到、監督不到那麼多，我認為出問題的可能性大概是99%。   

　　這種體制下，官僚機構的膨脹是不可避免的。從中央到地方，設置衙門、官職是為了給皇帝服務。但是官員也打自己的算盤，像海瑞做知縣，母親過生日連斤肉都買不起的是極少數。中央機構，比如錦衣衛、九門提督，這些衙門大量辦事的都是臨時工，臨時工沒多少油水，但大家照樣活得很滋潤。地方機構，一個縣幾千個衙役都是靠縣令的大印活著，並且活得很好。

　　明、清時候，縣令年俸不過四五兩，這是海瑞為什麼吃不上肉的原因。但大多官員都會搞灰色收入：徵收錢糧把散稅換成25兩的元寶，儲庫上交；官員會在規定稅額外加收火耗，就是零換整的消耗，這個火耗有講究，100兩的稅，加收1兩是火耗，加收10兩也是火耗，加收15兩也是火耗。後來越征越多，清朝雍正改革，火耗歸公，縣令每年發300兩白銀。但並未有實效，官員在規定外還要加，他們有很多辦法弄錢，名堂特別多。

　　明清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衙門，漕運總督。從南往北運貨的時候要過很多條壩，船過壩的時候，要把貨都卸下來，把空船抬過過壩，后再把貨裝上。漕運是個龐大的體系，有很多轉運站，很多漕兵，所以成本非常高。後來可以走海運，從長江中下游直接進海，海洋再到河漕，成本很低。但是後來搞不起來，一個主要原因是官員反對，為什麼呢？如果改海運，漕運就搞不起來了，牽扯很多利益鏈，老百姓、漕兵失業不要緊，關鍵是漕運衙門是滿人的世界，滿人占統治地位，怎麼願意失去好處。一直到太平天國斷了漕運，才搞海運。但漕運衙門始終沒撤，一直到1898年。

　　官僚體系抑制了傳統工商業發展

　　兩千年裡，凡是試圖改變制度的變革都失敗了，只有一個不以改變制度為目的的變法成功了——商鞅變法，商鞅的成功是很缺德的成功，把不合法的安排都合法化了，刺激民眾合法獲得利益是其成功的原因，但負面效果是，嚴法之下，社會關係緊繃，缺乏自我修復和調節的功能。這也導致了秦朝傳不過兩世即遭「楚人一炬」的命運。

　　漢朝確立了依靠皇帝統治的大一統社會，主要是靠官僚來掌控，官僚體系出問題，整個社會就會出問題。社會矛盾需要靠官僚體制調解，一旦體系出問題，這個調解失靈，就會出問題。比如說古代基層官員的一個很重要的職能就是處理訴訟案件，那時的官司能不能實現正義、公平？很難，但是起碼能保持平穩的運作。雖然官僚體系有先天性的弊病，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官僚制度也是維持中國集權王朝統治的根基。

　　但從個人角度來說，如果官員越來越為自己著想，獲取利益，積累的民怨就越來越多。老百姓架不住了，成了流民，脫離了土地。離開土地以後，如果朝廷有一個合適的工商制度也很好，可以做手工業、做商人、做夥計，但很多王朝沒有合適的工商制度。中國一直都有工商業，但是國家沒有合適的管理政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傳統觀念對工商業的壓制。工商業始終是時好時壞，不穩定；最穩定的是種地，「士農工商」，商人還不如農民地位高。因此，中國傳統社會不是沒有工商業，而是沒有可以長期發展的工商業。

　　不斷改朝換代的背後是官僚機器失靈

　　太平天國起義，大半個中國被攪和了。最初，洪秀全想當一個教主，教主當不成想當一個山大王，拉起一隊人馬。開始沒有想打到南京、北京去，不幸的是，他明明想做山大王，卻打了超大的旗——太平天國。朝廷就覺得不對勁了，怎敢另立中央、分裂中國，其實太平天國最初並沒有推翻清廷、另立政權的打算。但外界看來，就是在分裂中國，所以必須消滅。朝廷派重兵，四個省的軍隊圍剿一群草寇，居然就圍剿不了。最離奇的是，有一次是一千人沒打過七個人。

　　這種情況說明，晚清不僅是官僚體系，整個體系都廢掉了。像軍隊，八旗不用說了，是滿清皇族的待遇，不用打仗、不用幹活，天天有錢糧，養生、下館子、賭博、看戲、溜鳥。原來八旗兵進關的時候騎馬，200年以後馬都騎不上去了。綠營軍是漢人，也廢了，武官雖不在文官官僚體系內，但也有門路變相撈油水，一個營額定500人，軍餉頂多維持250人，另外250人吃空餉。武官不僅讓兵吃空餉，而且剋扣軍餉，發一半。這樣的軍隊能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如果上頭來查，就臨時雇一些老百姓，穿著軍裝，杵在那兒。這樣的軍隊能打仗嗎？打英國人打不了，打自己人也打不了。洪秀全的隊伍是廣西客家人，更能打，廣西的農業不如廣東，窮山惡水，老百姓被逼到了絕境，已經無所謂生死了，所以太平軍前期戰鬥力很強。

　　朝廷初期圍剿的失利，更加刺激了太平天國的野心。從廣西，第一步打到了湖南，湖南當年也有大量山窮水盡的老百姓；沒到湖南之前，太平軍連男帶女不過一萬多人，到湖南隊伍立刻龐大了，到了湖北更大。也就是說，農民起義、造反的發生和壯大，都是因為官僚機器失靈。

　　官僚體系的積弊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靠皇帝來挽救是沒有辦法的，這是官僚機構以及官員本身的墮落。每一個王朝初年，經歷過改朝換代的征戰，國力衰退、物質匱乏，大家沒有什麼可比的。但發展了幾代，生活好了起來，即使官員自己不攀比、不炫富，家族之間也會攀比，這個墮落是很可怕的。這樣趨勢導致每一個王朝到一定的時候就會崩潰，這就是中國換了這麼多朝代的根本原因所在。

　　至於皇帝的精明與昏庸，也是一部分原因，但不是主要的。有勵精圖治的，勤奮、明白的皇帝會好一點，但是大趨勢仍不能扭轉。清朝十個皇帝，都是天不亮起來上朝，沒一個敢睡懶覺的，最後還是不能改寫滅亡的命運。如果整個機制不改變，最後的結果就是這樣。再看明朝的朱由儉（崇禎皇帝），多勤奮，但能有什麼辦法挽回江山？最後弔死煤山了。崇禎當時沒有軍餉抵禦滿人，也沒有力量抵制李自成，這個時候讓官員們捐錢，他們怎麼都不捐，沒有人覺得與自己個人利害有關係。最後兵臨城下，官員還是免不了被俘受辱的命運。

　　為什麼中國沒有超過200年的企業：被清零了

　　

　　一個根本問題是，怎麼能改變或者避免官僚體制的先天性弊病？只有改變這種模式才有可能跳出歷史的怪圈，這是唯一的辦法。

　　我們不要小看治亂交替，每次大亂都是人口減半。中國好幾次人口達到2億，最後都是跌到1億以下。一個這麼大的國家能死掉一半還多的人，如果是8000萬，就要死4000萬還要多，人口驟減，先民創造的財產、遺跡都化為灰燼。再看歐洲，古希臘、古羅馬還有遺跡的留存，而我們中國地面建築還有什麼？我們最完整的只有一個故宮，也不過兩個朝代，此前的都毀掉了。連日本這樣的國家都有800年甚至1000年以上的老字號，我們有嗎？我們哪個商家老字號能超過兩百年，根本就沒有。制度弊病，戰亂頻仍，財產根本就沒辦法保存。

　　我們中國人忙活半天，最後清零，中國歷史類似於電腦死機沒存檔。這種周期性的治亂交替，意味著不僅僅是知識、財富的流失，而且是人命的大量缺失。這樣常態的事情我們基本都不願意說，但是在中國歷史上是經常發生，這種殘忍在中國就是過去的常態。中國人怎麼能擺脫這種治亂交替的浩劫的周期率？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出帝制，打破官僚體系，這是唯一的辦法，再沒有更好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