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國至江戶時代，戰術因何得到快速發展？

　　一、豐富作戰實踐推動戰術的快速發展

　　

　　戰國至江戶時代，是日本軍事的大發展時期，其中戰國時代的作戰實踐尤其豐富。據統計，江戶時代之前的日本共有61場著名兩軍交戰記錄，其中戰國時代之前17次，戰國時代37次，江戶時代7次。百餘年的戰國時期，占整個作戰史交戰次數60%，作戰實踐推動了戰術的快速發展。

　　1陣法在戰鬥中被普及

　　在野戰方面，陣法在戰鬥中被普及，各個不同兵種之間出現協同。交戰中，常用奇襲與側翼攻擊達成目的。

　　

　　戰國時期，隨著參戰人員不斷增加，作戰規模也進一步擴大，新生兵種成建制發展。大名們普遍實行「兵農分離」，參戰人員有集中時間訓練準備戰鬥，這使得傳統武士在戰場上單打獨鬥的表現形態逐漸消失，陣戰逐漸佔據主導。

　　五次川中島之戰，陣戰對抗已經成為雙方的交戰常態，其中比較典型的是第四次川中島之戰（八蟠原之戰）中，武田信玄以「鶴翼陣」迎戰上杉謙信的車懸陣。到戰國末期的關原之戰時，石田三友同樣使用「鶴翼陣」迎擊德川家康。

　　相比其它陣型，鶴翼陣在戰鬥中使用的頻率更高。究其原因，在於日軍在作戰時多採取翼側攻擊、兩翼包圍戰術，鶴翼陣形易於達成以上戰術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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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國初期，陣戰正處於發展階段，對於陣的轉換還未達到遊刃有餘。在桶狹間之戰中，今川義元列出正面迎擊的一線展開陣型，在受到細田信長的空襲和天降大雨等因素影響，無法有效變陣，在為數占絕對優勢情況下慘敗。而到後期的作戰中，經過訓練的作戰人員，已經能夠熟練運用車懸陣。

　　車懸陣的布陣如圖所示，指揮員位於陣的中央，作戰力量分為數個部分環形配置。在迎敵時，向一個方向旋轉，各作戰力量逐次接敵攻擊（或防守），以達到消耗敵方力量的上的。這種陣法對於指揮員的戰術素養及各作戰力量之間的配合有著很高的要求，在戰國時期的關原之戰、川中島之戰等作戰都有車懸陣的實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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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懸陣

　　2不同的兵種之間出現協同

　　隨著火繩槍的傳入與火槍隊的建立，戰國時期在戰鬥中出現了足輕、長槍兵、弓箭兵、騎兵、火槍兵、火槍騎兵等不同兵種，且各個兵種在作戰中的規模逐漸變大，這使得戰鬥目的達成依賴於兵種之間的密切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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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奇襲與側翼攻擊的戰術行動經常被運用

　　戰國時期的指揮員們，已經認識到突然性可以極大地增強戰鬥力，因此在作戰中，奇襲與側翼攻擊的戰術經常被使用。日本著名的三大奇襲戰就發生在該時期。在作戰行動中注重尋找敵人弱點，實施側翼攻擊被指揮員所推崇，並一直得以傳承。

　　在城市作戰實踐推動下，城防設施趨於完善，攻城戰術手段呈現多樣化。

　　對於城市防禦，日本的許多山城在火繩槍傳入后，以木質柵欄和淺溝為屏障的山城，在火槍隊的攻擊下變得不堪一擊。這給山城防禦帶來了新變化，壕溝被進一步加深，工事被加固，同時防守方也引入火槍隊對進攻方實施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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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攻城戰術表現形態也趨於多樣化

　　比較典型的有武田信玄的「長期圍困、直接強攻」戰術。對於攻城作戰，武田信玄曾有句名言「人是城，人是垣，人是護城河」，他始終認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強調攻城部隊的勇猛頑強作風。

　　武田信玄在攻城時，以強攻為主，這種方式在兵力佔據優勢的情況下能夠奏效，但在敵方已有準備，形成完善防禦體系的情況下，卻往往事倍功半。武田在攻打上州箕輪城與北條氏小田原城時，都採取長期圍困，直接強攻的戰術，遭遇失敗。

　　相比而言，根據形勢靈活運用戰術手段，卻往往能以小博大。比較典型的攻城例子為奇襲海之口。1537年冬，武田信虎率八千人馬攻打信濃的佐久郡的海之口城，久攻不下。后施行圍城戰，天降大雪，武田信虎全軍撤退，守將平源賀心放鬆警惕。武田信玄以300人墊后，潛入海之口城外的村莊，於夜晚偷襲海之口城成功，斬殺平源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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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田信玄

　　5豐臣秀吉的「因地制宜、靈活取城」戰術

　　日本民謠有「餓殺三木，渴殺鳥取，不用一兵，水淹高松」句，十六字民謠概括了豐臣秀吉三種攻城戰術，也體現了豐臣秀吉攻城作戰的靈活性。

　　「餓殺三木」攻城戰，是指國中地區的別所長治反叛織田信長，投靠毛利輝元，織田信長派豐臣秀吉攻打三木城，豐臣秀吉在三木附近挖掘深壕，築起土城，斷絕三木城和外界一切聯繫，還不時對城外村莊放火劫掠，導致三木城兵糧寸斷，城內人相食。別所長治因城中無法堅守，以保障部下安全為條件，開城並在兩軍陣前切腹。

　　「渴殺鳥取」攻城戰，是指豐臣秀吉圍攻鳥取城時，豐臣秀吉命挖斷通往城中的水源，讓鳥取城斷水數月，城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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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臣秀吉

　　「水淹高松」攻城戰，是指1582年5月，豐臣秀吉於梅雨時節圍攻清水宗治所在的高松城。彼時，建在平原上的高松城周圍已經變成了沼澤，城的東面有足守川為天險，只有一條小道通到城下。豐臣秀吉決定利用梅雨和足守川實施攻城，修建通往高松城堤防全長3公里，上部寬10米、底部寬20米、高達6米的巨大堤防。

　　豐臣秀吉採取超常傭金發動附近的農民，每運一俵土嚢的泥土就發給米一升、錢一百文，整個工事費米六萬三千五百石、錢六十三萬五千貫，工事很快完工。

　　毛利輝元親率大軍前來救援，但此時的高松城已被水淹到了本丸的石垣處，而且水位還在上升。毛利輝元派安國寺恵瓊前往和談，安國寺恵瓊與豐臣秀吉面談后，以：「割讓伯耆、出雲、美作、備中、備后五國；清水宗治必須切腹」為要求。

　　毛利輝元被迫答應，清水宗治為保存部下在兩軍陣前切腹自盡，高鬆開城投降。豐臣秀吉因地制宜、靈海取城的戰術，使其總能夠以較小的損失獲得最大的作戰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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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輝元

　　二、技術對戰術起著牽引與促進作用

　　戰國時期，對於戰術牽引最大的技術莫過於火繩槍的引入。從1543年火繩槍傳入日本，到1573年長篠城之戰火槍隊在戰鬥中成建制使用，僅僅用了30年時間。

　　一方面，是因為火繩槍普遍引入戰場。戰國時期的大名們，普遍都願意接受火繩槍這個新式兵器。1567年，鈴木重秀對火槍進行了改進，在身管下方裝上長度約20厘米的刺刀，進一步提升了火槍在戰鬥中的實用性。

　　東北的大名伊達政宗將火槍與騎兵進行了結合，命名為「洋槍騎兵隊」。由於火槍在作戰中的普遍使用，火槍的作用與地位也日益突出，公元1563年（永祿六年），毛利氏攻擊出雲的尼子氏的白鹿城時，在毛利方面死傷的45人中，有33人是由槍支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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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是火槍使用不僅僅停留在技術革新層面，同時也帶來了戰術領域的變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織田信長，除了建立火槍隊，他還引入了「三段擊」戰術，使火槍在戰鬥過程中達到「不間歇殺傷敵方」的目的。

　　同時，火槍隊使原先的城市防禦以柵欄的方式，來抵抗敵方衝擊速度的目的無法達成。城市防禦戰術也帶來了革新，防禦方在城牆之上也普遍部署火槍兵來增強防禦力。火繩槍的普遍使用，也迫使指揮員必須考慮如何有效組織其它兵種與火槍兵、炮兵之間的協同，這也帶來了戰鬥實踐與戰術運用的一系列變化。

　　此時的日軍戰術，已經領先於同時代的中國。此時中國正處於明朝中後期，拋開政治上的黑暗不論，單純從軍事角度比較，日軍戰術已經超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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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軍制雛形出現

　　從16世紀中期開始，隨著作戰實踐的進展，需要大量的常備軍。而在戰術上，除了騎馬武士的單騎線，還組織了足輕（步兵的槍支隊和弓箭隊），隨後建立了鐵炮隊。鐵炮隊出現后，其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同時需要長期的訓練。因此，常備軍成為必要，新軍制也應運而生。

　　四、以小博大的奇襲戰術

　　日軍的作戰指揮員在戰鬥中有著極強的冒險精神，常常在作戰中採取奇襲等手段以小博大，企圖以最小的作戰役入獲取最大的作戰收益。這一特點在戰國至江戶時期，日本大名身上已經有著明顯體現，兩百餘年後的日俄戰爭與日清戰爭，以及再後面的奇襲珍珠港，都是這種冒險精神傳承與體現。

　　奇襲戰術是指揮員冒險精神在戰鬥中的具體體現。戰國時期，織田信長的桶狹間之戰、武田信玄的川中島之戰、武田勝賴在長篠城之戰中的行動等等，都是奇襲戰術。

　　冒險可以博取巨大成功，但並非每一次的冒險行動都可以獲得成功。

　　冒險性的戰術行動成功與否，也具有不確定性。桶狹間之戰，細田信長取得了全勝；第四次川中島之戰，武田信玄慘勝；而武田勝賴在長篠城之戰中的冒險卻慘敗，最終舉家被迫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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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篠城之戰

　　但縱觀日軍在戰國時期的作戰，奇襲戰術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並被傳承下來。18世紀的日本軍事理論家德川邑興(1758—1804 年)，在其系列著作中重點介紹四個方面內容：以步槍為中心的新戰法；戰場上的節義戰鬥精神；作戰上快速奇襲；兼收並蓄古今諸派兵法之長。奇襲成為其作戰思想的核心。

　　指揮員具有冒險精神，在交戰中以小博大，必然要求其同時具有勇於擔當的品質，能夠在行動失敗之際能對失利負責。在八蟠原之戰中，山本勘助所推薦的「啄木鳥戰術」被武田信玄採用。由於戰術意圖被上杉謙信發現，造成作戰行動失利，山本勘助在戰場上戰死為個人行動負責；高松城之戰中，守衛高松城的清水宗治無法抵抗豐臣秀吉攻擊，選擇在兩軍陣前切腹自盡以保存部下與戰士。

　　戰國與江戶時期的作戰實踐中，指揮員鮮有在戰場之上投降於敵的現象。若作戰失敗，指揮員通常會選擇切腹的方式保存名譽，這實質上是武士道精神的體現。指揮員取得勝利是目的，勝利的目的未達成即要負責，切腹是對任務未達成的謝罪。指揮員如此，參加戰鬥人員在作戰中亦能英勇頑強，全力一心達成作戰上的，即使處於逆境也能保持較高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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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作戰思想為戰術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歷時264年的江戶時代，日本國家處於國家統一的和平時期，但作戰思想並未停止前進的腳步，軍事論述大量湧現，進入百家爭鳴的時代。作戰思想在理論層面進一步深化與拓展，為明治時期戰術的革新奠定了堅實基礎。

　　江戶時期，日本出現近百家兵學流派，其中比較著名的是被名世命名的七大流派：甲州、北條、越后、山鹿、長沼、風山、合傳。

　　小幡景憲 (1571~1663 年)於1621年完成《甲陽軍鑒》的一書，是對武田信玄作戰思想的集中反映。書中指出，作戰之根本在取城、陷陣和布陣，對於築城提出「五曲尺」原則，依天地自然之理法，靈活運用地利，建立縱深橫寬，變幻自在的防禦體系。北條流派仍然推崇中國的《孫子兵法》，其在《武教全書》中指出中層武士（戰術行動的指揮員）要學習戰術與軍制，了解武器裝備的技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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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民族善於吸收其他民族的優長，日軍的軍事理論家們也是如此。在接收轉化孫子兵法的同時，一批軍事理論家也將目光轉向了西方的先進軍事理論。

　　18世紀，諸如《火器發法傳》、《西洋火攻神器說》、《西洋火器說》、《西洋火器解》一批西方軍事書籍被翻譯成日文。1839 年鈴木春山譯《三兵戰術》對日軍影響最大，該書將普魯士腓特烈、法國拿破崙的步、騎、炮戰術引入日本。

　　據統計，整個江戶時代，200餘種西方軍事著作傳入日本。這些軍事思想被轉化吸引，與東方的孫子兵學融合，形成日本特有的軍事思想與作戰理論，為明治維新時期日本陸軍戰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