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選集〉真相》的謊言實質

　　【摘要】近年來，網上流傳一篇題為《〈毛澤東選集〉真相》的文章，稱《毛澤東選集》大部分文章為別人所著，並舉出22篇著作為例。這純屬無中生有、惡意捏造的謊言。《炎黃春秋》 2011年第9期刊登唐寶林《官越做越小的吳亮平》在談到毛澤東與張聞天關係的變化時， 援引了 《真相》 一文， 稱《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 、《論持久戰 》 、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三篇著作出自張聞天之手。本文旨在梳理學術界關於此文的批評觀點，對其舉為例證的22篇毛澤東著作做一些補充考證，以揭露其謊言實質。

　　近年來，一篇題為《〈毛澤東選集〉真相》(以下簡稱《真相》)的文章在網路上廣為流傳。該文說:「《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160餘篇文章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只有12篇，經毛澤東修改的共13篇，其餘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領導成員，或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起草的。」並舉出22篇文章為例說明作者是其他人而非毛澤東。該文自2009年被首次拋出，便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據不完全統計，國內外網站轉載帖子近百篇，瀏覽量以數十萬計，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有網友竟提出「將原書名《毛澤東選集》，改為《中國共產黨選集》」 ［1］，有研究者在寫文章時將其作為真實可信的依據進行引證【註釋：唐寶林在談到毛澤東與張聞天關係的變化時，援引了《真相》一文中捏造的書面報告《關於〈毛澤東選集〉中著作原稿的審核、考證意見》，稱《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三篇著作出自張聞天之手。參見:唐寶林:《官越做越小的吳亮平》，《炎黃春秋》，2011(9):77。】。雖然有學者對該文進行了駁議，但每逢重大紀念日此文必被拿出來炒作，其瀏覽量及網友留言至今仍在不斷增加，惡劣的社會影響依然在擴大，非常有必要繼續澄清歷史的本來面目。本文旨在梳理學術界關於《真相》一文的批評觀點，並做一些補充考證，以揭露《真相》的謊言實質。

　　一、鐵證———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毛澤東著作原始文獻

　　

　　《真相》一文假借中央權威部門之口披露《毛澤東選集》中一些著作的實際起草者，卻並未提供任何相關的原始文獻或其他有力證據。相反，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毛澤東文稿檔案，卻以鐵的證據表明了《真相》一文在造謠。

　　《真相》誣稱《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一文是由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的，張聞天、周恩來作了修改。實際上，這篇著作系1937年5月7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的結論。結論對一些同志在「和平問題」、「民主問題」、「革命前途問題」上的不正確認識作了回答，指出中國革命的前途是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實現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而鬥爭。針對謠言，中央檔案館的齊得平【註釋：齊得平，中央檔案館研究館員，曾任手稿科科長，中共中央檔案資料保管處副處長，利用部副主任。1950年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做檔案工作。1961年起專做毛澤東、劉少奇手稿的保管和研究。曾參與《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毛澤東書信手選》、《毛澤東題詞墨跡選》、《毛澤東手書古詩選》等文獻的編輯工作。】先生以鐵證進行了回應:「這篇重要著作的手稿，全文共28頁，用的是16開紙，是用毛筆橫寫的。」［2］中央檔案館現在還保存著這個手稿，齊得平先生提供了這篇文章開頭4頁的影印件，白紙黑字，無可辯駁。毛澤東曾親自參加《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編輯工作，在校對《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一文時，他發現有兩個鉛字磨損，字體比其他字瘦小，就在一旁批道:『換一個鉛字。』文中有一處字型大小不符，幾乎看不出來，他也畫了出來，在一旁批道:『改老五號。』」 ［3］由此不難看出，毛澤東對《毛澤東選集》的出版採取了極為慎重的態度，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毛澤東對自己著作的珍視。

　　《真相》誣稱《實踐論》、《矛盾論》兩篇著作是由周恩來、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陳伯達等人起草的，毛澤東只作了修改。事實上，《實踐論》、《矛盾論》是1937年毛澤東應邀為抗大學員授課時編寫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教材中的兩節，《實踐論》為第二章第十一節，於7月份講授;《矛盾論》為第三章第一節，於8月份講授。毛澤東寫作講授提綱經過了近一年時間的準備和醞釀，精心閱讀了大量的哲學著作，所寫幾萬字的批註文字，集中在認識論和辯證法上，這些批註為「兩論」直接沿用或加工提煉后採用，有的文字與《實踐論》、《矛盾論》中的文字幾乎完全相同。「兩論」在抗大講完后，八路軍總政治部對講課提綱進行了整理，經毛澤東同意後印了若干份。齊得平先生提供了中央檔案館收藏的1937年9月油印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和1940年八路軍軍政雜誌社出版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封面，上面還有毛澤東的毛筆簽名。［4］

　　《真相》誣稱《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是由康生起草，經王稼祥修改的。實際上，這篇著作系1942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報告號召全黨在學習問題上進行一次根本的改造，真正樹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的實事求是的學風，由此開啟了全黨整風學習的序幕。針對謠言，齊得平先生提供了手稿前4頁的照片。並指出:「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講演時，只寫了一個提綱。這篇文章的手稿是他按照講演提綱親自加以整理的。全文 18 頁，用的是16 開紙，是用鉛筆橫寫的。」 ［5］全文白紙黑字，無須多言。

　　《真相》誣稱《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是由中共中央集體起草的，主要執筆人是陳伯達、艾思奇和鄧力群。事實上，這篇著作系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而寫的一篇論文。為駁斥謠言，齊得平先生提供了有毛澤東筆跡的4頁手稿和2頁清樣稿予以駁斥，並作出詳細說明:「手稿全文共31頁，用的是16開紙，橫寫。文章標題原為《二十八年》，後來毛澤東用毛筆改成《論人民民主專政》，後邊還有他的親筆署名。」「正文第1—15頁是用鉛筆寫的，第16—31頁是用毛筆寫的，均用毛筆修改過。有過兩次豎排鉛印的清樣稿。第一次清樣稿16頁，標題原為《二十八年》。毛澤東用毛筆改為《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年》。正文先是用鉛筆修改，后又用毛筆修改，增加了很多內容。第二次清樣稿也是16頁，毛澤東用毛筆作了一些修改，又增加了一些內容。」［6］

　　二、史證———以翔實史事為依據編撰而成的毛澤東年譜及傳記

　　

　　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傳》以大量的檔案材料為依據，詳細記述了毛澤東的思想發展和生平業績，而《毛澤東年譜》則通過對歷史的忠實記錄，披露了大量珍貴的歷史細節。這些權威著作還原了真實的歷史，也提供了有力證據證明《真相》在撒謊。

　　《真相》誣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是由周恩來起草的，這純屬無稽之談。查閱《毛澤東年譜》便可知:「1929年12月28日、29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古田召開。會上，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中央九月來信以及關於開除取消派陳獨秀等黨籍的決議案。會議討論了中央的指示，總結了紅四軍前委工作的經驗教訓，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八個決議案(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又稱《古田會議決議》)。」［7］《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作為決議的第一部分，編入《毛澤東選集》。實際上，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周恩來根本不具備寫作條件。1931年12月底，周恩來到達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此前他一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不可能參加1929年的紅四軍會議，更不可能起草《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這一文件。

　　

　　《真相》誣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是毛澤東於1932年1月5日的一篇通信，實際上是瞿秋白寫的指示信件，由毛澤東、滕代遠、周逸群在紅軍中宣講的。不消說，《真相》作者連寫作時間都搞錯了。據《毛澤東年譜》記載，該著作是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古田給第一縱隊司令林彪寫的回信，並以黨內通信形式印發給部隊幹部，對廣大指戰員進行形勢與任務的教育。［8］

　　《真相》謊稱寫作時間為1932年1月5日，此時瞿秋白已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留在上海養病，並沒有權力對軍隊發布指示。這封信批評了當時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悲觀思想，在1941年延安整風期間，作為重要文獻被收入《六大以來》。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將來公開刊行這封信時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澤東同意了這個意見。該信在編入建國后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時，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明批評林彪的地方作了刪改」［9］。1989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根據《六大以來》刊印了完整的信件內容。該信原題為《毛澤東同志給林彪同志的信》，末尾還有毛澤東的署名。［10］

　　《真相》誣稱《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是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領導幹部的宣傳、教育文件。據《毛澤東年譜》記載，毛澤東於1930年5月寫《調查工作》一文，這是他多年調查研究活動的理論總結。［11］同年8月中共閩西特委翻印了此文，發給蘇區軍民學習。由於戰爭環境，該文散失。1931年春紅軍撤離時，黨組織將其中一本交給福建上杭縣農民賴茂基。賴茂基視若珍寶，用數層油紙包裹，放入木匣，藏在居室的泥牆中保存下來，1957年上交組織，1959年由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在福建龍岩徵集得到，現收藏在國家博物館，為國家一級文物。這本珍貴的《調查工作》石印本，縱18．4厘米，橫12．6厘米，正文篇名后加了括弧，裡面清楚地標明作者「毛澤東」。［12］1961年1月，田家英將這本小冊子呈送毛澤東，毛澤東十分高興，親自修訂，改題為《關於調查工作》，並加批語，於3月11日印發給在廣州召集的三南會議。1964年經毛澤東審定，改題為《反對本本主義》，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同時出版了單行本。后收入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可見，文章形成和流傳的脈絡十分清晰，其作者是毛澤東，這是毫無爭議的事實。

　　《真相》誣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為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由張聞天和周恩來起草，由毛澤東出面在紅軍大學的演講稿。據《毛澤東年譜》記載，這部著作「是對十年內戰經驗的總結，是當時黨內在軍事問題上的一場大爭論的結果。」［13］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中共中央結束了「左」傾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線，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毛澤東隨即在12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的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完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前五章的寫作，系統地說明了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問題，原計劃寫作的戰略進攻、政治工作及其他問題，因為西安事變的發生而擱筆。毛澤東當時曾以這部著作在陝北紅軍大學作過講演。1937年5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1941年由八路軍軍政雜誌社在延安出版單行本，後來編入《毛澤東選集》。與毛澤東相比，周恩來雖擔任過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卻缺乏帶兵打仗的實踐經驗。而張聞天也曾表示自己「打仗不熟悉」、「自認是外行」［14］。若將這篇包含著豐富哲學思想、對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進行了系統說明的著作歸在一個外行名下，顯然有違歷史真相。

　　《真相》誣稱《論新階段》一文是毛澤東於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的政治報告，實際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論新階段》確實為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政治報告，但起草人是毛澤東本人。1937年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錶王明被派回國，由於他不了解中國抗戰的實際形勢，很快就陷入了右傾投降主義的誤區。為克服這種傾向並防止其蔓延，將全黨的認識統一到正確的思想上來，中國共產黨於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10月12日下午、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作了題為《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的長篇政治報告。這個報告發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題為《論新階段》。其中，第七部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被編入《毛澤東選集》。［15］這一部分專門探討了「共產黨員應該怎樣認識自己、加強自己、團結自己，才能領導這次戰爭達到勝利而不致失敗的問題」，堪稱中國共產黨建設史上的綱領性文獻。

　　《真相》誣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是由中共中央書記處集體起草的，后經周恩來、劉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實際上，《毛澤東選集》在收錄該著作時作了明確的題解:「《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一九三九年冬季，由毛澤東和其他幾個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寫作的一個課本。第一章《中國社會》，是其他幾個同志起草，經過毛澤東修改的。第二章《中國革命》，是毛澤東自己寫的。第三章，準備寫《黨的建設》，因為擔任寫作的同志沒有完稿而停止。但是這兩章，特別是第二章，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中仍然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毛澤東在這個小冊子的第二章中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觀點，在一九四○年一月他所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大為發展了。」［16］1940年反對第一次反共高潮結束以後，毛澤東根據當時的形勢和總結了反對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經驗，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二章第四節「中國革命的動力」這一部分作了修改，加寫了三段話，被編入《毛澤東選集》。另外，回歸真實的歷史環境，周恩來等四人根本不具備寫作條件。六屆六中全會後，周恩來任南方局書記，常駐重慶;劉少奇任中原局書記，在華中敵後開展工作，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政委，1943年才回延安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稼祥、康生雖然在延安，但他們並不擅長歷史，難以寫出涉及歷史問題的《中國社會》部分。

　　《真相》誣稱《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時局》、《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兩篇文章是中央委託周恩來起草的，董必武也參加了部分意見。事實上，在第二次反共高潮鬥爭中，毛澤東審時度勢，運籌帷幄，提出了積極穩妥的方針與政策，並於1941年3月18日、5月8日對鬥爭經驗與教訓作出了總結，即以上兩篇黨內指示。《毛澤東傳》對這段鬥爭歷史記述道：「這半年，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非常緊張的一段時期。他思考問題很細，很具體，處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緊。他所起草的關於這個問題文電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發出兩三件。在1940年12月14日這一天就發出了十一件，是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發出文電最多的一天。」［17］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所取得的重大戰果，固然與周恩來和董必武在重慶第一線的鬥爭分不開，但若將兩份黨內指示說成是遠在重慶的周恩來、董必武起草的，則顯然歪曲了歷史。毛澤東自始至終領導了這場鬥爭，為我黨爭取了廣大的中間派，使我黨國際聲望空前提高，他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作出的卓越貢獻是不會因讕言而磨滅的。

　　《真相》誣稱毛澤東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稱《老三篇》)———《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為人民服務》，皆為胡喬木代筆之作。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39年12月21日，毛澤東為八路軍政治部、衛生部將在1940年出版的《諾爾曼·白求恩紀念冊》寫《學習白求恩》一文。［18］而胡喬木1941年2月初才擔任毛澤東的秘書，怎麼可能在1939年替毛澤東寫出《學習白求恩》。2012年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艱難與輝煌(1921—1949):國家圖書館藏珍貴革命歷史文獻展圖錄》圖文並茂地展出了《諾爾曼·白求恩紀念冊》一書，其中，《學習白求恩》「全文共1053個漢字(含標點和題目、作者、成文時間)，繁體，從右至左豎排排列，分四個自然段，有『(一)』至『(四)』的段前標註，文頭和文末分別署有作者姓名和成文日期。」［19］1952年，《學習白求恩》改名《紀念白求恩》，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為人民服務》是一篇家喻戶曉的名作。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出席中央警備團為張思德舉行的追悼會。張思德是中央警備團戰士，9月5日在安塞石峽峪燒木炭時犧牲。毛澤東親自為其題寫輓詞:「向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張思德同志致敬」，並在追悼會上講話，闡述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意義。［20］時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兼政委的吳烈回憶道，下午2時許，毛澤東從棗園的住所走了出來，一路上一句話也沒說。隨後，毛澤東親手拿著花圈，獻在了張思德的遺像前，並即興作了演講。［21］雖然是即席講話，但深知張思德其人的毛澤東顯然是打有腹稿的。張思德在擔任毛澤東警衛員期間，因工作兢兢業業，多次得到毛澤東的讚揚。毛澤東的講話是有感而發的，他對為人民服務的意義闡述至詳，指明了中國共產黨人崇高的價值追求。9月21日，延安《解放日報》在一版顯要位置以《警備團追悼戰士張思德，毛澤東親致悼詞》為題，全文刊發了這篇演講。後來，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正式定名為《為人民服務》。

　　《愚公移山》一文是毛澤東在1945年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閉幕詞。毛澤東以「愚公移山」的寓言，鼓勵全黨堅持奮鬥，挖掉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大山。［22］《真相》誣稱此文為胡喬木代筆之作，雖然1945年他正擔任毛澤東的秘書，但查閱史料便可知，毛澤東對「愚公移山」精神的崇敬之情早在胡喬木任其秘書前就已經產生。1938年4月30日，毛澤東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隊畢業典禮上，要求即將開赴太行山等地的幹部們學習愚公挖山的精神，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統統移掉。［23］1939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慶賀模範青年大會上號召廣大青年要永遠代表老百姓，「將來你們老了，教育你們的兒子也要代表他們，兒子再告訴兒子，孫子再告訴孫子，這樣一代一代傳下去，並且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傳遍全中國，不達目的不止。」［24］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除了在閉幕詞集中闡述了愚公移山精神，還在1945年4月24日作的七大「口頭政治報告」、5月31日作的七大「結論」中講到愚公移山的故事，並在「結論」中明確指出:「我多次講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學習愚公的精神」［25］。可見，「愚公移山」的故事是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反覆講過的，他對「愚公移山」精神的崇尚是終生不渝的。

　　三、見證———親歷者對毛澤東著作寫作及演講情形的回憶

　　

　　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有著對真理的不解追求。他不僅從前人的著作中汲取智慧，還以驚人的刻苦對中國革命作著理論總結。為寫出滿意的著作，他常常廢寢忘食，嘔心瀝血。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曾在回憶錄及紀念文章中再現了《毛澤東選集》中多部著作的創作過程。此外，一些親歷者還回憶了毛澤東對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一些著作進行演講時的情形。這些都為我們了解真相提供了歷史腳註。

　　《真相》誣稱《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兩篇文章都是由周恩來、張聞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參加了修改。實際上，《論持久戰》系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所作的講演。［26］在這部著作中，毛澤東闡述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戰總方針，為奪取革命的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和具體道路。《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系1938年5月毛澤東撰寫的重要軍事論文，首次發表在當月3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四十期，后收入解放社1939年出版的由毛澤東題籤的《抗日游擊戰爭的一般問題》一書，作為該書第七章。［27］毛澤東在這篇著作中對游擊戰爭理論所作的高度概括和系統發揮，對於抗日游擊戰爭的順利發展，對於壯大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的力量，起了重大的指導作用。毛澤東的警衛員翟作軍曾親眼目睹其寫作《論持久戰》時的情景:「毛澤東坐在窯洞里的書桌邊，微弱的燭光照著他蒼白的臉。他兩天沒有睡覺，只吃了很少一點東西，用毛巾擦把臉而不顧全身的汗水。筆記本旁邊放著一塊石頭，他的手由於不停地寫作而酸疼時就緊握那塊石頭使手指得到鬆弛。」［28］9天後，毛澤東完成了這篇長達80個印刷頁的論文。這段有關毛澤東廢寢忘食、殫精竭慮寫作情形的真實再現，充分展現了一代偉人對於真理的執著追求，如此嘔心瀝血之作豈由他人代筆。

　　《真相》誣稱《新民主主義論》一文是中共中央委託康生、陳伯達、艾思奇等人起草，經中央集體討論定稿的。事實上，這篇著作系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原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這篇演講，經過修改、補充而成文，於1月15日完稿，2月1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2月20日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刊載此文時，將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這部著作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叫囂，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完整理論，標誌著毛澤東思想的成熟。親歷過這段歷史的人記述了毛澤東寫作及演講時的情形。毛澤東警衛員賀清華回憶道:「有一陣，毛主席接連幾天沒有睡覺，集中精力在寫《新民主主義論》。」［29］溫濟澤對毛澤東的精彩演講描述道:「這個長篇講話，從下午一直講到入夜點起煤氣燈的時分。」「擁擠在會場里的五六百聽眾，被他的精闢見解和生動話語所鼓舞、所吸引，聚精會神，屏息靜聽，情緒熱烈，不時響起一陣陣的掌聲。」［30］後來，這篇文章傳到國統區，連一向攻擊共產黨沒有理論的葉青也不得不承認，自從讀到《新民主主義論》，「我對於毛澤東，從此遂把他作共產黨理論家看待了」［31］。

　　《真相》誣稱《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兩篇文章由林楓起草，陳雲、李富春等人參加了修改。實際上，《整頓黨的作風》一文是1942年2月毛澤東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演說。1942年4月27日以《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為題，在延安《解放日報》首次發表。在編入《毛澤東選集》時，改題為《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一文是1942年2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央出版局召開的宣傳幹部工作會議上的講演。原載於1942年6月18日延安《解放日報》，后編入《毛澤東選集》。這兩個報告明確提出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任務，闡明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整風宗旨，使整風學習在黨的各級幹部和黨員中普遍進行。鄧力群對報告在當時產生的影響記述道:「好像巨石擊水，引起強烈反響，尤其在知識分子和新黨員中，反響更大。這兩個報告全面闡明了整風的任務和方針。它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使大家開始從新的高度、新的角度來審視問題，來重新認識黨的歷史。」［32］

　　《真相》誣稱《論聯合政府》一文是由康生、艾思奇、胡喬木等人起草的，任弼時、張聞天、劉少奇等作了修改。事實上，這部著作是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報告從國際國內形勢發展的大局出發，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一般綱領和現階段的具體綱領，明確提出了建立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得到社會各界的積極響應，使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新形勢下的國共兩黨關係中掌握了主動權。對於這段史實，胡喬木曾回憶道:「4月24日，由毛主席向大會作政治報告。他寫了一個書面政治報告，即《論聯合政府》，發給大會代表，每人一冊。」［33］中央檔案館原副館長裴桐也肯定道:「《論聯合政府》是毛主席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34］1956年3月14日，毛澤東與長征、艾地談到這篇著作時，曾謙虛地說自己「只是把政綱排列起來，加工不多，不好。」在場的周恩來插話說:「《論聯合政府》當時動員的力量和作用很大，甚至比《新民主主義論》還大。」［35］「聯合政府」這一口號產生的巨大影響，毛澤東在對《論聯合政府》進行說明時也感慨道:「這個口號一提出，重慶的同志如獲至寶，人民如此廣泛擁護，我是沒有料到的。」［36］

　　除了歪曲《毛選》著作的寫作真相，《真相》還誣稱毛澤東詩詞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園春·雪》也出自胡喬木的手筆。對於這首詞的寫作真相，胡喬木之女胡木英已明確表示:「父親沒參加過長征，壯麗景觀沒經歷過，這不是憑想象就能寫出來的，而且按照父親的性格，他不會寫出主席那樣的氣魄。」［37］1936年2月6日，陝北普降大雪，毛澤東登高遠眺，觸景生情，詩意頓生。次日，他寫下了這首氣勢磅礴、膾炙人口的詩篇。延安革命紀念館收藏了當年毛澤東創作這首詞時曾使用過的小炕桌。［38］此時的胡喬木正在上海參加左翼文化運動和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領導工作，並未到達陝北，不可能寫出《沁園春·雪》一詞。

　　四、闢謠——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黨校三家單位正式作出澄清

　　

　　《真相》誣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曾聯合向中央書記處提出了書面報告《關於＜毛澤東選集＞中著作原稿的審核、考證意見》。」正是這份報告，披露了所謂《毛澤東選集》著作的寫作真相。此外，《真相》還捏造了2份黨代會決議，3份中央書面報告，3份批示，1份意見書，4次以官方名義或個人名義提出的口頭意見。針對以上不實之詞，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黨校新聞發言人於2011年5月25日正式作出了澄清。聲明從未就《毛澤東選集》的原稿審核、考證聯合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過書面報告;從未在1993年6月初聯合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關於毛澤東著作整理出版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關於胡喬木和其他人士對毛澤東著作的意見的處理》兩份報告，中央書記處也未就這兩個報告作過三點批示;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從來沒有作過有關毛澤東著作署名問題的決議。［39］

　　可見，《真相》一文以虛構的史料為基礎，作出顛覆歷史的結論。但只要我們對客觀史實下一番求證工夫，便可揭穿其謊言實質，還歷史以本來面貌。

　　註釋:

　　①唐寶林在談到毛澤東與張聞天關係的變化時，援引了《真相》一文中捏造的書面報告《關於〈毛澤東選集〉中著作原稿的審核、考證意見》，稱《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三篇著作出自張聞天之手。參見:唐寶林:《官越做越小的吳亮平》，《炎黃春秋》，2011(9):77。

　　②齊得平，中央檔案館研究館員，曾任手稿科科長，中共中央檔案資料保管處副處長，利用部副主任。1950年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做檔案工作。1961年起專做毛澤東、劉少奇手稿的保管和研究。曾參與《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毛澤東書信手選》、《毛澤東題詞墨跡選》、《毛澤東手書古詩選》等文獻的編輯工作。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背後藏著的真相》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27891＆parapage=5．

　　［2］［4］［5］［6］［34］齊得平:《我所了解的毛澤東手稿管理工作和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的情況》，《黨的文獻》2012年第2期。

　　［3］張建華:《〈毛澤東選集〉出版往事》，《黨史博覽》2012年第7期。

　　［7］［8］［11］［13］《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292－293、305、635頁。

　　［9］《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頁。

　　［1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63頁。

　　［12］［38］盧潔、譚邏松:《毛澤東文物圖集(1893－1949)》下卷，湘潭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184頁。

　　［14］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頁。

　　［15］［18］［20］［22］［23］［26］［27］《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4－95、151、544、605、68、74、76頁。

　　［16］《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1頁。

　　［17］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07－608頁。

　　［19］李紅梅、王思遙:《〈紀念白求恩〉版本考證》，《出版發行研究》2015年第6期。

　　［21］吳烈、孫國:《為人民服務誕生前後》，《新湘評論》2013年第4期。

　　［24］《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194頁。

　　［25］［36］《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9、275－276頁。

　　［28］翟作軍:《在毛主席身邊》，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頁。

　　［29］《星火燎原》選編之五，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607頁。

　　［30］溫濟澤:《征鴻片羽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第472－473頁。

　　［31］葉青:《毛澤東思想批判》，帕米爾書店1974年版，第5頁。

　　［32］鄧力群:《回憶延安整風》，《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33］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2頁。

　　［35］《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

　　［37］周海濱:《胡木英回憶胡喬木》http://www．ceweekly．cn/2009/1214/7256．shtml．［39］《文獻，黨史，黨校發言人就所謂"毛澤東選集真相"答記者問》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38900/14738280．htm．

　　（作者：李佑新，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吳璇，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研究生。來源：《湖南社會科學》2016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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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了面還要兩面三刀， 這是出於黨性的緣故，不在乎臉面。

呵呵呵呵呵。他沒把毛澤東說成是前蘇聯特工已經是客氣了。呵呵呵

半個多世紀前，本人亦曾認真地學習《毛選》，發現其中《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的寫作風格和修辭水平都跟其它的不一樣，明顯地非出自一人之手筆。此疑問已壓抑了五十年了，曾有人說是范文瀾或馮友蘭寫的，不知真偽？今天希望在這裡聽聽行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