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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寓居」天津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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硨磲大爺 發表於 2016-2-16 06:58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王文鋒 世紀歷史

  

  張彪愚忠 遜帝倚重

1924年11月5日,溥儀被驅逐出紫禁城,在北府暫住幾天後,於同年12月18日跑進了日本公使館。在這裡的三個月中,溥儀得到了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料,他的「野心和仇恨……日夜滋長著。我想到這樣呆下去是不行的,我應該為我的未來進行準備了。」1925年2月23日,溥儀在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池部等人的陪同下,悄悄地從北京前門車站上了一輛三等兵車,溥儀把平素決不輕易摘下的眼鏡摘了下來,把他那頂帽子深深地往下戴了又戴。這節車箱每到一站都要上來幾個穿黑衣服的日本便衣警察,到天津時,一車箱幾乎全是穿黑衣服的人。出站時,溥儀被他們團團包圍著裹了出去,就這樣溥儀在日本人的特殊保護下,來到了天津。

當夜溥儀等人直奔日租界內官島街的張園。張園的主人張彪,清末曾任湖北省提督兼陸軍第八鎮統制官。武昌起義時,張彪帶著他的金銀財寶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當了寓公。張園佔地面積12000多平方米,修建精巧、環境幽雅、設景別緻,壘石洞山、池橋亭榭齊備。園中央的水亭頗具巧思,由亭柱內暗藏自來水管到頂,尖端有珠另配雙龍,擰開水龍頭推動球成「二龍戲珠」之狀。園內的主體建築「平遠樓」,是一座三層壯觀大樓,張彪於1917年建成。

溥儀突如其來,張彪受寵若驚,馬上親自去準備一切,在英商經營的惠羅公司購買上好的銅床三張和全套的外國被褥,又令家人趕製上百件床上用品。在津的遺老遺少聞訊前來進奉各種用品。

張彪對於溥儀的到來,極盡供奉之能,逢年過節,特別是溥儀的「萬壽」之日,婉容的「千秋」之時,都要供入各種貢品。有新奇的國外表演到津,張彪都要專召作「御前」獻技。為了確保溥儀的安全,張彪不許園丁靠近平遠樓。當時張彪雖已年近七旬,但為了表示對溥儀的忠心,還堅持每天清晨親自打掃院子,整剪枯枝。

溥儀來到張園后,立即下了兩道「諭旨」:第一,改北京紫禁城時的內務府為「清室駐天津辦事處」。辦事處內設軍機處。第二,任命鄭孝胥、胡嗣瑗等人為駐天津顧問。軍機處下設四個處,總務處由鄭孝胥任事;庶務處由佟濟煦任事;收支處由景方昶任事;交涉處由劉驤業任事。這些遺老遺少們,加之溥儀帶來的隨侍僕役們一起湧進了張園。園內的房舍無法承納,張彪又籌資在園內右側動工興建了相連的木舍四間,專供軍機處使用。又專辟一間作為候見室,竭力要把這裡裝扮成皇帝出巡時傳旨轉奏的「行在」之地。

溥儀為了講究遜帝的排場,購置了大量高檔消費品。首先,他買進了三輛高級轎車,一輛是淡青色的轎車,專供出遊兜風使用;一輛是藍色的大轎車,專供冬、春兩季使用;一輛是黃色的轎車,專供夏季出訪迎賓使用。其次,「像鋼琴、鐘錶、收音機、西裝、皮鞋、眼鏡,買了又買,不厭其多。」整個平遠樓的房間也不夠溥儀使用。張彪為了使這位「蒙塵皇帝」增加起居空間,又在平遠樓加築了第四層,以便放置撞球案子、鋼琴、大餐桌等。為了防止建樓工程驚了「御駕」,每天開工晚,收工早,又不許發出大的響動,只許悄悄地慢慢進行,所以工程日期拖延了好長時間。

溥儀對於張彪的忠心,深加讚許,張彪病重之時,聞訊親臨探視,並令他的御醫參與醫治。張彪死後,溥儀特派宗室公爵前去祭奠,並賜祭一壇,賞蓋「陀羅經被」,並頒給「心如金石」匾額。出殯之日抬出24座黃色彩亭,都是溥儀所賞賜的物品。

溥儀自從來到天津之後,受到了日本極為特殊的保護,日本人在溥儀心中的位置變得更加重要了,認為日本人是助其恢復祖業的最有力的力量。同時溥儀和美、英、法、意等各帝國主義國家駐津司令官、總領事、領事等也都保持著頻繁的交際往來。


幻想破滅 依靠列強

不論是軍閥,還是解甲的軍人,或是窮途政客,溥儀和他們交往的親疏,決定於他們對復辟的態度,對於他們也不再過分端「皇帝」的架子。1925年6月,張作霖在天津他的行館派人去請溥儀,希望和他見一見。如果不是為了復辟大計去拉攏這個實力雄厚的大軍閥,對這樣的要求溥儀是無法容忍的,更談不上「御駕」親行了。溥儀降尊冒險第一次走出了日租界去見張作霖。張作霖不但在大門口親自迎接溥儀,還跪在磚地上給他磕了頭。這不但把溥儀從「降貴紆尊」中感到的不自在消除了,而且使溥儀更高興的是「這個舉足輕重的人物看來是並不忘舊的」,這對溥儀的復辟野心是最好的安慰。從此開始,溥儀和奉系將領之間也進行了緊張的接觸,「我在天津的七年間,拉攏過一切我想拉攏的軍閥,他們都給我或多或少的幻想。」溥儀到天津后不久,當時任直隸督辦的奉系軍閥李景林即來拜訪他,不但大罵馮玉祥「逼宮」,還特別表示對溥儀的同情和支持,手拍胸膛說:「到了天津,您便可一切放心,我將盡保護之責。」這固然是一句空話,因為這些中國將軍們的軍法政令是進不了「租界」的,但溥儀聽的卻十分受用,猶如久旱逢甘雨一樣。

只要是拿著聯繫軍人、擁護復辟這張門票,便可走進張園。特別是1926年起,一批批的光桿司令和失意政客湧進了租界。他們的眼睛不是來看這位無權無勢的「遜位皇帝」,而盯在溥儀手中文物珍寶、金錢古玩上。一個叫劉鳳池的失業小軍閥,曾向溥儀建議讓其拿出一些古玩、玉器和金錶之類交給他,他可以拿這些東西出去給溥儀聯絡一些軍界人物,以便使他們共同「贊襄復辟大業」。這樣的「香餌」溥儀怎能不吞,於是慷慨解囊,叫他一批一批地拿去那些最值錢的東西。後來劉鳳池竟指名要這要那。有一次他說去活動張作霖的部下鄒作化,竟公然提出:「小物品不能動其心也,應送其珍珠、好寶石或鑽石,按萬元左右貴重物予之,當有幾十倍大利在也。」這些人從來沒有拿出什麼實際成績給溥儀,只是無止境地伸手,既要東西又要錢,溥儀抱著少有的耐心,對他們寄予深深的希望。

東陵事件發生后,打破了溥儀依靠軍閥政軍實現復辟的幻想,從而加速溥儀靠外力圖謀復辟的步伐。清東陵位於河北省遵化縣馬蘭峪。1928年,軍閥孫殿英將乾隆和慈禧太后的陵寢盜掘一空。這件事給溥儀極大的刺激,認為這是一件和他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溥儀在張園擺上了香案祭席,供上了乾隆和慈禧的牌位,就像辦喪事一樣,每天舉行三次祭奠,把整個張園都籠罩在悲哀凄慘的氣氛之中。溥儀悲痛已極,沖著先祖的靈位發誓「祖塋被掘,此乃是我身為後世的奇恥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誓必報此大仇,以慰祖先在天之靈。」溥儀的心中確立了這樣一種觀念:軍閥、政客實不可用,對他們完全喪失了信心,從以往的「依賴」和「利用」,轉向於「敵視」和「拋棄」。在這種觀念支配下,溥儀與各帝國主義國家駐天津領事、駐軍司令官,開始了頻繁的往來和巴結,加強「藉助外力」、「還政於清」的賣國投敵道路。

在天津時期,溥儀十分信任鄭孝胥,鄭的思想、言行對溥儀有較大的影響。鄭孝胥認為:復辟清王朝必須走「共管」的道路,也就是把帝國主義列強請到中國來,組成「共管中國委員會」,解決國內的政治紛爭,共同掌握中國的政權。

在鄭孝胥「共管」的思想影響下,溥儀起初也並沒有把「圖謀恢復」的希望單一地寄托在日本帝國主義身上。他曾一度將「藉助外力」的幻想寄託於英帝國主義,和英國駐津歷任司令官有過交往,彼此之間互相宴請,用溥儀的話來講「交流情感、增進了解」,每年的「第一次歐戰勝利紀念日」舉行公祭無名戰士紀念碑和閱兵式時,溥儀都應邀前往參加。英國王喬治五世的三皇子來中國時,還特意訪問了溥儀,並表示「大英帝國把未來清王室的希望,寄托在陛下身上」。英王的「關懷」和「鼓勵」,使溥儀受寵若驚,感恩之餘,無所相報,溥儀親自在他的照片上簽名,請英皇子轉交英王,以表他的謝意。

在與英帝國主義勾結的同時,他又與義大利駐津司令官取得聯繫,把聞名於世的法西斯頭子墨索里尼的「政治謀略和才能」奉若神明。義大利駐津司令官離任回國之際,溥儀抓住這一諂媚的機會,親筆書寫一塊「舉世無雙」的匾額,請其轉交給墨索里尼,以表他的崇敬之意。

由於溥儀和帝國主義列強的頻繁接觸,美、英、法、德、意等國的駐津司令官,經常往來於張園,舉行盛大的酒會、宴會等。他們都異口同聲地稱溥儀為「皇帝」或「陛下」。溥儀正是想通過這種浸透著骯髒政治交易的社交活動,取得各帝國主義列強的扶植,重新登上皇帝的寶座。但是此時,西方各列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已失去了獨佔中國的可能,他們為了保住僅有的在華利益,對於溥儀的境遇,只是在表面上給予「關心」和「同情」,實際上卻是「敬而遠之」。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實現其稱霸的野心,在加緊籌劃軍事侵略的同時,正在煞費苦心地尋找他們在中國實行殖民主義統治的代理人,他們早已把注意力集中在溥儀身上。從溥儀被趕出北京故宮,日本方面就表示出了異常的「熱心」。到了天津之後,一方面給予溥儀以優厚的生活待遇,一方面又嚴密監視溥儀的一切活動。日本人精心設計了一個又一個場面,滿足溥儀的復辟慾望。無論是日本的軍人、外交官,還是政客,都對溥儀極其「關心」和「尊敬」。

溥儀參觀日本僑民學校,日本小學生手持紙旗,夾道向溥儀歡呼萬歲。軍閥內戰的戰火燒到天津的邊緣,日本駐屯軍司令官特意來到張園對溥儀講:「請宣統帝放心,我們決不讓中國兵進租界一步。」溥儀在海河邊遊逛,日本海軍將校列隊向他致敬。日本人導演的這一切收到了成效,使溥儀感到日本人是從心眼裡對他表示尊敬。

溥儀認為日本是中國的鄰邦,兩國在民族心理和地理環境上十分接近。他特別羨慕日本「忠君親上」的「天皇制」,認為這是日本成為亞洲的強國,擁有強大武裝力量在制度上的根本保證。中國軍閥混戰的連綿不斷,就是因為在中國沒有實行「帝制」。而日本正是復辟大清的第一「借用力量」,這樣絕好的外援,不依靠它還能依靠誰呢?溥儀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和選擇,終於把「藉助外力,恢復大業」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日本帝國主義身上。


潛出天津 賣國求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侵略我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溥儀這時已遷到租界內協昌里的「靜園」,得知這一消息后,認為藉助日本的武裝力量,實現「恢復祖業」政治主張的時機已經到來。

日本方面此時在確定殖民統治代理人的心情更為迫切,已經確定了侵佔東北后殖民統治的方式即「消滅現有東北政權,樹立以宣統皇帝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權。」同年的9月30日,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請溥儀到他的司令部去談一件重要的事情。溥儀興沖沖地前去會見了日本關東軍高參板垣征四郎的代表上角利一和遺老羅振玉。上角談了事變后東北的局勢,並向溥儀提出請其去往東北的意思。羅振玉拿出了熙洽給溥儀的信,信中勸溥儀速去東北主持大計,如其願意前往東北,日本可派軍艦來接,可保萬無一失。儘管溥儀有即刻返回東北的強烈願望,這又是他夢寐以求尚且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又怎能不願意去干呢?但此事關係到溥儀的前途命運,溥儀錶示容他回去考慮考慮再作決定。

1931年11月6日《天津益世報》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這樣的消息:「土肥原威迫溥儀赴遼,鼓惑日僑與華人尋釁。土肥原秘密來津,匿居日租界常盤旅館,記者昨日向各方調查,據可靠消息,土肥原確已來津數日,行蹤詭秘,除少數日人外鮮有知者,聞其來津任務,系奉該國陸軍省之命令,到津煽惑隱居津門之清廢帝溥儀赴東北組織獨立政府,並鼓動在津日僑與華人尋釁,造成不撤兵之藉口。已與溥儀晤面數次,……用盡種種強迫手段威嚇,逼其前往有非去不可之事。」這篇報道基本屬實。11月2日,土肥原確實前往「靜園」與溥儀會面。土肥原為了實現溥儀前往東北的計劃,施展出他的慣用伎倆,表現出異常的恭順,他滿口「皇帝陛下」,請溥儀先赴東北,將要在東北建立獨立自主的帝國,可由溥儀主持一切,並保證說:「日本會尊重這個國家的領土主權,一切都可由你自主,如果有任何外來力量膽敢對於這個新國家進行干涉,或是使用武力時,日本一定要對此進行積極援助,而和它作共同防禦。」溥儀認為土肥原是關東軍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完全相信了他所說的。

為了敦促溥儀按計劃速離天津,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製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溥儀住宅發現炸彈,裝於鮮果筐內,與復辟運動有關。」恐嚇信、威脅的電話接踵而至。土肥原會見溥儀后,於11月8日晚親自策劃了「天津騷亂事件」。土肥原指使日本浪人和漢奸,在臨近日本租界的中國管區製造事端,勾引中國駐津部隊出動平息騷亂。藉此時機,日本駐屯軍也調動部隊,佔領了日本租界以外沿線,並全部實行戒嚴,土肥原向關東軍司令部發電報告此事的目的:「天津暴亂實為溥儀出走的一幕。」

溥儀會見土肥原后,便悄悄地做好了潛行前的準備。11月10日下午,溥儀喚來親信的隨侍李國雄吩咐道:「我今晚要走,晚上不讓開車的佟公勇進車房,讓他在車房外等著,按照我想的辦法,我藏在汽車的后箱里,到時你把車后箱蓋蓋上。」

夜幕剛剛降臨,溥儀從樓上走下來,後面還跟著一個人,到了車房后,李國雄正準備扶溥儀上車,這位「皇上」卻異常靈巧地自己跳上了車,鑽進了車后箱里,緊跟著後面那個人也上來往裡鑽,李國雄這才看清,原來是另一名隨侍祁繼忠。兩個人鑽進狹小的汽車后箱內,大半個身子仍露在外面,溥儀見狀十分著急,命令李國雄趕快蓋好后箱蓋,李國雄使出了全身力氣,終於蓋上了后箱蓋。

李國雄關上後車箱蓋后,馬上讓佟公勇進車房,把這輛「空車」開出去。這輛天藍色的敞篷小汽車剛開出靜園,早就等在那裡的兩輛黑色轎車便一前一後將裝著溥儀的跑車夾在中間,直奔日本人經營的「敷島料理店」,把司機佟公勇先轟到一邊,打開后箱蓋,這位昔日養尊處優已極的「皇帝陛下」面色鐵青,非常狼狽地鑽了出來。溥儀在痴心妄想了即將坐上的「皇帝寶座」,又對他此後的前途命運危懼不安的思緒中換上了早已為他準備好的日本軍帽和軍大衣,換日本軍車到了約定的碼頭,同早已等在那裡的鄭孝胥等人一起,上了「比治山丸」號汽船,闖過了中國駐軍哨卡,偷渡過海河,半夜時分抵達大沽港外,登上了早已停泊在那裡的「淡路丸」號日本商船,溥儀離開了他的「寓居」七年的天津。


本文選自炎黃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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