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飯局、性交易與生意潛規則 （1）

紐約時報中文網，JAMES PALMER  2015年7月8日

        回絕晚飯後去找小姐的邀約，永遠是社交的雷區。但是過去的45分鐘里，這所城市的黨委書記——一個五十多歲男子，一直用他嬰兒般柔軟的手在宴會桌下輕輕撫弄著我的大腿，這讓我比往常更迫不及待地想要找個理由先閃一步。

或許，在山東這座洋溢著小城氣息的賓館裡——我和這群生意人和官員吃飯的地點，洗浴中心是做正經生意的地方，是我自己想歪了。不過，外面寫著「康體中心」字樣的霓虹燈廣告牌上，「心」字的上半部筆畫由幾顆閃爍的紅心取代。

「康體」只是一個差不多的說法；當時我已經被白酒灌得不行了，這是一種度數高到幾乎沒法喝的烈性酒，在飯席上很是普遍，那天晚上究竟發生了什麽，我記不大清楚了。那年的整個夏天，我的老闆把我當作裝點門面的老外，帶我尋訪各省級城市，向有錢人家想去國外念書的蠢孩子推銷培訓課，一群人勐喝一通之後接著跑去找小姐，已經成為了習慣做法。因為我是外國人，所以在其他人開玩笑我是不是喜歡男人之後可以堂而皇之地先撤，但其他的應酬就只能硬著頭皮上。

這都是2004年的事了，不過商界與政府官員之間的許多互動，在過去十年裡依然保持著同樣的套路。一開始是大吃大喝，拉近感情，然後到了十點、十一點的樣子，一隊人馬就轉戰KTV、洗浴中心或者夜總會。大家在一處公共的社交空間里一起再消磨兩三個小時，要麽是叫幾名小姐隨伺一旁熟練地陪你調情，要麽是全體男性集體脫光去泡澡。到了夜裡兩點，有的人倒在床上，有的人帶著姑娘離場。

賣淫在中國是非法行為，但它打著各種旗號，一直都存在。社會學家黃盈盈和潘綏銘曾經強調，中國從事性交易的女性分為多個層次，他們將其描述為七種類型，既有捧場對象主要為貧困外來民工的「工棚女」和「站街女」，也有在路邊小店裡的「按摩女」和「髮廊妹」。最頂層的則是「二奶」和「包婆」，她們更年輕，教育程度更高，收費也要貴得多。商人多和其中的較高層級來往，尤其是被潘綏銘劃定為第三層的「陪女」。

KTV是一種唱卡拉OK的地方，它分為兩種，但有時候它們同時出現在同一個KTV里。一種就是跟朋友一起吼《老鼠愛大米》的地方，另一種是與人交往的地方，偶爾才會唱幾句，到了深更半夜可以讓「小姐」提供性服務。同樣，有的洗浴中心在白天的時候提供家庭優惠，很可能到了夜晚就變成了妓院(brothel)。2004年，我不下十次地看過同樣一張帶框的印刷品，它似乎賣給了整個華北大地每一家或正當經營或不正當經營的營業場所，畫面上是一名故作端莊、年輕性感的東南亞女子。在餐館裡，會有一件白色的緊身無袖上衣遮住她的胸部；在妓院里，她的胸部則會炫耀般地完全袒露出來。

去妓院未必就能搞定商業關係，整個過程還需要更為貴重的禮品、陪同消遣、直接賄賂，甚至是由一方全力負擔的長途集體出遊。但許多年來，它們一直是中國商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像是高爾夫在六十年代的美國，儘管在過去的十年時間裡，品味變得稍稍更為精緻，比如相較於白酒，洋酒或者葡萄酒越來越受歡迎。

這些慣例中有的已成明日黃花，至少對政府官員而言是如此。早在今年以前，就有定期的掃黃行動勒令涉黃場所停業整頓數周乃至數月，然後就會恢復正常營業。然而，眼下針對政府官員的整肅運動，還有習近平主席大力倡導的反腐運動，卻已讓往昔的這套標準商務慣例陷入了停滯。許多高層領導人在落馬的同時往往也擔負著道德敗壞的罪名，其中包養情婦的行為尤為常見。雖然一起找小姐曾經是常態，但如今的政府官員，尤其是公安警察，卻十分害怕被人看到自己出沒於俱樂部、KTV甚至高檔餐廳這類地點。

針對「通姦」行為的法規，幾十年來首次得到執行。一項過失儼然成了重罪。再加上較底層的官員，尤其是在中國那些結構臃腫的國企內部，開始紛紛利用反腐運動的嚴打態勢，告發自己的上級官員，為自己開拓升職機遇，從而讓這套規則開始變得得不償失起來。

2013年底，針對政府官員的一連串警察搜捕、公開封禁和新命令，那些在以往的商務洽談中必不可缺的營業場所紛紛關閉。我最初以為，這場掃黃運動將像其他許多運動一樣，僅限於北京和上海地區，然後再加其他幾處關鍵城市，比如素以性產業出名的東莞，該地區在去年2月份時就曾經歷了一次大規模的嚴打掃黃。

在分別聯絡過成都、重慶、唐山、石家莊和哈爾濱的熟人後，我發現了一個共通的現象：官員們害怕被人看見出現在那些之前被視為貴客的場所。多年來形成的生意形態，而今卻成了一項危險的消遣，至少隨便一名與政府有裙帶關係的人都有這種感覺。可是最初又是哪些因素把他們吸引到那裡去的呢？

美酒、美食和性愛，都是樂事。但是在中國，飯局與妓院文化卻早已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樂趣，只是一種主要用來與其他男性建立生意關係的商務工具。

這種工具帶著一股令人發噱的幼稚感，儘管參與其中的大部分男性都已人到中年。划酒拳、咸豬手、低俗段子，還有以試探他人弱點――無論是在喝酒還是女人方面――為樂，都是其中的常態。人類學家莊思博(John Osburg)曾用了數年時間與四川成都的富人群體來往，為自己的著作《焦慮的財富：中國新富階層的金錢與道德》(Anxious Wealth: Money and Morality Among China』s New Rich)收集素材。他告訴我說：「這些活動就像初中生開的派對一樣――只是多了酒和小姐。」

在私下的閑聊中，許多商人都確認，整個過程通常勞心勞力，令人厭煩。（在此我將庄思博的主要研究對象――黑社會成員也囊括在廣泛意義下的商業人士類別中；犯罪、生意和政府，在中國的關係往往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區，鮮有哪家他們涉足的娛樂場所有什麽特別的吸引力。實際上，裡面常見的是汗跡斑斑的臟床單，以及上世紀70年代風格的鮮花圖桉牆紙，就像這些截取自三流醜聞視頻中的圖片所顯示的那樣。在時髦一些的娛樂場所里，則會掛著一些鑲在金色畫框中的西方美女。沒完沒了的應酬十分消耗體力；我以前的那位老闆，總是寧可搭乘火車，而不願乘坐飛機，因為火車上的軟卧能讓他在連著「應酬」了兩三個晚上后，難得地休息一下。

但是他們前往這些地方,  並非一味是為了尋歡作樂。一切只是為了增進業務關係和私人交情，藉助觸犯禁忌與相互袒露自我的力量——至少假裝存在著這樣的事，在男性同胞之間形成一種牽絆，這能讓大家覺得那些潛在的生意夥伴跟自己是同一條道上的人。

去年5月份，在北京市郊一間煙霧繚繞的餐館裡，我跟一位朋友的表兄郭先生（Guo，化名）碰面，受到了他熱情洋溢的接待。他從事的是工業級空調及空氣凈化器的銷售工作，主要以虛高的價格出售給地方政府。「你知道吧，一直以來，」他用一口充滿激情的英語對我說，「我想開拓業務，我（從政府）約個人出來，我們一起喝了酒，我們一起去了個好地方，我們叫了小姐，他認為我是個爽快的人，我知道他是個喜歡小姐的人，我們成了朋友。成交！」

在一定程度上，這種經驗的力量源自雙方一同違反禁忌時所共同感受到的快感，有一種分享秘密的感覺。就像學校里一起逃學的男生一樣，一起幹壞事能很快加深感情。這就像2011年，在中國的網路上迅速流傳的一句話：「給老闆做一百件好事，不如跟老闆做一件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