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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炒房、東莞「娼盛」與畸形經濟所見之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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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兒不早起 發表於 2014-5-5 09:4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有兩大新興製造業基地特別引人注目,一是廣東的東莞,二是浙江的溫州。東莞和溫州的製造業有二、三十年的輝煌,之後就逐漸步入由盛轉衰的過程。一方面是勞力成本的提高導致商品成本的提高,另一方面,在外需減少,市場有限、競爭激烈之下,商品價格無法與成本同步提高,甚至不升反降,發展遇到瓶頸。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時,有報道說,東莞的製造業,十停去了三停,產業工人一年喪失了160萬人。溫州同樣也受到沉重打擊,打火機生產甚至幾近腰斬。

  發展遭遇瓶頸,本應更加集中精力、財力,專註於企業的發展,才能有所突破,可不管是東莞還是溫州的商人似乎並沒有如此幹勁。溫州商人把眼光盯上了來錢快、利潤高的炒房、開礦上。溫州炒房團赫赫有名,內蒙、山西等地的煤礦重鎮頻頻能見到溫州商人的身影。

  東莞人則把色情業玩得風生水起,這個寄生行業不但沒有隨著東莞製造業的舉步維艱而萎靡不振,反而是一枝獨秀、繁榮「娼」盛,最近剛揭露出來的東莞的「性都」內幕讓人大跌眼鏡。

  人的性格各異、背景不一,使人們在謀生、創業、經營的取向上呈現多樣性,有人喜歡踏實、穩定的路子,有人喜歡冒風險、賺快錢,有人選擇堅守,有人選擇多變,這是一個正常社會的正常現象。如今中國有那麼多的商人冷落製造業,一股腦兒搞快錢,一窩蜂炒房、開礦,甚至不惜大搞違法的色情業,這就很不正常了。

  溫州和東莞多是中小私營企業,這些中小商人熱衷於搞塊錢與官員貪腐有關。在現有的經濟環境下,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握有對企業的生殺予奪大權,這使貪官有上下其手的機會,就如廣東的那個局長說的,「我分分鐘能搞垮一個企業。」對貪官而言,要扶持一個企業還是要搞垮它,唯一決定的標準就是該企業能給他多少好處,這就使企業經營者必須選擇來錢快,利潤高的行業才能生存。古人云,無恆產者無恆心,這些中小商人的現狀恰恰相反,無恆心者無恆產,企業命脈常握在貪官手裡,就不會想無論多艱難都要把自己辛辛苦苦搞起來的企業長久支撐、做強做大,留給子孫後代,而是賺了錢就想移民,到貪官的手夠不著的地方去,很多人都辦有外國護照。既然賺了錢就要走,當然是什麼行業好賺就搞什麼,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如此這般,冷落費時、費力,利潤低、來錢慢的製造業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熱衷於搞快錢、冷落製造業,熱衷於紮根海外的並不止局限於那些中小商人,而是在包括大型國企的經營者中都普遍存在的現象。最近剛出事的華潤董事長宋林擅長的就是大手筆的礦業併購並從中進行巨額利益輸送與自肥,妻女都在美國生活。這些則需要從更深層次上找原因。

  製造業是工業的根基。最近央視的一檔節目談到中國空軍與世界先進水平還有差距,因為飛機發動機主要還是靠進口。發動機的生產考驗的就是製造業的水平,沒有世界一流的製造業,國防建設就談不上世界一流,其他領域也一樣。

  如何才會有世界一流的製造業呢? 2012年《日本經濟新聞》網站有一篇文章《浮躁的中國抵制不了日貨》很有些啟發意義。該文說:「在購買智能手機時,無論買的是哪一款,其中都大量使用了日本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如果不願意使用日本的零部件,那就必須建立起能在世界上站穩腳跟的半導體企業。中國從幾十年前就開始高呼培育半導體企業,但直到今天,也沒有培養出一家世界頂尖級半導體企業。」 「半導體是一項競爭激烈的產業,每年最少也需要數十億美元的設備投資,還需要多年的研發。而且,這些努力並不一定立竿見影。因此,企業需要具備能夠果斷做出決策的領導,以及能夠應對靈活變化的企業組織。中國之所以沒有培育起半導體產業,原因就是沒有具備以上條件。企業就算擁有豐厚的資金,如果滿腦子只想著馬上賺錢,他們選擇的往往都是房地產投資之類的投機方式。資金很少會投向半導體之類需要耗費大量時間才能盈利的燙手山芋。」 「日本有很多製造零部件及其模具的中小企業。在年輕的時候,筆者曾經採訪過一家製造生產螺絲時使用的「螺紋切削工具」的日本企業。那是一家員工不足100 人的小企業。製造螺紋切削工具雖然掙不了大錢,但在小小的工廠里,大家都在專心致志地工作。日系汽車產業的品質,依靠的就是這些零部件的精巧。反觀中國,資金都向大企業集中,中小企業因為貸款困難,很容易就會倒閉。如此一來,就積累不到技術。」

  或許中國製造不出世界一流的發動機,就是有許多類似螺絲釘的零部件質量上不去的原因。

  搶快錢的畸形的經濟發展無疑是不健康的,表面上看經濟發展迅猛,但長成的是一個虛胖的巨人,當那些以製造業為代表的無法迅速來錢的基礎產業長期被冷落,而泡沫產業又膨脹到無以為繼時,經濟就面臨著崩潰的危險了。但是,即使重視與堅持也並不會必然帶來高水平的製造業。在改革開放之初,溫州那些生產者倒是投入全部的精力人力和財力進行小商品生產,結果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溫州的偽劣商品在全國泛濫。在計劃經濟時期,也長期偏重於製造業,可不但沒能把它做大做強,在改革開放前夕,經濟甚至滑入崩潰的邊緣。

  這些錯綜複雜、甚至相互矛盾的現象也許要從體制上尋找根源,經濟發展與體制有著密切的關係,當兩者不能相適應時,經濟就會以畸形發展的形式作出反應。 [ 劉少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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