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想回西藏，有沒有戲？

達賴喇嘛的特使曾於2017年11月低調訪問了昆明，這是時隔十年後達賴喇嘛特使再次回到中國。聯繫到達賴喇嘛近年來多次表達希望「回到西藏」的心聲，已經82歲高齡的他，身體狀況已大不如前，他能否在生前與北京和解，結束流亡化解危機，引人關注。有言論稱，因達賴喇嘛與習近平父親習仲勛有過一段不解之緣，在這方面做文章有望使北京讓步。這種想法無視歷史現實和政治規律，太過一廂情願。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在環境變幻的情況下，達賴喇嘛要夢圓回國，必須有所取捨。

時代已變 達賴喇嘛困境重重

達賴喇嘛在國際社會的境遇其實經歷了一個起伏的過程。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之前，他並未有後來那麼大的影響力。比如，1991年之前，美國總統從未會見過他。直到「六四事件」和東歐劇變后，中西方意識形態對立凸顯，達賴喇嘛在西方的作用才有提升。特別是當中國崛起給西方帶來無形壓力，達賴喇嘛又是制衡中國的一張好牌，於是西方政要開始將他奉為座上賓。這個過程中，自美國老布希（George Walker Bush）以來的4任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小布希（George Bush）、奧巴馬（Barack Obama），共接見他14次。

隨著中國的全面崛起，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反制能力越來越強，出於本國的現實利益考慮，西方國家接見達賴喇嘛的意願日漸降低，達賴喇嘛的國際活動空間越來越小。自2012年，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會見達賴喇嘛后，歐洲大國領導人再未與達賴喇嘛會面。2014年為紀念25年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達賴喇嘛訪問挪威，但挪威政府拒絕與達賴喇嘛接觸。即便是美國也越來越顧及中國的感受，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至今未與達賴喇嘛見面。

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這句話說出了國際現實的殘酷，所以，達賴喇嘛在海外的境遇變化，幾乎是必然的結果。

此外，達賴喇嘛在流亡藏人內部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已經下降，有人甚至稱他為「叛徒」。在2016年進行的西藏流亡政府大選期間，達賴喇嘛堅持三十多年的「中間道路」被公開質疑，流亡藏人內部的一些激進派明確表示不支持達賴喇嘛提出的「中間道路」，一位參與了初選的激進派候選人甚至表示，從政治史的角度看，達賴喇嘛「就是個叛徒」。這種前所未有的窘境表明，達賴的「神權」已經不能保證他在境外藏人中不受任何質疑和挑戰。另外，西藏青年大會（簡稱藏青會）出身的流亡藏人司政洛桑森格與達賴喇嘛的關係早已不睦，對後者更多時候是表面上尊重，實際上卻是利用和架空。

更讓達賴喇嘛頭疼的，或許還是流亡藏人民心的流失。據了解，居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生活面臨困境，政治權利上不僅被印度人歧視，經濟生活也貧窮不堪。不少人表示「無政府，無人管，達賴讓我們很受傷」。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西藏發展十分迅速，人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2016年西藏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5,000美元，這讓很多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的藏人有著強烈的回國願望，甚至已經有流亡藏人開始返回西藏。2015年5月，曾任流亡政府高官的第三世安曲活佛獲中國政府批准，返回四川阿壩定居。此消息在印度藏族小區引起軒然大波，越來越多的旅印藏人開始審視自己的處境和出路。面臨著「人心渙散，土崩瓦解」的流亡藏區現實困境，加之國際空間越來越狹小，以及葉落歸根的念想，達賴喇嘛開始尋找新的出路，其中就包括再次派遣特使返回中國。

達賴喇嘛想回國 必須放棄藏獨

結束流亡，回到中國自然是最好的選擇。達賴喇嘛回國的大門其實一直敞開著，關鍵的前提是他必須放棄所謂的「中間道路」，真正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接受中國現有的行政區劃，接受西藏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有人或許期待通過達賴喇嘛與習近平父親習仲勛的私人關係，為達賴喇嘛爭取與北京談判的有利環境，甚至讓北京作出讓步。這種想法過於天真，完全與現實脫節，不懂中共的政治原則。1954年達賴喇嘛在北京學習時確與習仲勛有過友好接觸，他還送給習仲勛一塊手錶作為禮物。習仲勛給達賴喇嘛留下很好的印象，後來達賴喇嘛說習仲勛「非常友好，思想相對來說也很自由，人很好。」達賴喇嘛還稱，「習仲勛在去世前也表示過，希望見見達賴喇嘛。」

但時移世易，達賴喇嘛由1954年與習仲勛建立友好關係時的愛國者，變成後來的叛國者，情況已經完全不同。1950年代習仲勛與達賴喇嘛友好，是在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政治前提下，以中央政府官員的身份和地方的宗教領袖友好；而1959年西藏叛亂后，叛逃的達賴喇嘛與中央政府之間已是敵我矛盾，他和習仲勛的關係已經完全斷絕。北京不會向分裂國家的達賴喇嘛低頭，更不會因私人情誼而背離國家利益的大原則，所以達賴喇嘛想打習仲勛牌絕無可能成功。

關鍵點還是要回到事關中國統一的「中間道路」。有人說達賴喇嘛堅持的「中間道路」，不追求西藏獨立，承認西藏屬於中國，只是要求西藏「高度自治，藏人治藏」，這應是北京可以接受的條件。

其實不然，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主要有如下幾點：一、不尋求西藏獨立，而是將西藏三區的所有藏族都置於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中；二、這一政治實體必須具有名副其實的民族自治地位，並由根據民主程序、通過人民選舉產生的議會和政府所主導；三、中國政府接受上述內容時，西藏將不尋求分離；四、在西藏未成為和平基地之前，為了防衛的需求，中國政府可以在西藏布署有限的軍隊；五、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負責西藏的政治外交與國防，而與西藏的宗教、文化、教育、經濟、衛生、生態環境等有關的事務則完全由西藏人自己主導，並停止向西藏人口遷移。

這五點看似未公開說西藏獨立，但三、四兩點表明了達賴喇嘛並未放棄謀求西藏獨立的意圖，正如中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朱維群所說，「中間道路」的核心內容是「大藏區高度自治」，其實質就是「西藏獨立」分兩步走。按照達賴喇嘛的要求將西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五省的藏區合併成立大藏區，等於將中國四分之一的國土交給達賴喇嘛主導的藏人管理，完全否定了中國今天的政治制度和國家統一，北京絕對不會接受。

其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習仲勛已明確向達賴喇嘛的代表指出：「把西藏搞成一個「國家」不成，搞成所謂「高度自治」也不成，要改變這個態度，不然我們就沒有共同語言。」「你們還提出要搞什麼大藏族自治區，這個根本不現實，絕對不可能。」2015年習近平更明確否定了達賴喇嘛的念想，他說，對所謂「中間道路」這樣一個分裂主義的政治要求，「中央過去沒有、現在不會、將來也永遠不會接受，在涉及國家統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我們始終是寸步不讓的」。

西藏早已成為大一統中國的一部分，也需要現代化、需要發展經濟、需要改善藏人生活水平，世人不能以過於簡單唯美的想象去看待西藏的神秘，必須回到現實。達賴喇嘛也是一樣，只有在面對現實的前提下認識今天的西藏，承認西藏的政治現實並與北京談判，實現和解，他才能再次踏上西藏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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