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在他的新書《開誠布公談貿易》(Straight Talk on Trade)中,對自己的經濟學同行在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問題上堅持一種頭腦簡單的觀念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認為,這種觀念已經在整個西方世界引發了經濟混亂和政治反彈。他問到:「經濟學家對唐納德·特朗普在美國總統大選中令人震驚地獲勝有責任嗎?」這也許誇大了事實。但是,自由市場等於進步的論點最為雄辯、最有影響力的倡導者,是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最能展示中國今天的崛起這個矛盾現象的,是弗里德曼1980年對中國進行的一次不愉快的訪問,那時中國極度貧困。這位來自芝加哥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當時正在鞏固自己作為自由市場鼓吹者的聲譽。他剛剛發表了與妻子羅斯(Rose)合著的《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一書,這本書後來變成了一部電視系列片,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阿諾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和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等人都曾出現在片子中。弗里德曼的觀點是:「世界的運行依靠分別追求自身利益的個體。」這個觀點後來塑造了幾十年的美國經濟政策。他在貶低另一種觀點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最為生動地體現了那種觀點,即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和保護弱勢群體上有合法的、而且往往不可或缺的作用。弗里德曼的追隨者里根的一句名言是:「政府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
弗里德曼對自由貿易以及不受監管的市場效率的熱情倡導,給所謂的華盛頓共識提供了智力支撐。這種思維認為,自由市場不僅為所有的國家創造財富,同時也給消費者帶來最大化的選擇,使價格降低,讓稀缺資源得到最優化的使用。弗里德曼對市場效率的信心,達到了構成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稱之為「既定意見的沉睡」的程度。
在這件事上,他們把目光轉向了德國。於1871年實現統一的德國在奮力趕超已實現工業化的英國。為了追趕英國,德國借鑒了漢密爾頓在美國脫離英國宗主后不久提出的國家發展方案。在1791年提交給國會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中,漢密爾頓採用了「嬰兒」產業這個有力的說法,希望推行經濟保護主義。漢密爾頓的父親是蘇格蘭人。出生在當時屬於英國殖民地的西印度群島的漢密爾頓敏銳地意識到,英國人是如何實行保護主義的:阻止殖民地的競爭,並把自己的商品銷往世界各地。在他看來,在與老牌工業強國競爭之前,嬰兒國家要有迴旋的餘地。美國採納了漢密爾頓的很多建議,受益的首先是紡織和煉鐵行業,然後是鍊鋼行業。
是漢密爾頓的方案而不是自由貿易讓美國成為了19世紀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並一直持續到20世紀20年代。這個方案也被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較晚的另一些國家所接受。漢密爾頓最有影響力的學生是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從1825年開始到1830年代,他一直在美國生活,並寫了一本名為《美國政治經濟大綱》(Outlines of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的書。一回到德國,李斯特便抨擊英國宣揚的自由市場信條,稱其是十足的機會主義。在他看來,英國有實力,可以把當初自己登上全球工業和製造業巔峰所用的保護主義梯子踢開。他完全贊成自由貿易,但必須先在保護性的環境下扶持年輕行業。德國吸取李斯特的經驗,以驚人的速度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變。
「發展型國家」假定市場失靈是意料之中的,國家在設計工業和金融政策上有必要的作用。這些政策不僅包括貿易保護和政府補貼,而且也包括政治經濟學家羅伯特和吉恩·M·吉爾平(Robert and Jean M. Gilpin)在他們2003年的《全球政治經濟》(Global political Economy)一書中描述的「選擇性信貸分配,以及為了把廉價信貸輸送到受青睞的經濟領域,故意扭曲利率」的做法。實際上,政府是解決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就連受惠於華盛頓共識的世界銀行也不得不在其有名的1993年報告《東亞奇迹》(East Asian Miracle)中勉強承認這一點。該報告指出,表現良好的亞洲經濟「實現了異乎尋常之低、且不斷降低的不平等程度,這與歷史經驗及其他地區的同期證據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