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十字路口的伊朗：秩序為何比自由民主更重要？

誠如華盛頓所言：「只要看到一個被壓迫民族舉起自由大旗，不管在何時，也不問在哪個國家，都會抑制不住地心潮澎湃。」當看到伊朗人民走上街頭反對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時，我也難以做到波瀾不驚，但是在價值衝動的同時，我又必須抑制自己的情感，而以學術理性審慎的看待這次運動。不僅僅是我，我想在經歷了「阿拉伯之冬」后，大家都應該學會用這種態度看待問題，而不是在朋友圈裡過於情感代入的宣揚那些虛假信息。

每一個從事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相關的學人，除了需要完成自身專業領域的論文之外，都有必要去思考一個更宏大，但卻是最根本的問題：如何在一個條件給定的前提下，去建立你所希望的理想國，或者相反，無論是自由的共和，還是極權的獨裁。雖然這樣的思考，即使再完美，落實到現實它還可能是錯誤的，但是這樣的思考依然是必要的，因為這是訓練一個學人的全維性的思考能力和知識儲備。

因此，本文的展開，很大程度上就是基於伊朗這樣一個給定的條件去做一次宏大的學理性質的推論，而不是時政分析。

首先一個問題時，伊朗神權政治會不會垮？

目前來看，這次參與抗議的民眾數量遠不如2009年那一次。雖然出現了一些欣喜的變化，比如敢於直戳核心問題，挑戰神權政體，並且焚毀哈梅內伊的畫像。但是從社會參與的廣度而言，還是遠遠不夠的。沒有足夠的人數，不能衝擊如核心的電視台、交通樞紐、行政核心、首腦官邸這些象徵性的建築，給人造成現整全已經大勢已去的觀感，僅僅是抗議，那只是不痛不癢的行為，掀不起什麼大浪。

此外，伊朗的行政體系並未失控，還能繼續指揮各級強力部門，領導人也並未出逃。放眼這些年國際上的幾次政變，我們可以發現，領導人是否能夠出鏡展現強力意志，穩定統治階層的焦慮，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變數。當年烏克蘭顏色革命時，亞努科維奇就跑了，他一跑，就意味著合法性的崩塌，所以烏克蘭的反對運動也就成功了。反之，土耳其發生軍事政變時，埃爾多安並沒有亂了陣腳，能夠及時的傳達頑抗意志，局勢就立即穩定了下來。而現在，哈梅內伊還巋然不動，所以，舊秩序的向心力還能維持。另一方面，網上也有人不斷的傳播一份軍人拒絕鎮壓的聲明，但事實上，這樣只不過是個別行為，根本起不了作用，必須是軍隊成建制的倒戈，那才有意義。要知道，同樣是因為抗議經濟衰退，即使委瑞內拉那支不聽話的軍隊，依然沒有出場，推翻支持率很低的總統，那伊朗這支革命衛隊，作為幾十年來的特權階層，享受了各種特權利益，就更不可能隨便嘩變了。套用魯肅的話來說，就是江東皆可降，唯獨主公不能降，指望革命衛隊投降，想都別想。不過軍隊倒戈是有可能的。

最後，國際的壓力也不夠，雖然川普總統已經表達了支持，但是國際輿論，並沒有展現的多強硬，事實上，歐洲可能非常擔心伊朗局勢有變，造成新一輪的難民危機，這是歐洲無論如何都無法承受的，所以，寧可伊朗維持現有秩序，也不敢聖母了。因此，這一次伊朗抗議民眾獲取的國際聲援是非常有限的。

不過即使有足夠的國際壓力，也是白搭。因為伊朗的創製權力是內生的，具有足夠的抗壓能力。所謂的「創製權」就是指創造秩序的權力。創製權不同於主權，主權基本上是一種應然性政治哲學的理論概念，而「創製權」一種實然性的政治社會學概念。創製權可能是內生的，也可能是外掛的。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說我們中國共產黨，通過內戰，土地革命建立起了新中國，所以它本身就意味著創製權（雖然創業期間，有蘇聯這個天使投資人，但是我黨建國后的軍隊反教條主義、中蘇分裂、文革，基本上把蘇聯的股份全部稀釋完），比如說南斯拉夫的鐵托（要知道，鐵托作為南斯拉夫自主的革命領袖，他可以不賣蘇聯的賬，而蘇聯拿他沒辦法），諸如此類的案例很多。還有一種是外掛型，比如說美蘇在重新分割歐洲后，各自扶植了很多新的政權，這種就是外掛型。這些創製權外掛型的國家，冷戰末期的命運也是大相徑庭，比如說華約集團全軍覆沒，原因很簡單，蘇聯這個創製權迫於美國壓制而無動於衷后，東歐那些國家，在面對內部衝擊時，很順利地就垮台了，相反有些創製權內生型的國家，就沒有倒。

而伊朗就是這樣一個創製權內生型國家，所以，即使歐美壓力山大，伊朗依然可以在一時間扛過去，外來的壓力不會產生太大的作用，畢竟伊朗背後還是有中俄會撐腰。但也不用太失望，只要油價繼續被美國壓制，川普總統對於伊朗採取高壓態勢，伊朗經濟會不斷惡化，這類的抗議行動，還是會持續不斷，這說不定哪天就成了。

第二個問題，如何在伊朗建立起一個自由世俗的共和國？

首先，我們最好把我們所有看過的政治學經典都拋一邊去，因為那都是基於一些原本觀念就非常成熟，具有一定現代化基礎的國家轉型的案例所總結出來的經驗。事實上，一個政治學者的人，在面對非洲政治問題時，可能會發現自己所學的東西完全廢了，照搬一些西方或者東亞的經驗，根本不可行，因為非洲，根本不具備西方和東亞的成功經驗的要素，搞不懂什麼自由、正義、權利這類政治哲學概念，非洲的政治，大部分還停留在人類學意義上，只懂一些比較簡單的交換概念。其實，為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歡呼雀躍，就是犯了這個錯誤，樂觀的以為阿拉伯人也具有西方和東亞的理性基礎，後來的結果我們也看到了，最後還是獨裁比較好使。所以，我們不要看到人家在那裡喊什麼「自由民主」，就像打雞血一樣感同身受，我明確可以說，無論是自由政體，還是極權政體，都是高等級文化，才能孕育出來的，那種落後的文明體，連建立一個集權政體都做不到，就不要想那種高度理性集合出來的自由政體或者極權政體了（註：此處的「極權政體」不含價值判斷）。

我們再來看看伊朗的條件，是否有資格建立起一條自由世俗的共和國呢？

首先，我要對那些基於「阿拉伯之春」經驗而給出悲觀結論的朋友，作出一點質疑。因為伊朗是一個伊斯蘭什葉派，不同於遜尼派，能否把那些遜尼派國家的失敗經驗套用在伊朗身上？這個是要注意的，畢竟是兩種不同的文化。

應該說，伊朗人的教育素質在整個伊斯蘭世界還是比較高的，城市化率比中國也高，這相對來說，比較適宜建立民主政體。但是伊朗的問題是多民族國家，雖然波斯人是主體民族，但是少數族裔的也具有相當的人口，這對於伊朗能否穩定的政體就埋下了隱患，畢竟一個國家過於異質化，是會影響民主質量的。好在亞塞拜然族和庫爾德族信仰上並不極端，和波斯人也沒有太尖銳的民族矛盾。但是我們可以預見，伊朗的保守派穆斯林和世俗派會產生很大的矛盾。雖然目前來看，伊朗似乎還是溫和派居多，否則魯哈尼也不會連續壓倒性的當選總統。但這種衝突，並非是多寡就能解決的，本質上是生存方式之爭。

如果要解決伊朗的國民的異質化困境，比較可行的方案，就是推行民族主義。我們知道，歐洲從神權統治中走出來，也是通過民族主義才完成最終的國家理性。伊朗這一次的遊行，我注意到有人打出「我們是居魯士大帝的後裔」的波斯民族主義的旗號，這就是一個不錯的方向，施米特就說過，「告訴我你的敵人是誰，然後我告訴你是誰。」伊朗的民族主義是有存在土壤的，基於波斯人對阿拉伯人的敵視，完全可以通過民族主義反塑自身，從而得以文明自覺。這一點，我們可以參考昝濤研究土耳其民族主義的博士論文《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20世紀前期土耳民族主義研究》，畢竟土耳其可能是整個伊斯蘭世界最成功的自由世俗化國家。當年，土耳其的建國是多種民族主義理論競爭，最終凱末爾確立「土耳其主義」，也就是國族主義，而不是泛伊斯蘭主義或者泛突厥主義的「超國族主義」，這倒是照搬歐洲的轉型方案。但是，事情並沒有那麼樂觀，我們知道一個成熟的民族想象，是需要數十年，乃至於一兩百年的過程，根本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即使現存有一套波斯民族主義的敘述，能否涵蓋其他少數族群呢？這也是一個問題。如果不能塑造一套民族主義敘事來鑄就共同體維繫的底線，就不能解決異質化所具有的衝突。

因而，最後我的結論是，伊朗目前的諸多條件還缺乏成為自由世俗制度的基礎。畢竟我們要明白，革命成功還不是最難的，難的是「革命的第二天」應該恢復秩序，這才是最重要的目的。「秩序」這個概念遠比「自由」、「民主」重要得多，有一套明確顯見的規則在那裡存在，可以幫助人們在那裡實現一種成本低廉的交換實現，這是一套我們日用而不自知的生存智慧。

我認為比較理想的結果，是出現一個軍事強人，然後建立世俗專政統治，待軍事強人統治上20年之後，完成現代國家轉型的諸多條件之後，再建立起一個自由世俗的國家，是比較穩妥的路徑。

客觀意義上說，和平最重要

美國垮了，伊郎也不會垮的！
伊朗有幾千年歷史，美國才兩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