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奇聞：吃大米吃死的日軍，比陣亡的還多？

　　來源：野史也是史

　　

　　甲午戰爭，是顛覆了中日兩個國家國運的一場戰爭，也是一場令中國人深感恥辱的戰爭，在北洋水師號稱亞洲第一強大艦隊，在總兵力明顯高於侵略者的情況下，大清國的海陸軍節節敗退，潰不成軍。當時的中國為什麼如此不堪一擊？

　　

　　根據歷料整理，在整場戰爭中，清政府在全國動員的兵力近一百萬，實際參戰兵力約20萬，日方的估算是清軍死傷3.6萬人左右，這個數據不知道準確度多高，因為清政府當時沒有靠譜的統計。日本對於自己參戰情況統計的很細緻清晰，日軍在國內總共動員了兵力24萬人，其中有17.5萬先後出征朝鮮、大陸和台灣，另有保障後勤的民夫15.4萬。

　　

　　日軍在整個甲午戰爭中死亡13488人，有超過1.2萬人是死於疾病，病死的人佔到了死亡總數的83%之多。也就是說，我威武的大清陸海軍擊斃的日本侵略軍大約只有疾病殺死日軍的十分之一，只有1132名日軍屬於陣亡和負傷死亡。如果刨掉乙未抗戰時台灣義軍消滅的三百多日軍，再扣除因作戰負傷住院死亡的三百多日軍，清政府陸海軍在朝鮮和大陸的戰場上直接消滅的日軍只有四百多人。

　　那這些因為疾病而死的日軍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實際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戰爭中較大的減員並不是戰鬥減員，而是因為各種疾病造成的非戰鬥減員。造成非戰鬥減員的原因，主要是當時的軍隊技術條件和後勤保障體系的制約，尤其是軍事醫療保障體系的制約。

　　甲午戰爭中，日本可謂是舉全國之力，按照西方最先進的軍制體系建立，在廣島設立了大本營，頒布了《戰時大本營條例》。戰爭決策速度，武裝力量動員速度，部隊機動速度都遠遠快於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後勤體系方面，日軍設立了兵站總監部和管理部，負責陸軍的後勤，管理各地的兵站，野戰部隊的物資供應、運輸、通訊、衛生醫療等事宜。

　　

　　但由於當時醫療理論和技術的限制，疫病仍然給日軍造成極大損害。在甲午戰爭中，日軍死亡最多的病因是霍亂，開戰前日本就已經發生了局部霍亂，很多奉召參戰的軍人已經患病，在廣島大本營集結期間，進一步加劇了傳染。有8481人因霍亂失去戰鬥力，其中死亡高達5211人。

　　日軍因病死亡，數量位居第二的疾病，令人感到很好笑。這個病居然是腳氣，在戰爭中，有3萬名日軍患有腳氣病，死了1800人。

　　

　　這裡的腳氣，並非我們平常看到的真菌感染引起的那種足癬，而是指腳氣病。腳氣病是一種缺乏B族維生素導致的疾病，癥狀為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胸腹腔及下肢水腫、膝跳反射消失等等，嚴重時會引起「腳氣病性心臟病」，心律不齊、心包水腫而導致死亡。在日本明治末年，因腳氣病每年導致六千到一萬六千人死亡，與肺結核並稱當時日本的兩大「國民病」。

　　腳氣病死亡眾多跟日本人對大米的狂熱愛好有關。當時日本的經濟資源並不發達，普通老百姓的飲食很粗糙，只有貴族和武士常吃精製大米。而為了突出軍國主義，日軍軍隊的軍糧供應卻以精米為主，很多參軍的平民主要願望就是能吃上精米。由於精米缺乏B族維生素，長期以精米為主食很容易患上腳氣病，這對於食物來源廣泛，可以隨時補充維生素的現代人沒什麼，但對於只吃大米的日本人就是致命的。

　　

　　日軍大面積患腳氣病的主要原因，是當時軍人只吃精米，很少吃雜糧，加之戰時補給條件差，其他副食替代維生素來源不足的緣故。軍官得腳氣病的少，士兵最多。因為當時日軍主食直接發放大米，副食以菜金形式發放到個人手中，再交給連隊的經理（後勤）軍官。日軍當兵的多為貧苦平民出身，為省下菜金補貼家用，就拚命吃精米，菜金只繳納最基本金額，買一點鹽和味噌等調味品，導致大面積的營養缺失。而軍官薪金較高，單獨開伙，副食比較豐盛，患上腳氣病的就比較少。

　　

　　腳氣病困擾了日軍從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辛亥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等多場戰爭。在八國聯軍侵華時期，參戰的日軍有近2萬人，其中戰死只有300多，受傷900多，因患腳氣病失去戰鬥力的就有2300多人。儘管那時候的日軍已經建立了近代的軍隊醫療防疫體系和後勤體系，但是由於是初出茅廬，沒有實際經驗，各方面和很菜鳥，所以造成如此大規模的非戰鬥減員。

　　從豐臣秀吉時代到甲午戰爭，日本軍隊的飲食都非常簡單，主要就是稻米，調味的味增和鹽。每天的口糧大約是白米700克（做成米飯大約三斤） ，一勺鹽，兩勺味增，以及其他調味料，肉類蔬菜副食很少。 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很少就地征糧，主要靠後方前送，步兵一般隨身攜帶2天分量的口糧維生，口糧成分是：大米，食鹽，咸梅干。做成飯以後是下圖這樣的，因為很像日本國旗，這後來被稱為日之丸便當。

　　

　　日本海軍則較少爆髮腳氣病。甲午戰爭中，時任日本海軍醫務局副局長的高森兼寬發現腳氣病與單調飲食有關。高木兼寛參考了海軍強國英國的做法，試圖改善軍中的伙食。一開始提倡在海軍推行西餐飲食，但日本人並不習慣進食西式的蔬菜燉肉與麵包。

　　

　　因此高森兼寬發明了咖喱飯。在咖喱味的蔬菜燉肉內加上小麥粉製成糊狀，再配上米飯後，日本海軍的咖喱飯從此誕生。這種海軍咖喱與印度風味的咖哩完全是兩回事，除了加上小麥粉糊以外還加入其他配料，糊狀咖喱就算在搖動船上的也不用擔心濺出盤子，再加上大米以後可以說是絕妙的配搭。

　　

　　這種咖喱飯在製作上比較簡單，肉類及蔬菜的營養很平衡，日本海軍將這個做法收錄於《海軍割烹術參考書》，成為日本海軍的一道傳統飲食。至今日本海上自衛隊還保留有星期五吃咖喱飯的習慣。

　　

　　海軍咖喱飯、麥飯混合以及肉菜搭配的措施，使得日本海軍水兵腳氣病患病率大幅度降低。不少陸軍軍醫目睹海軍實施伙食改良后成功抑制腳氣病，也開始醞釀飲食改革。但遭到陸軍頑固派和醫學權威的壓制，日本近代文學三大文豪之一的森鷗外，在日本并吞台灣之初，調任台灣總督府陸軍局軍醫部長，他堅信腳氣病源細菌說，大肆抨擊食物說，拒陸軍採納米麥混食，斥責海軍的洋食運動為毫無科學根據的魯莽舉動，甚至嚴厲指控主導海軍伙食改革的高木兼寬，嚴禁陸軍部隊擅自提供米麥混食。結果入侵台灣的近兩萬五千名日軍，一萬七千人患上腳氣病，一千餘人病死。

　　

　　眼見事態急迫，日本陸軍才開始准許米麥混合的伙食，要求在陸軍主糧精米中摻入30%的糙米，同時增加副食供應量。日本陸軍不使用海軍的咖喱，將肉類做成一種傳統風味的罐頭——「大和煮」，加入砂糖、醬油和姜燉制而成。日軍早期軍用罐頭一般是牛肉大和煮（250克/罐），甲午戰爭期間還用小鰛鯨的瘦肉作出鯨肉大和煮。一戰時期大和煮規格改為150克/罐，一直持續到二戰。

　　

　　從1894年（光緒二十年）7月25日豐島海戰的爆發，到1895年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甲午戰爭歷時8個月，大清國的軍隊從海上打到陸上，從朝鮮一路轉進到東北，丟了東亞第一大軍事要塞旅順，丟了東亞第一大軍港威海衛，光陸軍就參戰20萬以上，這麼「英勇奮戰」，最後才擊斃700名日軍。

　　清軍殺死的日軍，還沒有吃大米吃死的日軍多！

　　附文：

　　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敗給日本的真正原因，鄧世昌究竟是怎麼死的？

　　根據史料記載，甲午中日戰爭中國北洋艦隊之所以會戰敗，是因為炮彈準備不足，但是當時朝廷已經拔給北洋海軍最少3000枚炮彈，按理說戰鬥再怎麼激烈，這批炮彈也是絕對夠用的，那麼這批炮彈後來又去了哪裡呢？

　　

　　這裡不得不提到一個人——李鴻章。李鴻章認為我們的艦隊可能打不過日本海軍，但是這支艦隊的船隻要在，日本人就不敢在海上無所忌憚的行動，更不敢運兵到天津大沽口登陸去打北京。他的想法是能不打盡量不要打，而為了避免開戰，他曾對當時的水師提督丁汝昌特別交待，艦船出海時，盡量少帶彈藥，以免日本人誤會，這應該就是丁汝昌備戰不足的主要原因。

　　

　　當時丁汝昌其實已經嗅到戰爭的味道，那他為什麼還要一味地對李鴻章言聽計從不知變通呢？這裡面也是有原因的，首先他的水師提督是李鴻章提拔的，李鴻章對他有知遇之恩，其次，李鴻章身兼北洋大臣，是他的頂頭上司，第三，丁汝昌不久前曾被人蔘劾而被光緒帝革了職，是在李鴻章的幫助下才官復原職的。所以當時的丁汝昌不得不謹小慎微，對李中堂唯命是從。

　　

　　而鄧世昌最後有沒有開致遠艦去撞日軍的吉野號？一直以來各學者爭論不休，有的人認為有，有的認為沒有，直到2007年才最終有了定論。

　　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一封日軍海軍人員寫給法國軍艦設計師白勞易的信。當年的日本海軍包括旗艦松島號在內一共三艘主力艦是由白勞易主持設計的，這封信是黃海大戰結束後日本海軍向他說明這三艘艦在戰鬥中的情況，為他以後改良設計提供參考，這封信裡面就提到了致遠號沉沒的情況。

　　

　　信里是這樣說的，下午2點30分左右，致遠後部起火，3時許向右舷傾斜，其左側螺旋槳之一半在水面上旋轉，猶繼續前行。下午3時30分許，向右傾覆沉沒。由此可以看出，鄧世昌的英雄事迹也得到日方史料的佐證，是無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