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身體與政治

　　高陽先生以資質、本性、體格、教育、責任感、統馭、應變、私生活、機遇等為標尺，為清朝皇帝打分。光緒排名第六，位列中等。其失分項，主要是體格、應變與機遇。應變一節，我覺得光緒不算差，該評為「中」而非「下」。譬如庚子國變，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城，慈禧太后準備逃亡，光緒則道：「無須出走，外人皆友邦，其兵來討拳匪，對我國家非有惡意。臣請自往東交民巷，向各國使臣面談，必無事也。」（王照《方家園雜詠紀事》）隨後換上朝服，準備自赴使館，慈禧不允，強令同行。結合此前光緒對義和團及民氣的判斷，可知在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這兩大政治事故之後，他從躁進轉向沉穩，已經政治成熟，不僅能明辨時勢，還能開出藥方，並不缺乏應變之才。

　　再說機遇，按高陽定義，指「國運及個人得位之機會」。這兩點，於光緒而言，都有些不由自主。他被立為皇帝，年僅四歲，不但自己不能作主，就連其父醇親王奕譞，聽說兒子將入承大統，震驚之下，痛哭失聲，以至昏厥。至於國運，雖說與當國者相關，不過光緒執政，備受掣肘，大清王朝步入末世，他需承擔的責任不該超過三成；況且他處身的時代，正值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勢所趨，無人可逆，縱使借他康熙之才、雍正之術，怕也難挽狂瀾於既倒。

　　有待論析的是體格。在清朝，做皇帝是苦差事，強勢如雍正，都會感慨「為君難」。康熙晚年曾公開訴苦，他自八歲繼位，現在年近七旬，數十年來「殫竭思慮，耗敝精力，殆非勞苦二字所能盡也」，「古帝王享年不永，書生每致譏評。不知天下事煩，不勝其勞慮也。」故而對皇帝而言，首要具備一副好身體，其體格往往關乎國運。倘若身虛體弱，五勞七傷，哪有足夠的精力和心血料理國事呢，還談什麼勵精圖治、日理萬機？更麻煩的是，身體虧空到一定地步，則將殃及生育能力。清朝的皇帝，從咸豐開始，子嗣銳減，至同治、光緒，連一兒半女都沒有留下，誰來繼承皇位，遂成難題與禍端。要言之，清朝國運之衰微，與皇帝身體之衰微，幾乎同時發生，兩者之間不能說毫無關係。

　　話說清朝皇帝之選拔，一向兼顧身體因素。其主旨是立賢，從未奉行傳統的嫡長子繼承製，所以從順治到宣統，金鑾殿上，並無幾人是長子；恰因貫徹了立賢的準則，清朝皇帝的能力與政績，堪稱兩千年皇權社會之最。說起立賢，賢的標準到底是什麼呢？其中一條，便是體格。當年順治病危，考慮接班人，他本屬意皇二子福全，其母孝庄皇太後偏愛皇三子玄燁，雙方相持不下，諮詢經常出入宮廷的傳教士湯若望，湯若望建議立玄燁，理由是此子體格好，而且已經出痘（天花），今生便可豁免於這一在當時幾乎無葯可治的恐怖疾病。於是玄燁繼位，年號康熙。

　　同治十九歲而崩，膝下尚無兒女。去世當天，朝廷議立嗣君，按規矩，同治是載字輩，他的繼承人該是溥字輩，有人提議道光皇帝的曾孫，有人提議恭親王奕訢的兒子，可惜這些人選，都不中慈禧心意。因為倘由溥字輩繼位，慈禧便成了太皇太后，與皇帝相隔兩代，再無垂簾聽政之可能，必須退隱寂寞的深宮，以其年富力強，權力欲之盛，如何能夠甘心呢？是以她拋開祖制，力排眾議：「文宗（咸豐皇帝）無次子，今遭此變，若承嗣年長者，實不願，須幼者乃可教育。現在一語即定，永無更移。」（《翁同龢日記》）進而宣布奕譞長子載湉繼統，是為光緒。由這一節故事可知，光緒被立為皇帝，並未考慮身體因素，然而，沉重的帝位之於其孱弱的肉身，實屬不可承受之重，最終不僅壓垮了這個人，還摧毀了這個王朝。

　　

　　愛新覺羅·載湉（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4日）

　　後來慈禧向大臣回憶光緒入宮之時的情形：「皇帝抱入宮時，才四歲，氣體不充實，臍間常流濕不幹。我每日親與滌拭，晝間常卧我寢榻上。時其寒暖，加減衣衿，節其飲食。」（瞿鴻禨《聖德紀略》）這番記載，不無為慈禧辯白、宣揚其慈愛之嫌，不過光緒幼年體弱，氣血不足，則是不爭的事實。

　　光緒自小便怕打雷，一遇雷鳴，往往要鑽入他人懷中，以求保護。這固然不能直接推論其膽小如豆，卻不妨視之為一個意味深長的政治隱喻。光緒的保護人，一是他的伯母兼姨媽慈禧，二是他的老師翁同龢，慈禧雖是女性，於他卻如嚴父，翁同龢雖是男性，於他卻如慈母，甚至一度是他最親近的人，超過其親生父母（光緒五歲，翁同龢便開始教他讀書，師生之情長達二十載）。然而這二人，一個壓抑了他的性格，一個限制了他的格局，一個養他而廢他，一個教他而誤他，最終都成為了他的敵人。

　　慈禧對光緒的撫養，有其兩面性。一方面，如慈禧所云：「皇帝入承大統，本我親侄。以外家言，又我親妹妹之子，我豈有不愛憐者？……皇帝自在邸時，即膽怯畏聞聲震，我皆親護持之。我日書方紙課皇帝識字，口授讀四書詩經。我愛憐惟恐不至，尚安有他？」另一方面，鑒於對同治的教育失之於寬，對光緒的教育遂趨向於嚴，慈禧曾下旨，要求服飾光緒的太監必須是老成質樸之人，「凡年少輕佻者，概不準其服役」；加之慈禧的性情，強梁而嚴酷，在其威勢之下，光緒的成長，鮮有自由與快樂可言，如慈禧喜歡聽戲，光緒怕吵，卻不得不常常陪侍在側，鑼鼓喧天，於他則是身體與精神的雙重摺磨。不妨斷言，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宮廷生活，養成了光緒虛弱的身體與更加虛弱的性情。

　　翁同龢對光緒的耽誤則更深。作為講究「聖賢義理之學」的士大夫，一來隔膜於實務，二來隔膜於時勢，他所教出的學生，大抵是他的克隆品：光緒的空疏與偏執，正與其師一脈相承。以他的才具，置於政壇，只適合擔任翰苑之臣，然而憑藉光緒的信任，先後掌戶部，入軍機，「隱持政權」，儼然一國宰相，這不僅使他左支右絀，疲於奔命，於朝政更是得不償失。甲午戰爭，他一味主戰，誤導光緒——光緒也是激烈的主戰派，這正基於翁同龢的教育——終使國家跌入萬劫不復之深淵。更要命的是，以他為首領，集結了一幫激進派文士，後世稱之為帝黨，即光緒一黨，其動機無可非議，卻滋生一大惡果：有帝黨，則有后黨，針鋒相對，暗鬥明爭，導致光緒與慈禧之間的裂痕日漸深化，不可彌補，等到戊戌變法，刀兵相向，兩敗俱傷。

　　這裡且說戊戌變法。今人的反思與批判，大都指向康有為、譚嗣同等人，認為他們「鹵莽滅裂，輕易猖狂」，毫無行政經驗，不知統一戰線，以革命的方法搞改革，空洞的政策與強硬的態度，硬生生把改革推向了死地。不過，我們顯然忘記了一點政治常識：皇權專制之下，有什麼樣的皇帝，便有什麼的臣子，而非相反。哪怕說康有為們投機，那也取決於光緒的口味。所以說，康有為們的躁進，正折射了光緒的躁進，康有為們的偏執，正折射了光緒的偏執，康有為們的不切實際，正折射了光緒的不切實際。變法失敗，光緒的責任並不亞於康有為們，批判後者而遺漏前者，甚至指責後者蠱惑、誤導了前者，則落入「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窠臼，對雙方都不公平。

　　

　　光緒畫像

　　光緒的躁進，首先是一種時代病。他親政之後的中國，已經陷入危急存亡之秋，內憂外患，險象環生，朝野上下有志之士，大都懷有禍迫眉睫、危在旦夕的危機感，激進主義乃是最流行的對策，只是有些人投身改革，有些人獻身革命。其次與他的身體不無關係：哪怕時值青春華年，他便已多愁多病，備受神經衰弱、肝病、腎病等困擾，加上國事刺激，鬱積了滿身虛火，導致性躁、易怒。這些病象，在其生命最後一年，尤為顯著，如醫生稱其「有時肝氣大發，憤無所泄恨，以手扭斷某太監頂戴，以足跌翻電氣燈」，近乎是一種躁狂症，足見十年囚禁歲月對其肉身和心境的戕害。

　　戊戌政變之後，光緒的政治生命宣告終結。此後十年，他一直生存於嚴密監控之下，不僅帝位搖搖欲墜，甚至性命危若累卵。倘若他就此心灰意冷，淪為行屍走肉，倒也未必是什麼壞事，然而，偏偏他的見識與敏感更甚早年，偏偏他不能忘情於日漸沉淪的國事，如此一來，只能在痛苦與怨恨之中輾轉反側，在無力與無助之間虛度時光。這正印證了一句話：比「哀莫大於心死」更悲哀的是「哀莫大於心未死」。

　　此時光緒手中只餘一件武器：時間。畢竟他比慈禧年輕26歲，熬到慈禧死亡，他依然處於壯年，有望東山再起。說起來造化實在弄人，想當年，從甲午戰爭到戊戌變法，他一直在與時間抗衡，爭分奪秒；到頭來，所能依賴的唯有時間。當然，老辣如慈禧，早已注意到了這一點，她控制不了時間，卻可控制光緒的身體。當身體毀壞，時間還有什麼意義呢？由此，身體與政治的關係呈現了最殘忍的一面：對政治人物而言，身體不僅是革命的本錢，還是改革的本錢，甚至是所有政治鬥爭的本錢，有時，政治鬥爭的決勝因素，不是比誰實力更強，而是看誰活得更長。光緒一生最大失敗，無疑便是本錢不足。

　　2017年2月22日

　　供《中國經營報》

羽戈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