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產階層的新一輪「綁架」

侯雪琪 香港鳳凰周刊

　　「北京房價」這個詞就如循環魔咒一般，雖然從未遠離人們的關注視線，但也會周期性的在輿論場大爆發。最近關於「清華碩士集體逃離北京」「北京學區房價格連續跳漲」「房價在扼殺年輕人的未來」等話題再次讓不少人陷入「恐慌心理」。

　　近年來，學區房一直被認為是「硬通貨」，前提就是「學區房=更優入學名額」，其使用價值會一直保持不變，甚至增值，於是不少內地中產階層對這些「優質教育資產」趨之若鶩。那麼未來學區房會不會「降溫」？學區房的優勢真的會屹立不倒嗎？

　　

　　中產家庭：「我們沒得選」

　　學區房高昂的價格已成為目前最大的擇校門檻，這違背了義務教育的基本精神。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學者哈巍在研究中指出，以「就近入學」規則為主的政策只是將擇校費轉移到了學區房的價格上,難以促進義務教育公平均衡發展,相比於傳統擇校形式,「以房擇校」導致空間上的「居住群分效應」,使得不同階層群體受義務教育的機會差距擴大，不利於社會階層流動。

　　所有家長都望子成龍，中產乃至富裕家庭的家長更是如此，都想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但中國目前仍存在著資源與需求的巨大缺口，優質教育資源十分緊缺。既然學校分「三六九等」已是既定事實，那麼有條件做選擇的中產階層家長們就不得不去承擔這種緊缺帶來的成本。

　　宏廟小學的教師魏瑋（化名）談起學區房顯得很無奈：「其實各小學資質上的差距也沒有家長們想象的那麼誇張，那些所謂前十名前五名的排名並不是權威教育機構排出來的。學區房價格虛高和家長不理性的行為有一定關係。」

　　面對外界的指責，家長張女士很不服氣：「好的學校師資和升學條件明顯好很多。指責家長的人都搞錯了重點，我們也是受害者，沒得選啊！我和先生在北京打拚十多年，算中產家庭了吧。為孩子投資，不想輸在起跑線上，能買得起為什麼不買？我在這生活工作，沒法移民，想上好學校，不買怎麼辦？」儘管賣掉了兩套郊區房才換上一套西城區60的重點學區房，從事金融工作的張女士還是覺得這房買得值，她形容這是個「能者居之、物競天擇」的「剛需遊戲」:「總比靠找關係擇校來得公平吧，那樣我家孩子可能一輩子也上不了西城區的小學。」

　　張女士還告訴記者「以後會把房子賣出去換初中學區房」，當被問及「如果政策改變或是教育資源相對均等了，房子不好賣了怎麼辦」，她顯得很自信：「還早著吧。現在應該會一直漲，就算學區政策微調，西城區整體的教育資源優勢很難被影響啊，依然會是香餑餑。」

　　「我覺得西城的教育質量整體更好，不僅體現在學校資源上。比如我孩子要學鋼琴，我就能在附近中央音樂學院請更好的老師，想學芭蕾也能在北京舞蹈學院上更專業的課。」北京某高校教授李燕（化名）在接受採訪時毫不掩飾自己對西城區學區房的嚮往，但她卻恰恰因為買學區房而惹上了一場官司。

　　「我們中產階層被綁架了」

　　李燕2015年通過鏈家地產購買了一套西城區阜成門外第一小學的二手學區房。當時由於李燕手頭尚有舊房未賣出，還不具備購房資格。在中介的建議與協調下，李燕一邊與中介、房主簽訂了購房合同，一邊與房主達成口頭協定「萬一舊房未及時賣出，則將其父母戶口遷入北京，將所購學區房轉至其父母名下以便落戶，不會影響孩子上學。」李燕回憶：「中介當時拍著胸脯跟我說沒問題，說很多人以房換房，都這麼做。」

　　然而，當李燕發現舊房真的轉手困難，只好帶著父母與中介、房主當面簽「轉戶協議」時，房主卻變卦說不賣了，並且要求李燕賠償60萬元違約金。「我當時就傻眼了，馬上覺得被中介和房主聯手坑了，也怪自己法律意識不夠，太輕信他們。有朋友猜是因為房價大漲，房主覺得賣虧了才出此下策，我才恍然大悟。可你說，做人基本的誠信在哪裡？」

　　聊著聊著，李燕的語速變得有些急，她說官司已經進行了1年多，開庭三次都調解無效，孩子已經五歲半，上小學迫在眉睫。「一年下來這邊房價翻了近一倍，打官司過程中我舊房也賣出了，但這些錢現在也不夠買這附近學區房了，進退兩難，我算是被這個房子綁死了。」

　　李燕接著說道：「這事我自己有疏忽，但中介也不負責，甚至不願意出庭作證。最關鍵的是房主特彆強勢，毫不讓步。太無奈了，誰叫現在是賣方市場呢？我這絕對不算個例，不信你去西城區法院問問，學區房糾紛的案子多了去了。」

　　最後，她嘆了一口氣：「我就是太老實了。當時有人建議我和先生用假離婚解決落戶問題，那樣會簡單的多。我沒料到事情會成現在這樣，所以沒同意，但聽說很多人都用這招。你看看把人都逼到什麼地步了？我覺得很無力，陷阱和花招太多，買學區房簡直是對中產階層的新一輪綁架。」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5年發布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從2007年開始，在二手房買賣過程中因戶口問題產生的糾紛在逐年遞增。一中院民一庭法官張潔芳表示：這類官司多發生在優質教育資源集中的海淀、西城和東城三區，「尤其是近些年，學區房買賣中的戶口糾紛尤為突出，購買后不能落戶，會打亂孩子的入學計劃。」

　　另外，受整體房價上漲或學區調整因素影響，每年都會出現一批「二手學區房賣家坐地漲價，毀約成風」的新聞，為了將房子賣出更高價格，賣家甚至不惜向家長支付幾十萬元的違約金，因為「總房價漲了上百萬，就算先賠幾十萬，還是賺了。」

　　除此之外，常見的學區房官司還包括因「無法兌現學區房」引發的業主與開發商的糾紛、因「就近入學學區劃分」引發家長告教育部門的案件等。從目前已宣判的幾個案子來看，由於缺乏法理和事實依據，法院判決結果往往是原告家長敗訴。

　　

　　2016年3月7日，北京 西城區文昌衚衕牆壁上張貼的自購平房廣告。日前，位於北京西城區文昌衚衕的一間11平方米平房，起先中介標價460萬元出售，因住房地處重點小學隔壁，購買者為了子女教育，彼此互拼房價，最終以530萬的價格成交，創下了近期學區房單價的最高紀錄，每平方米40多萬元的房價堪超迪拜房價20餘倍。

　　學區房的「退燒藥」？

　　近年來，學區房一直被認為是「硬通貨」，前提就是「學區房=更優入學名額」，其使用價值會一直保持不變，甚至增值。然而，學區房的優勢真的會屹立不倒嗎？事實上，政府一直在想辦法給學區房「退燒」：

　　2014年北京市實行新「教改」：包括學校撤併、小升初直升、「九年一貫制」等措施，希望通過學區聯盟、大校年級組制、教育集團、教育集群制等方式，實現名校和弱校之間的教育資源均衡配置。

　　2015年，教育部展開部署：「到2015年，19個大城市所有縣（市、區）實行划片就近入學政策，100%的小學划片就近入學。」划片入學后，買高價學區房也未必能確保上名校。

　　2016年2月，教育部規定「在擇校衝動強烈的城區，推行多校划片」。「多校划片」即一個小區對應多個小學初中，用「電腦派位」分配學生入讀的學校。用教育部基礎教育一司司長王定華的話說，此舉是為了給學區房降溫，讓教育資源更趨均衡。

　　2016年3月，有報道稱北京市海淀區9月起將全面實行一套房產「6年一學位」政策，即一套學區房在6年內，只能有1個直系子女就近在學區內入學，二胎除外。

　　針對目前的多校划片等降溫學區房的政策，熊丙奇有自己的解讀：「政府為了抑制家長擇校和買學區房的衝動，設定了比如6年一學籍、積分入學、多校划片等框限，可這都是限制公民權利，走錯了方向。購房以及就近入學都是老百姓的權利，憑什麼買了房，不讓學生就近入學？多校划片增加的是學區劃分的不確定性，讓家長變得更沒安全感，存在很多風險。這種外圍措施治標不治本。教育部後來也明確說過：『多校划片是階段性的舉措，最終還得回歸單校划片。』根本途徑應該是政府積極作為，推動義務教育均衡化。」

　　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楊東平也認為：「為了治理學區房的亂象，在制度層面，要出台切實推進縮小學校辦學差距、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政策。」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管理學院院長顧明遠在一次採訪中談到：「學區房價格很大程度上可以作為義務教育是否均衡的晴雨表。」2006年的《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要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各級政府的職責是合理配置教育資源，縮小學校之間辦學條件的差距。轉眼十年過去，從學區房價格的瘋漲能看出義務教育不均衡狀況依舊嚴重存在，各級政府及相關官員的職責並未落到實處。

　　對此，儲朝暉表示：「歸根結底，這涉及到權力的均等，要想達到教育資源均衡發展，勢必要弱化政府手裡的權力，不放權怎麼改革？」

　　由此可見，義務教育均衡的改革以及學區房現象的緩解道阻且長。但從短期來看，學區的劃分隨教改的政策而變，學區房也不一定再能直接等同於某個「高價」的入學名額。如果有一天，教改政策真的逐漸完善併發揮作用，教育資源的分佈變得相對均等，那麼高價學區房的邏輯便將不復存在。這樣一來，今天中產階層趨之若鶩、進行價值傳遞的優質教育資產——學區房就極有可能變成一個個五光十色卻一碰即破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