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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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美國海外民主援助遭遇嚴峻挑戰

作者：長白山於 2013-4-29 21:21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政經軍事

美國《國家利益》刊發文章：《美國民主》，文章指出自從上世紀80年代美國開始民主援助以來，越來越多的非政府組織想從這個有利可圖的領域分一杯羹。不管關於美國衰落的預言有多大價值，可以肯定，這個國家的世界地位在將來會比在過去70年裡受到更嚴峻的挑戰。而美國非政府組織恣意擴展的支持民主項目可能實際上會妨礙它應對這些挑戰。

以下為文章正文：

卡爾•格什曼充滿自信，他知道自己在華盛頓的重要性。作為由國會資助的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NED)的主席，他監管著一個有171名工作人員的機構。2012年，他的機構向92個國家的非政府組織(NGO)發放了約1236份贈款，平均每份5萬美元左右，總額將近6200萬美元。

格什曼的工作是，在其預算和效能所允許的範圍內，竭儘力量在外國促進民主。NED的贈款不發放給個體異見分子和活動人士，而是直接發放給NGO———民間組織、社團和獨立新聞媒體。不同於美國的其他民主促進機構，它不與其民主促進行動所在國家的政府合作。鑒於對民主制度的普遍獻身精神在美國的民族意識中根深蒂固，這個追求在大多數美國人聽起來似乎特別高尚。「所有人都渴望自由。」格什曼宣稱。他概述了一個在全美國無論是在日益壯大的民主促進運動之內還是之外的人都普遍贊同的觀點。

但也有人質疑這種活動，也質疑美國人用聯邦政府的錢決定他國政體的理念，這個理念不可避免地讓人覺得是在謀求削弱現有的政府和干涉世界各國的公民體系。

被指實行雙重標準

埃及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在大規模街頭遊行示威活動中被趕下台———此事被讚譽為阿拉伯國家走向民主的潛在轉折點———的短短几個月之後，新政府突入搜查了10個民間社團組織在當地的辦事處，包括接受NED資助的兩個主要機構美國國際共和研究院(IRI)和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NDI)。

俄羅斯很快採取行動遏制或阻撓其境內的NGO活動。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去年秋天遭到驅逐，俄政府隨後出台法律，規定所有得到外國資助的團體都必須登記為「外國代理機構」。

此外，近來的學術研究對民主促進活動的有效性提出質疑。「儘管在過去10年裡給予了民主促進活動這麼多關注，但我們其實根本搞不清哪些項目決策者應當資助哪裡。」坦普爾大學的政治學家薩拉•布希說。她正在撰寫一本有關這個話題的書。雖然許多美國人本能地認為支持外國的民主對各方均有益，但研究結果與這個說法並不一致。

她還說，美國的推進民主活動往往被他國視為橫加干涉或實行雙重標準。「美國在海外促進民主時受到信譽問題困擾，」她表示，「美國領導人試圖在利比亞和突尼西亞等國家支持民主過渡，他們也支持巴林和約旦等國的友好獨裁者維持掌權地位。因此，美國關於在全世界支持民主的承諾往往顯得徒有虛名，尤其是在中東地區。」

獨立與否受到懷疑

儘管存在這種矛盾思想，美國的民主促進事業蒸蒸日上。薩拉•布希創造了「民主核心集團」來描述已成為一種虛擬家庭小工業的行動的參與者。根據美國國務院和USAID建立的對外援助網站，在2012年，美國政府計劃斥資26億美元在海外支持民主、善政和人權。這筆援助通過好幾個機構分發，包括USAID、國務院和NED。當然，這些錢還不包括由「民主核心集團」私下籌集的款項。來自私人的錢大多是喬治•紹羅什的開放社會基金會捐贈的，但福特基金會和麥克阿瑟基金會也是捐款大戶。

薩拉•布希估計：「『民主核心集團』里有20多個核心NGO(比如自由之家和NED)在許多國家開展活動，是這個領域的議程設定者。」不過，她指出：「還有大批美國組織機構也參與促進民主的事業，與民主援助項目中的核心NGO既相互合作又彼此競爭。」可爭奪的錢數額不菲，這個領域變得越來越擁擠。

據薩拉•布希稱，自從上世紀80年代美國開始民主援助以來，越來越多的NGO千方百計地從這個有利可圖的領域分一杯羹。

要弄清「民主核心集團」里的團體如何運作，最好從NED入手，它把一半的錢發放給它所謂的「核心受贈方」並充當它們的傘式組織，在它的核心受贈方當中，IRI和NDI致力於自由公正的選舉，國際私營企業中心主張自由市場和經濟改革，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則幫助工會。

雖然NED從基金會、公司和個人籌措一些私人捐款，但根據其2011年納稅申報單，它99%的經費來自國會。因此，它的獨立性一貫讓人懷疑。「我們的董事會在具體活動方面完全獨立自主。」格什曼堅稱。儘管如此，國會有時會規定NED的一部分錢必須給予緬甸、古巴或伊拉克等特定國家的受贈方。此外，NED的所有贈款和活動都要接受國務院和國會的層層監督，而國務院和國會從來不會把錢送出去卻不對其花費方式發表任何意見。

但不管NED實際上的獨立程度如何，它都無法逃脫其類似於一個美國政府部門的特性，致力於支持願意顛覆獨裁政權或阻止它們壯大的團體。

干涉別國反害自己

在中東抗議浪潮的那些興奮日子裡，有觀察人士讚譽美國民主促進組織向抗議群體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培訓與支持。2011年4月，《紐約時報》一篇文章的標題是「美國組織幫助培育了阿拉伯起義」。文章稱，美國官員等人認為，美國的民主建設運動在激發抗議活動方面發揮的作用比人們先前知道的更大，這些抗議活動的主要領導人都曾在開展運動、通過新聞媒體進行組織和監督選舉方面接受過美國人的培訓。

無論是在抗議浪潮之前還是其間，NED也發揮了一定作用。從2005年到2011年，它向利比亞人文與政治發展論壇提供了逾23.42萬美元。這導致了一連串的事件，最終使美國捲入衝突。2011年，北約在美國的大力參與下設立了禁飛區，對這個北非國家發動空襲。到那年年底，美國在利比亞的花費已經超過了12億美元。

這種干涉主義行動會給利比亞的前途帶來什麼後果尚無定論。在反對卡扎菲起義爆發的兩周年紀念日，英國《經濟學家》周刊載文稱：「政治、經濟和安全改革的步伐充其量稱得上慢如蝸牛。」暴力現象普遍，國家軍隊疲弱，公民社會停滯。這並不是說利比亞在獨裁者統治下的狀況更好，而是說在一定程度上由「民主核心集團」煽動的干預往往帶來意料之外的結果。

那些意料之外的結果還有可能對美國產生不利影響。當美國幫助卡達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向利比亞的反卡扎菲團體輸送軍火時，有些軍火落入反美伊斯蘭分子的手中。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卡扎菲雖然殘酷無情，而且曾經資助反對美國的恐怖主義，但為換取同西方關係正常化已經放棄積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反西方的姿態。因此他對美國的利益並不構成直接威脅，倒是利比亞隨後形成的局面最終對美國的利益構成威脅。其結果之一是，包括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在內的4名美國外交官在班加西領事館遇害。

多國遭遇慘痛教訓

美國可能還會在與一心要保護自己免受內部異見分子和反叛運動損害的外國政府打交道時付出外交代價。外國政府對美國民主促進活動的敵視與日俱增。埃及現在對NGO進行管理的法規堪稱全世界最嚴。2011年底埃及政府突入搜查了本地10個民間社團組織的辦事處，它對外部力量干涉本國內政的反感顯露無餘。

俄羅斯很快對自己國家的類似組織採取行動。2011年11月，普京在接受他的政黨對他的總統候選人提名時講了這樣一番話：「某些外國政府的代表集合由他們給了錢的人———所謂的『受贈方』———對他們加以指導，給他們找到『合適的工作』以便影響我國選舉的結果。」2012年普京當選后，他的政府於同年9月、也就是地方選舉的兩周前驅逐了USAID，聲稱該機構「企圖通過發放贈款對政治程序———包括各級選舉———施加影響」。

2012年10月，NDI將大部分工作人員撤出俄羅斯，將員工轉移到附近的立陶宛。同年12月，IRI也是如法炮製。

今年2月，在與聯邦安全局高級官員舉行的會議上，普京向所有外國NGO發出警告，提醒它們不要「干涉我國內政」。他告訴與會官員，他們必須做好準備粉碎外國干擾俄羅斯與鄰國一體化計劃的企圖。「他們也許會運用各種施壓手段，包括所謂『軟實力』機制，」他說，「俄羅斯和它的夥伴們建設和發展一體化工程的主權必須得到完好的保護。」因此，民主促進活動直接削弱了美國與一個地區大國的關係，而奧巴馬政府原本希望說服這個地區大國回歸建設性關係。

面對這種來自政府的敵視，外國的一些異見分子對美國的「民主核心集團」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謹慎。2006年，時任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請國會給伊朗民主基金撥款8500萬美元用於「促進伊朗境內的政治變革」。

結果很快便顯示出來，這筆錢是多餘的，因為它損害了伊朗境內正在進行的其他人權工作。「這筆(民主)經費猶如一把刀子，」伊朗記者伊馬德丁•巴吉告訴《紐約時報》記者，「我國政府指責我們接受美國人給的錢，突然之間，我正常的人權工作帶上了政治色彩。」

伊朗民主基金還破壞了美國和伊朗政府之間已然十分棘手的關係。伊朗譴責這些活動旨在推翻它的政府。

NGO的活動與美國的秘密行動交叉的一個慘痛例子是艾倫•格羅斯事件。格羅斯為私人承包商「發展選擇公司」工作，該公司獲得600萬美元USAID經費在古巴促進民主。在幾次前往這個島國時，他向哈瓦那的猶太人社區提供了通信設備，目的是打破古巴政府的「信息封鎖」。

2009年12月，他被古巴官員逮捕，被控「受雇為美國情報部門效力」。這個說法遭到美國官員措詞激烈的否認。2011年3月，他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面臨兩大致命缺陷

格羅斯的悲慘遭遇還凸顯了關於美國民主促進運動的兩個根本性卻極少得到承認的現實。一是它歸根結底是要促成政權更迭。這是因為，凡是被這場運動認為不夠民主的政權早晚會承受來自龐大的民主促進機器的壓力。

第二個現實是，這些民主傳道士不是獨立運作的。在由不想要民主甚至也許對民主懷有深刻抵觸情緒的領導人統治的國家，主張民主的活動人士開展佈道工作時或許會堅稱他們不受華盛頓約束，但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所做的正是一個往往看起來專註於促進民主的美國政府應當做的事情。

然而問題在於，在世界風雲變幻、全球力量對比出現強勁新動向之際，這對美國來說是高明的外交策略嗎？在俄羅斯政府被美國公開損害的情況下，你能合乎實際地指望它在對付伊朗方面與西方合作嗎？當華盛頓在一場低層次內戰中公然偏袒某些派別時，埃及人會怎麼看？在像中東這樣經歷了幾百年西方干涉的地區，人們會如何看待美國的干預？

無論是在環境舒適的NED總部還是在華盛頓的其他各大NGO辦公室，抑或是在它們的全球各地分部，這些問題似乎無人提起。然而它們是亟待回答的問題，因為世界面臨一個在許多人看來蘊含著美國衰落現實的未來。不管關於美國衰落的預言有多大價值，可以肯定，這個國家的世界地位在將來會比在過去70年裡受到更嚴峻的挑戰。而美國NGO恣意擴展的支持民主項目可能實際上會妨礙它應對這些挑戰。

本文作者：《沙龍》雜誌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特約撰稿人、《美國保守派》月刊特約編輯喬丹•邁克爾•史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