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時代：70年代中國

蔡翔（上海大學中文系）："文革新政"和70年代

我個人傾向於把"文革"分成兩個階段：1966～1968年，這一時期或許可以稱為"早期文革"；1969～1976年則是所謂的"文革新政"時期，這一時期以全國"革命委員會"的陸續建立為標誌，不僅開始全面恢復社會秩序，而且以一種更加激進的方式探索建立新的國家治理模式。這一新政時期的某些因素（比如"赤腳醫生"制度等等）不乏積極意義，但是總體看，卻暴露出更多的問題，社會原有的導致"早期文革"爆發的某些矛盾狀況（比如官僚特權、干群矛盾，等等）不僅沒有被消除，反而進一步激化。同時，"文革新政"自身也開始產生新的矛盾，這些重疊的矛盾累積導致中國的社會主義開始以危機化的狀況呈現出來。當然，在當時主要表現為一種社會情緒或者社會無意識，儘管這一社會情緒或者社會無意識在80年代獲得了某種"命名"，可是在1976年，卻順利地幫助了國家的某種轉型。

因此，如何重新研究這一所謂的"文革新政"，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工作，我在此只是提出若干問題，以供大家討論。

第一，階級鬥爭擴大化導致的泛政治化傾向。"文革新政"時期的階級鬥爭特點之一是它的下層化傾向。如果說以往的階級鬥爭對象常常是所謂的"上層"（官僚、高級知識分子等等），以此識別並重新鞏固執政基礎，那麼，以"清理階級隊伍"為核心的運動方式則將鬥爭目標移向下層，這在中共歷史上是少見的。後果之一是造成群眾內部的分裂，甚至相互揭發，人人自危。不僅指向每個人的舊有歷史，同時對"階級異己分子"的任意指定，導致權力的空前膨脹。而所謂"思想罪"、"言論罪"也開始流行，不僅導致群眾逐漸疏離政治，也是後來"公共 / 私人領域"的理論能夠流行的歷史前提之一。我並不完全同意人的日常生活可以獨立於政治之外，但由此可以討論的是政治究竟應該如何並且以何種方式進入人的日常生活。

第二，這一泛政治化的激進的國家治理模式在"文革新政"時期遭遇了種種挑戰，其中之一是城市化的崛起。我在此提出的問題是，在我們討論社會主義的危機化過程中，應該注意一些非意識形態化的因素，比如城市化的問題。1949年以後的城市化過程產生了自身的種種問題並要求政治的回應方式，比如：個人自由度的要求增加、人的基本需求逐漸向慾望化方向發展（由此帶來的計劃經濟的危機）、娛樂（其中包括在同時性中尋求非同時性的需要）、生活方式、趣味、新的時尚塑造，等等。我曾經強調社會主義也在生產自己的中產階級（城市市民），那麼這一階層的要求如何潛在地對抗"文革新政"就是一個需要重新討論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也一直延續到今天。

第三，與這一問題相關的，是新的技術和媒介的出現。農村問題這裡可以暫時擱置（實際上無法擱置， 70年代中期，縣辦化肥廠的興起、水稻雜交技術的成熟等等，導致糧食產量提高，但是豐產為何不能緩解農村的貧困，反而刺激了80年代的包產到戶？）。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工業化的速度加快，比如化工業的興起，化纖產品導致的服裝革命，傳統的艱苦樸素遭遇到什麼樣的技術挑戰，新的審美觀該怎樣回應，等等。生活領域出現的新問題可能是重要的，它會要求相應的文化政治的形式，在這方面，"文革新政"的形式化程度或者形式創新是不夠的。這個問題今天也仍然值得左翼思想重視，如果左翼思想缺乏在生活領域中的號召力，它的力量就會相應變得薄弱。

第四，"文革新政"出現的另一個可能重要的問題（當然是對我個人的專業而言），是審美領域事實上開始疏離政治，個人開始通過非主流的審美方式表達自己的情緒化追求。這裡需要討論的問題是，中國革命曾經有效地利用了種種審美形式，並成功地將政治情感化和審美化，那麼，在70年代，是什麼原因阻止了政治的這一審美化的轉換過程？如果將審美活動處理成個人的情感領域（施米特語），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當時的政治無法再度進入個人的情感領域，而審美領域的相對獨立實際上推動了80年代的另一種政治化想像？

第五，"文革新政"開始大批量地生產出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知識青年，怎麼解釋這一群體的存在和特性？），這一群體和取消高考制度有關，事實上的人才積壓。一方面是新的社會分層（特權、開後門等等），另一方面是強行抹平這一分層現象，從而導致階層間的流動性的基本消失。重新討論70年代的階層分化，仍然是一個有意思的研究領域（比如經過"早期文革"，官僚階層不僅沒有消失，反而進一步加強甚至固化），引申出來的問題則是，什麼是可以容忍的階層差別，以及在這一可容忍的階層差別之間，形成良性的流動，而不是根本的否認，而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否認，又恰恰為制度上的分層提供了階層固化的可能。這是一個曾經出現過的歷史的悖論現象。

第六，應該承認，"文革新政"仍然處於現代化的進程之中（當然，何種現代化仍然存在衝突），一個問題是，中美關係解凍帶來的思想衝擊，中美、中蘇、中美蘇關係，在這一複雜的地緣政治關係中，國家利益被凸現出來，兩個傳統的世界性視野逐漸淡出：國際主義和第三世界。而在這些問題背後，則是對"天下"的倫理承擔。離開這兩個視野，離開對"天下"的倫理承擔，現代化才可能轉化為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理論，即后發國家的現代化，只有通過和發達國家的交往才可能加速（雷迅馬語），而這一現代化理論導致的結果則是"內面的人"的建構（檳谷行人語）。

第七，在"文革新政"時期，"早期文革"的精神並沒有完全消失（造反、懷疑精神、獨立思考），"早期文革"的特點之一，是毛澤東和群眾的直接結合，由此導致了叛逆性人格的形成（尤其是青少年），某種迷信狀態中的解放，而"文革新政"中的"學理論"運動，通過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經典閱讀，造成的實際的思想結果，其中一點，是官方對馬克思主義的壟斷權被打破，個人開始爭奪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並開始產生對現實的質疑和對未來的重新想像。但是， 70年代的這一"異端思潮"（或"新思潮"）呈現出什麼樣的特點以及它和"早期文革"的異同（從楊小凱到李一哲），需要重新討論和研究，而這關係到80年代思想和文學運動的研究。

黃萬盛：蔡翔企圖把影響一個大時代的因素歸約為幾個基本論題，我想就此談一些粗淺的感想。能夠注意到大的政治敘事結構和日常生活當中的細節，包括像化纖品等這類東西的出現對社會的影響，這是非常可貴的學術努力。我們知道從年鑒學派提出"一切歷史都是日常生活史"之後，歷史研究的領域被大規模打開了，但與此同時形成一個化約主義的困境，就是我們怎樣把廣泛的生活內容還原到一個可以追尋的歷史譜系和精神線索中去。後來在年鑒學派發展的一定階段上面，譜系學的考慮出來了。它要建立一些更有機的聯繫，能夠更好地了解歷史的脈絡。我們能不能在多元因素了解生活的同時，更加集中地去理解生活方式和歷史敘事的關係？這是因為日常生活跟生活方式之間還是有距離的，柴米油鹽是日常生活的內容，而不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由生活信念、習俗、群體組織機制、日常行為規範等結合而成的特定的生活形態。當生活方式發生改變的時候，有意義的歷史變化也就發生了，所以從一個特定生活方式的形成和改變去透視那個社會後面一些支架性的要素的變化和歷史變化的關係，對我們了解歷史的繼往開來會有真切的體認，而不是歷史概念的堆砌和生造。

單世聯：蔡翔、王紹光兩位先生都是立場比較鮮明的學者，這次所探討的話題也是共同的，那就是"文革"後期的中國思想與社會。兩位的觀點也是相同的，那就是70年代與80年代或者說"文革"前後具有連續性。近三十年來，大家比較強調這兩個時期的斷裂，現在有人來討論它們的連續性，當然是有意義的。其實，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可以從連續性和斷裂性兩個方面來理解。我們經常會使用"歷史新時代"或者"歷史里程碑"之類的話，"新"相對於"舊"而言，哪一天是新呢？是今天還是明天？"新"並不是從某一天開始的，"歷史的里程碑"也不像公路里程碑一樣確定，生活總是延續的，但它確實也在變化；變化是逐步的，只不過有時變得快一些，有時變得慢一些。以"文革"為例，兩位強調其前後的連續性，但其斷裂也很明顯的。比如鄧麗君完全不可能在"文革"期間進入中國大陸，70年代末開始傳入廣東時還是悄悄的，1983年我去廣東之後，唱鄧麗君的歌曲原則上還是不允許的。有沒有鄧麗君，這就是一個斷裂。歌聲所表現出來的，是新的感情方式。自然，鄧麗君傳入中國大陸，也是一個過程。我的意思是，歷史有連續有斷裂，我們可以考察它的任何一個方面，但對任何一個方面的理解都要關照到另一個方面。當我們講，"文革"以後中國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不能說這個變化是忽然有一天"千樹萬樹桃花開"。當我們考察70年代、80年代的連續性時，也應當看到這兩個時期還是有巨大的變化。如果不是"文革"結束，在座的諸位恐怕基本上不能上大學，更談不上在此談論毛澤東。如何在強調一方面的同時又承認另一方面的合理性，我想是類似於蔡先生和王先生這類研究所應當關心的一個問題。無論如何，要理解80年代以來的中國，強調變化可能更符合歷史事實和歷史體驗。

剛才黃萬盛先生提出，對任何事件，如果我們放長時間來理解，就會更加清楚，事實上也是這樣。問題在於，對於漫長的人類歷史，我們的研究還是必須劃分階段。比如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實際上在此之前有加羅林文藝復興、熱爾貝文藝復興、12世紀文藝復興，但我們還是要說是義大利的文藝復興開啟了西方歷史的新時代。研究歷史，是看重它的連續性還是斷裂性，取決於我們想要突出歷史的哪一方面，這不只是一個方法與視角的問題，也是一個觀點的問題、評價的問題。兩位先生強調了70年代、80年代的連續性，對目前依然流行的一些簡單的說法是有校正作用的。

關於蔡翔先生的主題發言，第一個問題是所謂"泛政治化"的問題。你說到階級鬥爭下層化的問題，在中共歷史上是少見的。這個"少見"少到什麼程度？在我的認識中，延安整風時期人人寫反省筆記、相互揭發是下沉的，土改時廣泛動員群眾鬥地主是下沉的，反右時上級下指標到具體單位也是下沉的，反右傾運動中不少基層幹部受批判、被打倒也是下沉的，"四清"運動中的"紮根串連"也是下沉的。我記得大概是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的時候，所在生產隊就有些老農民議論，說還不是老一套，上面整完了又來整我們。這個例子說明至少當時就有人認為，這種"下沉"是老一套，他們也有對付這種"下沉"的經驗。第二個問題，就是你說的社會主義產生了自己的中產階級。這個問題很複雜，我想請教的是，"社會主義中產"這個概念如何區分於韋伯的普遍化的科層制和托洛茨基派所說的"官僚階級"？這個"中產"究竟是官員幹部階層還是"新生的資產階級"？你說這個中產與城市化有關，城市化是不是帶來了慾望或者說新生活，這是另一個問題。不過在"文革"後期，城市權力重建后對社會的控制更厲害了。如何理解權力重建、官僚制的強化與城市生活之間的關係，似乎還需要進一步展開。第三，你講到了農村豐產了沒有豐收，你用了一個問號。我也一直在琢磨這個問題。比如我當時生活的農村，糧食緊張是普遍現象，每年的"長三春"，大多數農家都因糧食不夠而甚感痛苦。但農民勞動都很苦，起早摸黑是常事，"打突擊"、"加班"、"三搶"這些字眼就反映出當時農民的辛勤。當時的產量確實不高，但此外還有一個糧食到哪裡去了的問題。我後來知道，"文革"後期國防開支非常大，支援亞非拉非常慷慨，這不能不影響到農民的口糧。是不是這樣，需要再研究，但我說的這兩個因素，肯定是存在的。實際上，這兩個因素在"文革"前就在影響普通人的生活了。第四，你用了一個"文人集團"的概念。我不能設想，在打出了無數"反黨集團"之後，還依然存在一個"文人集團"。可以被稱為"文人"的，當然沒有全部被打倒，但他們之間的交往受到很大限制。即使還有你所說的這類"文人"在從事文化工作，他們也沒有什麼自主性，更談不上影響或參與"新政"。直到1986年我在廣東省文聯工作，我經常跑劇團和藝術家團體。我發現，一齣戲的產生，根本不是幾個文人的事情，從擬定主題到深入生活，從準備提綱到修改定稿，從排練到公演，有無數的領導和部門參與其中，真正是咬文嚼字。所以，"文革"後期是不是有一個文人集團並且能夠發揮社會作用，還需要再考慮。你所說的第六點我覺得講得很好，就是說國家利益。1950年到1960年的國家文獻當中沒有"國家利益"這個詞，但是中美關係的解凍，除了"國家利益"之外，我們無法解釋。事後看來，這也許是告別意識形態時代的一個重要動向。當然，也不能估計太高，因為中美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至今也鮮明存在。

金大陸（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黃萬盛老師講的"中國向何處去"，這樣一個命題還是存在的，但我覺得面對這麼大的命題，思想史的梳理是一個方面，同時還是要追問很多內部的細節或開挖深度的史料來支撐，才更有價值。上個禮拜，我參加了朱永嘉與當年寫作組一些人的碰頭會，他們主要想把當年從《紅旗》組稿組到寫作組，以及上海這段歷史跟張春橋、姚文元的關係梳理清楚。我聽到一個非常有價值的信息，也是發生在寫作組身上的事情，就是有一篇文章寫了36稿都沒有改定。主旨是姚傳下來的，而所有姚傳下來的主旨都是毛的意思。他們一直不理解，反覆修改都不成功。"文革"初期講"四大"，講巴黎公社式的選舉，直至奪權后仍在一些地方發生因保守派人多通過巴黎公社式的選舉上台的事。所以，這篇文章的旨意就是"協商"，就是"有限選舉"。巴黎公社式的選舉是"文革"大民主的一個法寶和象徵，但當主義、原則與政治需要發生抵觸的時候，還是要變通的。從巴黎公社式的選舉到"有限選舉"，這是"文革"中中共高層指導下的重大變化，但又不明說，讓下面發出一個聲音，具體的寫稿人怎麼能領悟、吃透其中的微妙之處呢？怎麼能不寫36稿呢？"有限選舉"，我聽了非常震驚。所以，我們關於譜系思路的梳理，還需要很多深部、細部的史料來支撐。

黃萬盛老師講權力的問題要拉到更長的譜系來看，這無疑是對的，因為可以看得更寬闊、更深遠。同時，反過來看，拉到更長的譜系也要追問這個權力的來源和構成，這兩者是不能脫離的。最近，我們從上海一個很支持"文革"研究的收藏者手中，看到一個細部的史料很說明問題，那就是上海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當時共青團上海市委書記陳新發的九大日記。原版本，很寶貴吧？我們原來看到九大的材料，就是張春橋、姚文元參加之類的。這本日記每天都記，哪天代表團怎麼行動，開什麼會，王洪文來傳達報告什麼，等等。會中一天，日記記錄晚十點半，張春橋、姚文元與上海代表團會面，姚的講話比較短，強調當時要解決的是"人-人"關係；張講得比較長，整個都是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思路，關於勞動與工資的問題、公有制的問題、個體戶的調查、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問題，他都講到了。我們知道，這個通過柯慶施傳達給張的源於毛的思想，促使張在"文革"前就有這麼一篇文章，並得到毛的高度讚揚。在1969年九大召開的時候，張又這麼系統地講，所以實際上，這個跟張後來的那篇《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是一脈相承的，且張在這個方面有著極其鮮明的表達。

我以為像這類史料能夠開發、利用，是對掃描、理解思想譜系的支持。

黃萬盛：張春橋的堅持，我認為不難理解，因為他知道毛澤東堅持這個問題。我說不能那麼簡單把"文革"看成是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權力鬥爭，在鬥爭的後面真正隱藏著社會目標理念上的重大分歧。後來毛說路線是決定一切的，這句話是有內容的。我們要去了解那個路線是指什麼。但毛本身對他的那些概念是不是足以構成一個社會制度，我覺得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他可以從巴黎公社裡面吸取很多的觀念，但是這些觀念全部結合在一起是不是足以建構一個可以運作的社會制度體系，那是極大的問號。一直到最後，他都沒有把握，所以他還是要說"七八年再來一次"。反正是要把這個循環堅持下去，最後能搞出什麼，他並不知道。希望在這個問題上看到分歧，但是不要把分歧的目標過度理想化，這當中是有一些張力的。

徐俊忠（中山大學哲學系）：毛澤東確實有一個制度重構的設想。"文革"在度過最混亂的年頭后，他就抓這個東西了。我寫過一篇文章講他"虛君共和"的兩次實踐。"虛君共和"的第二次實踐從1969年開始。1969年2月召開全國計劃座談會，部署一系列的改革。很明顯，這是"文革新政"的重要內容。改革的力度很大，把原來國務院90個部級單位合併為27個，把國務院政府工作人員的編製只保留到18％，剩下的82％就到"五七"幹校去了。除此之外，在財政上，當時的變革也相當大，削減了中央財政的比重，擴大了地方財政的比重。記得中央財政所佔比重，最低的年份不到12％。後來說財政到了崩潰的邊緣，大概就是指這種狀況。與此同時，還有國家的物資調配的改革。我們講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一些重要物資的調配計劃。1966年國家統配和部管物資達579種，改革後到1972年降到200多種。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沒有用"文革新政"，因為我覺得要把一個概念確立起來，沒有做充分的研究是不行的。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毛澤東確確實實有一個很大的社會制度的改革構想。1966年、1967年"天下大亂"，1968年就開始做改革的部署。今天許多人認為"文革"就是要打倒劉少奇，實際上並不那麼簡單。我贊成黃老師講的把審視歷史事件的視線延長的看法。實際上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的這一改革，由來也是已久的。他非常不滿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建構起來的制度。那個制度基本上是從蘇聯搬過來的，他當時就多次批評了，《論十大關係》就很明顯了。從《論十大關係》到1958年，由虛而實，來了第一次"虛君共和"的實踐。但由於1958年那一次太急，加上許多幹部思想上也不通，結果弄亂了。弄亂了以後就治理。當時毛澤東組織放權時，"放"得很厲害，後來治理時就"收"， "收"得也很厲害。"收"是劉少奇主持的，也有陳雲的重要作用。把這段歷史接起來看，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所謂權力鬥爭的問題，而是有價值理想底下的制度建構的差別。當我們看到這個差別真實存在的時候，你再說毛僅僅為了權力鬥爭，為了個人之間的鬥爭，就不可信了。

蔡翔：謝謝幾位的補充。我這裡只是對自己80年代的研究所提出的一些問題，只是一種自我提問，因此可能表述得不是特別清楚，希望有機會能修改出一篇文章。我選幾個問題回答。到底怎樣去區別一個時代跟另一個時代之間的關係，我比較習慣這樣來解釋：某一時代和上一時代的關係，往往是這個時代要回答或回應上個時代的問題，包括上個時代的問題出現危機，這樣才建構成時代和時代間的關係。因此， 80年代實際上是在回應70年代的問題， 70年代則要回應60年代的問題，換言之，一個時代的問題積累到一定的程度，而且這些問題被危機化以後，一定會影響到另一個時代的出現和發展。也就是說，要解決這些問題，那麼解決這些問題又會引發新的問題，然後又會引起下一個時代的出現。至於階級鬥爭的下層化，不僅僅是階級鬥爭擴大化，它實際導致的是群眾內部的分裂，以及對政治的逐漸冷漠，這是所謂70年代的非常重要的特點，和以往的政治運動有聯繫也有區別。至於社會主義如何生產出它自己的中產階層，這是個大題目，我在以前的著作中有過討論，但還不夠，還應該繼續深入研究，但我要說的是，它不僅僅指幹部階層，還應該包括其他群體。很多問題，在60年代的前期就已經出現了。剛才說的農村問題，實際上並不是一個純粹的農業問題，同時還是一個兼業的問題。但是如何兼業，怎樣兼業，就會涉及許多問題，包括交換。我覺得傳統的社會主義，一直沒有很妥當地解決好交換，也就是市場問題。

三、70年代的倫理記憶與日常生活

黃萬盛：70年代的倫理記憶

對於70年代，我這代人是完全經歷過的，而且記憶也仍然存在，所以回過頭看這段會有一種歷史感 ，特別是歷史的滄桑感。我們做歷史研究的 ，通常會接受這樣一個觀念：因為歷史的跨度很大，你不能事無巨細一併處理，所以人們會把一些歷史的大事件作為標誌，並串聯起來構成一個歷史敘事；所有的人讀世界史，讀歐洲史，乃至於讀中國史，讀到的都是這些大事件所組接起來的歷史，而大事件之間的聯繫基本上是一個建構活動，是一個解釋活動。這樣一種史學方法有它的優點，能夠自如地把一些大事件天馬行空地走完，但是也有缺點，就是我們忽略的東西也許並不那麼微不足道，相反可能非常重要，所以當代歐洲、美國的歷史研究當中，更多的是摒棄這種串聯大事件的歷史研究方法，更多地注意事情背後更隱秘複雜的關係。我覺得這是我們今天討論70年代這個問題的理論合法性時，很多學者開始接受的一種歷史觀。

當然，我在美國還接觸了另外一些非常好的思路。大家看看，今天坐在這裡的大部分都是男性。男性在歷史理解的過程當中對於權力、政治、戰爭這類非常強勢的東西有很強的情感關懷。這是一個性別的問題。如果是一個女性主義敘事的歷史觀念，她們看到的並不一定是這些東西，女性的敘事觀念能夠慢慢地進入到歷史敘事當中，能夠打開很多東西，比如協調、合作、交往，比如日常生活領域，可以更多地成為世界歷史的主體和主流來加以認識。我們一定要意識到，我們未見的歷史真實發生的樣子，很多是我們用自己的感受建構出來的。在討論70年代的時候，我根據的是自己受過的專業訓練和思考，這是有限制的。和各位學者的思考有所不同，我可能更關注哲學、觀念形態、思想史對歷史的作用。其實，對歷史事件的因果描述和對歷史進行觀念價值角度的討論，這兩個方面都是重要的，它們是可以相互補充的。

帕思卡·卡薩諾瓦是當代頗具影響力的學者，他的《通信中的公共世界》一書討論了公共世界是怎樣產生的。針對但丁的《神曲》翻譯的研究工作--比如你要把它譯成葡萄牙語，我要譯成英語或法語，有一些段落和詞句我們不太理解，於是寫信討論怎麼翻譯--他把這些書信儘可能地集中起來，最後發現在這些書信當中討論的問題，最主要的都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價值問題--新價值的出現，特別是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帶動的一些價值觀念突變，和原來的生活價值產生一些衝突。所以我們如何在一個新的價值觀念自身的意義上去理解它，而不被我們生活經驗所局限，這就需要重新解讀、認識、理解，在這個過程中，價值得到傳播，地方的經驗在翻譯中成為普世的認同。這本書討論的就是但丁作品翻譯過程對於新價值觀的傳播與建構所起的作用。從後面的歷史我們知道，價值的推動導致了整個近代史的大量演變。

王紹光教授今天上午提到馬丁·路德。哈佛有個研究馬丁·路德非常出名的教授，叫艾瑞克·艾瑞克遜，他寫了非常有名的著作，叫《青年路德》。他集中了解路德在童年、少年到青年的心路歷程。他發現路德在那段時間有一個認同的焦慮。在怎麼定義自己上產生了很大的焦慮，路德一直在問："Who am I？"（我到底是誰？）所以這個問題不斷突破，不斷深入，我們最後看到一個偉大的景觀，就是用個人對聖經解釋的權力，去解構教會壟斷的這部分權力，這在後來帶動了偉大的新教革命，乃至於整個現代化的出現，我們都要追溯到新教的源頭。艾瑞克遜後來討論的問題就是偉大個人與歷史的關係，所謂偉大個人，就是能把最重要的價值觀念帶入歷史進程的人，所以他認為偉大人物創造歷史，這一觀念和我們很多相關討論有不謀而合之處，因為我們如此地關注毛澤東，關注和他相關的一些人物。當然美國的學術界對他有很多批評，認為他把偉大人物對歷史的作用過分誇大了，忽略了各種社會因素和社會力量本身對歷史的作用。

我也覺得在哲學上可以把人物這個因素過濾掉，集中考慮價值的突破，不管是偉大人物還是小人物，他在歷史的一定階段中，起到一個價值突破的作用，而我們的責任就是對價值的突破和現實關係之間的變數做比較深入和謹慎的分析，而不是那種大思想衝突後會引起重大的歷史轉變的簡單看法。比如說啟蒙運動，我們說經驗的、理性的力量對於神學世界觀的解構，引起其後大規模的社會變革。這是通常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引導我們注意某種大觀念的突破所帶來的巨變。但是現在史學研究也發現沒那麼簡單，社會轉變的背後有更深刻的聯繫。比如在民主的建構當中，是否真的跟經驗主義、理性主義的崛起有那麼直接的關係，而跟宗教的關係截然割裂？其實在選民背後的問題有很深刻的基督教背景，所謂人是上帝選民的理念；再比如法律的超越性，實際上是來源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為人類立法。理性對世界的權威性，其實與上帝的外在超越的結構本身有關係。這就是基督教所建構的生活方式對歷史的支配性影響。很多思想家討論的其實不只是啟蒙理性對現代化的關係，更廣泛的是討論傳統基督教的改變和現代化之間的相互關係，我們以為斷然割裂的東西，到後來被發現裡面的筋骨和血脈是完全糾纏在一起的。這對中國的思想家或許是有重要意義的，因為從"五四"的世界觀到《共產黨宣言》的兩個"決裂"，人們比較習慣從斷裂的角度看待歷史和處理問題。收到開放時代論壇的邀請，對我來講，也是對自身歷史觀的反思、檢討的機會。我們怎麼看70年代后所出現的大突變，然後努力尋找這種突變背後隱形的、複雜的、重要的聯繫？我覺得在這些隱性的聯繫當中，隱含的最重要的要素，可能是更深刻和更久遠的基本價值，比如自我認同的問題，比如自我實現的價值空間的問題，比如自我在社會中面對的秩序在倫理上的合法性的問題。實際上所有的變化，都是圍繞這些問題的定義來重新開展。從英文的角度來說，改革、變革，前面的詞綴都是"re-"，"reform"，"revolution"。它基本上是講一個已有的東西，因為偏離了，改變了，所以我們要進行重組，而不是開天辟拿出前所未有的嶄新的東西。因此我們需要考慮連續性，包括在連續性上去考慮斷裂是如何發生的，而不是一考慮連續性，其中的斷裂就沒有了，這是一個兩面的問題。

70年代之所以重要，就在於我們所持有的最基本的價值，當然也包括60年代的後期，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重組的階段，它是把我們原有的一些觀念重組后的宏大規模和過渡現象。70年代是一個太過複雜的歷史時段，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大事件，而且大事件發生的頻率是如此之快，前面事情還沒有適應，後面已經來了，改變是非常跳躍的。而構成70年代存在的主體，又有非常複雜的年齡階段，比如像王朔和姜文，他們那出《陽光燦爛的日子》，是關於70年代的兒童記憶。而對於在70年代歷經鬥爭的老年人，如果讓他們去寫70年代的故事，會充滿苦難、悲慘和辛酸。各個年齡階層在70年代對他們所經歷的事件，本身還有解讀的立場和角度上的差異，所以會變得特別複雜。我們能不能在如此複雜的事變和多元的參與主體當中梳理出一個基本的可以共享的線索？我覺得這是這次會議非常深刻和潛在的目標，如果我們能夠實現一部分，那我會非常高興。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對於價值核心輸入的最重要的課題，是主體的問題，就是所謂"當家作主"，"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學生、小學生、工人，還有其他的階層，都可以對制約他們生活的制度結構提出反抗和挑戰，雖然來源不是自我建設的，是外部輸入的。通過毛，通過中央文革小組，通過"兩報一刊"社論等各種各樣的途徑輸入腦海裡面，它完成的行為效果，是一個主體意識的出現。這個主體性的問題非常複雜，我在這裡只做一個比較武斷的區分：60年代到70年代初，它的主體性是一種類似的宗教性主體；以後有主體的失落和流放；再之後，經驗和理性的主體開始慢慢出現。這是我這個年齡的敘事立場，再往前看，更有意思。1949年以後，共產黨政權的意識形態是翻身解放、人民可以當家作主，人民可以決定國家的命運；到50年代中期，開始制度化、規範化的建設，終於發現，這個解放了的主體性出現了很多問題，資產階級法權也罷，按勞分配也罷，核心問題是可以參與社會管理的主體完全被控制了，被邊緣化了。毛要把那個近乎烏托邦的理想社會重新找回來。可是在尋找的過程中毛非常孤立，他一輩子的心路歷程，從政治哲學和哲學的角度來看，就是對中國現代的精神性重建。他的前輩探索過物質化的中國現代化，根本體制改革的現代化，但是他們都沒能創造一個新中國。最後，在"五四"時期落到了精神的文化的改造，落到了革新精神支柱以便架構現代化這個關鍵問題上。所以像魯迅這樣的人會提國民性的改造，陳獨秀會認為整個文學意識形態的變革是國家現代化的前提。他們認為必須通過文化的運動、通過文化的革命去改造人的靈魂，為社會的轉變準備最重要的力量，形成最重要的載體。毛的世界觀是在這個時候形成的。毛在湖南第一師範學院留下的一些筆記表明，他對柏格森非常關注。柏格森是德國意志論的倫理學家，他對自由意志的倫理學理論有很大的影響。培養意志、訓練意志一直是毛的情懷。即使在延安，在那麼困難的戰爭條件下，毛關心的問題仍然執著而不動搖。他要的是高尚的人、脫離低級趣味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全心全意的人，還是要對人進行根本的改造；他擔心的是我們根本沒有自覺群體能夠建設未來美好的理想社會。可以說，這是毛的中心困擾，也是了解毛和"文革"的關鍵。我們看，1949年在西柏坡的時候，毛已經開始提醒全黨思想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還會繼續下去，那和他根本的心路歷程是一致的。50年代初批判"清宮秘史"，是為了提醒人們改良主義那一套和我們理想社會的目標相距甚遠；批評"武訓傳"，是告訴人們用封建社會傳統的資源去塑造新人，不僅非常荒謬，而且相當危險；1957年批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是告訴人們才子佳人不是社會的主體，而是階級鬥爭的對象；1963年學雷鋒，到1964年階級鬥爭被重提，是需要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所以對毛澤東來說，階級鬥爭的主要目標不是打倒一批人，而是在靈魂深處完成階級鬥爭的自我清算，把每個人變成純粹的人、無私的人。這個過程對他來說，最痛苦的經驗就是，1949年成功之後以為可以在政權保障下建設一個新世界，卻在農村按照理想進行公社化改革的過程中發現，那些靈魂深處沒有改造好的舊人，不僅不能理解這個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反而把制度改革的資源消耗殆盡，農村吃"大鍋飯"，砸鍋煉鐵，甚至最後連種子糧都吃光。1963年和1964年意識形態的問題突然變得非常突出，這是前面的經驗教訓讓他明白，想依靠一個現有的制度架構和現有的群體來完成理想社會的建設是遠遠不夠的，理想社會必須建立在新人的基礎上，新的世界觀、新的觀念才是新社會的保障。"文化大革命"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些都是精神性的。

我記得80年代中期有一次在杭州跟李銳先生談到毛澤東的問題，當時有觀點認為毛最大的錯誤是來源於他是個優秀的軍事指揮家，他是用軍事的方式搞社會主義建設和生產，而沒有認識建設是不同於戰爭的。比如大打一場愛國衛生的人民戰爭，毛在和平時代使用軍事術語頻率非常高，愛國衛生是戰爭，生產領域也是戰爭，貪污腐敗也是戰爭，包括鬥爭等等。真正階級鬥爭的方法被認為完全是從戰爭的你死我活中演變過來的。這個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作為解釋毛的基本線索，我不能接受，它忽略了很大的問題。他的那些戰略是一個大的團隊在做，並不是毛個人的成就，而是集體的智慧。毛真正的問題，是他對精神性在歷史當中的作用太過高估了，所以總是想用思想革命來帶動社會領域的變化，而且還認為這是一個不變的法門。他甚至臨過世前都堅持說，"文化革命"還要再搞下去，每隔七八年要搞一次。他認為只有通過這些思想文化運動，才能創造新的群體，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凡是涉及舊的思想、舊的觀念，污染最少的力量，一定是毛最親密的團隊。毛在黨內推動"文革"受到了很大的阻礙，他在北京甚至呆不住，去遊說地方力量支持他的實踐。不經意地紅衛兵開始出現，毛稱讚他們為"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

在我個人的研究中，我對兩個價值的同時出現有深刻的恐懼，一個價值叫"年輕"，另外一個價值叫"純粹"，如果這兩個價值在社會運動中同時出現，多半會造成比較大的社會災難。像納粹，它也是建立在年輕和純粹兩個價值上的。"文化大革命"真正鼓動起基層正是和這兩個價值有關。紅衛兵的普遍想法就是：因為年輕，沒受污染，才是最和毛主席貼近的，那些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影響的人已經被污染，我們長在紅旗下面，是年輕的、純粹的。所以越跟隨毛澤東的純粹，越成為革命的象徵和革命的典範。個人的唯心主義變成了社會的唯心主義，一切原有的東西統統成為要被摧毀的舊東西。這已經成了信仰，這是非常危險的狀況。紅衛兵的宗教性的主體性導致的社會結果，是把原有的秩序解構掉，其最終災難就是生產力的嚴重萎縮，人民生活日益貧困，社會階層的有機關係高度撕裂。我們知道這樣的社會絕對不能持久。如何重建，營造一個合理的制度結構，成為新條件下的一個目標。在尋找秩序重建的過程中，各種各樣的問題，如就業、年輕人的破壞性問題該如何解決？如何面對群體的破壞的激情？最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了，原來的狂熱的宗教主體被放棄了。年青人原來對這個社會擁有發言權，擁有最大的參與力量，現在突然只能在遙遠的鄉村去欣賞城市所構築的政治舞台，以及那個舞台上無比生動的風生水起，這是非常大的落差。事實上，我對"知青文學"的鄉村故事一直抱有些許懷疑，因為知青文學都是知青的自我敘事，我從來沒有看到一本知青所在的農村的農民所寫的關於知青在農村的事情的書。有兩個原因：第一，農民沒有書寫的能力；第二，可能更有意思，就是農民壓根沒把知青下鄉這件事當成他們的生活方式，所以主體和受體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而知識青年在下鄉的過程中最終成了被流放的失落的主體，當他們重新返回政治舞台的時候，宗教主體所種下的種子，變成了一個經驗的主體，變成了一個含有理性成分的主體。至少，從30年代到70年代的卡里斯瑪情結是基本解構了。絕大部分人都不再純粹，當然也不再年輕。利益的要求、權利的要求成為主要的訴求。於是，今天中國的社會，個人主體的權利跟社會秩序之間如何配置成為我們最深刻的危機。我基本上認為紅衛兵時期的情感主體性，實際上留下了深刻的倫理資源，它的演變成為後來考慮政治和社會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基礎。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藉助西方的概念，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都是同樣在理性主義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今天，所謂左派，所謂自由主義，這些截然對立的意識形態，同樣是在紅衛兵的情感主體化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而這個資源，很可能影響中國未來的幾十年，只要中國社會建構的基本框架和目標理念沒有實現，這個倫理記憶就會一直起作用。我們知道，通過克倫威爾攝政王到英國君主立憲的成功，經歷了近七十年時間；從法國大革命到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建成，經過了86年的時間，相比這些時段的磨難而言，70年代的記憶作為思想財富的基礎去完成中國未來的上層建築和價值目標的轉化需要一段非常長的時間，所以我們需要有耐心去觀察，等待這個時段的演進和終結。

金大陸："非常"年代的"金錢觀" --以上海為中心的報告

我們今天整個上午的討論，多是比較宏觀的論述，而我是從微觀的歷史學的角度來講。整個"文革"期間老百姓對金錢和財富的認知，在不同的時段，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表達，但是基本的情況是追求的，而且這種情況越是到"文革"後期，越是強烈，越是公開。

（一）"革命-恐懼"與"革命-誘惑"的比對

"革命恐怖"和"革命誘惑"是一個主題的兩個方面。"文革"爆發的時候，"破四舊"、"抄家"是"革命恐怖"。我們收集了很多抄家的資料，結果發現，"革命恐怖"來到了，極個別人的表現是非常特別的。我這個街區有個姓花的地主，那時叫"四類分子"，平時老老實實，不敢亂說亂動。抄家那天晚上，是花地主家住在市區的孫女、孫子帶著紅衛兵來的，他們進行了摧毀式的打擊，弄得鄰居在旁邊都很害怕。有一些人是非常無奈的，真正感到了恐怖，這個例子是復旦一研究生說的，他的爺爺是上海開車行的，抄家的時候害怕得把黃金都拿出來擺在桌子上，等紅衛兵來拿。但是，有更多的材料證明更多的家庭是轉移財產，是藏匿財產的，方法也各式各樣。前些年《收穫》雜誌有一組"文革"記憶的文章，其中有一女高中生，她的母親後來改嫁給一個老闆了，她就將家中的金條藏在女孩子的私處，弄得兩邊大腿都磨破了。也有報道說大串聯廣場上有丟失的金條。關於抄家物資，初期均登記造冊（北京紅衛兵抄名中醫陳大年家的財產就交到了銀行），中後期則發生比較嚴重的偷盜。

下面談談"革命誘惑"。革命了，便引發各種利益的訴求，且都打著"革命造反"的旗幟，最終發生"經濟主義"風潮。其實，1967年1月，上海開展反擊"經濟主義風"之前，就曾有兩波"經濟主義"性質的風潮。第一波是民辦小學教師的"造反"；第二波是華東師大、上海師院、上海外語學院在讀函授生的"造反"。這兩波造反均以要求參加"革命"的資格和名義，批判"民辦教師"、"函授生"的所謂"不公正"待遇，目的則是為了確認和轉換"正式編製"的身份認同。就此，"革命"是名義，"資格"是媒介，"身份認同"是實質。所以，不同形態、不同程度、不同手段的經濟追求都是貫穿始終的。

我這裡有個上海搶佔房屋的材料，據《上海市房產管理局黨史大事記》記載：1967年1月1日，上海出現"搶房風"，當時搶佔房屋36萬平方米，達1.95萬戶。事實上，很多資本家倒是願意紅衛兵進來，不願意那些搶房的進來。上海紅革會的小樓就是大資本家拿出來給紅衛兵的。因為，真的是搶房的話，那些無房、少房、差房的百姓一進來就不會搬走啦。後來上海有個反擊"經濟主義風"的《告上海人民書》和《緊急通告》，這在當時被稱為馬列主義的第二張大字報。其實，用學術的觀點看，這是當時的當權者、造反者和底層造反者，在"革命造反"的背景下，站在各自的立場上，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博弈，共同推託，又共同促成的結果。然後，又被造反者中一批頗具政治視野和革命理想的群體所利用、把控，最終成就了一篇代表國家意志和管理職能的"宣言"。當革命造反進入突破階段之時，及時地行使社會管理的職能（包括"自我行為的約束和修正"），不僅是革命造反功能的顯示，更是革命造反（奪權）獲得成功的標誌。所以其性質是革命造反的繼續和深入--通過一個"拐點"后的繼續和深入，是革命造反的一部分，是奪權的一部分。

（二）追討獎金與工資的故事

先解說一下"獎金"。

1967年1月前後，上海確實因各方力量藉助"革命"，並利用"革命"簽了一些補加工資、增加福利的條規。結果奪權以後，1967年2月6日，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發出《關於一九六七年春節不提前發放工資的通知》。其中第八條規定：從當年一季度起，恢復"工資基金管理"制度。就是原來當權派簽的一切條規都不算，但是可以以上一年第四季度實際支付的工資總額為基準。在此，什麼叫"實際支付"？什麼叫"總額"？那就是除了工資以外，保留獎金。到1967年9月，市革委會勞動工資組下達《意見》，明確規定"按季、按年發放的獎金，節日加班工資等，仍可按原來規定發放"。再到12月的時候，市革委會工資組有關《請示報告》稱：各單位再按"文革"前，即1965年獎金髮放水平，但不得增加。年末使用的職工缺勤的獎金，因缺勤病假是要扣獎金的，怎麼辦？就是到年底的時候綜合發放，但是對"保守派"不再停發獎金，扣除的也不補。同時規定各造反派負責人，都要把獎金維持在原來的狀態，原是工人水平的，就拿工人獎金，原是幹部水平的，就拿幹部獎金。由此可見，上海在"文革"期間，是保留獎金的。當然，各行業的獎金水平也不一樣，如市屬交通運輸局一年71元，區屬集體所有制房修隊一年45元，菜場一年60元，清潔管理站一年35元。一般情況每人每月5～6元。到了1968年初，對部分資本家、小業主，在獎金上仍然是扣掉的，因為這是"忠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立場問題。但對所有的群眾，仍然是要回到1965年的水平。例如楊浦區房修隊革委會通過憶苦思甜、個別談心，將1966年提高的全年獎金額55元改為1965年45元的水平。我認為這並非是少要獎金，而更多地是集中於政治上的得失考量--或許確實認同、服膺這條革命的紅線；或許受制於已變化的身份、角色的限制；或許判斷政治上的"得"將大於經濟上的"失"。總之，革命造反的政治判斷，在是否忠於毛的路線的托舉下佔據了上風。如果說這種選擇屬於革命造反的大勢下的"正常"，那麼，這種"正常"中，既有"順應"的一類，即順從政治趨勢，又有"應對"的一類，即利用政治趨勢。

當然，這是"上海視角"，因常年政治運動不斷，長期不增加工資，以至這份獎金格外重要。許多上海人是把這份獎金納入正式的收入計劃，上海人講"照牌頭"，請病假算準天數"剋扣克"，為什麼？為了不能"敲獎金"。所以獎金雖然名義上是額外的，是附加的，客觀上卻是實體性的、計劃內的。不知道"文革"時期的北京、天津或者外地的企業是否保留著獎金制，想必是保留的。所以，研究"文革"期間的工資、獎金制度，對全面理解"文革"社會很有價值。

下面講兩個故事：

一是《解放日報》工人記者追討獎金的故事。

原來，經張春橋批示，1966年10月十多位來自工廠生產第一線的工人調入解放日報社當工人記者。1969年9月，又經徐景賢批准正式留任報社，他們分別在黨團生活組、工交組、文藝組、美術攝影組工作。進報社時，人事科說，因報社屬事業單位，獎金暫時沒有，以後可調整至幹部級，有困難可補助。誰知這一說沒有著落，加上正處於"文革"運動中，這些記者仍是工人編製，而獎金卻停發。就此，有5人回廠恢復了附加工資；2人因生活困難，要求到報社工厂部參加勞動，附加工資已恢復。其餘工人記者便多次向勞動局和報社申訴，說他們是來自第一線的工人，長期沒有了獎金。1972年1月，工人記者寫信給馬天水、徐景賢，說"我們本身都是四十元左右的工資"，"使我們有15年以上工齡的工人比一般的低工資還要低"。馬批示給市勞動局調查解決，後市勞動局與報社相互推諉。1974年11月，工人記者又直接寫信給中共中央辦公廳，並請"一定要想辦法轉給春橋、文元同志親自審閱，因為我們的事情拖得時間太長了"，要求解決原在企業時享受的獎金（附加工資）份額。直至1976年6月，他們又寫信給徐景賢，要求解決問題。徐景賢批示：同意作為個別問題處理，過去的不能補發。結果巧得很，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那天，市勞動局革委會回復徐景賢：已與報社交換了意見，因這幾位記者"帶有'摻沙子'性質"，予以"恢復附加工資"。嗚呼！此事從頭到尾與"文革"運動同頻同步，整整經歷了十年。從初期的等待到中期的申訴、遭遇推諉，再到後期屢屢上訴至張春橋、姚文元，最後以所謂"摻沙子"的性質解決，真使人哭笑不得。

二是關於上海知名演員追討工資的故事。

"文革"運動前，上海各區縣有一批合作劇團不屬於國營的，是自負盈虧的文藝團體。此類劇團合計56個，大致有2700餘人。"文革"運動一開始，他們自然就不能上舞台了，只有革命造反派的小分隊佔領著舞台，售票演出樣板戲也是稍後的事。根據中央的有關規定，劇團停止演出進行整頓。沒有演出就沒有收入，停止演出后這兩千多人的生活怎麼辦呢？結果，市革委會有關部門商量，決定發給補助工資，標準為：原工資40元以下（區屬45元以下）全數補助；原工資超過以上標準者，縣屬最高補助不超過60元，區屬最高不超過80元。豈知，這支隊伍中有不少相當知名的演員，如原新華京劇團王少樓、戰鬥滬劇團王盤聲、合作越劇團威雅仙、長評彈團蔣雲仙等，大家迫於形勢的壓力，誰也不敢吱聲，但心中不是沒有抱怨和念叨。

1969年，這批人員集體進入"五七"幹校，仍拿著這份標準的補助工資，就有人不斷寫信反映。1971年9月後，90餘人調至市屬國營劇團從事文藝工作，多數進行了工作分配。這時來信來訪更多了，特別是一部分原劇團的主要演員，原工資比較高，減少數目比較大，反映也特彆強烈。1973年5月，市革委會辦公室批轉王少樓、王盤聲、威雅仙、蔣雲仙等演員的來信，"要求補發和恢復運動中被減少的工資"。1974年12月，經調查比原工資不同程度下降的人數還是比較多的，於是，市有關領導有四條批示："要合理解決他們的工資待遇等問題"；"有利於對他們的團結、教育、改造"；"考慮到原工資中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以及與現在工作單位職工的關係"；"使大多數人員能保持原來的收入，少數降低過多的人員也有所照顧"。請注意，這時的處理已相當委婉、相當寬鬆了。後來的處理結果是：工資100元以下的，按原標準確定；而高工資的演員、編劇，多是些市、區政協和民主黨派人士，收入超過100元的，其超出部分按30％折算髮放，這樣大部分可到達120元或150元。

我這裡想說的是，至"文革"中後期，關於遺留下來的經濟問題，已是在認可並尊重原有工資的框架和體系中，進行柔性的處理了，不再是"文革"初期的強暴侵佔和剝奪。這種政策的調整，說明情形變了，境況變了，但根本的革命原則變了沒有呢？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變了沒有呢？應該都沒有，所以這是一種靈活的處理。其次，即便是在"文革"的動蕩中，那些曾被批判的所謂"資產階級的名演員"們，對自身的勞動權益，具體表達為工資的收入，普遍是有追求和捍衛的。"文革"前期被強行剝奪，無奈不言，心念存在著，一有機會就申訴，名演員聯名帶頭申訴，固然是對錢、對財富的需求，還包括對身份等名譽的證明。

（三）"上海人的計較與靈巧"

即便"文革"前期，許多事例都證實人們對金錢的認同和追求。有沒有視金錢如糞土的？當然有。大千世界，無奇不有，不惜以身軀奉獻革命，在統計上只是極少數。下面講的全是來自檔案的材料：1967年，不少街道工廠揮霍公家的錢，購買電視機、毛巾、保健藥品等；籌辦一個"上海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竟然申請200多人次的出勤補貼，達5000多元。1969年，上海化工局革委會報告"抄家"物資情況 ："全局2百個單位有散失、失竊及私自動用的有142個單位，佔71％"，一隻被偷的鑽戒就是從門頂上的肥皂中挖出來的。以上數例均發生於單位體制內，具體表現為假"公"濟"私"、化"公"為"私"、盜"公"為"私"等等，總之，是通過各種技術性的手段，以"公"為"私"。在此，"公"不僅是大頭，更因為是"公"才具備成批量、集團性地化為"私"的可能，即在當事人的普遍的心態和認知中，"公"成為了"私"的源頭。

再看發生於1976年的兩個事例。1976年，因有大量的腫瘤病人及家屬來往於上海腫瘤醫院，其旁邊的上海保健旅社就公然成了"票證交易"的市場。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住在旅社旁的一位84歲的孤老太康翠英，便用家中的煤爐"代客服務"：代燒鴨子0.40元一隻，代煮蹄髈0.30元一個，生意火熱，群眾反映康老太每天收入二元多。康老太擴大生產規模，"從一隻爐子擴展到三隻爐子，從清晨到夜晚十多個小時爐火熊熊"。鄰居紛紛效仿，其中一家搭建違章廚房，準備大展"宏圖"。

再據1976年6月的簡報，上海《文匯報》記者在一周日的下午，分別在淮海路、延安中路、南京東路現場觀察，2小時內共發現5處16人次的攤販現象，這些攤販一般都是男女搭檔，一個叫賣，一個望風，主要出賣自己編印的《菜譜一百種》、《傢具圖樣》、《絨線編織法》和《數學遊戲》等，能賺不少錢。

有意思的問題是，這可是私人面對市場的作為，不是揩公家的油，不是吃公家的肥，而是通過自己的勞動，甚至是通過自己的聰明和創造，看準了市場的縫隙，然後勇敢地扒開這條縫隙，從中既滿足和推進了市場的需求，又從市場賺取了錢財。浸潤於中國最大的工商口岸，浸潤於百年以來中西方混合的市場運作，上海市民對市場有一種天然的敏感和靈巧，他們勇敢而智慧。

當然，1976年的面對市場，與1967年利用形勢倒賣像章、印製地下報刊的情況不同。近十年來的時空跨越，可見前者是謹慎公開的，後者是刻意隱蔽的；前者是服務於市民生活的，後者是倚仗於政治宣傳的；前者具備"勞動致富"的含義，後者屬於投機取巧的行為。期間內容、手段和境況的變化，大致可反映整個社會變化的意涵。

（四）一場關於"金錢與原則"的辯論

1975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市二中召開"批判右傾翻案風"現場會，其中有份材料《一堂生動活潑的政治課--記一場"金錢與原則"的辯論》（送審稿），相當典型地記錄了"文革"後期，反映在青少年群體中的"金錢觀"與代表"繼續革命"主導方向的紅衛兵（後期紅衛兵）的思想衝突。

市二中中三（7）班學生小丁不聽學校組織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政治報告，擅自離校逛馬路去了。老師對小丁進行教育，小丁不服氣說 "白相相，有啥不可以"，"人活著就是為了鈔票"。當天放學前，老師與該班紅衛兵排幹部商量，決定召開學習理論的政治課，舉行一場辯論會。

現摘錄第一回合的辯論：

辯論會開始，紅衛兵首先發言："人活著就是為了吃飯，為了鈔票，這是資產階級的人生觀，我們革命青年絕不應該有這種思想。"

小丁反駁："你活著要吃飯嗎？要吃飯就要鈔票，所以鈔票是人的第一需要，你們懂嗎？"

紅衛兵："那麼你是為鈔票而活著啰？如果每個人都象你那樣只圖鈔票的話，我們拿什麼來建設共產主義？"

小丁被問住了，有同學支持小丁："建設共產主義，也靠鈔票！"

紅衛兵："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在一張白紙上畫出了最新最美的圖畫，這究竟靠正確路線還是靠鈔票？"

同學："畫圖要有筆，買筆靠鈔票，現在國內外鈔票就是決定一切的！"

紅衛兵："那在你看來，鈔票和原則哪個重要呢？"

同學："鈔票重要。在社會主義社會，就缺少不了鈔票。不然，你廢除一下看看，兩個鐘點之內會發生什麼情況？"

紅衛兵："確實，在社會主義社會裡，還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商品經濟和貨幣交換，現在我們還不能廢除它，因為它還發揮著作用。但是，我們必須看到貨幣的危害性。"

這時，下課鈴響，第一次辯論結束。全班支持小丁觀點的有6個同學。

此後，第二輪辯論是紅衛兵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為至高點，不僅佔據了辯論的上風，還做通了小丁等人的工作。

不展開具體的內容了，以下是兩點追問：

第一，此辯論有可能發生於1966年、1967年、1968年嗎？不太可能！有可能發生於1969年、1970年、1971年嗎？有可能，但不宜公開。現在，此辯論發生於1975年12月，且以"公開辯論"的形式出現，那麼是不是社會變得寬鬆了？認知變得有彈性了？從政治的角度回答：不是！--反而是九年來的所謂"革命思想教育"，強制、浮誇而空洞，普遍地使人們失去了認同和信任。同時，"商品-貨幣"的現實時時刻刻影響著人們的生活。結論為：近十年來的"文革"思想路線和價值判斷，已喪失了集體認同的群眾基礎。

第二，現場所呈現從"貨幣"、"商品"進入，以批判"金錢萬能論"（實質是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公開辯論"，一波三折，最後以政治性的組織和話語的霸權，以及張春橋的理論文本為支柱，佔據辯論的制高點，反而從一個側面證實關於"金錢"、"財富"的觀念，根深蒂固地（天然地、本能地）存在於群眾的意識中。即便經歷了長達九年的"文革""階級鬥爭"和"鬥私批修"的思想"洗禮"，仍然不可消散和退卻。再聯繫張在1975年至1976年布置上海進行"工人階級隊伍調查"、"個體戶調查"、"供給制可能性調查"等--有否可能？是否有效？--聯繫社會現實，應解讀為張等人的"最後的聚力"，"突變前的聚力收縮"。

孫沛東（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衣領上的"革命" --廣東民眾日常著裝的抗爭性表達（1966～1976）

70年代是一個轉變的時代。70年代最重要的事，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國進入了經濟改革和開放的新時期。動蕩結束了，新生活重新開始了。70年代日常生活的關鍵詞可能包括：樣板戲、地震棚、"的確良"、喇叭褲、恢復高考、包產到戶、改革開放。我關注的是"的確良"和喇叭褲這類老百姓日常著裝的事。

我向論壇提交的論文是《衣領上的"革命"：廣東民眾日常著裝的抗爭性表達（1966～1976）》，這個研究是在我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從我掌握的文獻來看，西方學界主要從社會、市場和文化三個維度，闡釋市場化條件下時尚的產生和傳播機制，我的研究引入國家新變數，從民眾的日常著裝入手，著重探討"文革"期間，總體主義背景下國家及其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如何型塑和規訓個體的日常著裝行為；人們在這種特殊的制度背景中採取了哪些著裝策略；非市場化條件下時尚的產生與傳播機制如何。

這兩年我在《開放時代》上發表了兩篇這個方面的論文，其中一篇討論"文革"時期廣東民眾的日常著裝時尚，①通過65個深度訪談案例和相關文獻研究，我發現，"文革"時期廣東曾經出現過獨特的著裝時尚，其顏色主要是綠、灰、黑和藍四色；款式主要有軍裝、"中山裝"、"工人裝"、"列寧裝"和"紅衛裝"五種；軍人、幹部和工人的著裝是主流時尚。

為什麼會產生這些時尚呢？也就是說，"文革"時尚產生的社會情境是什麼？通過分析國家對"奇裝異服"的規訓機制，我發現政治高壓、消費約制和心理控制是國家實現對個人著裝規訓的三個手段。反過來說，"文革"時期，民眾日常著裝的外在限定性條件主要有經濟匱乏、政治規訓和道德懲戒三個方面。既然如此，民眾的日常著裝是不是真的鐵板一塊？早在1995年，王紹光老師就倡導拓寬"文革"研究的視野，提出要重視"文革"經濟史、文化史和社會史的研究。基本在同一時期的上海，金大陸老師進行著上海"文革"社會生活史的研究。國內"文革"研究的氛圍眾所周知，老師們不放棄、不等待和不奢望的態度令我非常欽佩，而我的博士論文選題也是沿著"文革"研究除了政治運動之外的社會生活路徑在做。

我的這個研究有三個目標：第一，嘗試從反抗、介乎反抗與叛逆或不軌之間的日常著裝行為的角度來闡釋這種有意與無意之間的日常行為中發生著微妙的變化，來看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大的社會變遷；第二，試圖通過對民眾著裝微妙的變化的分析，透視社會文化同樣細微但深刻的變化；第三，也是響應金大陸老師的號召，希望通過對"文革"時期廣東民眾日常著裝反抗的研究，揭示這個區域"文革"社會生活史的特點，初步提供"文革"研究的"廣東視角"，為全國省市層面的"文革"史研究的相互比對和印證積累經驗材料。

現在我來說衣領上的"革命"。沒有權威或規範不被挑戰，它總要面對來自個人和群體的抵制和抗爭。抵制和抗爭的方式有很多種，我主要歸結為"顏色革命"、反抗"去個性化"、反抗"去性別化"和反抗"去時尚化"四類著裝反抗，實際上是一些相互聯繫的故事，貫穿其中的是認同與抗爭。這些都屬於目標反抗型著裝實踐。

我的結論是：首先，六七十年代的著裝時尚看似貧乏，但是實際上很多著裝反抗漸漸形成了潛流，在地下交匯涌動，因此80年代才會產生著裝款式和風格的井噴式爆發。"什麼事都醞釀於70年代，80年代開花，90年代結果。"②就廣東而言，高度同質、舉國雷同、上行下效，整齊劃一的著裝主要出現在"文革"初期（1966～1969年），這種政治化的著裝是當時主流著裝時尚，但同時，恰恰是在革命處於高潮的時候，一些民眾發現自由時間增多了，他們有時間發展自身與革命趣味大相徑庭的著裝趣味，著裝的個性化初露端倪也在此時。1971年林彪事件后，信仰崩塌，懷疑與多元重現，著裝出現多樣化。著裝的微妙變化，折射出社會文化同樣細微的變化。

其次，廣東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利於稀釋民眾日常著裝的政治化濃度，並由此呈現出一種多樣化和個性化的特徵，使它有可能區別於大陸其他地方。

再次，與自由市場和民主政治條件下的時尚不同，就"文革"時期大陸的著裝大環境而言，匱乏與單調似乎是主旋律，但是，恰恰是這種主旋律，催生了復調的著裝和復調的時尚，使得衣領、褲腳、褲線、腰身和頭飾等成為民眾展示潛藏意願的廣闊空間。細節的美與追求，具有一種顛覆主旋律的重大意義。正是通過這些民眾著裝及其他日常行為中發生微妙的變化，這些日拱一卒、不求速成的力量就像蝴蝶的翅膀：點滴滲透，促生整個社會及其文化的變遷。

最後，"文革"時期，衣領上的"革命"是廣東民眾通過日常著裝進行的著裝反抗；是私人生活對被籠罩並裹挾一切的政治化的、革命化的生活擠壓的一種反抗；是個人的、個性化的生活趣味對"紅色趣味"的霸權與專政的反抗。革命趣味霸權對民眾著裝領域的生活趣味的宰制並不一定完全奏效，它往往會成為另一種事物的發生和成長的土壤。這種著裝反抗實際上是一種抵抗性的表達，一套拓展公共空間的策略。它曾經充當了構建獨特的公共空間的作用，打破了主流的、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著裝對話語權的壟斷，自身由此被賦權。

作為結束語，我想要說說自己這篇文章的不足。說到著裝反抗，我試圖盡量避免黑白分明、反抗（管制）的思路，勾畫出顏色、款式等如何慢慢地、隱約地出現，它們本來可能是邊緣的、不易察覺的，甚至犯忌的，但是慢慢成為主流，直到逐漸形成氣候。就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發生了悄悄的但是深刻的變化。我在文章中一直試圖突出這個過程的描繪和梳理，這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如果能夠比較細緻而準確地揭示這個革命的過程和流變，會比較有吸引力和貢獻，但是，就論文目前的狀況而言，還遠遠不夠。

機會難得，我還想說一個困惑：關於反抗的研究路徑。前幾天跟一朋友聊反抗這個話題，我們都認為到目前為止，對反抗的研究，還是處在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話語體系下，弱者的反抗，人家已經講了三十年了，我們亦步亦趨學了二十年，還是沒有突破。究竟什麼時候日常的反抗會轉化為暴力的反抗？怎樣才能找那個臨界點？這當中牽涉的機制是什麼？ 1976年毛澤東逝世的時候，西方的中國專家們以為那是個臨界點，可事實證明不是。最近我看了盧暉臨老師做的2012年度兩岸三地高校的富士康調研報告，這組系列報告很棒，讓我看到一線工人多個面向的生存狀況，我一直想知道這個"十連跳"應該也是有臨界點的，什麼是一個人做出放棄生命的決定的臨界點呢？今年我在上海一個區級法院掛職，我開始關注拆遷案件，已經做了半年多的田野研究和一些深度訪談。圍繞同一個拆遷案件，我希望通過看被拆遷者、法院、區政府下屬的拆遷隊和信訪辦四個行動主體的不同反應，來理解被拆遷者的過激反應的臨界點在哪裡，看看能否規律化。

賀照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孫沛東提交的論文選題非常有靈感，功夫下得也很大，讓我學到了非常多的東西，謝謝她。不過，慚愧的是，她討論的問題我平時沒有留心，故不能深入內容細節，而只能就我可把握的一些層面給出我的疑問。

第一，你分析的時代雖然離我們今天不遠，卻是一個在很多方面和我們今天非常不同的時代。這段歷史我讀得比較多，知道我們今天的多數學院分析語言其實是很難貼近那個時代經驗的，因此常常覺得要貼近地分析那個時代，需要重新調整我們已習慣的分析語言和與今天分析狀態相伴的分析感覺狀態，但你的寫作卻讓我感覺是完全安於今天的分析語言，顯得很自信，而這恰恰讓我不安。故我很遺憾你沒對你論文中提到的當年《解放日報》對奇裝異服的辯論作仔細的分析，因為很可能在這一歷史當事人的認真辯論中，包含著那個時代關於服裝的特別感覺和語言狀態。

第二，為這篇論文你作了很多訪問，這對你論文的飽滿很重要，但我讀你引用的訪問材料時，卻覺得你沒有充分注意如下這些本該注意的問題：這些訪問者的講述語言、講述感覺已深受今天時代的影響，這樣，一方面訪問時需要考慮怎麼把被訪者特別帶回當年的感覺，另一方面就需要對受訪者給出的信息謹慎鑒別：哪些是屬於歷史的，哪些是後來影響產生的。特別對研究著裝這種常常很微妙的問題，能不能把被訪者帶回當年的感覺，能不能對被訪者的講述包含的信息作精細的鑒別，會大大影響你對歷史理解、把握的準確度，從而可能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鍾雪萍（美國塔夫茲大學德俄亞語言文學系）：孫沛東使用"反抗"這個詞似乎不太準確。你在文章中引了王迪的英語詞"daily resistance"，但這個詞並不完全是"反抗"的意思，有挑戰，有抵制。但抗爭、反抗，我覺得更是一種政治行為。"反抗"用在這裡似乎把更複雜的東西弄得有點黑白分明，反而模糊了複雜的問題。

另外，"衣領上的革命"，我看了文章，感覺似乎更應該叫"衣領上的去革命"。整個過程就是剛才照田說的，跟蔡翔老師的一些思考有關。蔡老師的《革命 / 敘述》，因為我正在和一個同事把這本書翻成英語，所以看得很仔細。書里很多有張力的東西，感覺你在文章中也想表述，但是你的表述似乎有點削弱那些張力。你關心的是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但我一路聽下這三個發言，覺得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可能更重頭。剛才金老師的發言展示了70年代社會的複雜性，當年的個人對金錢的認識在那個大環境里的表現等。

孫沛東的文章裡面講到服裝上的國家規訓，裡面有潛台詞，就是國家是規訓的，市場是時尚的。60年代初，軍裝是作為一種革命時尚出現的，而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國家規訓。當時並沒有強制穿軍裝，如果你有老師輩的經驗的話，或者如照田所說，不只是按照被訪者今天的說法去理解，在文章里可有更複雜的分析或解釋。在服裝（或衣領）變化上，我覺得可以看成一種"去革命"，或者在衣著層面上出現的一種異化，在社會層面上的而不僅僅是個人層面上給我們呈現的問題和張力，可能更值得分析、思考。

下面從革命的時尚轉向"去革命"的傾向的問題上，就是革命時尚失去認同這個問題上。金大陸老師的很多例子，讓我感覺到當時上海社會發生的各種各樣的變化。各種人群在爭取自己利益時，使用的是革命的話語，但很多物質的層面上行動溢出那些話語的內涵。你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關於政府對教育的一個梳理，商品貨幣對人們的影響，讓我又想講起蔡老師提出交換與生產關係的問題。人們常說中國在"文革"結束的時候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但你這裡面講的是生產繼續在進行，交換和生產在同時發生，裡面有很多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蔡老師提到的不少問題都涵蓋在你說的這些現象裡面。

最後我想回到黃萬盛老師講的這個精神層面上的話題。黃老師的思路是說，過去三十年中國出現的是從一種宗教性的主體轉向經驗和理性的主體，當今中國面臨的是重新整合精神主體的挑戰。精神層面的問題與"意識形態"之間是什麼關係？我比較同意毛澤東對精神世界的關注。儘管有主觀主義的成分，但關係到馬克思主義中的一個重要命題，即意識形態的問題。關於精神層面問題的思考是否同時應該與關於意識形態的理論聯繫起來思考？關於當下中國面臨的"精神世界危機"問題的討論，同時也是意識形態層面上的爭論或者鬥爭，似乎可以作一個更複雜的考慮。

王紹光：我也同意說，"反抗"這個詞可能要斟酌一下。很可能如何穿著與反抗無關，比如說，紅衛兵最開始穿軍裝、騎"永久"13型自行車，這與反抗有什麼關係？那是一種顯擺。以前在芝加哥大學教書，鄒讜先生用了一個詞非常好，英文叫"zone of indifference"，就是國家睜隻眼閉隻眼的領域。你剛才講的領域實際上都是後來國家不管的，它不是不能管，而是它根本不在乎。"文革"後期，國家睜隻眼閉隻眼的領域慢慢擴大了，這正好與一個大的理論聯繫起來。西方一直都用極權主義理論來解讀中國，極權理論假設中國是沒有縫隙的社會，全部被管住的社會，但是你這篇文章，包括金老師的文章正好都說明，"zone of indifference"是在慢慢變化的，是一直存在的。你們在日常生活史里發現的大量證據表明，根本就不存在極權社會這種東西。

還有一個概念也許對你有用，即皮埃爾·布迪厄所說的"區隔"（distinction）。這個概念比反抗的概念更有用，因為所有人的穿著，都是要表明我和別人不一樣，而且要注意這其中的階級性，不同階級凸顯區隔的策略是非常不一樣的。比如，1968～1969年，很多幹部子弟穿軍裝還不夠，還戴一個白口罩，白口罩要塞在某個地方，那根白線還要露出來。這並不需要花什麼錢，冬天裡反正都要戴口罩，關鍵是怎麼戴，這是非常講究的。這就是區隔！它反抗誰了嗎？誰也沒反抗。它只是表明，我這階層的人與其他人不一樣，是區隔。一般人認為只有在市場化的社會、資產階級社會裡才有區隔。不對！所有社會都有區隔，革命年代也有區隔，把它說出來，比用反抗來解釋更有意義。

另外對技術發展的因素不能忽視。五六十年代大家穿的衣服面料基本是棉布的，棉服非常容易破，不能經常洗，所以必須要用深的顏色。當時大家用灰、黑、藍色不是沒有道理的，如果你用淺色布料，經常洗，很快就破掉了。當時大量的家庭沒有那麼多布票，即使有布票，也買不起。我們現在又流行使用棉布料，但棉布褲子洗幾次褲腳就破掉了，還是化纖的結實一點。到70年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雖然"的確良"60年代中期就開始出現了，但是絕大多數家庭是沒有的，70年代才逐漸普及。你文章中不是有一張穿碎花襯衫的照片嗎？那一定是"的確良"做的。這種布料不怕洗，因此，淺色也沒問題了，衣服的色彩就多起來。這個變化與紡織技術上的變化有很大關係。假如"文化革命"結束了，政府也不管了，但紡織技術沒有發展，我相信今天還會跟農村很多人一樣，衣服布料還是那幾種老的顏色。所以，技術發展的因素不應忽視。

老田：講一個女中學生的故事，這個故事恰好是與孫老師的主題相關的材料。"文革"期間她是造反派，她告訴我，"文革"時她把江青看得很低，為什麼呢？因為江青太注重衣著和外表形象，這是小資產階級思想沒有改造好的表現。江青出來即使是軍裝，也要剪得很合身，很注重形象，唯恐人家把她看低了，要出風頭，她就認為這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氣味。還有一次，中央下達文件說有些歌不讓唱了，其中有一首《貧下中農熱愛毛主席》也不讓唱，她們幾個同學議論，就說這肯定是江青嫉妒了，毛主席只讓她一個人愛，別人都不能愛。我講這個故事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們今天穿衣服就是很個人化的，夫妻關係也是，都是一個屬於私人空間的內容，但"文革"期間往往被人給出一種政治化的理解。這個女學生對於江青的非議是私下裡進行的，不至於對江青的行為造成影響。但在"文革"的時候，很多人，特別是那些深度介入造反派的人士，他們每個人周圍都有政治對手，這個政治對手在生活問題上也是一個懷有敵意的批評者團體，本來各個派別之間的博弈是政治性的，但是政治博弈需要把私人的東西給牽扯進去，給政治化了，這近似於 "同輩壓力"。

還有一個"文革"期間穿軍裝的故事。當造反派組織起來之後，往往要批評幹部鎮壓群眾的"資反路線"，在武漢，造反派學生正式建立組織是在1966年10月底，也是在此之後，很多幹部穿上軍裝躲進軍區的招待所。這以前湖北省的地方幹部是不穿軍裝的。當時湖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張體學，到1966年11月的時候忽然想起自己還身有軍職，於是穿上軍裝，帶上軍帽，往部隊招待所里一躲，說我是無產階級專政柱石解放軍的一部分，你就不能抓我斗我，你還硬要這麼乾的話，那就很容易給你扣上一頂"衝擊解放軍"或者"反軍"的帽子。在幹部群體之間近乎全國同時的這種著裝變化，是一種廣泛的自我保護的策略。這當然對造反派不利，當時造反派對這個也是有意見的，是公開進行批判的，這樣一來，一般人見不到張體學了。"文革"期間的著裝，確實有這樣一個私人空間公共化的趨勢，也是與政治博弈帶來的敵意感覺相關的。

我講這兩個故事，是想要說明"文革"期間，一個單一的權力中心對於社會的掌控力是最低的時期，同時，也是社會各個階層和群體按照自己的經驗和想象力去竭力影響自己身邊的人和事的時期。今天的"文革"研究的弊端主要在於過度突出單一權力中心影響的一面，並把這個因素突出到決定一切的地步，忽視各種社會力量的參與和影響，就好像"文革"時權力中心對全社會的掌控力度還是歷史最高的時期，這與"文革"的"亂"--也就是權力中心對於社會的掌控力下降--的最大現實是相反的。

盧暉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第一個想法是針對孫沛東老師的報告。如果在70年代的中國社會，著裝真的是一個"無關緊要"的領域，那麼孫老師就很難沿著她報告的主題展開討論了。我想那個年代著裝恐怕不是一個完全私人化的領域。我們今天上午在討論政治化的問題，日常生活的政治化、私人生活的政治化，包括對個人塑造的問題。所有制和政治路線固然是頭等大事，但人際關係、人的思想意識和行為的改造也一直是最高領袖的關切，國家力量進入個人生活，對個人生活提出要求和期望，包括個人的著裝也受到這種影響，所以我認為從著裝去研究國家和個人之間的關係是有意義的。但是，要不要用反抗這個詞，或者在什麼意義上可以用反抗這個詞，我覺得要特別小心。

第二個想法是針對黃萬盛老師講的宗教性主體，我覺得非常有啟發。黃老師講到基層紅衛兵在"文革"時期的行動能力，他用了"宗教性主體"這個概念，然後又講到"宗教性主體"歷經流放、幻滅、失落，轉化為我們市場經濟時代的理性的、經驗的主體。這個轉化是怎麼完成的？我想到了韋伯對於新教倫理的研究，他考察宗教改革之後的新教怎麼催生了一種契合資本主義發展的個人主義精神。早期宗教塑造的是同質性的信徒，是個人主義的對立面，某種意義上，紅衛兵也是由同質性的"宗教性主體"走向個人主義的理性主體。那麼，他們是怎樣從一端走向另外一端的？ 

羅崗（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我覺得某種程度上涉及對社會主義方法論的考量。黃萬盛老師也說從政治史轉到社會生活史，甚至某種意義上變成一種時髦，其實這是歷史學的研究。把很多日常生活的層面納入進來之後，要擺在一個什麼樣的解釋框架中？我覺得不僅僅孫老師的文章會暴露，可能農村研究裡面會有這樣的情況。比如說我們現在喜歡用弱者的反抗、弱者的武器，視國家為壓迫性的力量，農村所有的行為都是一種偷懶啊什麼的，以弱者的武器構造了簡單的二元對立。而且我發現，這樣的觀察框架可以生產很多的敘述。高王凌寫《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反行為"調查》，李懷印研究農村的時候，同樣差不多的例子，可以有完全不同的闡釋，就是說不是一種國家和農民之間壓制性的行為，某種程度上顯示出國家管理的彈性。要考慮的是到什麼程度我們的成本是比較合適的，同時社會犯罪率又不會影響社會的安寧，福柯講的是自由主義。但任何一個社會管理都會涉及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國家不管的領域，如果簡單地把國家理解為一種壓迫性的力量的時候，就好像說傳統社會主義中國什麼都管，可是它必須有一些是不管的，才能夠保證這個社會正常運作， 包括留下活動的彈性的空間，那這個彈性空間的存在取決於闡釋的框架，並不取決於歷史的真相。比如說今天的社會是一個缺乏彈性的社會的話，或者缺乏中間協商機制的話，今天金老師談為什麼要改上三十幾遍的文章，實際上很多情況是沒有辦法在理論上談論的，說這個行為是允許的，那種行為是不允許的，這樣一講馬上變成就是國家管了。恰恰這個時候國家是要退場的，表面上是不管，實際上是知道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如果你是社會學的研究，就用訪談得到的感性材料，可以觸摸到的存在，其實是恰恰沒有辦法言說出來的領域，但可以從中挖出底層的智慧。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打擦邊球，一個政策各自表述，這都是屬於兩維空間。統合起來，我覺得這是一個方法論上的考量。

呂新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今天討論有兩個問題我覺得沒有被充分展開，但它們對於我們理解70年代很重要。第一，70年代其實是毛時代農業現代化和工業現代化發展的最高階段，當時制約工業和農業生產發展的成分沒有被真正觸及。第二，國際環境對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硬約束。

這兩個層面沒有被觸及，可能會缺少一個討論的框架。比如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的問題，從今天的角度看有很多悖論。資產階級法權針對的是法權意識，可是史學界卻一直在討論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為什麼一直都沒有成長起來，中國歷史上的小農經濟為什麼沒有變成資本主義。這是一個互相悖論的敘述，僅僅從敘事上看好像是不成立的。但我們看到的是毛澤東試圖用社會主義的方法來解決發展現代化的問題，而不是依靠資本主義的方式。從這個角度來講，他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是為了確立新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但這裡面有些迷失，這些迷失包括對農業現代化生產方式的過於信任，這個體現就是"大躍進"的失敗。公社的工分制度是工廠流水線作業方式在農業中的運用。因為農業生產的特殊性，農業中家庭式生產具有天然的優勢，可以容納非工資性家庭勞動的存在。"大躍進"的失敗包含了對農業生產方式進行工業式現代化努力的失敗，所碰的壁為後來鄧小平的農業改革開闢了道路。它留下一個珍貴的遺產，在我後面的發言里會展開，即沒有人民公社這個階段就不可能有集體所有制和家庭所有制的統分雙重體制，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制度遺產，是來自毛時代的。如何處理兩個時代的社會主義問題，70年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換期。我們討論人民公社一個很大的失敗層面，是工業的發展和農業的配套不能完成，這也是制約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的因素。蔡翔老師說70年代必須關注兩個話題，一個是化肥，一個是化纖。70年代初，毛和周之所以要開啟被陳錦華稱為新中國第二次大規模引進的西方技術，即化肥與化纖的生產線，是有一個非常清晰的國際環境的，就是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要重構我們的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1972年尼克松訪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中國向西方大規模引進化肥和化纖生產線才成為可能。毛不失時機地從1971年開始推進這個項目，他要解決中國農業現代化問題的願望是非常迫切的，只要國際環境一有可能馬上就做。還有一個硬約束就是，也是到了70年代初，中國的石油產量才達到一個足夠的程度，沒有足夠的石油產量，用化肥促使農產品生長的可能性也不存在，這樣才使得70年代中期中國農業產量大規模增長，為中國的城市化人口提供糧食和衣服，使得人地矛盾的嚴峻局面得到緩解。這樣一個歷史性的緩解，為鄧小平後來的改革提供了條件，如果沒有這個條件，後面的農業改革幾乎都是不可能的。

金大陸：黃萬盛老師講到一個主體性的問題，講到革命造反的覺醒，但早上蔡翔老師講到1968年以後的革命性質，社會主體有了很大的轉換，紅衛兵下鄉，離開現場。其實，紅衛兵運動一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出台文件才宣告結束，所以，1968年一直到1978年屬於後期紅衛兵，不是"革命造反"的紅衛兵，那是組織指導下的紅衛兵，是聽話的紅衛兵，是按照路線運作參與社會活動的紅衛兵。在上海，一個中學紅衛兵，一個上海民兵，作為"文革"運動的"產品"保留至最後。當時，"革命造反"的紅衛兵離開了現場，工農兵大學生中不成立紅衛兵，社會其他各界也不成立紅衛兵。所以，張春橋堅決認為中學一定要保持紅衛兵，並堅決認為"在中學紅衛兵就是共青團"。由此，上海實行的是"紅衛兵轉團"的辦法，即中學紅衛兵高中畢業以後自動轉為共青團員。請注意，上海這一路與全國各省市紅衛兵在組織體制上都不一樣了，除上海以外，外地是"群眾-紅衛兵-共青團"，先從群眾中選拔參加紅衛兵，再從紅衛兵中選拔參加共青團。為了這個事情，上海給毛主席、黨中央都有報告。到底是紅衛兵轉團，還是紅衛兵入團，"轉"和"入"是不一樣的，轉團是保持了紅衛兵組織的主體性。上海堅定地認為，紅衛兵就是共青團。針對這件事，王洪文主持工作以後，給張春橋寫了條子。這件事對兩邊的衝突是很大的，一路是上海，一路是全國。黃老師講的是1966年、1967年的紅衛兵，不是此後的紅衛兵，所以這裡面講的主體性的角色，在整頓的過程當中被重新洗過一遍。

黃萬盛：我來回答盧暉臨的問題。有兩個因素可以作為參考。紅衛兵的記憶實際上是個非常複雜的結構，它不單純只是宗教主體性的問題，宗教主體性的問題是為了從連續的角度去理解社會變革，這是我想強調的因素，但是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說紅衛兵運動，造反派運動，早期毛澤東就是為了打破原有秩序搞得"天下大亂"，這個過程產生失序的暴戾精神，社會的主要暴政大量是在紅衛兵和造反派身上產生，所以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身上有一種原罪感、負罪感。對這樣一個災害做自我反思和批評，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理解為什麼同樣是這批人，反過來對憲政主義、對法治的約束甚至有一種太過強烈的要求，這當中有些機制是可以深入討論的。我注意到屬於那一代的所謂自由主義者，很多都有紅衛兵領袖的經歷。另外一個和這種負罪感相關的，還有一種幻滅感--宗教狂熱的東西要永久持續是有難度的--可以成為信徒，但是不能保持永遠狂熱。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林彪事件的出現，這是70年代開端最重要的事情。林彪事件的意義在什麼地方？它使60年代後期所激蕩起來的熱情與衝動受到深刻的懷疑，所以在那之後，各種懷疑和反思層出不窮，規模比王紹光介紹的伊林等群體更大。我清楚地記得在部隊時有個戰士是安徽人，當時早起要唱歌，"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這是每天必唱的歌，突然那個人冒了一句"黃豆芽生長不靠太陽"，這句話立即被彙報上去，這是1972年的事情，後來這個人被軍事法庭判了個無期徒刑。由此可見，即使在軍隊這麼嚴格管制的氛圍裡面，懷疑和思考都開始出來了。紅衛兵後期的角色轉換和傳承，是由很多具體的事件構成的，這是第二個要素。

第三個要素是利益，非常重要，但不完全是經濟的。我借用海涅的話來說，這個觀點最早發表在1989年1月5日《光明日報》上，是對我的專訪。海涅在講德國的改革的時候，說了一句話：今天的德國是一張寬廣而且溫柔的床，各個不同的階層躺在這張床上，同床異夢。我想表達的意思是，我們不經意地就會把1978年後的改革當做一個統一的一元的東西看待，這太簡單了，而且也非常危險，因為中國的各個階層在改革中產生的種種訴求是不完全一樣的。比如在"文化大革命"當中被衝擊的老幹部們，他們要求拿回自己的權力和恢復自己的權力所代表的秩序；知識分子要求恢復自己作為文化前導的身份，擁有合法的發言權；工人和農民希望通過生產力的重組獲得公平分配財富的機遇。實際上每個階層都在自己的立場上渴望改革，這終於導致了很嚴重的後果，就是改革的紅利被各個不同的階層迅速瓜分，而改革帶來的風險卻沒有一個階層去自覺地承擔。我在1988年底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是在預言一場大的動亂迫在眉睫，是意識到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出了很大的問題，即我們並沒有一個一元化的改革共識。這樣就產生了暉臨關注的一個問題，中國在70年代後期產生的改革，實際上是不同利益驅動的結果。共和國早年的烏托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共同理想，已經轉化為非常具體的階層利益和階層訴求。紅衛兵的主體的宗教性，在經歷過流放和失落的階段重新回到社會舞台的時候，已經回到了凡俗，它的主體性不再那麼高亢、激動、奔放、瀟灑，而是面對跟各種階層的利益瓜分問題。我看中這條線索，是因為70年代恢復高考以後讀大學的，主要是這個群體；在社會各種公共媒體乃至於群眾組織當中發出聲音的，也是這個群體；到今天進入權力結構，引導中國未來的，仍然是這個群體。並不是說70年代的工人、農民不重要，因為我要從思想史的角度去了解社會史，所以我會特別關注通過主體性的力量的運用而導致社會轉變的力量。包括像剛才孫老師講的服裝，我覺得這些至少是一個豐富的側面，可以幫助我們更完整地了解社會，可是，的確有比服裝更重要的因素值得關注。

孫沛東：我簡短地回應幾個問題。首先，我非常贊同王紹光老師講的，包括鍾老師剛才也提到，就是反抗這個詞值得斟酙。關於區分的觀點，我會加大從這個視角切入，然後統領這個文章，可能會有一個新的改觀。其次，蔡翔老師的七條意見對我有很大的幫助。在我的博士論文中，在地方志的材料的引用過程中，我強調過這種技術的出現，就是滌棉細紡，又稱"的確良"布，包括化纖，在1962年，廣州已經研製成功。在"文革"中，它的生產、研發受到阻礙、破壞，但是到1973年，"的確良"已經成為廣東出口創匯的一個支柱性產品。蔡翔老師講到了新的城市化，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最後，回應一下王紹光和黃萬盛老師。我非常贊同還有比服裝更值得研究的領域，可是從我的視角出發，我覺得這個領域也值得我花很長的時間進行研究。

四、70年代的制度遺產

徐俊忠：為毛澤東農民組織思想與實踐辯護

我把毛澤東關於農民組織起來的思想與實踐，當做一份需要認真對待的遺產來強調，主要是由於一些人多年來的建構，使得許多人對它誤解太深。下面我主要談幾點看法：

（一）農民組織起來是毛澤東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總思路

1949年中國共產黨接管的中國，是一個人多地少的農業國。農業生產技術含量很低，所謂機械化、現代化農業等等，對於中國不僅稀有，而且陌生。因此，中國的農村、農民和農業究竟如何發展，問題十分沉重。解決問題的思路，可以是回到經驗和傳統，就是讓地主、富農與貧僱農甚至是失地、失業農民並存自由發展，但這是一條被歷史證明不可行的路。社會動蕩和革命的頻繁發生，就是此路艱險的具體說明。因此，他拒絕選擇這種回歸傳統和經驗的做法。不論是他進行區域性治理（如延安時期），還是進行全國性治理（新中國成立以後），他都主張農民組織起來。

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他發表了題為《組織起來》的講話。他說：

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惟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惟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③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土地改革完成後，他及時指導和推動一系列農民組織起來的社會運動，包括從互助組、初級社到高級社，直至1958年的農村人民公社等。後來，農村人民公社的發展出現了困難。為了應對這種困難，各種各樣的調整政策、方案都被提出。幾乎任何方案毛澤東都可以接受和容忍，惟獨對於"包產到戶"或者"分田到戶"的"單幹"方案，他就是寸步不讓。原因在哪裡呢？

首先，他認為，農村一旦實行"包產到戶"或者"分田到戶"的"單幹"方案，用不了多久，甚至一年半載，農村就會出現兩極分化，"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這樣，社會就會陷入動蕩，中國現代化就不可能得到穩定的環境。這一反對還有另一個深層意義，這就是藉助集體經濟體制，推動農村社會保障網路的建構。中國沒有對於全民保障的傳統，尤其是農村。救貧濟苦的事往往由一些帶有幫會色彩的鄉村組織去擔當。新中國成立伊始，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又面臨著百業待興的壓力，政府自身的財力是無法擔當起農村救貧濟苦的責任的。農村集體經濟的建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這一難題，至少不會讓農村有人"沒法生活"。這樣，政府就可以更好地集中財力去進行國家的基礎性建設。長期以來，農村的擁軍優屬、孤寡老人的養護，都是依賴於集體經濟的。後來農村合作醫療這種農民的醫療保健措施，以及農村普及基礎教育等等，也是寄生於集體經濟的基礎上的。這可以說是從社會治理方面的考量。

其次，中國農村人多地少，僅靠一家一戶耕種自家那一畝三分地，既無法滿足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需要，也不能解決農民自身的富裕和發展問題。毛澤東在談到為什麼要從高級社過渡到人民公社時就說：

人民公社化以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這類問題。合作社的規模小，土地不能統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庫，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應該建設這樣的水庫，但是由於這些利害關係，無法進行建設。廣東的漳市社，山裡有很多森林資源，但是勞動力不夠，不能採集；山下有很多富餘的勞動力，可是不能上山勞動；其他如手工業、運輸業等等，也都不能統一安排，妨礙生產發展。成立大隊、組織公社以後，這些問題都解決了。④

有人批評毛澤東喜歡"一大二公"，但關鍵在於他不是把"一大二公"當做目的，而是當做實現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的手段。自70年代後期，"小崗村模式"被廣泛推廣后，農民利益碎片化了，重新恢復到一家一戶耕種那麼一點小土地的模式上。結果是短時期內解決了溫飽但長期不及富裕之門，有的甚至重新返貧，並且村莊普遍破落。而相反的一些例子，如一些堅持集體經濟的組織，最典型的是華西村、劉庄、南街村、周家莊等等，在政府解除農村發展的政策性限制后，藉助集體優勢，實行分工協作，實現農工商的全面發展。這種農工商全面發展的生產優勢，是任何"分田到戶"的單幹體制所無法比擬的。

此外，還有一個中國農村如何實現勞動力轉移和城鎮化發展的戰略選擇問題。毛澤東多次說到，中國以那麼多的人去種糧食，而且僅僅種那麼一點糧食，這從全世界看都是最不合理的。隨著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和機械化水平的提高，中國的未來不可能也不需要那麼多人去種糧食。大量人口從農業轉移出去，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問題是這個過程如何實現？他說：

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裡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了。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自己的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⑤

顯然，這是在探索一條不同於西方現代化的中國道路。人民公社在他心目中，不是蘇聯那種純農業生產的集體農莊，而是搞"工農商學兵"和"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集體。這種發展一旦實現，農村富餘勞動力就可以就地轉移就業，並實現農村"在地城鎮化"。其實，今天的華西村和劉庄等走的正是這樣一條路。而在毛澤東看來，只有社會主義的中國才有可能走通這條路。因為只有它才有可能通過集體的體制，去組織農民，建設新農村，而不是聽任農村隨著兩極分化的發酵而凋零、破落，農民自發流入城市，淪落為城市的弱勢人群。

（二）三十多年來的農村實踐究竟說明了什麼？

自7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農村的發展基本回歸於傳統和經驗。在這一過程中，儘管有些同志有過疑慮，例如李先念曾經在"分田到戶"席捲全國時，仍堅持"中國單幹了幾千年，還是沒糧食吃，還是受窮嘛"的看法，⑥但都無濟於事，因為當時基本上是以"不換思想就換人"的方式去推進這一回歸的。這種回歸也確實在一段時間內，造成了農業增產和農民生活狀況好轉。但現在看來，這種好轉絕對不是"分田到戶"的單一因素造成的。"分田到戶"的最大優點是最大限度地抑制了懶人。但成就當時農業增產和農民生活狀況好轉的因素，至少還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集體化時期興修的大批農田水利設施繼續發揮作用；二是由於中央政府動用外匯進口糧食和國家化纖工業獲得長足發展，一定程度地舒緩了農民種糧和種棉的壓力，相應地增加了農民種植經濟作物的自由度；三是城鎮改革基本沒有啟動，農民還可以得到廉價農業生產資料的供應。然而，在歷經幾年順境之後，問題就漸漸暴露出來了。首先，原來集體耕作的成片農田被分切為"西瓜田"，每家每戶耕種的不是"一塊小田地"，而是幾塊分散零落的小田地，客觀上不僅因田埂增多而減少了實際耕種面積，而且影響了耕作效益。其次，由於分田而導致集體癱瘓，不僅原來設想的"一把鏟子放水"的灌溉用水管理方案難以實施，而且原來較為完善的農田水利設施也漸漸疏於維護而堵塞、破損，農田水利效益不斷下降。第三，隨著城市改革的啟動和推進，農業生產資料不斷提價，極大地抵消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和其他惠農政策的利好效應，農業生產比較效益快速下降。後來正是由於農業生產比較效益不斷下降和農民空閑時間因公共性農田基本建設勞動停止而增多，大量農民開始流入城市，農村中留下大量所謂"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並造成大量被媒體稱為"體制性寡婦"和"體制性鰥夫"的人群等等。

在農村走向問題"星叢"的同時，城市治理壓力也越來越大。由於農村人口向城市的"盲流"，城市外來人口不斷聚集的壓力持續不減，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附近都有若干個藏污納垢的"小愛爾蘭"。其實，生活質量最差的還是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只要你去看看他們蝸居在城鄉結合部的"貧民窟"，就能直觀地感受到這一點。

然而，在一些至今仍保留集體組織體制的地方，如上述提到的華西村、劉庄、南街村和周家莊等，情況則完全不同。那裡藉助集體體制，農業機械化和水利化程度不斷提高，直接從事農業勞動人數已經十分簡約。與此同時，發展起大量的工業、商業和旅遊等企業，就地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農民不用外流打工，本地就可以安居樂業。集體經營所得，通過各種方式，實現村民共有、共享。不僅本村民眾的日子過得滋潤，還為周邊民眾提供就業機會。這一發展實際上就是以集體經濟體製為依託，去發展農業和農業以外的工業、商業以及旅遊業等等，從而把集體辦成一個集農工商為一體的經濟實體。這恰恰正是毛澤東對於農村人民公社所設想的"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模式的體現。

所以，如果要問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實踐究竟說明了什麼？我想至少有兩點是可以明確的：一是"分田到戶"的經營方式，並非解決中國"三農"出路的最佳選擇，因此，關於中國農村的發展道路很有必要根據時局的變化而有所調整。二是改革開放的實踐使得毛澤東的構想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性證明。正是改革開放的深入，才使得原來限制鄉鎮工業發展的消極性政策不斷歸於失效，農村集體組織也才不斷獲得發展農工商產業的應有條件。

（三）關於毛澤東時期農村人民公社失敗的原因探討

毛澤東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的構想，可以說是他的農民組織理論中最具中國特色的創造。但是毛澤東在世時，農村人民公社多數都非常窘迫。許多人正是根據這種狀況而指責毛澤東的。

根據我的研究，我認為，導致農村人民公社在毛澤東時期困難重重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農村人民公社遭受了"去工業化"對待。在批評農村人民公社的人群中，有相當部分人把它看做照搬蘇聯集體農莊的產物。其實，這是基於對事實不了解的判斷。蘇聯集體農莊是一種純農業的經濟組織。毛澤東評論："蘇聯的集體農莊，不搞工業，只搞農業，農業又廣種薄收。"⑦又說："他們要使農民永遠成為農民。"⑧因此，強調中國農村不能照搬這種做法，是毛澤東始終堅持的重要思想。因為中國農民群體十分巨大，如果把他們組織起來僅僅去種田，根本無法解決農民本身生活和發展的問題，更無法使其與中國的工業化發展相適應。蘇聯有大量的可耕土地，搞廣種薄收，日子至少可以勉強過下去。中國農民人均土地很少，把他們限制在耕種那有限的土地上，效益和效率一定很糟糕。因此，他始終認為農村人民公社必須因地制宜，走"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道路。這是毛澤東人民公社構想中的神來之筆，也是它與蘇聯集體農莊根本區別的地方。

然而，歷史並沒有給毛澤東留下實踐這一構想的從容空間和時間。在人民公社化的初期，全國各地都熱情高漲地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出現了人民公社大辦工業的熱潮。但在這一過程中，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有條件的辦，沒有條件的也辦，結果不僅辦工業煮了一鍋夾生飯，還嚴重影響了農業的勞動力投入，造成經濟上的混亂、困難乃至災難。這就導致人民公社辦工業的舉措受到了嚴厲指責。一些受到傳統發展思想影響的人，包括受蘇聯集體農莊模式影響的人，更是指責它破壞國家計劃，擾亂經濟秩序，製造質量低劣的產品。這種指責直至上個世紀80年代還不絕於耳。《李先念傳》就記載了80年代初李先念和陳雲對於社隊企業的質疑。當時，針對經濟過熱，中央正在考慮經濟調整。李先念首先想到的就是對社隊工業"剎車"。他說社隊工業"究竟搞什麼，現在搞的有很大盲目性，以小擠大，以落後擠先進，以新廠擠老廠。我看要剎車。強調公社工業是光輝燦爛希望所在的說法，不見得對"。陳雲也說："在資本主義社會，沒有一個資本家這樣搞。"⑨這非常直觀地反映了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的真實看法。因此，從60年代起，特別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和"西樓會議"后，隨著全國開始經濟的治理整頓，中央一線的領導同志通過一系列文件，規定農村人民公社"一般不能辦企業"，已經辦起來的必須脫鉤，交與工業部門管理，實在不能脫鉤的，也只能在不與國家計劃相衝突和不與國有企業爭原料和市場的前提下，生產滿足自身需要的產品。這實際上等於剝奪了社隊工業生存和發展的合法地位。農村人民公社因此蛻變成類似於蘇聯集體農莊那樣的單純農業生產的集體組織，完全走到了毛澤東主張的反面。對此毛澤東是非常不滿的。但面對經濟困難時局，他只好無奈將就。後來，他曾多次力圖突破這種政策限制。例如在"五七指示"中，他提出農村"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1975年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期間，他以批轉"人民來信"的方式，同時把河南鞏縣回郭人民公社興辦"社隊企業"的調查報告以及華國鋒力主發展"社隊企業"致湖南省委的信，一併批轉給當時主持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希望以此再次推動"社隊企業"的發展。但總體上看，人民公社被"去工業化"后，一直處於功能不全的狀態。它的實際功能幾乎就在於把很多人組織起來種植那麼一點土地。儘管通過這種組織，農村進行了大量農田基本建設，尤其興修了大批農田水利設施，但最終產出的還是在那片有限的土地上。這樣，即使土地種出的是黃金，其效益也是有限的。因此，當時人民公社的失敗實際上是被"去工業化"后的農村人民公社的失敗。"去工業化"把農村人民公社變成中國版的蘇聯集體農莊，從而扼殺了農村人民公社的生機和活力。這是那段歷史的巨大遺憾！

二是從1953年開始的"統購統銷"政策的持續實行。國家實行"統購統銷"有著複雜的背景，也是當時發展工業化的需要。但不論如何，一旦實行這一政策，農村經濟組織就無法成為一個獨立面向市場的經濟主體。這一政策要求實行"三定"，即定數量、定品種、定價格，這意味著你必須接受國家的計劃要求。要你種小麥，你不能種玉米，要你種棉花，你不能種大豆，要你種糧食作物，你不能種經濟作物，儘管經濟作物可以有好的經濟效益。而對於屬於國家統購統銷的戰略物資，例如糧食、棉花和食用油料等，即使是農民從自己身上節衣少食省出來的，也不能拿到市場上去賣。為了克服農民對這種政策限制的一再抵制，政府還以各種名目，例如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等等，以不斷抑制農民對於自身利益追求的衝動，最大限度地順應政府的意圖。在這種背景下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根本就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主體，而是接受政府，甚至是中央指令的附屬單位。試問在這種條件下，它能有多少發展的空間呢？

所以，我認為，檢討當年農民組織化過程，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之所以最終走向失敗，有各種不正之風如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等等的嚴重影響，以及工作中的其他失誤，但更為根本的因素還是在於對人民公社實行"去工業化"的政策和"統購統銷"的持續實施。

（四）毛澤東的方案與馬克思主義的傳統

我始終認為，毛澤東關於中國農民組織起來的思想是基於對中國農村實際情況的理解和對中國農民所創造的經驗的一種概括和提升，同時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繼承。在對小農的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向來既反對對它實施剝奪，也不主張長期保全小塊土地所有制。因為隨著產業的發展，小農難以經受市場風浪，更無法抗衡大土地所有者尤其是資本主義農業生產方式的競爭。出路在於通過示範和引導，逐漸使他們把私人生產和私人佔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佔有，並為此提供社會幫助。恩格斯還專門對此提出了一種設想：如果"把小塊土地結合起來並且在全部結合起來的土地上進行大規模的經營的話，一部分過去使用的勞動力就會等於多餘的；勞動的這種節省也就是大規模經營的主要優點之一。要給這些勞動力找到工作，可以用兩種方法：或者從鄰近的大田莊中另撥出一些田地給農民合作社支配，或者給這些農民以資金和機會去從事工業性的副業，儘可能並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的經濟地位就會有所改善，並且這同時會保證總的社會領導機構有必要的影響，以便逐漸把農民合作社轉變為更高級的形式，使整個合作社及其社員個人的權利和義務跟整個社會其他部門的權利和義務處於平等的地位"。⑩顯然，這是一種有效地幫助小農提升經濟地位和社會權利的方案。這一方案與毛澤東的農民合作組織思想，尤其與人民公社方案不謀而合的是，都強調通過合作社的集約性經營，節省勞動力，進而把節約下來的勞動力轉向辦工業企業，去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利用和提高合作社的經濟效益與社會地位。一旦實現這一點，無產階級就能夠通過對於小農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改造性提升而有效地推動小農的轉型。河南新鄉的劉庄和江蘇江陰的華西村等在毛澤東逝世后，以集體的組織形式實現農工商多業的興旺發達而成為這一構想的成功範例。毛澤東當年批評蘇聯集體農莊的組織者，說"他們要使農民永遠成為農民"，中國的史來賀和吳仁寶們的實際行動，給毛澤東這一批評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註腳。

老田：毛澤東時代的資本與勞動

我今天想要換一個角度來講毛時代的經濟問題。以前我們學習的黨史、國史、經濟史，都是說我們的領導人多麼能幹，所以辦成了什麼事，或者反過來，說領導人不能幹（犯錯誤），所以某些事情辦得不好，這都是從積極因素進行解釋。這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遠遠不夠，還需要從反面加上一個消極因素的解釋角度，而這往往是被人忽視的角度。就是說，只要破壞不到一定程度，它不足以阻止那個潛力。

毛時代那個制度的潛力是非常大的，主要體現在投資能力和動員勞動力能力上升兩個方面。一是有效地把全社會的經濟剩餘轉為生產投資，從而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財政的投資能力；二是通過農村基層三級政權的建設使得動員活勞動投入的能力也最大化了，因此毛時代的制度潛力，投資能力的提升是來自於社會革命的成果（剝奪了地主、富農、資本家對於經濟剩餘的掌控和無效使用），而動員勞動力的能力則來自於毛時代低成本、高執行力的基層政權，基層政權執行力的提升也部分地與革命時代根據地動員農民的管理經驗緊密相關。

（一）如何理解毛時代投資能力的上升

毛時代投資能力提升得非常快，對比國民黨政權時期"經濟情況最好的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間，政府財政總支出72.59億元，其中用作'建設費'的僅僅1.75億元，每年平均還不足2000萬元"，與低下的投資形成過程相關，"舊中國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的百餘年中，累計建成的工業固定資產價值總共不超過人民幣124億元"。這個緩慢的資本形成過程，在毛時代戛然而止，"'一五'計劃時期完成基本建設投資588.47億元，實現新增固定資產492.18億元，......五年新增固定資產相當於新中國成立時接收的固定資產的4倍"。11這說明，中國社會可轉化為工業投資的潛在經濟剩餘數量很高，但是，前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因素妨礙了投資的形成過程。問題在於，學術界未能恰當揭示前毛澤東時代投資形成的"障礙因素"，因此把眼光轉向毛時代是如何"提高"了攫取全社會經濟剩餘的能力，結果在經濟史解釋中間形成兩種很"權威"的想象力：第一種想象力是關於擴大"剪刀差"的設想，第二種想象力則是集中於扭曲價格體系從而有利於投資形成，這兩種想象力都不符合歷史的實際。在毛時代的開始階段，整個社會的潛在經濟剩餘就數量而言，支持投資的能力與舊社會差距不大，而投資能力提升，首要的原因在於破除了舊社會各種不利於投資形成的障礙，其次才是財政和行政提取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說，因"破除障礙"這個消極因素的消失而獲得的能力是第一位的，因"提取能力"這個積極因素的上升則是第二位的，因為學術界遮蔽了投資能力上升的第一位原因，僅僅從第二位原因出發建立解釋體系，必然會過度誇大"積極因素"。

把毛時代工業投資能力提升，與政府剝奪農民的力度聯繫起來做因果解釋，這是擴大剪刀差思想的要點。所謂"剪刀差"，就是工業品定的價格越來越高，農業品的價格越來越低，政府通過這個擴大的差價來提升投資能力。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者是中國人民大學老教授嚴瑞珍，她的看法是中國的工業化投資百分之百來源於剪刀差：

從1953年到1985年全國預算內的固定資產投資共7678億元，平均每年240億元左右，大體相當於每年的剪刀差絕對額。可以說，30多年來國家工業化的投資主要是通過剪刀差取得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國工業現代化的初步基礎。12

說到底，擴大剪刀差要通過工農業產品的價格變動來體現。有一個葉先生系統地研究了毛時代工農業產品的比價關係變動，清楚地顯示剪刀差的說法並沒有根據："從1952年到1977年，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了72.4％，而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上升0.1％。"這位葉先生明明知道不存在擴大剪刀差的問題，但他覺得不夠，一定要加上自己的概念創新來證明剪刀差存在。他說農業勞動生產力提高得慢，工業的則提高得快，要從這個創新的角度尋找存在剪刀差的依據："同期工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61.5％，而農業勞動生產率只提高了24.8％。在剔除了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之後，從等價交換的角度考察，剪刀差擴大了20％左右。"13葉先生的剪刀差概念已經完全有別於剪刀差概念的內涵，他把自己的研究強行納入剪刀差概念框架進行界定，早已越出剪刀差概念原有的內涵和外延，已經構成"偷換概念"的邏輯錯誤。他的比值剪刀差概念如果成立的話，顯然已經是說針對不同的工農業生產率提高速度如何更合理地確定比價，而完全不涉及工農業產品比價實際上在擴大的這個"剪刀差"概念的標準內涵。之所以出現這種"對著事實說假話"的問題，其背後的邏輯在於：學者在進行研究的時候就先念地設定了要在剪刀差框架之內，找出毛時代工業投資能力擴張的奧秘，而不願意擴展自己的視野，在剪刀差之外去尋找新的因果鏈接，因此，就會出現這種完全無視邏輯的怪事。

下面是國家統計局提供的詳細數據，在每一個時期的工農業產品定價趨勢都是：農產品的價格是愈趨上升的，農產品跟工業品的交換比價是愈趨縮小的，沒有執行過擴大剪刀差的政策。"以一九五○年為100，一九五二年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總指數為121.6，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總指數為109.7，工農業品綜合比價指數為90.2（以農產品收購指數為100），交換比價縮小了9.8％。......一五期間，產品收購價格總指數提高了20.2％，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總指數上升了2.2％，......一九六五年與一九五七年相比，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了28.5％，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上升5.6％，......一九七六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總指數提高了11.6％，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總指數降低了7.3％。"14

在我看來，毛時代投資能力上升，並非來源於以剪刀差政策剝奪農民，而是把舊社會掌握在地主、富農、資本家手上的經濟剩餘，集中到財政手裡，然後順利地轉化為投資。換言之，此前地主、富農、資本家從勞動者手裡攫取的經濟剩餘數量並不少，但是，轉化為生產性資本的卻不多。最為極端的例子是，農業投資能力的極度萎縮，甚至到了難於維持牛耕的地步，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只有15％的家庭養牛，大多數農民連牛都用不起了。此外，毛時代對於管理成本的壓縮也很厲害，在很長的時間內，行政經費的開支佔總支出比重都很低，只要把舊統治階級攫取的那部分經濟剩餘數量充分集中到財政，再減去較低的總管理成本之後的餘額，就構成了龐大的財政投資能力，即使像毛時代那樣執行縮小剪刀差政策，可用於投資的餘額也是非常可觀的。

從城鎮非農業銷售的糧食數量看，1960年是第一個高點，為631億斤，1971年"三個突破"之後形成第二個高點，達到800億斤，把這兩個數字與土改后剝奪地主、富農的700億斤地租的數字（重新分配了43％的土地）相比，顯然，硬要說剝奪農民的話，也應該準確地說明是剝奪了農民中間的地主、富農。與此同時，由於生產的提高和工業品下鄉數量的增加，土改后多數年份的絕大多數農業生產者，佔有的糧食和工業品都有所上升。而剝奪地主、富農（後來還要加上資本家）的數量和程度，恰好是毛時代投資能力上升的主要原因--把舊社會那些不投資的經濟剩餘轉為投資，因此，新中國的投資能力上升主要與潛在經濟剩餘順利轉化為投資相關，而與擴大剪刀差政策無關。與嚴瑞珍、葉善蓬等人用擴大剪刀差來解釋毛時代投資能力不同，林毅夫等人則以扭曲價格來解釋投資能力的增加。

（二）如何看待勞動力動員和政權執行力上升

在毛時代的工業化進程中間，剩餘勞動力的有組織的密集投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這是毛時代不同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鍵特點。剛才徐老師講了毛澤東設想依託人民公社走出一條新工業化道路，這個我非常同意，我想從另外的角度來觀察一下"人民公社三級體制"對剩餘勞動力的動員能力及其效果。

第一個方面是中國在前工業化時代就有了人口膨脹，全社會有著大量的剩餘勞動力，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六億人口是我們的資本而不是負擔"，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設計問題，因為這些勞動力主要居住在農村地區，如何充分利用這部分剩餘勞動力來加快工農業發展，就成為農村基層組織設計的關鍵線索。在合作化之後，組織起來的農村勞動力除了增加對於土地的投入，在田間管理方面進一步推行"過密化"的應用方式之外（典型的是毛澤東所總結的"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管工），還在農閑季節進行農田水利建設。此外，有組織的勞動力還能夠方便地與工業和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對接，在1958～1959年兩年，以勞動力投入為主修築了25萬公里的公路（1978年總公路里程為89萬公里）。在推動高級社之前，1956年的元旦社論《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中說：

農村中的男勞動力，在黃河淮河一帶，有些地方，從前每年只能作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後，可以作工二百多天，女勞動力過去不使用或較少使用，合作化之後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在農村中，出現了從前所沒有想像到的巨大的生產力。

在我的記憶中，到70年代農村男女勞動力每年幹活要超過330 天，這對整個農業發展來說是一塊非常大的資源，跟解放前相比，相當於一下子多出4～5倍的勞動日可以利用。後來搞農田水利建設、合理密植、鄉村工業，甚至公共工程，比如修鐵路和公路，所需要的人力就大量來自這裡。

充分動員剩餘勞動力，固然是合作化的一個設計目標，如何有效地動員農民的經濟剩餘順利轉化生產性投資，則是合作化的另一項要求。特別是工業化水平較低、農業增產得不到太多工業投入品的情況下，對於開通農業內部的投資渠道就顯得尤為重要了，這在第一代領導人那裡也是一個非常明確的問題意識：

我國目前農業生產還不能適應日益增長的需要，今後必須用更大的力量發展農業。但是，在最近的將來我國還不能有很大的農業機械工業和化學肥料工業，還不能進行很大規模的墾荒，水旱災害也還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農業增產的主要途徑，就是要充分發揮農業已經基本上實現合作化這個優越條件，依靠合作社的集體力量和政府的支援，採取興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種、推廣新式農具、提高複種指數、改進耕作方法、防治病蟲災害等項措施，來增加單位面積產量。此外，還應當根據可能條件，積極開墾荒地，擴大耕地面積。糧食生產是農業經濟的基礎，必須優先發展；同時也必須按照適當的比例發展棉花和其他各種經濟作物的生產，並且發展畜牧業和副業生產，發展農業的多種經濟。為了發揚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除了國家必須實行正確的稅收政策、糧食政策和物價政策以外，農業生產合作社必須堅持勤儉辦社和民主辦社的方針，正確地處理合作社內部集體和個人的關係，進一步鞏固集體所有制。15

第二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農村政權的管理水平問題。合作化之後可資利用的勞動日增加幅度非常大，這對於推廣各種"過密化"的技術措施是很有利的，同時富餘的勞動力還為農田基本建設和農村工業乃至服務業提供了新的潛在空間，按照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但是，管理水平的不足對於發揮潛力，肯定是一個很大的削減和抵消因素。從1956～1958年的農業生產效果看，增產是很明顯的，這恰好是基層政權管理水平最低的時期，幹部處於學徒工階段，制度建設也是處於起步階段，看起來，管理的效果也不能絕對地與幹部的經驗和素質、制度完備與否，進行簡單地因果鏈接。1956年到1958年，農村管理很混亂，真的是一哄而起，1956年全國絕大多數省區都一步到位地實現了高級社化，而高級社平均規模都是200多戶，這是農村管理最粗放的時期。有一個小故事發生在更早的1951年，山西作家趙樹理下到山西省川底村，一個著名的勞模郭玉恩試辦合作社不會管理。趙樹理告訴他說附近搬來了李老四，他家裡有78口人，要郭玉恩去看大家庭是怎麼管理的，向那個大家庭學習。16管理層對於農業生產的巨大消極影響，主要出現在有了一些初步經驗之後的時期，特別是在1958年以後，整個管理層對農業生產的干擾和破壞（瞎指揮）程度過高，由此造成了極端惡劣的後果。事後回顧起來，農民建立在單幹之上的合作有非常高的潛在效率，哪怕是管理粗放僅僅發揮出一部分潛力，就會有宏觀上的效果，這是1956～1958年的農業增產所證明的。反過來，假如瞎指揮和破壞帶來的混亂和損失超過了一定的限度，管理損害生產的後果才會顯示出來，這是1958年之後的狀況。相比較而言，只要合作效率超過管理混亂帶來的損失，還是可以觀察到生產向上發展的情形。在這一點上，很多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恰恰反過來強調管理層的經驗和手段的絕對決定性。要是這個想象力是正確的，那麼，農業生產就會呈現出與管理經驗上升的同步曲線，而最初階段因為管理最不成熟，所以最可能是減產的。這個恰好不符合合作化的歷史事實，這個觀察視野恰好遺漏了勞動力資源的組織和投入潛力，而管理的績效要與合作潛力發揮程度進行對比才能確定。

第三個很重要的觀察角度是需要給管理演變加上一個時間維度，管理經驗和制度不可能一夜之間成熟起來，相關的權能劃分和經驗積累只能是逐步實現的。哈佛大學教授錢德勒對美國企業史的研究中間，提出一個"三重投資"的框架。他說一個企業的擴張，第一要進行設備廠房的投資，第二要做市場網路的鋪設，第三要做管理結構的投資，在這三重投資中間，設備廠房和市場網路的投資周期都比較短，投資周期最長的是管理結構的投資，需要10年左右的時間才能夠完成。他以杜邦集團的碳素染料產品為例，雖然杜邦很短時間就完成了設備廠房投資和市場網路建設，但它花了10年左右的時間才把內部的管理團隊磨合好，並從此建立起自己的市場優勢地位。錢德勒還將這個結論加以普遍化，認為每一個新技術進入市場，差不多都需要10年的時間，才會成長出第一批領導型企業。他的解釋是，企業需要10年左右的管理結構的投資期。17從1952年建立中央農村工作部推行合作化開始，經過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中間經過人民公社的反覆，到1962年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條》確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恰好也是10年時間。

1958年有一個大的問題，就是幹部的"五風"問題--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這五風中間除了幹部出於自身的私利需要--"吹牛出政績"之外，還可以找到一個功能性的客觀原因。當時有一個重要問題沒解決。農村有4～5倍的勞動日可以用，其中農閑時間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到底該由政權的哪一級組織來調配？到70年代塵埃落定之後，農閑時間的勞動力調配實際上多由縣政權承擔，在全縣範圍內按照流域地理狀況進行水利規劃和建設，而且，當時也只有縣一級才有必不可少的技術力量，因此，剩餘勞動力的組織和使用就在縣一級實現與技術規劃力量的合理結合。但是在1958年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當時到處發生的"並大社"現象，實際上是省地縣各級政權把原來辦得好的小型模範合作社強迫擴大，硬性要求公社領導人承擔領導責任，但在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層次搞農田水利，嚴重缺乏測繪、設計方面的技術力量，最後，嚴肅的水利規劃由領導人進行"拍腦袋"設計。到六七十年代，農田水利特別是大水利的規劃，基本收到縣一級的政權，由縣水利局進行規劃。像在我的老家蘄春縣，有一個老工程師告訴我：現在的報紙上天天說政府為經濟建設服務，差得太遠，看看我們當年政府是怎麼服務的，全縣除了水利局之外沒有任何機構有計劃，就我們有計劃；我們規劃設計什麼工程，縣委書記和縣長主動擔任指揮長、副指揮長，這才是真正的服務；我提到公社裡一個小工程，他說那也都是水利局規劃的，我讓你們公社的勞動力在家裡修就行了，要不然就得跟我到大水利去。他還提到當年本縣最大的白蓮河水庫東乾渠工程，半個縣的農田都能夠受益，漫長的乾渠工程穿越丘陵地帶需要建設許多渡槽，當時整個國家的工業很不發達，鋼筋水泥等物資特別短缺，要依靠上級計劃的分配，由於計劃物資缺乏，渡槽建設成為最後的"卡脖子工程"，不得不冒險用最"節約"的設計方案把渡槽完工，迄今已進行了4次除險加固，但還是沒有把握。

70年代與農閑時間的剩餘勞動力組織相關的調配職能是這樣劃分的：縣一級政權的黨委和政府官員作為指揮力量，與水利局的技術規劃力量進行密切的配合，再加上國家計劃分配的鋼筋水泥等物資，1958年那些很盲目的東西就少了。用後來基層政權中間相對穩妥的權能劃分結果，去對照1958年"並大社"的現象，可以解讀出省地縣的大幹部轉嫁職責和風險的動機。各級幹部對於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持有一種畏怯心態，同時為了避免自己出錯，引發相應的職業利益風險，把應該由上級承擔的領導職責，強行對下轉嫁，要求早期成長起來的底層合作社帶頭人去承擔那種"有風險的領導職責"，幾乎每一個早期合作社的優秀領導人都被地縣幹部提拔為人民公社社長。因為人民公社的範圍足夠大，可以把小的河流流域包括在一個單一的公社範圍之內，而水利建設規劃客觀上要求按照自然的地勢條件進行"整個流域"的合理安排，這樣，大社就具備了小範圍的全流域規劃的行政條件（但當時文化極度不發達，公社層次往往缺乏最低限度的技術力量配合），而合作社帶頭人的職業利益風險主要操控在貼近的行政上級--地縣幹部手裡，而地縣幹部可以從上面給予"保險"，這樣，不僅省地縣幹部自身承擔的責任和風險都最小化了，同時在推動一項未知的事業過程中間整個官場的政治風險都最小化了。如果這個分析靠得住的話，那麼由於職責和風險到處都是同構的，就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1958年那麼多省地縣幹部熱切地行動起來，超過北戴河決議的規定時間去推動人民公社化運動了。

在水利建設的各項資源中間，技術力量和管理力量沒有出現很大的問題，把農村三級組織建設好之後，可動員的活勞動就太多，相比較而言，工業和技術那條腿非常短，最後成為決定性的限制因素。到70年代晚期，本縣的大中型水利建設都已經完成，需要動員農閑時間的剩餘勞動力的項目不多，但是，相關的管理體制和要求還按照慣性運作，沒有適時加以改變。在我的記憶中，70年代中期已經很少需要農民去水利工地了；雖然集體農業時代種田的方法業已經過革新，每畝田需要投入更多的活勞動，但由於人口和勞動力的增加，農民每年出工不超過一百天就可以按照高水平要求種好田了，但大小隊幹部還要求農民天天出工幹活，明明沒有多少事情干，我記得農民最痛恨的就是這件事。從這個意義上看，當時的管理結構較好地適應了動員剩餘勞動力的功能性需要，但是在原有的目標實現之後，沒有進行適時調整，這是我觀察到的農民不滿集體的主要方面。

第四個觀察角度是活勞動密集投入對稀缺資本的替代關係。農業主要依靠活勞動力投入的決策，在整個毛時代國家的決策裡面很明確，可以稱作"用密集的活勞動投入代替稀缺的資本"。因為有了非常充裕的勞動力，財政對於農業的投資就可以大大減少。1956年初廖魯言代表中央農村工作部向知識分子會議作報告，他對"四十條"綱要作說明時說：

國家在財政上、經濟上和技術上，也應當給農民以儘可能的支援。但是，國家所花的錢不可能太多，尤其是目前這幾年的情況是如此。否則，如果事事依賴國家，一切都由國家投資來舉辦，那是國家的財力所不能勝任的；其結果勢必是推遲這些事業興辦的時間，有的甚至辦不起來了，或者是把國家的財力大量地使用到這些方面來，而縮減工業投資，從而就會推遲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18

因為通過合作化把農民都組織起來了，有這麼多的勞動日可以利用，國家的財政資金則可以集中向工業投入。在"三五"計劃的原初設想中間是要以"吃穿用"為主的，因為與蘇聯的交惡，疊加了美國製造的"北部灣事件"的影響，國家周邊安全態勢全面惡化。有鑒於此，國家的投資重點再一次密集投入軍工部門：

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確定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方針是："立足於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19

為此，農業的發展所依託的資源又再一次轉向活勞動的密集投入方面，這個思想非常明確地體現在毛澤東的決策設計中間。1964年5月10日～11日毛澤東在計委領導小組彙報第三個五年計劃設想時說："要注意種好16億畝。在這個基礎上建設4億多畝穩產高產農田。"在19日談到加強建設三線，農業投資可能要減少時，再次強調："農業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眾辦事。"20"農業學大寨"被提高到國家戰略的支撐點地位，目的也是著眼於節約農業方面的資本投入，要點是以活勞動的密集投入實現坡地改梯田和水利建設，建設高產穩產農田。

正是出於戰爭安全方面的考慮，三線建設在"三五"和"四五"期間大規模展開，1972年之後還在城市大搞人防工程建設，這兩個方面的投入實質上是一種"安全成本"：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國家用於三線建設的投資達到1300億元以上，佔全國投資的42％左右。由於建設項目上得過猛過急，加上"山、散、洞"錯誤方針的影響，使許多項目難以正常生產，獲得利潤。一九七六年，三線企業每百元固定資產增加的產值只有71元，而全國是103元；三線企業每百元產值提供的積累只有14元，而全國是24元。

從一九七二年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以後，中央、地方財政以及企事業自籌資金，每年有大約10億元投入人防工程建設。21

投資效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做"安全成本"的變相支出。

出於國家安全目的和國家間經濟競爭的目標，毛時代不僅支持了以美國為作戰對象的兩場局部戰爭，還大力支持第三世界的工業化進程：

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五年，中國先後向87個國家提供了經濟技術援助，其中亞洲20個國家、非洲46個國家、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區16個國家、歐洲5個國家。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實際支出累計達人民幣411.81億元，占同期國家財政支出的1.73％。在上述援助支出總額中，成套項目和技術援助為158.72億元，佔38.54％；物資援助為225.74億元，佔54.82％；現匯援助為27.35億元，佔6.64％。在成套項目援助方面，已幫助68個國家建成1126個項目，為受援國培養了一大批技術力量。22

其中物資援助主要用於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戰爭的需要，而項目援助則出於扶持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獨立目標。按照毛澤東本人的理解，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獨立和富裕意味著帝國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干預能力下降。也就是說，帝國主義國家的實力下降，對中國也是有利的。他在1964年7月16日接見巴基斯坦商業部長時說，中國的援助"金額很小，無息貸款，50年到100年還都可以，不還也可以。主要是要你們富起來。你們富起來我們就好了。你們能抵制美國、英國和印度，我們就好了"。23如果說支持兩場局部戰爭中國還是處於一種"防禦態勢"的話，那麼援助第三世界的工業化進程則明顯是一種"進攻態勢"--試圖削減諸強國在弱國的"既得利益"和"既得權力"。

（三）毛時代的資源配置與企業效益

林毅夫等人認為：

中國傳統經濟體制是為了在資金稀缺的條件下實現資金密集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目標，以扭曲產品和生產要素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以及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製為特徵的三位一體模式。

經濟發展戰略是外生的可以由政府選擇的變數；而在資本稀缺的農業經濟中，一經選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就會形成相應的扭曲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以及以計劃為基本手段的資源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制度。這三者是內生變數，在邏輯上是由特定的資源結構和發展戰略的選擇而誘發形成的，構成不可分割的或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一定的資源配置方式必然相應導致特定的經濟結構類型，而一定的微觀經營機制也產生特定的激勵效果，這兩個方面就表現為一種經濟績效。24

他們把毛時代的政府想象成一個資本家，這個資本家為了儘快投資重工業，就需要把價格機製作為手段來使用，撬動整個國家的資源配置乃至於經濟體制結構。這個說法很具有代表性，很受世界銀行欣賞，他們的書還得到了世界銀行的獎勵。

按照市場價格作為配置資源手段的觀點，政府掌握的定價權是通過價格機制實現資源向重工業傾斜的手段，林毅夫的觀點有沒有道理，我們可以對照一下當年中央決策層的看法：

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重工業投資的比重特別大，而且比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重工業投資的比重還要大。前面說過，在五年內的工業基本建設的投資中，製造生產資料工業的投資佔百分之八十八點八，製造消費資料工業的投資佔百分之十一點二。......我國現在的情況是：原有的重工業的基礎特別薄弱，需要我們積極地長期地去擴大重工業的基礎以促進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同時，國營和私營的輕工業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沒有使用的潛在力量，並且還有廣大的手工業可以做重要的補充。在我國，一方面許多輕工業品不能充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另一方面許多輕工業設備還有空閑，原因就在於缺少原料。所以說，我國目前發展輕工業的問題，主要不是增加投資的問題，而是增加原料生產的問題。在輕工業的一些原料還不能大量地增產以前，增加輕工業的投資，是不能發揮投資效果的，因為原料供不上，即使工廠建成也不能開工生產。但如果農業豐收，輕工業原料有很大的增產，在現有的輕工業設備不足的時候，我們可以在年度計劃中考慮增加一些輕工業工廠的建設。因為輕工業工廠的建設比較容易，建設時間比較短，也就不致於拖延建設進度。25

與林毅夫等人的理論模型相反，毛時代政府的投資行為，實際上恰恰做過"過度擴張輕工業"的事情。以輕工業中間最重要的紡織工業為例，"一五"計劃曾經設想增加180～250萬錠的紡紗能力，1953年秋天國家計委和紡織部向毛澤東彙報時，毛澤東要求擴大到300萬錠，紡織投資因此達到17.5億元，導致李富春所說的"輕工業設備""空閑"率的上升。由於農業原料供應增速緩慢，結果紡織機械中國率先出現過剩：

我國紡織機械工業生產的產品，不僅裝備了國內的紡織工業，而且從一九五六年開始成套援外，從一九七三年開始成套提供外貿出口。建國后，共向亞、非、拉、歐4大洲36個國家和地區供應棉紡設備185萬錠，織機8.8萬台。

中國對於紡織業投資需求的不足，還要從設備的"滿負荷"利用上尋找理由：

一九八二年，世界主要國家的棉紗產量，蘇聯為163萬噸，美國為99萬噸，印度為96萬噸，日本為47萬噸；這些國家每個棉紡錠年產棉紗不到0.1噸。中國棉紗產量則達339萬噸，每個棉紡錠年產棉紗0.17噸左右，棉紗總產量和棉紡錠的單產都高於其他國家，居世界第一位。26

機器設備利用率的最大化，無疑是單位投資效率提高的關鍵因素，這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比較容易實現，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則比較困難，中國以較低的設備技術水平和自動化程度，實現年產能高於美、日等先進國家近一倍的業績，顯然，這主要源於計劃經濟在全國市場產銷鏈條方面的優勢，這不僅填補了設備技術方面的劣勢，還實現了反超，這也不能完全從工人的積極性和幹部的管理能力方面作出"積極解釋"。顯然，紡織設備的產能提升，計劃經濟時代一個工廠的年產能差不多相當於美、日兩個工廠，這也最小化了對輕工業投資的需求，"節約"了大量投資，可以轉用於重工業。

從統計數字看，重工業投資占基建投資的比例由1953年的25.8％上升到1958年的56.2％，此後長期徘徊在50％左右，這是與輕工業設備的高利用率和農業原料增產速度緩慢兩個關鍵因素聯繫在一起的。也就是說，由於財政投資能力很強，在滿足了與農業原料增產水平相對於輕工業投資要求之外，仍然保留了很強的重工業投資能力，這才是重工業投資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關鍵，而不是根據政策選擇的重點，強行壓低輕工業投資的結果。換言之，在農業原料大量增產之前，投資輕工業並不具備條件，這個關鍵性的制約因素，李富春在1955年就已經認識到了。1979年之後的輕工業擴張政策，也是在配套了原料增產政策之後，才取得效果的，否則投資的增加只能體現為開工率的下降。

不僅林毅夫這樣的純理論經濟學家說決策上過於重視重工業，一些主管輕工業部門的官員，出於"投資饑渴症"爭取本部門預算最大化的需要，也往往抱怨不重視輕工業。在一定程度上，林毅夫的觀點是與輕工業部門的投資饑渴症相互匹配的，也是與1979年之後中央決策部門人為選定的投資重點轉移的宣傳口徑相一致的。曾任輕工業部部長的梁靈光就說：

重"重"輕"輕"表現最明顯的就是輕重工業比例長期嚴重失調。從1949年到1978年，重工業增長了90.6倍，輕工部系統僅增長17.3倍。1956年，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要加重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重。但是，"一五"期間輕工業部系統的投資占國家總投資的比重是2.5％，"二五"是2.4％，"三五"是1.8％，"四五"是1.9％，"五五"前三年仍是1.9％。

梁的輕工業投資比重數據小於統計局的數據，差別在於梁的數據僅僅包括由"輕工業部"主管的產品門類，不包括歸屬紡織工業部等相關部門的數字。1978～1979年的投資方向調整，帶來輕工業投資短期內的快速膨脹："1979至1983年間，輕工共完成基建投資103.36億元，相當於前28年總投資的60％、年均投資額較以前增加3.4倍。"更為重要的是，它撬動了各級地方政府的投資重點的長期轉移，這與1979年底中央決策要對輕工業投資實行"六個優先"緊密相關：

這個提法最一早在1979年11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來的，即：原材料、燃料、電力供應優先；挖潛、革新、改造措施優先；基本建設優先；銀行貸款優先；外匯和引進技術優先；交通運輸優先。六個優先原則的提出，是中央"加快輕紡工業的發展，使輕重工業比重協調起來"方針的體現。中央在原材料和能源供應、資金的分配方面給了輕工業以很大支持，當時為抑制經濟過熱，曾採取壓縮基建，減少投資的辦法，但是為了保證輕工業的資金，發放了輕工專項貸款。地方上的投資重點也由過去發展小鋼鐵、小機械、小化肥，轉向發展輕工生產。27

"六個優先"實際上最大限度地撬動了地方政府的投資興趣轉移，調動了中央財政控制之外的投資能力集中於輕工業，梁靈光指出這一次優惠政策撬動的投資轉向是長期性的："在我離任后，基本上已改變對輕工業'又擠又讓'的現象。相反各地爭相上項目，爭指標。"結果導致輕工業短期內的過度膨脹和企業效益的極度滑坡，毛時代價高利厚的"三大件"--自行車、手錶和縫紉機得到各地政府的重點投資，產能急速膨脹到超出全國市場容量的程度，自行車產量由1978 年的854萬輛上升到1984年的2861萬輛，手錶產量從1351萬隻上升到3798萬隻，縫紉機數量從486萬架上升到935萬架。28作為80年代前期投資重點的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和紡織等行業，最先出現全行業虧損，這個時期膨脹起來的產能，後來大都被百分之百淘汰掉了，相關企業大多破產，由此導致整個工業企業效益的普遍下滑，1996年、1997年兩年連續出現全國虧損企業的總虧損大於盈利企業的總利潤。

輕工業投資占基建投資的比重，"一五"時期為6.4％，"二五"時期下降為6.4％，1963～1965年為3.9％，"三五"時期為4.4％，"四五"時期為5.8％，"五五"時期為6.7％。29很明顯，輕工業原料增產緩慢，在國家工業投資中間的比重逐步下降，由此帶來重工業投資比重的逐步上升，也正是因為原料不足， 60年代紡織工業的投資重點開始轉向紡織原料，重視人造纖維和合成纖維的生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按照林毅夫他們的想象力，毛時代的重工業優先政策，必然帶來企業效率低下，這個推論與統計數據發生了衝突。實際上，毛時代工業企業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不是效益不好，而是經濟效益指標高到難於理解的地步。有一個華中科技大學畢業的工學博士，他後來去日本工作，對經濟問題特別有興趣，專門寫了本書《刷盤子，還是讀書？》，比較中日的工業化道路。他閱讀了大量國內著名經濟學家如林毅夫、周其仁的文章，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這些人完全不參照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年鑒數據，所以，這些主流學者也很辛苦，必須想方設法去尋找數據，甚至在書中重新製造新的數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比如說，《國家工業經濟統計年鑒》顯示的工業企業的利潤率和資金利稅率都非常高，是歐美日大企業好幾倍。大概到1990年的時候，我們國家的工業資金利潤率終於奮鬥到世界500強水平，降低到5％左右。而在1984年企業改革開始之前，企業的資金利潤率仍然高達14.9％。所以，要理解毛時代的工業化歷史，反而有一個任務是如何解釋工業企業的高效益指標。

計劃經濟條件下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充分利用機器設工作時間。1982年中國紡紗設備自動化程度不如西方國家，但單錠棉紡紗能力可以達到0.17噸，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則沒有一個超過0.1噸，這意味著中國用比較落後的技術，通過增加機器年利用小時數達到西方先進設備差不多兩倍的實際產能。如果再考慮國產紡織設備的性價比狀況，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資金利潤率的差距有那麼大了：

一九六五年基本完成的、適合於我國國情的第二代棉紡織、印染新設備，集中了全國紡織工業科研、革新的最新成果，吸取了國外的紡織新技術，同當時的世界先進設備水平比較，並無遜色。

還由於國內生產的設備，在價格上能比進口紡織設備便宜得多，如五十年代初期，國產棉紡設備的價格只有進口設備價格的三分之一左右，七十年代後期還不到進口設備價格的30％。這樣，就能以同樣的投資建設更多的工廠。30

除了資本充分利用和性價比高的原因之外，工業企業的效益好，還有兩個重要的宏觀理由。毛時代長期實行產品利潤分配上"工大於商"的原則，在產品成本和最終售價的差額中間堅持工業拿大頭，也就是說，產品實現環節的成本最小化了，結果整個社會投入商業的人力物力水平都很低：

一九七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社會農副產品收購總額和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分別增長了3倍和4.6倍，而同期社會零售商業、飲食業、服務業人員卻減少36.2％。

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五年，國家給國營商業（包括糧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的基建投資以及各級上述商業部門自籌的基建投資累計共為250億元，占同期全國基建投資總額10，695億元的2.3％。最高的是"一五"計劃時期，為3.75％，最低的是"五五"計劃時期，為1.63％。31

今天的狀況反過來，由於產品實現的困難，在產品實現環節的成本不僅遠高於企業利潤，甚至高於生產成本和利潤之和，在宏觀統計中間體現為諾斯所說的"交易成本逐步上升到佔GDP一半左右"的情形。另外一個原因涉及工業和金融業的關係。毛時代工業企業利息負擔很低，直到改革之前工業企業承擔的利息負擔仍然微不足道（1995年國有企業的利息支出與利潤之比為1.9：1，而1985年為0.084：132），這使得銀行業很不興旺，而金融業蠶食工商業利潤則是希法亭在《壟斷資本》中間指出來的一種長期趨勢。宏觀後果就是毛時代第三產業不發達，商業和金融業難於分享工業利潤，全社會的國民收入分配中間，經濟剩餘多數保留給工業了。

在其反面可資對照的是， 80年代短期內投資過度膨脹，結果使得工業總產能嚴重超越市場容量，第三次工業普查對9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生產能力的普查結果是：1995 年全國有半數產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照相膠捲僅13.3％，電影膠片25.5％，電話單機51.4％，彩色電視機46.1％，家用洗衣機43.4％，自行車54.5％，內燃機43.9％；大中型拖拉機為60.6％，小型拖拉機65.9％，鋼材62.0％。33這種嚴重過剩的產能，在兩個方面都會降低企業的效益，不僅設備利用率下降會帶來直接效益損失，更重要的是過度投資帶來的惡性競爭必然引起多方面效益損失，包括銷售價格下降、資金成本和流通成本上升，這些改革后看來難於避免的內部生產環節和外部市場鏈條上的損失，恰好是毛時代企業高效益的源泉，也是計劃經濟對於工業化進程的巨大促進作用之所在。

毛時代的產業結構明顯體現了"經濟租金的最小化"，經濟剩餘集中於生產環節，工業的繁榮是與商業、金融業的不繁榮互為因果的。根據第二次和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對照，"工業增加值率由1985年36.0％下降到24.0％，中間物質消耗和支付給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務消耗上升12.0個百分點"，34凈產值率的下降是與經濟體系中間經濟租金的提高、商業和金融業的繁榮分不開的，這是毛時代工業效益居高不下的外部原因。郎咸平對於"產業鏈陰謀"的追問，在一定程度上匡正了主流經濟學家對於企業效率的狹隘理解及其視野盲點，企業效益不完全是產權制度或者市場經濟完善與否所能夠決定的，而是需要追問整個經濟體中間價值分配的比例，以及這些分配比例是如何在產業鏈條中間被決定的。正是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主流經濟學家所推薦的改革方案是有著極大偏差的，與這種想象力相關的1984年《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原本期待增進大中型企業的活力和效益，但是，依照這個改革方案實施下來的後果是1996年之後產生全局性的虧損，這恐怕是與那種對於企業和管理的狹隘理解分不開的。

（四）人均口糧不足對於計劃管理體制的影響

人均口糧不足對於計劃管理體制的影響是深遠的，這個方面雖然沒有規定全部計劃經濟的管理框架，但是，卻規定了計劃經濟必不可少的那些內容，主要體現在三個重要方面：第一，多數耕地必須優先用於生產糧食，因此農業的產業結構在達到溫飽線之前是難於調整的，經濟作物的增產缺乏可靠的基礎，輕工業投資規模不能超過較低的原料供給水平；第二，由於多數工農業人口都相對窮困，他們收入增加時會"自動"選擇優先增加食品消費，導致食品市場上長期存在有效需求大於總供給的態勢，逼迫政府選擇一種有效壓低恩格爾係數的政策：讓工人、農民在收入增加時"非自願"地選擇食品之外的支出項目，這其實就是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質，這個政策一直要執行到糧食總產量足夠全國人口吃飽之後才具備取消的條件，這個時候才會出現食品細分市場的均衡；第三，與食品市場的不均衡相關，地方政府和企業擴張投資或者工資基金對於食品市場的衝擊具有較高的敏感性，這導致1958年和1969年兩次"權力下放"之後都發生權力上收，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係和權力配置也受到根本性的影響。

人地關係對計劃經濟時代有著巨大影響，人均耕地過少，導致幾百年來糧食總產量低於溫飽線水平。中國大概在1770年前後，人口超過農業時代的適度人口2.5億，根據吳慧對於畝產量和人均糧食的研究成果，從乾隆十八年人均糧食1100多斤，下降到道光十三年的530多斤。此後人均糧食還繼續跟著人均耕地面積持續下降，人均口糧的下降趨勢一直持續到1949年前後的208公斤左右，這是歷史最低點。此後開始逆轉和上升，在1980 年前後接近溫飽線--人均350公斤的水平。從糧食單產看，194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1.13億噸，1999年達到5.08億噸，50年間共增加3.5倍。1949年到1999年的糧食播種面積僅增加3％，而同期每公頃產出則由1029公斤提高到4493公斤，增長3.37倍。糧食產量的增加，主要是由於單位面積產量提高。與此同時，糧食作物佔總播種面積的比重逐步下降，1949年糧食佔89％，1978年為80％，1990年為77％，1999年為73％。35人均350公斤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溫飽線"，如果沒有達到350公斤，耕地就必須優先用於生產糧食，農業就無法突破"以糧為綱"的低級產品結構。在人均口糧達到溫飽線之前，經濟作物的大幅度增產所需要的耕地面積是"騰不出來"的，輕工業的發展就沒有原料基礎。

對於糧食單產上升的原因，從微觀案例看得更清晰。費孝通寫了《江村經濟》，使開弦弓村在全球學術界中都有很高的地位。1956年澳大利亞人類學家葛迪斯訪問時，該村畝產已經上升了驚人的60％。葛迪斯對這個增長有一個分析，他說：

開弦弓農戶收入的增加顯然不低於60％。在短期內取得這樣的成就是驚人的。有理由認為只有合作制才能得到這樣的成功。在技術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使用畜力、機械灌溉、改善施肥等，凡此一切都不是個體農民力所能及的。在組織方面的原因，則是有計劃、有區別地利用種植面積，有計劃地調度勞動力，這些都只有在合作制下才有可能。36

在葛迪斯分析的反面，我講一個小故事。今年我老家那村子修了一條路，大概1.2公里，村民有200多人，一共要出22萬塊錢。我相信，對全國所有產糧區的農村來說，修路都是最大的單筆投資。這條路對農民確實有點用，但是對於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改善最為迫切的那些需要來說，作用非常有限。比如說，我們村子有兩百多畝水田，如果修一條機耕路到每塊田邊，可能花三五萬塊錢就夠了，但這個改善生產條件的重要決策從來沒有被人提起過，不用說經過討論通過了。似乎可以做一個假設：如果農村沒有一個必要的基層合作組織，那麼，合理的生產性投資決策就永遠做不出來。我們那個村子離白蓮河東乾渠不到1公里，如果把支渠清理一下，就可以引水灌田，大概20個工日就可以修通，按農村的工價標準，1500塊錢就可以僱人修好渠道，但1500塊錢就是沒人願意出，在家務農的勞動力也沒有人願意干。2009年出台水利新政，由財政出錢，用挖土機把乾渠全部挖了一遍，每年都有水來，但從乾渠到我們生產隊的支渠就是通不了，花了很多錢的德政，在我老家的村子硬是沒有效果。這個對比很強烈，上級政府有足夠的行為能力，卻沒有村莊農民最低限度的配合，村莊中間也不是沒有錢沒有人，但是缺乏必要的組織中介，人力物力無法順利地"轉化為生產性投資"，結果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開弦弓村的畝產量60年代中期就到了1000斤左右，這在全國都是非常領先的，因為地處長江三角洲，地方工業非常發達，先一步獲得了較為充裕的化肥投入。我們看一下這個村子的勞動日價格，非常有意思（見表2）。費孝通的解釋是，由於人口增加，男孩女孩長大了以後成了勞動力，非要參加生產隊勞動不可，不讓參加都不行，但畝產量已經接近"臨界點"，處于波動狀態，因勞動力增加帶來勞動日數量越來越多，結果勞動日的單價從0.71元下降到0.48 元。但村子的人均水平沒下降，也沒有上升，而是處于波動狀態。37

在全國農村中間，畝產量上升不是同步的，大體上南方水稻產區快於北方小麥玉米產區，到了70年代後期，中部省區的產量也接近費孝通所說的臨界產量了，而北方的小麥玉米產區達到臨界產量最晚，大體上是在90年代早期。此後的發展是農民外出打工數量逐年增加，南方水稻產區的複種指數下降，下降的糧食總量由北方地區的上升數量彌補，三十年之後全國糧食總產量中間水稻的地位下降，小麥和玉米的地位上升。

人均口糧的不足，不僅直接影響了輕工業和重工業投資的分配，而且顯著地影響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其他方面。因為，要保持一個較大規模的工業和城市人口，就需要增加城市對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的需求量，而土改之後農民免除了地租和高利貸剝削之後，恰好獲得了"增加消費"的機會，在產出沒有大幅度上升的情況下，農民收入增加以及由此增加對糧食的消費，構成對城市供應的威脅。這是統購統銷政策的決策基礎。在城市的市場上，問題也是一樣的，由於很多人參加工作拿到了工資，也率先要求增加食品的消費，而這個細分市場上的有效供給是嚴重不足的。有一個統計學家叫恩格爾，他提出過一個恩格爾定律，比較窮困的人口的大部分收入是用於購買食物的，比如說要用百分之六七十。這就是說，人均口糧不足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外一個方面是"有效需求"的上升，包括土改后農民消費能力上升和城市工資總額的擴大，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這兩個數量龐大的群體都處於窮困狀態，他們收入增加后要率先用於食品消費，結果，食品市場上長期存在著與工人、農民收入上升而擴大的"有效需求"，在農副產品增幅有限的情況下，有效需求長期大於總供給。為了求得供求平衡，政府不得不出台政策硬性把恩格爾係數壓低，這個政策對農村是"統購"，對城市是搞票證供應"統銷"，目的都是強行壓低農民和市民的食品消費量。這個統購統銷政策能夠順利實施，在很大程度上與基層政權的執行力提升有關，否則政府很難與幾億人口發生直接的聯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人均口糧不足確實不能夠規定計劃經濟的全部內容，但是，它規定了計劃經濟中間哪些內容是必不可少的，用行政手段干預"食品市場上有效需求長期大於總供給"實現按人頭配給的方法，客觀上壓低恩格爾係數，就是這樣一個必不可少的內容。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關係上，也一樣存在著人均口糧不足的深刻影響。招募工人的數量如果過大，就必然要增加工資基金總額，必須擴大對農民的徵購。1952～1957年城市人口凈增加2100萬，而從1957年到1960年底，城市人口又急劇上升了3174萬，結果與農民的口糧需要發生尖銳的矛盾。在這個現實情況下，1958年下放給地方政府和企業的權力開始上收，上收權力就是從壓縮城市和工業人口、工資基金開始的：

從一九六一年起，以極大的力量抓了精減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工作。......到一九六三年七月，精減任務基本完成。在這兩年半的時間裡，全國共減少職工1887萬人。全國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人數，從一九六○年末的5043.8萬人，減為3183萬人；全國城鎮人口，從一九六一年一月到一九六三年六月，總共減少2600萬人。全國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工資總額，一九六○年是263億元，一九六二年降低到214億元，減少49億元。38

與此同時，再一次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劃分權力，管制更為嚴厲：

從一九六一年秋開始，把前三年下放過多的基本建設計劃管理許可權陸續收歸中央。......與此同時，物資管理也加強了集中統一，上收一部分物資管理權。國家統配和部管物資種類由一九五九年的132種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503種，一九六四年達到592種，高於"一五"計劃時期的集中程度。國家和主管部門不僅要管一、二類物資，還要管一部分三類物資。39

結果是企業和地方政權的權力比1958年之前更小，而在劉少奇等主張強化中央政府級別預算權力和計劃權力的人士中間，有一個共識，認定地方政府和企業不會善用給他們的權力，而且逮住機會就大搞投資擴張，所以，權力必須上收到中央政府手裡。與三年困難時期糧食供應極端困難相一致，全國各省區之間的糧食和其他物資調度發生困難，周總理不得不親自出面主持省級糧食調度的談判，由於談判不容易達成一致，所以，只好把一次談判達成的協議就長期化了，而不管協議內容合理與否，此後接近二十年的時間裡省際糧食調度指標就是這次總理親自與各省委談判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談判成本過高，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靈活性。

"文革"批判了劉少奇的"條條專政"之後，實現了計劃權力的下放，部分逆轉了1961～1963年劉少奇和陳雲"退夠"時期確立的中央地方權力劃分格局，結果再次導致投資擴張問題：

一九七一年底，全民所有制職工突破5000萬人（實際達到5318萬人），工資支出突破300億元（實際達到302億元），糧食銷量突破800億斤（實際達到855億斤）。周恩來指出，要注意狠抓這個問題，否則就會犯錯誤。可是，當時由於"四人幫"干擾破壞，"三個突破"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在一九七二年還有所發展。到一九七二年底，全民所有制職工人數增加到5610萬人，工資支出增加到340億元，糧食銷量增加到927億斤。為解決糧食銷量問題，這一年除增加進口糧外，還挖了國家糧食庫存。

這在很大程度上顯示出食品供給問題帶有全國性，也需要進行全國層次的平衡。換言之，這個權力需要掌握在國務院總理的手上，在人均口糧突破之前，地方和企業招募工人數量過大，對於脆弱的食品市場造成了難以承受的衝擊，特別是考慮到無論是什麼人掌權都會產生"投資饑渴症"的問題，所以，保持中央政府或者計劃部門對於地方擴張意願的有效干預，似乎也是必要的。看起來，權力下放要與地方和企業的自我約束聯繫起來，否則就會引發國務院層次的"必要干預"。至於說周總理的干預沒有能夠一次到位，這個帳似乎不宜記到"四人幫"的"干擾破壞"頭上，調整和壓縮的困難不是來自於某種指導思想，而是源於官員的政績饑渴症和投資饑渴症，這與官員的職業利益聯繫在一起，也是一個結構性的難題。

1978年華國鋒發起"洋躍進"，這一次的投資擴張是與巨額的引進項目有關係的，結果也引起投資膨脹問題。

（1979～1980年）兩年財政赤字共達298.1億元，這在歷史上是沒有過的。由於財政赤字大量增加了，向銀行的透支多了，銀行兩年增發了130億元的票子，而商品供應未能相應增長，這就不得不引起許多商品價格上漲。一九八○年全年平均零售物價同上年比較，上漲6％左右，其中副食品上漲13.8％。40

陳雲等人一方面擴大糧食和化肥進口，一方面壓縮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投資，但是效果不好。不過，與前兩次相比，這一次引發的問題沒有那麼急迫，原因也在於食品市場的供求已經接近於平衡狀態，加上進口糧食和化肥的力度很大，這一次投資膨脹的後果被物價上漲給"充分吸收"了，沒有造成很大的震蕩和持續的後果。

剛才徐教授提到70年代的糧食進口，確實在國內糧食連續增產的年份，進口糧食的政策力度還非常大，此外還大量進口化肥。化肥進口在70年代前期和中期，都是五六百萬噸的樣子，到分田以後暴增到1000萬噸左右，糧食進口數量也在1979年暴增到1000萬噸。很有意思的是，周總理先進口糧食，華國鋒上台也迅速把糧食進口量翻了一番，1979年也採取同樣的政策，不過政策的力度更是節節放大，看起來，在這個方面有著大家難得的共識。這兩項進口政策的效果，都在於提前達到全國性的糧食溫飽線。從今天事後的分析看，70年代大量進口化肥和糧食，把實現溫飽線的時間縮短了兩年左右，也就是說，輕工業原料（經濟作物）的增產時間相應地提前了兩年時間。

80年代，除了原先財政投資這個主渠道之外，也已經開通了"預算外投資"（或者稱為"自籌投資"）的新渠道，不久銀行信貸又成為另一個"投資渠道"，很快，外資進入中國也成為難於用行政進行調控的投資渠道。短期的後果是，輕工業投資的大幅度膨脹成為一個中央政府無法應付的問題，而與輕工業配套所亟需的能源交通項目卻無人置問。到了1983年，積累下來的問題實在太嚴重，由此出來的新政策是對投資項目徵收基金和建築稅，試圖用稅收槓桿加以調節：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國務院頒發了《國家能源交通重點建設基金徵集辦法》。《辦法》規定從預算外資金中（地方財政的農牧業稅收附加、林業部門的育林基金、中小學校學雜費、企業大修理基金、油田維護費等五項基金除外），按當年收入的10％（一九八三年八月調整為15％），上交中央財政，集中用於能源、交通建設。

一九八三年九月國務院頒發了建築稅徵收暫行辦法，規定使用國家預算外資金、地方機動財力、企業事業單位留用的自有資金、銀行貸款以及其他自籌資金進行固定資產投資的，要繳納建築稅，稅率10％。41

這兩根稅收槓桿都沒有取得效果，此後，投資膨脹就成了沒有籠頭的野馬狂奔到今天，形成一個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觀：以支出法計算的GDP數字中間投資比重超過60％。

換句話說，在人均口糧滿足之後，市場的震蕩不具有從前那種政治風險，變成可以承受的小問題了，此後，就再也沒有出台過有效的投資調節政策了。與此相反，由於實際上確立了地方官員升遷與GDP增長率掛鉤的潛規則，各地政府對於招商引資的熱情持續高漲，為了吸引投資，中央即使出台壓縮投資的措施，在執行環節也不可能得到重視，最為明顯的就是勞工保護政策和環保政策都在地方官員的反對之列，藉以壓低資本運營成本，增加本地對資本的吸引力。也就是說，地方政府普遍發現需要把自己掌握的政策執行權作為吸引商業投資的交易籌碼，政策執行過程中間的極度"親資本"方式能夠部分地解釋中國今天持續的投資膨脹問題，降低了資本需要承擔的各種成本，顯然就有利於擴張投資的可能性邊界。

賀雪峰（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徐老師和老田對毛澤東和毛時代的評價，我都非常同意。我想，毛時代實際上做了三件大事情。在這個意義上，我非常同意老田和徐老師的講法，認為毛是一個大經濟學家。建國之初，在資本非常少、勞動力很富餘的情況下，我們用什麼制度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來發展我們的工業？我想，毛用的重要辦法是，把我們的勞動力組織起來，讓我們的資本充分地運轉。從農村來講，他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通過人民公社，使農業不多的積累和剩餘流向城市和工業。正是農業為工業提供了原始資本積累，為後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些基礎性的條件，這些條件除了設備、工廠以外，還包括大量的熟練工人和管理者。

第二，利用剩餘勞動力，在建設農業基礎設施和發展農業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如說，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建國之初，我們的可灌溉面積只佔到18％，到1978年則達到48％。決定糧食產量的一個最重要因素其實是水利，水利是非常關鍵的，其次是種子和化肥。

第三，培養了人，培養了既受到教育、身體又很健康、精神上又有 "當家作主"意識的社會主義新人，他們完全不同於傳統的農民。

這三條為我們後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要是沒有毛時代的積累，改革開放是不可想象的。毛澤東的遺產除了這些，還有另外一個方面：他的思想、做法為當下"三農"問題的解決打下了基礎。正是毛時代的建設，使得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所面臨的問題跟傳統型中國相比，根本不一樣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今天怎麼去把握、琢磨毛時代的制度遺產，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比如說，我們今天的國民經濟和傳統經濟顯然不一樣了，其中最大的不一樣是，我們的城市和工業構成了我們經濟的主體，農村處於比較邊緣的地位。農業仍然是基礎，但我們主要的財政收入不是靠農業，甚至我們取消了農業稅。所以，現在"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是穩定問題。我認為，農民的問題不在於增收，也不在於致富；農村只要繼續保持穩定，不出大的問題，我們整個工業和城市能夠得到持續的發展，就比較好。但有趣的是，今天所有人都期望通過農業讓農民致富，讓農村致富。比如說，我們的中央一號文件，總是在講讓農民增收，讓農民致富。剛才徐老師也講到，毛時代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的人民公社沒有工業。我們設想一下，要是我們的集體還在，要是它能一直發展工業，那麼我們的集體、農民也會很富裕，這比農民進城的情況要好得多。實際上還有另外一個方面。比如說，我們現在搞黨建，其中有一個很強的話語，叫"雙強雙帶"，也就是讓農村的黨員帶頭致富，然後再帶領農民致富。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帶頭致富的是不用你帶頭的，帶領致富的則非常少，除了華西村、南街村、劉庄。可是，這個話語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副作用：你不是富人，你就不要當村幹部。先富起來的人藉此掌握了村莊的政治權力。並且，國家在取消農業稅後，進行了大量的轉移支付。這筆錢下來的時候，這幫富人就和縣鄉或更高一級的關係官員結盟起來，形成一個非常有趣的利益集團、利益共同體。農民增收、雙強雙帶，這套話語本來的意圖是想讓農民儘快地致富，讓農村更快地富裕起來，但是它的實際結果是，讓少數的富人形成了我們意想不到的一個結構，讓我們普通的農民更加得不到好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我覺得，剛才徐老師也說過，中國農村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凡是堅持集體經濟的村莊，都組織得比較好。反過來講，可能是這樣一個邏輯：凡是堅持集體經濟不成功的村莊，最後不得不"分田到戶"了，不得不承包了。我們這麼多年來一直在學習南街村、華西村、劉庄，很多地方都組織農民、幹部去參觀，參觀了其實沒辦法複製。最富的村一般是集體經濟仍然發展得比較好的村，但都集中在城郊村和沿海發達地區。這些村子利用集體土地所有制，分享了城市化、工業化過程帶來的土地非農使用的增值收益。真正的農業型村莊佔全國村莊總數的85％，甚至90％。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想通過集體化來推動它們，讓能人來帶領農民致富，可是幾乎沒有成功。相反，我調查發現，有些地方在帶領致富的時候，往往跟上面有很多聯繫，這類聯繫耗費了大量的政府資源，最後，一旦試驗解體或破產，所造成的損失就無比巨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個案是有，但要想複製、模仿則非常困難。

另外，毛時代最重要的一個制度遺產是我們今天客觀上存在的家庭經營模式。我認為，今天把農民組織起來有三種方式：一是資本下去組織，但這個不靠譜；二是通過合作社，但我在全國很少看到農業型地區的農業合作社能成功；三是小農戶加上村社組織，就是說，依靠人民公社解體之後遺留下的雙層經營體制，但這套體制正受到衝擊。在這套體制內怎麼樣使集體有一定力量能為小農戶提供基本的社會化服務，這一點非常重要。今天要指望小農戶去應對大市場，比較困難。不過，對於小農戶來講，最重要的恰恰是從事糧食這樣的大宗農產品生產。剛才老田說，這一塊佔到我們國家播種面積的70％左右。種植糧食的利潤不是很多，將它與資本對接也吸引不了大量資本下鄉，但是它為解決留守村民的就業和基本生存問題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我們要把這部分穩住。再過二十年，大部分農民都進城了。我覺得，明智的做法是：只有當留在農村的農民比較少，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得以建成的時候，再來調整現有制度。

胡靖（華南師範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我想談兩個看法。

第一，徐老師談到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和單幹，我認為，三者不能混淆。"包產到戶"、"大包干"和單幹完全不是一回事。"包產到戶"是集體所有、集體管理前提下的家庭勞動方式，與單幹還是不一樣的。"大包干"基本上就是農戶的自我管理，自我經營。 "包產到戶"與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並不衝突。我認為，毛與劉為此爭論，是因為毛在這個地方有很深的誤解。我現在回過頭看，覺得毛可以容許"包產到戶"，但是不大可能容許"包干到戶"，絕對不會容許"大包干"，因為"大包干"非常接近於私有化。所以，毛混淆了"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這可能是他的一個誤解，因為"包產到戶"更像今天的雙層經營模式。比如說，在北大荒的國有農場，實行的是"包產到戶"，但不是單幹，也不是"大包干"。它的"包產到戶"是每年一包，現在一垧地大概要5000元錢。而今，國有農場有很多青壯年成員踴躍去承包農場的土地。黑龍江是最大的商品糧產區，河南是最大的糧食產區。試想一下，如果黑龍江的國有農場也實行"大包干"，而不是現在的"包產到戶"，這一國家糧倉很快就會出問題。首先，機械化就無法搞了，因為國營農場里玉米和大豆必須輪作，比如規定這塊地只能種玉米1萬畝，只有接受了這樣的規定，你才能夠承包土地。也就是說，承包土地后，你不是想種什麼就可以種什麼。 

另外，徐老師談到了現今農民的碎片化、原子化。其實，廣東省現在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想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現在，組織農民的唯一路徑是建立專業合作社。那麼，專業合作社應該幹什麼工作呢？我看，它唯一的方向是回歸到毛的思想："農林牧副漁，工農商學兵"。以我的理解，專業合作社應該做兩件事。第一，它不應該為農村企業服務，而是應該為農民服務，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則問題。第二，它必須做到把流通領域的利潤全部匯聚以後，分配給農民，所以專業合作社不應只有合作的功能，還應發揮產業組織的功能。產業組織的內涵主要指農產品的加工工業和農產品的流通服務。如果沒有這兩個功能，專業合作社就存活不下去。你無利可圖，農民就不願參與，這也是許多專業合作社辦不下去的一個原因。

關於老田的報告，他在一開始講到剪刀差問題，這裡我想回應一下。我曾經研究過嚴瑞珍老師的"剪刀差"理論，我認為它有一個問題：沒有具體論證什麼樣的農產品價格才是合理的。我跟他爭論過這個問題，即農產品的價格應該怎麼確定？嚴老師有一個基本觀點：農產品價格構成中的勞動部分，應該按照生產周期來計算。比如說，冬小麥有大約230天的生產周期，就應該按照養活一個勞動力一天的再生產所需要的費用來計算小麥價格。我認為不應該這樣計算，而應該按照活勞動的實際投入計算農產品的價格，應該按照現代會計制度來計算。這個觀點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評，說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觀點。但現代會計制度不可能按照生長周期來計算勞動的投入，只能夠按照實際的活勞動投入來計算勞動的價格。後來在90年代，我帶著這個問題專門到山東、陝西做農產品的活勞動投入的調查，通過計算髮現，農產品的價格比較準確、合理地反映了活勞動的投入。也就是說，農民的活勞動投入（工價）和當地農民外出打工的工價，幾乎是一致的。當時是1994年（或1995年，我記不太清了），山東農民工的工價一天大概是10塊錢，我計算了農產品的工價的幾個樣本，有的是9塊多，有的是11塊，有的是12塊，平均下來，跟那個工價差不多。也就是說，農民務農時候的勞動投入的回報，跟他外出打工的回報（工價）是一樣的。所以，市場經濟並沒有虧待農業。那麼，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呢？其實，農產品的生產還有另一個成本，這個成本被忽略了，就是農業的機會成本。什麼是機會成本？放眼全球的糧食生產，農業的確是在有補貼的情況下才能進行下去，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台灣地區在內的許多地方，都有這種情況。這個補貼補的就是機會成本。市場不會核算，必須要由政府來核算；如果政府不核算，農民就會退出農業，這是政府一定要補貼農業的一個原因。它實際上也可算作一種交易， 而非一種慈善。具體地說，政府用補貼來購買農產品安全，比如糧食安全。回過頭來看農業的剩餘問題和剪刀差問題，我的判斷是：政府把應該給農民的沒有給農民，即政府沒有給農民足夠的機會成本的補貼，而是通過戶籍制度、統購統銷和人民公社這類方式，把農民限制、束縛在土地上，結果農民被非經濟手段限制在農村，無法外出打工，機會成本也就消失了。這個部分哪裡去了？政府把它拿去搞工業化了，但這個部分不是農產品價格的組成部分。這就是我對剪刀差理論的一個思考。

黃萬盛：關於農業合作辦企業的分歧當中有個問題，我覺得可以再斟酌，就是社隊企業，它們後來全部給廢掉了。徐俊忠老師剛才講到，毛澤東和陳雲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大的分歧，以我個人的了解，這跟當時農業生產提供的資料不足以支持城市工業化進程有很大的關係。當時很多工廠都處在停工待料的狀態，在此背景下，再搞社隊企業，就會同城市工業爭奪生產資料。我希望你把這個背景考慮進去。這是一個具體的經濟結構中存在的問題。所以，那個過程中有多大的程度是一個經濟結構的問題，有多大的程度是思想路線的問題，都要做區分。

老田：剛才黃老師說到的問題其實有幾個不同的時段。50年代末期的"大躍進"，發展的地方工業是"五小"企業，產品以重工業和服務於本地市場為主。70年代初期再辦地方工業的時候，產業政策就非常明確，縣以下的企業，就是"五小" （小化肥、小水泥、小鋼鐵、小農機等等），它們都是重工業，原料都是直接從自然界取得的，也主要是服務於農業。您所說的那種情形，應該是1979年以後第二輪擴張的產物。這次擴張剛好與城市原有的工業同構，縣以下工廠投資與城市老工廠形成重複建設，結果導致產能暴漲和原料短缺。紡織工業產能也因此惡性膨脹，以小擠大，以落後擠先進。在1984年前後，全國都出現了蠶繭大戰、薴麻大戰、棉花大戰，這個時期國家計劃已經很難超越地方保護實現全國性的原料調配，這已經是第三輪地方工業擴張時期的情況了。 

徐俊忠：黃老師剛才提的問題都很好，都很重要，但是從總體上來看，我通過最近的研究感覺到，在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內，確實存在著對蘇聯模式評價很不同的人。陳雲同志非常眷戀第一個五年計劃所取得的成就和做法，而毛對它則挺不看重，評價特別低。他講，你這樣搞也許可以發展，但長期下去也不能發展。這是毛的一個基本評價。後來陳雲復出，他就反覆強調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好處。另外，我認為，毛澤東提出的"社隊企業"具有極高的獨創性。他考慮的問題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民人口眾多、農業生產基礎低下的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的問題。從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開始，他就提出了非常好的"三農"發展思路，後來明確提出發展社隊企業的問題。從戰略構想上說，它是很有獨特之處的，也並非不可行。但是，問題出在哪裡呢？我認為是策略上的問題。再好的戰略也要有個摸索和經驗積累的過程，但我們黨內許多人並不能真正地把戰略和策略分開去看。黃老師剛才提醒我說，要注意當時的產業結構。有人批評社隊企業搞不正之風，確實如此，因為它開始並沒有市場的出生證，無法到市場上弄到原材料，就只能到國有企業裡面千方百計地弄點，但這是管理過程中的問題。我們黨內的許多領導人並沒有認識到它的戰略意義，一看到這類管理上的問題，就全盤否定了。還有一點要明確，毛澤東的農村組織構想不是純農的構想。現在許多否定性觀點都是建立在把它當作純農的組織構想之上。當時許多地方農業搞不好，那是明擺的事情，因為人那麼多，都在有限的土地上勞作，產出有限，又有統購統銷，飯都吃不飽，大家都在窩工。對於這種窩工狀況，按毛自己的邏輯，他是知道的。他反覆說，中國沒有必要讓那麼多人去種那麼一點點糧食，這是全世界最不合理的生產方式。正因如此，需要發展社隊企業。但在這個問題上，黨內認識差距一直都很大。

另外，胡靖剛才講到農村裡面的"聯產承包"和"包產到戶"等的區分問題。我認為，在統購統銷政策取消以後，有關包產到戶、聯產承包的問題變化很大。實際上，這個政策的取消大大出乎陳雲的意料。當年，陳雲支持萬里在安徽搞聯產承包的試驗，特彆強調糧食的戰略地位。他曾經有一個設想，說統購統銷至少要搞50年。在他的傳記裡面，這是明明白白寫上去的。如果真搞50年，農民去市場討飯吃的概率就會比較小，因為在統購統銷政策下，國家會給農民指定種植作物的品種，如棉花、糧食、油料。國家會有一個"三定"：定品種、定數量、定價格，這麼一弄，農民就只是實實在在地去干指定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說，聯產承包有它的意義，因為這個"產"是你要完成國家的指令性或指導性任務，產品出路是有保證的。但是，現在除了東北"大糧倉"等地方外，好多地方（比如廣東）的聯產承包制的"聯產"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現在農戶自己想種什麼就種什麼，這就出現了一個情況，既然沒有上交東西的壓力，勞動力多的農戶就多種點，實在不行的則只種點口糧地算了。要通過種地拿點錢，就必須跟市場接軌，但是現在又接軌不了。我覺得，在統購統銷政策取消之前和之後，這個問題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五、70年代與"三農"問題

胡靖：70年代：農村集體經濟的成敗之間

我們國家的合作化運動從1953年開始，到1983年結束，剛好30年。1983年國家發布了一個文件，宣告人民公社解體。有意思的是，從1983年解體以後到現在剛好又過了近30年。現在的情況是，集體經濟又出現了新的轉機，又在呼喚集體經濟。可能30年算是一個輪迴吧。我覺得要解釋集體經濟，還是要有個理論的視角，還是要從農業生產力這一視角出發，才能夠看清楚集體經濟產生的原因和過程。為此，我進行了以下一些理論預設。

第一，利益願景。集體經濟是農民之間的一種合作方式。既然是合作，一定存在共同的利益願景。這種利益願景，來自於合作，而不是單幹。如果集體成員沒有共同的利益願景，那麼這種合作可能是"被合作"。但是如果存在明顯的利益願景，這種合作就不是"被合作"。秦暉先生有一個著名的說法，就是"被集體"，甚至把人民公社比作"集中營"。在我看來，秦暉先生過於情緒化了，這比較遺憾。中國農業合作存在的共同的利益願景，是從生產力的視角來看的。首先，它來自惡劣的自然環境。惡劣的自然環境是一種負的公共品和負的公共資源，它使得整個村落的生產、生活條件非常低劣，時常威脅整個村落居民的生存。因此，對自然環境的改善是農民一貫的一個願景，此願景是農民合作的基礎。並且，越是惡劣的自然環境，由於負公共品越多，越容易催生合作的動機。因此，農民合作的願景首先在於改善惡劣的農業生產條件，包括墾荒、平整土地、綠化荒山和搞水利建設，等等，其中，水利建設是主要的一個目標。但需要區分一下，合作的願景不應該包括生產過程。也就是說，在農業生產過程中間，農民基本沒有合作的願景。農民生產合作的願景主要是在對農業生產條件的改造方面，即農民所說的"治山治水"。人民公社的問題就在於，它設想的合作願景涵蓋了生產過程和消費領域。在"大躍進"時期，人民公社恰恰把合作的範圍擴散到全部生產過程和消費領域，也就是大食堂。我認為飢荒發生的一個根本的原因在於辦大食堂。按照阿瑪蒂亞·森的觀點來講，它剝奪了農民的食品權利。

合作社是一個錢學森意義上的系統，它和馬克思的生產力的觀點不一樣，和列寧的合作觀念也不一樣。我覺得，毛澤東可能意識到了"系統"這個問題：合作社是一個系統，是一個錢學森意義上的系統。系統有簡單系統，有複雜系統。在產業組織上，系統表現為勞動的專業分工與協作。它不是農民數量的簡單疊加，因此合作社必然產生一種新的系統的生產力。它是人類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系統的形成，並不取決於各子系統的先進與落後，而是取決於結構。這個很關鍵，我覺得毛明白這個道理，因而他堅定地認為傳統的、低素質的農民是可以合作的，是可以組織起來的。毛的合作思想和集體化思想應該發端於建立簡單的勞動系統的考慮。生產隊這樣的簡單系統，顯然與大型國企（如鞍鋼、寶鋼）和跨國公司等大型複雜的產業系統有很大的差別。但是，不能小看生產隊的勞動分工與協作。所以毛在1956年最先見到錢學森的時候，首先對錢學森的工程式控制制論有很高的評價。錢學森反過來說："主席，你才是工程式控制制論的創始人。"我覺得錢學森並不是完全出於恭維。合作社必然要求農民改變"小而全"的簡單的單幹方式，接受分工與管理。這對自由散漫慣了的農民和村幹部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此，合作社的困難是巨大的。前面我已經講到，毛的合作社的系統思想應該沒有錯，但是他沒有區分生產條件的合作和生產過程的合作，這可能是個問題。在中國歷史上，軍事組織很容易成功，但是在農業生產、建設方面很少成功，都江堰、靈渠、鄭國渠是極少的案例。這說明，農業基礎建設領域的合作非常之困難，生產領域的合作也非常困難。

新中國成立以後，關於農民的組織問題一直存在毛劉之爭。劉少奇認為中國農民的合作應該在機械化以後（馬社香老師的書，提供了這樣一個敘述）。劉的理論可以解釋為，合作社是一種機械化誘致的農業模式。但是，毛則根據西方手工業作坊的經驗，認為中國農村在機械化以前也可以進行有效的合作。毛的理論應該來自於系統思想，可以將它解釋為：低文化素質的農民也可以通過合作形成一種力量，產生巨大的生產力，並通過這種生產力在機械化還未實現以前改變農業的生產條件。也就是說，在機械化還沒實現以前，是可以成功合作的。因此，毛的合作理論很容易被理解為一種烏托邦，因為它超越了生產力。但毛根據其對歷史的深刻的洞察，認為農民經曆數千年的單幹仍未徹底擺脫飢荒、飢餓的陰影，這足以說明，農民需要組織起來，尋找另外一條進步的路徑。但是，毛沒有區分"治山治水"的農業條件的合作與農業生產過程的合作，這導致他在1962年以後堅決反對劉的"包產到戶"。毛澤東認為，劉對人民公社的改造就是要倒退到1953年合作化以前。毛的堅持有其合理性，因為人民公社對農業生產條件的改造取得明顯的成功。為什麼會成功呢？這是因為，"治山治水"這種勞動與生產過程的勞動不同。它可以是有規模的、專業化的、可以"監督"的產業勞動；它沒有季節性，農民可以挑燈夜戰，比如在修水庫的時候。但是，農業生產過程就不行的，受季節性的影響太大。

只有共產黨才能把農民組織起來。中國上千年的封建地主經濟基本沒有能力把農民組織起來，以形成一種系統的生產力來改造農業生產條件。其原因在於：在封建地主所有制背景下，地主雖然擁有一定的權利，但不可能與佃農、貧農形成共同的利益願景。地主一般有穩定的地租收入，因此"窮山惡水"的後果主要是由佃農、貧農承擔，地主不大可能與農民形成共同的合作願景。但是，共產黨不同。第一，共產黨其本身是工人、農民的組織，通過土改贏得農民的高度信任，與農民形成共同的利益願景。第二，共產黨把這種利益願景通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方式明晰化、具體化，從而獲得了農民的認同。第三，很多共產黨人本身就是農民中的精英，在長期的革命和生產勞動中鍛煉了其組織能力。毛澤東的合作理論在山西的西溝、大寨，河南的紅旗渠，以及廣東的韶關、河源等不少地方得到驗證。農民的這種低層次的勞動合作，幾乎徹底改變了中國農民靠天吃飯的面貌。這說明，低素質的、傳統觀念的農民在機械化以前完全可以組織起來，形成錢學森意義上的系統的生產力，改造農村的水土條件，提高土地的生產率。2011年，我們和香港理工大學的嚴海蓉、潘毅老師合作，研究廣東南雄小陂村的農民合作問題。根據嚴老師的建議，我們對黃坑鎮的歷史檔案進行了整理，獲得了一些證據。廣東南雄的小陂村由於丘陵山區地貌，歷史上水土流失、河道淤塞嚴重，長期以來用農民的話來說都是"三年兩不收"的狀況，一下雨就洪澇，不下雨就乾旱，農民生存狀況極其惡劣。在這種情況下，農民"治山治水"的合作願景明顯。根據南雄縣誌記載，在民國33年，南雄縣政府就為發展所謂"後方"的生產，希望開展"一保一塘"的運動，以解決水利問題。國民黨時期農民合作的失敗與農地制度的地主所有制有密切的關係。國民黨政府無法解決地主與農民的願景分歧問題。但是，共產黨完全不同。共產黨完成了土改，使農民的利益願景得到統一。還有一些材料，在1955年冬，南雄縣大規模修建水庫、水塘，橫江水庫、烏泥水庫、梅花水庫、寨下水庫等工程上馬。1956年又興建大源水庫、蛇嶺水庫，次年竣工。1963年，興建圍背水庫。1965年興建楊梅水庫。實際上，根據我們的口述史訪談，在1960年以後，由於洪、澇、旱導致的"三年兩不收"狀況就逐步得到改善，農民就能夠吃飽飯，而且還能夠分到花生油了，每人每年都能分七八斤花生油。這說明，"治山治水"的合作取得了顯著的成功。這些材料讓我有了一個思考。大飢荒的三年這個地方並沒有餓死人，那麼我們放眼全國，如果水利化提前三年，可能中國歷史就要重新敘述。1966年，全縣最大的水利工程--孔江水庫全面動工，1976年完成，整個工程耗時10年時間。1970年冬，興建瀑布水庫，1萬多民工以民兵師形式組織施工。1977年11月底，寶江水庫又投入建設，1979年冬工程基本完成。這些大型水利是縣以上的行政區域進行組織的，中型水利則由縣、公社組織，小型水利由大隊、村組織。順序上，是先建成小型水利，然後是中型、大型水利。而到了70年代，合作化的邊際效果開始下降。為什麼呢？在70年代末期，全國農村的各類水利基本完成，農業生產條件得到根本的改善，集體經濟也就完成了最主要的歷史任務。反過來我們可以看，既然完成了主要的任務，那麼支撐集體經濟的一個重要支柱就消失了。長達二三十年的以農田基本建設為目標的、集體性質的艱苦勞動，終於獲得了巨大的實效。這個實效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幾乎翻了一倍，壽命幾乎增加了一倍。因此，建設領域的邊際合作效果，在70年代開始下降，這個很正常。

同時，農業生產採取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集體勞動方式，是不符合農業生產力基本特徵的。所以，在這個生產過程的合作應該說沒有獲得成功。我們現在就有了什麼"大鍋飯"之類的抨擊，這些抨擊還是有些道理的。在生產過程的合作中，確實存在"大鍋飯"的問題，存在林毅夫講的"監督"問題。

農業的家庭生產方式在全世界都比較普遍，它的合理性是由農業的特徵決定的。農業存在特有的產業缺陷，就是生產周期和勞動周期的錯位。就像冬小麥，230天這樣一個周期裡面，實際上它的勞動機會不到15天，其餘的時間全部都是農閑。農民幹什麼呢？農業為農民提供的專業勞動機會太少，這種缺陷束縛了農業分工，從而使得農業（特別是種植業）不可能產生種植業企業。它不可能形成企業，就只能夠由家庭經營，家庭經營方式能夠靈活產生各種兼業機會，以維繫最低生活。生產隊無法解決農民在農閑時候的勞動安排的問題。

70年代是一個重要的轉機。也就是說，集體經濟最重要的使命已經完成了。在這個意義上，它退出歷史舞台有它的道理。但是集體經濟還有其他的任務，在村莊里，還有許多公共品需要由集體經濟來生產，來供給，來服務，來管理。

由於時間關係，我講最後一句話。中國農地改革適當走回頭路，並非不可取，因為，改革就是個探索的過程。你摸著石頭過河，前面沒有路了，你怎麼辦？你還繼續往前面闖嗎？適當地回頭是理性的、必要的。

呂新雨：70年代中國"三農"問題的歷史涵義

這次會議的主題是70年代，我要講的重點還是集體所有制。它作為人民公社在今天的一個遺產，除了在集體抗爭中被當作一個重要資源之外，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可以成為今天鄉村重新合作化的基礎。這是特別關鍵的問題，如果沒有這個制度遺產，可能就沒辦法重新合作化，或者合作化的成本將非常高，合作化的過程將非常艱難，甚至不可能。我們昨天討論到"文革"中城市公社制度的失敗，其實是因為它缺乏一個社會生產結構的配合。它基本上是一個政治運動，而不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反過來，我們去看鄉村的人民公社，它就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建構，同時也是社會建構，是社會生產的制度化過程。所以，這也就給我們討論公社制提供了一個城市和鄉村不同的、可資比較的視角。毛最後發現不能把國家變成公社，因為這涉及國體的問題。但是，如果是一個社會建構，鄉村的社會建構就可能是成立的。在這個意義上，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歷史是中國一個非常獨特的經驗。前段時間讀張路雄先生的《耕者有其田》--雪峰兄為之寫序，我覺得這本書特別重要。作者曾經參與過國家農村政策體制改革的整個過程，在退休之後寫了這本書。它裡面有段話特別有意義：

耕地的集體所有制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土地制度，是一種稀缺的組織資源。其制度創新的潛力很大。土地集體所有制既可以為家庭經營的農戶提供長期而穩定的耕地所有權，同時也可以收回承包者不種的耕地，建立一種隨人口轉移不斷擴大務農戶經營規模的制度機制。這是土地私有制無法做到的，只有土地集體所有制才能實現。這是集體所有制的優越性。

而這個優越性（也即張路雄先生所說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今天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因為現行的政策基本上把"統"這個層面取消了。所以，最重要的是需要調整政策，使得"統"的可能性重新得到恢復，才有可能在今天的基礎上重新開啟合作化的道路。而這個合作化的道路針對的正是目前資本下鄉形成的工業化農業模式。要恢復農村社區本身的集體所有制，使中度規模的土地集中成為可能，就必須恢復村社集體重新分配的功能，從而使得已經離開村社和土地的人把土地退出來，使得不在地主的形成機制斷絕，否則，很可能就會形成不在地主掌控農村土地這樣一個剝削性的機制。要斬斷這個機制，就必須使"統"的這個層面能夠恢復，恢復它的功能；同時打破徐老師所說的"小農切西瓜地"，過於細分土地而導致無法進行現代化農業發展的可能性，形成村社內部的、由農民自己來主導的、中等規模的集中，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合作，即一個穩定的社區基礎上的合作，這樣才有可能避免今天普遍利用虛假的合作社來騙取國家資金的尋租行為。雪峰的調查也顯示，中農在村子裡面是穩定的，問題是怎麼樣培養中農。這就必須使土地的流轉在村社農戶的內部來實現，在村社土地排外性的基礎上完成。就像烏坎，內部土地流轉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讓外來資本把土地拿走，就會產生問題，就會形成集體抗爭。這恰恰是人民公社之後才可能留下來的制度遺產。如果中國沒有這個人民公社的實踐，就不可能有這個制度遺產。這個制度遺產的一個核心在於政社合一的體制。政社合一的體制是基於這樣的考慮：農村不僅僅是生產糧食的工廠，美國式道路就是把農村變成生產糧食的工廠。但是在中國，鄉村的政社合一應是尊重它作為社會存在的前提下，它是一個"community"，是一個社會的主體，不能僅僅把它看成一個給城市提供糧食的生產機器，它同時還應該是人民安居樂業的社會存在。要兼顧這兩個層面，才是具有社會保護意義的，這恰恰是人民公社試圖完成制度創新最核心的地方，也是不同於蘇聯的集體化的。蘇聯的集體化是另外一個意義上的美國式的現代化農業，就是要把農業變成工廠式的生產。而今天的史料已經讓我們看到，毛反覆強調過，中國推動的集體化和人民公社正是為了吸取蘇聯農業失敗的經驗教訓。對此，馬社香老師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1983年，改革廢除了公社制，首先一步就是政社分開，把公社變成鄉政府，政府的功能和生產的功能完全分開，而這正是今天鄉村社會很多困境的來源，就包括單純的生產合作組織很難成功，也是因為社會功能的層面沒有和經濟功能進行有機的結合。十八大報告說： "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壯大集體經濟實力，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這段話既強調農業要現代化，同時也包含了"壯大集體經濟實力"、"集約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等字眼，國內關於農業發展的不同聲音都被它綜合在一起了。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需要討論中國農村從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動力所在。一個硬約束就是，怎麼樣讓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的發展能夠追趕上城市化過程所導致的非農人口的快速增加。這是對中國農業的一個基本的硬約束。這個過程一直到70年代初，主要靠圍墾造田和興修水利，以增加農田數量和提高產出，這也是農村需要集體化的一個動機。但與此同時，工業化對農業的支持卻一直不能有效實現。今天去看關於人民公社的很多調查研究，核心的一個問題是：人民公社制度設計所試圖達成的工業和農業的互換，與讓農業和工業之間能夠互相結合的程度，由於工業化不夠發達而失敗。比如弗里曼等在《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一書中所描述的河北饒陽耿長鎖領導的集體化過程，作為官方樹立的典型，存在著特權作假的現象，國家補貼化肥和農業機械，讓它成為典範，這也是被很多國外學者視作中國合作化失敗的一個證明。但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如果有足夠的化肥和機械配套的話，這個制度設計本身是有成功的地方的。這也是毛為什麼一直強調農業與重工業的配套和交換關係，強調工農聯盟，其實質是試圖在構建平等的城鄉關係的基礎上，發展社會和生產力。

另外，要理解為什麼80年代人民公社失敗，然後被聯產承包制所取代這個過程基本上是平順的、平穩的，而且它也基本上符合很多農民的需求。這樣的過程來自於一個很重要的決策：在70年代初毛澤東和周恩來經過研究，決定從國外進口4套化纖生產裝置、3套化肥生產裝置，後來這個3套變為13套，使中國在70年代就完成了農業的"綠色革命"。它極大地滿足了工業化導致的城市人口對糧食的需求。所以真正硬約束的化解是通過綠色革命，而且這個綠色革命是通過引進西方先進的工業設備和技術而完成的。從這個角度看，從五六十年代引進蘇聯的156套重工業設備，到70年代初第二次西方化纖與化肥生產這些關鍵的輕工業技術的引進，也在某種意義上打破了新中國閉關自守的敘事。事實是，只要國際形勢一有可能，中國就馬上引進所有可能的工業技術。從陳錦華的《國事憶述》中可知，70年代他在輕工業部負責這項引進工作，1972年的時候全國進出口總額是48.4億美元，其中進口為22億美元，而引進這些設備總共需要43億美元，再加上利息需要50億美元，總摺合投資人民幣214億元（實際上後來還超過了這個數）。然而，1972年全國基本建設的總投資不過412億元。可見，國家是下大決心以此來解決中國人的城市化過程中的吃飯和穿衣的問題。陳錦華就很自豪地說，通過這個項目基本上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和穿衣問題。剛才老田的數據中，70年代糧食的增長是綠色革命的成果，而綠色革命主要靠的是化肥。70年代中國解決吃飯的問題，除了使用化肥，還依靠袁隆平的雜交水稻。中國的農業到了70年代是一個飛躍，它完成了雜交水稻革命和綠色革命，這才為中國80年代的城市化過程和市場經濟開闢了道路，沒有這個是不可能的。另外，陳錦華總結了中國當時能夠向西方引進技術的原因。1971年聯合國通過決議，中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1972年尼克松訪華，這是"文革"以後嚴峻的國際大環境第一次有了大改善。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西方70年代的經濟危機特別需要開拓市場，也是通過這個方式來和中國的需求對接。尼克松訪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緩解國內的經濟危機。根據外交部接待基辛格秘密訪華的過家鼎回憶，中美大使級會談從1955年8月1日到1970年2月，15年開了135次會議，除了達成一個遣返平民的協議外，沒有任何結果，關鍵在於美國要中國大陸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但是中國大陸最終使得美國與台灣"斷交"，也在於美國對中國大陸市場的需求。

1959年石油產量的自給率只有40.6％，到了1965年大慶油田快速增產之後達到自給，1972年石油供應的最大轉變是原油量達到4567萬噸，不僅自給，而且還用不完。綠色革命的一個必要條件是石油充足，由此轉換成現代農業所依靠的動力和原料，現代農業也被稱為石油農業。所以，石油的自給和充沛也使得70年代中國引進的13套化肥生產線能夠發揮作用，使得中國糧食的綠色革命得以完成。這也是非常重要的討論70年代中國農業問題的內容。

陳錦華在他的書裡面說，70年代中國的工業發展和開放，從重視重工業到轉變為重視輕工業，太晚了，應該從60年代就開始。他抱怨說，1964年的時候毛聽取了四天計委的報告后認為，中國的周邊環境出現了問題，必須徹底改變"三五"計劃解決"吃穿用"的原則。在1964年之前，中央就有計劃調整"農輕重"的比例，上調輕工業的比重。但是毛講了"兩個拳頭，一個屁股"，兩個拳頭就是農業和國防工業，一個屁股是基礎工業，他就此批評計委屁股沒有坐穩。另一個版本是由馬社香老師在採訪陶魯笳時提供的：毛說我們國民經濟有"兩個拳頭，一個屁股"，基礎工業是一個拳頭，國防工業是一個拳頭，農業是屁股。把農業或基礎工業看成根本，這是和毛把農業與工業互換作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首要目標結合在一起的。

為什麼是1964年？如果查一下1964年的背景就知道，中共與赫魯曉夫的論戰剛剛結束，中蘇邊境談判破裂，蘇聯對印度軍事援助、派兵進入蒙古、與美英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1964年，中國陷入四面環敵、國際環境最為險惡的境地。毛澤東從一個戰略家的角度，就必須把國防問題放在第一位。這樣的硬約束決定中國不可能在60年代進行農輕重關係的調整。到了70年代初，國際環境一有好轉，毛馬上就調整。所以，理解中國的農業發展問題就不能只是在農業內部進行，它是一個與工業相配套，同時與國際政治環境互動的結果，必須放在這樣一個動態的過程中。

最後再講一個材料。我們昨天晚上討論大飢荒，社會主義國家都出現過大飢荒。關於蘇聯30年代的大飢荒，今天的俄國歷史學家披露說，1930～1932年的短時間，斯大林幾乎成了一個商人。為了從國外買機器，他需要出售一切可以出售的商品。而當時能夠出售的只有糧食，斯大林可以弄到糧食，但又不能把糧食分給飢荒的人們，因為這些糧食都是為了履行與國外簽訂的合同而徵集的。他說，當我們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通信時，我們看到他們充滿了憂慮和不安。他們就像一個公司的老闆，擔心公司隨時倒閉。有人認為，斯大林更像冒險主義者，他沒有計劃好一切，只是部分正確的。但是，斯大林其實已經制定好了一套國家現代化、工業化的方案。問題是1929年他突然對方案做了重大改變，最大的變化就是向農民徵集糧食數量的變化。他說：

我第一次驚奇地注意到，1929年美國發生了經濟大蕭條，世界市場的糧食價格急劇下跌，斯大林制定的國家現代化和工業計劃是緊密相連的，糧食價格的下降使得他不得不改變原來的計劃。這是斯大林的悲劇，也是我們國家的悲劇。斯大林無路可走，所以他就決定進行一個悲劇性後果的大躍進。這個結果就產生了1932年、1933年大飢荒。

這個材料，我覺得是值得重視的，它有助於我們理解社會主義農業與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密切關係。

今天重新討論小農經濟，我們必須重新把它放在一個社區的意義下。而村這個社區，也就是人民公社從早期的大公社在"大躍進"、大飢荒之後調整成的小公社。小公社與歷史形成的村社是基本吻合的。鄉村社區的概念是中國歷史上形成社會保護的基本範圍，小公社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人民公社具有接續傳統的功能，同時又承擔農業現代化的使命。這兩個傳統的結合才使得人民公社在70年代獲得穩定和發展。也正是這兩個傳統的遺產，成為今天討論新鄉村主義和新鄉村建設的一個前提，特別是討論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提。

郭春林（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70年代末80年代初農村去集體化敘事的邏輯--以高曉聲為例

我們需要重新檢討中國社會在捲入資本主義化的進程中，除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對其所有的外部壓力作用外，自身在哪些方面也自發地生成了資本主義化的訴求，乃至有效地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我看來，80年代無疑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在相當程度上說，80年代的社會、文化、政治等因素都曾經頗為深刻地介入、參與了這一進程。這其中自然也就包括文學。簡單地說，70年代末至整個80年代中國文學中農村題材的文學寫作通過去集體化的敘述邏輯，在80年代文學作為社會文化生活中心的整體環境中，非常深入地介入、推動了作為去政治化之一方面的去集體化進程，而江蘇作家高曉聲不能不說是其中一個重要人物。

就中國的近現代史而言，擺脫貧困，走上"國富民強"的現代之路也正是革命的合法性來源，其中也包含了建立民族國家主體的強烈訴求，以及內在於這一訴求的國民主體的建立。也可以說，這是新時期文學最重要的敘事動力。這裡有兩個最基本的問題：其一，貧困和匱乏是怎麼產生的；其二，如何解決貧困和匱乏。如果說，我們將這兩者當作整個中國近現代文學的基本問題看待是符合歷史事實的，那麼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可以看到，新中國成立前由政黨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兩種解讀和設計方案之間的爭論（兩者的關係可以顛倒過來），因新政權的建立理所當然地只剩下一種，即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在這一解決方案中，作為"三座大山"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被看做造成貧困和匱乏的根本原因。然而，當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成功之後，當"國富民強"的承諾未能在大多數人能承受的時間段中全部實現的時候，甚至民眾的貧困和匱乏並不亞於此前的時代和社會時，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就成了非常棘手的問題。

隨著"文革"作為激進政治高潮的逐漸衰落和結束，中國社會進入被稱為"新時期"的80年代。實際上，在我看來，貧困和匱乏也是導致激進政治失敗很重要的內在力量之一。於是，"新時期"的開始也必然以對激進政治的清算為起點，而也正是在這一邏輯中，激進政治被當作造成貧困和匱乏的根本原因。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開始的對激進政治的清算方式顯然過於簡單，對激進政治中被批判和否定的諸種非社會主義因素缺乏應有的政治警覺，特別是缺少應有的理論深度和思想辨析，同時，對產生激進政治的歷史原因缺少同情性理解，更沒有在此基礎上建立並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應對、制度創新和實踐措施，甚至對那些非社會主義因素所有的超強生產能力過於輕視，而只是將其視為一般意義上的嚮往富裕生活的"人之常情"，這也就為90年代全面引進並迅速滲透中國社會肌理的資本主義創造了溫良的土壤。

這實際上是一種將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急功近利的急切之舉，其中也就有對富於鮮明社會主義屬性的集體化運動的否定。集體化被視為"極左"政治惡劣的生產組織形式，除了生產"大鍋飯"和寄生於"大鍋飯"的"二流子"外，嚴重地挫傷、損害、限制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阻斷了農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改變生活的道路。這樣的邏輯一旦被認同，毫無疑問，原先所建立的社會主義政治認同也即隨之鬆動，甚至破產，而廣大農村的嚴重貧困無疑更加速了這一邏輯的傳播。在這樣的背景下，50年代曾經由劉少奇等制定並實施但不久被批判的"三自一包"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42並在對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實行包產到戶后糧食大幅度增產的宣傳報道中迅速成為整個社會關注的焦點。很快，政府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確定為新時期農村經濟政策的主要方向。在這一背景下，高曉聲創作了他"文革"結束后的第一篇重要的短篇小說《"漏斗戶"主》。小說發表后沒有引起多少關注，但高曉聲因著他對農民頗為熱烈的感情很快創作了《陳奐生上城》。小說的主人公陳奐生就是"漏斗戶"主，小說發表在《人民文學》雜誌，這一次沒有讓作者失望，作品引起了文學界乃至整個社會普遍的關注。此後高曉聲斷續寫下了《陳奐生轉業》、《陳奐生包產》、《戰術》、《種田大戶》和《陳奐生出國》，並於1991年將這些作品合集、定名為"陳奐生上城出國記"出版。

"漏斗戶"主陳奐生可以說是一個去集體化的先鋒形象。小說中，作者為他設計了一個很有氣勢的"不相信"："他不相信'糧食分多了黑市就猖獗'"，因為他自己就不會；"在口糧緊張的情況下，他不相信用糧食獎勵養豬是積極的辦法"；"他不相信'有一斤餘糧就得賣一斤'的辦法是正確的，因為它使農民對糧食的需要，同收成的好壞幾乎不發生關係，生產的勁頭低落了"；"他還不相信分配口糧的辦法是完全合理的，因為它只考慮了一般情況而不考慮特殊情況。"陳奐生的"不相信"無疑是尖銳的，它直指70年代一系列的農村糧食政策，以及其時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在農村糧食問題及其他相關問題上的反映。第一個"不相信"指向的是反資本主義自由貿易，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二個指向 "大力發展養豬事業"的號召；第三個指向統購統銷，而且還暗含著一個如何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的問題；最後則指向糧食分配方法。也可以說，這幾個"不相信"就是高曉聲為陳奐生所想到的致使他成為"漏斗戶"主的原因。

陳奐生的飢餓和貧困當然是必須直面的現實，而陳奐生的貧困實際上也是整個農民的貧困。然而，他的貧困並非集體化的結果，在相當程度上說，乃是其家庭結構必然產生的狀況。有學者以社會學和歷史學結合的方法，通過對個案的具體研究，頗為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陳奐生這樣的家庭結構，在這樣的分配方法下，必然有相當長一段時間處於口糧入不敷出的狀態，43而且，陳奐生這一家不僅僅處於由起始家庭向成長期過渡的緩慢階段，更兼妻子體力、腦力均有問題，工分無疑比一般婦女少，甚至很低，四口之家，基本上就是靠陳奐生一個強勞力，但所需要的糧食卻並不比別人少多少。陳奐生怎麼可能不戴上"漏斗戶"主的帽子呢？而且，到高曉聲寫《陳奐生出國》也就明明白白地說道："兒女一上陣，家庭經濟的滑坡現象似乎就剎住了。"

而陳奐生們普遍貧困的問題顯然來自於國家實施的農產品統購統銷的政策。"文革"結束后，這一點就一直是被批判的焦點之一。但問題在於國家為什麼要實行統購統銷？毫無疑問，就是為了實現工業化，某種程度上說，也就是"四個現代化"的根本目標，而實現現代化的根本目的乃是最終使國家擺脫貧困的面貌。換言之，也就是讓普天下的人民能夠過上好日子，這其中自然包括陳奐生在內。然而，這不是什麼"弔詭"，而是殘酷。殘酷的歷史和現實留給新中國的道路似乎就只有先實現工業化。

在我們這樣經濟落後的農業大國，進行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在開始一個時期內，要求農民多提供一些積累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國家籌集工業化資金，或者依靠殘酷的原始積累、掠奪農民，或者對外掠奪殖民地，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那樣做。但是，如果不在相當一個時期內，要求農民多提供一點積累，工業化資金哪裡來？當時黨內黨外都有一些同志過於同情農民，不贊成統購統銷，他們的出發點可能是不壞的，但他們的意見是不對的，行不通的，因為沒有考慮國家工業資金積累這一大需要。44

這是薄一波的話，溫鐵軍將其對集體化時期農村經濟的研究看成這一表述的"註解"。我想，這正是我們在重新思考陳奐生問題時應該認真對待的。一方面，執政黨要實現強國富民的社會主義目標，似乎必須經由工業化這一條路，可是工業化必須有資本的原始積累，沒有外援，更不能掠奪，於是只剩下廣泛的社會動員，提高生產積極性，提高社會主義的覺悟，而所有這些所針對的主體是農民，因為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所以，只要我們認定，或者不得不接受這個早已被規定的以工業化為先導和基礎的現代化模式，我們就只能這麼做，這就是代價。但另一方面，往好里說，這是社會主義覺悟，是作為共同體的民族國家的意志和目標，可往壞處說，這雖然不是掠奪，但畢竟是"內部殖民"。一個國家人口最多的一個群體為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犧牲，歷史沒有理由遺忘他們，現實更沒有理由仍然將他們固定在邊緣。在這個意義上說，陳奐生們是偉大的。

按照溫鐵軍的研究，80年代之所以能迅速實現工業化，根本原因就是此前的統購統銷等一系列政策的有效實施，使國家基本上實現了進行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現在之所以可以享受到這些現代化的成果，正是因為有千萬億陳奐生們為之作出的巨大犧牲。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奐生們所付出的代價就絕不應該只是由陳奐生成為"漏斗戶"主的那個時代獨立承擔，而應該由整個近現代史共同承擔。

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所謂城鄉二元結構恰恰是工業化所生產出來的城鄉關係，我們也可以說，工業化的結構生產了城鄉二元結構，尤其是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更是如此。在這個意義上，城鄉差距是新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有的結果，且難以克服。也就是說，陳奐生們的貧困其實是工業化過程中的結構性貧困。

但是，70年代末80年代的農村題材作品卻在相當的程度上並沒有能夠充分地進入歷史的內部，深入地考察歷史，只是以一種簡單的邏輯將陳奐生們的貧困和廣大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的物質匱乏看成集體化運動的惡果，而將"包產到戶"作為解決、克服的有效途徑。然而，事實上，正如黃宗智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樣：

直率地講，80年代的市場化農業在作物生產上並不比在1350至1950年的600年間或集體化農業的30年間幹得好。......長江三角洲的關鍵性發展不是來自大肆渲染的"個體"農業生產和小商業，而是來自鄉村工業和新副業。正是鄉村工業化和副業發展才終於減少了堆積在農業生產上的勞動力人數，並扭轉了長達數百年的過密化。

黃宗智最後得出結論：

長江三角洲鄉村的真正重要的問題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在於市場化家庭農業或計劃下的集體農業，不是在於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而是在於過密化還是發展。45

雖然我並不完全同意他的這一結論，但其過密化理論無疑是中國農村，尤其是蘇南這一人口密集的區域長期無法改善農民的生活水平的有效解釋。

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及相當一部分農村題材的小說實際上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對集體化運動的批判和否定，包括對陳奐生缺乏主體意識的所謂"農民性"的揭示和刻畫也均被看成集體化的結果。而高曉聲及其陳奐生不過是80年代新時期文學中較為典型的人物之一，絕大多數農村題材的小說均積極地參與了這一去集體化的浪潮。然而，90年代以來，個體 / 家庭式的農村經濟遭遇自由市場的衝擊，一定程度上擺脫了貧困的中國農民卻陷入了更為困頓的境地，同時，被市場和包產隔斷的農民在城市化的道路上再也無力抵擋日益嚴酷的生存競爭和體制壓榨。特別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席捲世界的金融危機對中國農村經濟和農民造成了巨大的衝擊，而一些農村不得不重新以合作社的組織形式來應對，在相當程度上說，這是現實逼迫我們重新回到歷史中去，慎重對待社會主義的遺產。

盧暉臨：胡靖、呂新雨和郭春林的這三篇報告的主題非常接近，涉及對集體化和集體經濟的認識問題。郭春林老師的報告討論了文學領域對於集體化的一個否定，在今天看來，這個否定無疑是一種建構，它把集體經濟看作必然會抑制生產力的、必然會打擊農民積極性、必然導致大鍋飯和農民貧困的一種制度，而解決之道就是"包產到戶"，所謂"一包就靈"。怎麼看待這種否定？我想它肯定不是有意造謠，包括像高曉聲這樣的人，都有很豐富的農村生活經驗，他們的作品所反映的集體化時期的一些問題，都建立在一定的事實根據上。我相信，今天研究集體化和集體經濟的學者，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發現一些和高曉聲所揭示的不同的事實，譬如我們可以找到經濟狀況良好、農民積極性高漲的生產隊。站在今天的角度，重要的不是用一些事實掩蓋或者推翻另外一些事實，而是如何在多元甚至矛盾的事實基礎上發展出對於集體化和集體經濟更具同情的認識和理解。結合胡靖和呂新雨的兩篇報告，我想簡要探討一種認識和理解集體經濟的方向，那就是回到歷史過程和脈絡中去，要從一種去歷史的、去情境化的敘事回到歷史性的、情境化的敘事裡面去。

在我看來，中國的集體化或者說集體經濟實踐有三大目標：第一是保障，第二是公平，第三是增長。回顧前三十年集體化的歷史，可以說第一個目標是較好地實現了，集體經濟為農民提供了基本的保障，除了1959～1961年的大飢荒，中國農民整體上做到了免受饑饉之苦，隨著農村合作醫療體系和教育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農民醫療健康和教育的基本需求也得以滿足。第二個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現，包括分配上的公平和政治參與上的公平。官僚主義和特權問題沒有完全消除，但是被抑制到一個很有限的範圍內。第三個目標則遭遇挫折。一方面是生產力提高的速度不夠快（譬如和改革開放之後比較），另一方面是生產力的有限增長並沒有轉化為能夠讓農民切實感受到的成果，如糧食消費量、生活水平的提升。第三個目標的受挫對於中國集體化的成敗影響至為關鍵，由於增長有限（或者更準確地說，農民無法感受到增長），農民只能長期處在低水平的保障中，與此同時，極為狹小的分配空間也放大了農民對於官僚主義和特權的感知，放大了農民由此產生的不公平感。

增長目標的受挫是必然的嗎？我們仍然要回到歷史情境中去理解。呂新雨的報告講到了當時的約束條件。我們要把當時的約束條件充分地挖掘出來，包括國際局勢、工業化的戰略性目標，也包括當時的技術水平。徐俊忠老師文章里有一句話說得特別好，"歷史並沒有給毛澤東留下實踐這一構想的從容空間和時間"，如果我們回到歷史的情境中去看，是能理解到這一點的。比如說，國際局勢一直到70年代初才緩和；我們工業化的前20年一直處於要對農業抽取比較大的資源的歷史階段，等等。我們重構歷史階段和各階段的約束條件，就會看到增長目標為什麼沒有很好地實現，特別是沒有體現在農民那裡。這樣，我們就會有一個同情式的理解、同情式的分析。

說到增長，我剛才更多地是談到外部的歷史階段和約束條件，還有一塊是內部的約束。一是人民公社和生產隊內部的官僚主義和特權問題。我們當時發明了很多群眾參與的方法，但基本上還是依靠周期性的群眾運動，從制度上解決這個問題還有一定距離。二是科學管理的問題，即我們怎樣去計算勞動量，怎樣去提高社員的積極性。從那些堅持下來、比較成功的集體來看，他們確實是有一套比較精細化的科學管理方法。當然，這個內部的約束條件又和前面的外部約束條件是有關聯的。如果我們的外部條件不充分，不能為我們打開一個足夠的空間（增長能更多地留在合作社和生產隊的內部），精細化管理也就沒有太多的空間了。本來蛋糕就不夠大，大家都處於生存水平之下，你讓他設計出一套區別大家勞動、分配勞動報酬的管理技術，就會受到社區倫理的限制。我想，我們用這樣一種歷史的方式，可以把當時集體化時期的問題展示出來，同時也會看到一些成就。比如，胡靖老師在報告中講到的農田水利等方面的成就。這樣做的當下意義在於：在一個新的歷史條件下，挖掘和恢復歷史上由於受歷史條件的約束而未能實現的可能性。

老田：我以前自稱職業農民，受到別人的批評，說我的資格不太夠，但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對"三農"問題一直很關注。聽了三個報告以後，我有很多感想。特別是，胡靖老師用了負的公共品、負的資源等概念，我覺得很新穎。我自己也總是感到以前的研究，特別是關於毛時代的研究，喜歡用很多大的詞語，比如生產力、生產關係；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關係去分析政策和決策，變成了壓倒一切的分析歷史的框架。我總覺得這是不合適的，缺乏深入下去的概念，研究也沒有從中層往下層走，缺少與現實針對性強的具體的理論工具。我聽了胡靖教授的報告后，感到非常受啟發。

呂新雨特別提到，生產結構和社會結構必須跟政治結構相配合，孤立的政治結構是不可能成立的，並用這個來解釋城市人民公社的失敗。毛時代的農村是政社合一，其成功之處也在於這配合了社會結構和生產的制度化過程，這個制度的部分殘餘在今天還有生命力，可惜未能被執政者充分認識。但在後來，毛確實希望在公有制的條件下，實現政治權力和生產結構的分工，在政治權力向多數人手上轉移的同時實現代表性的重建，這是他晚年思想中間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意識，值得好好研究。

我對文學不是很懂，但我能感覺到文學力量的強大，特別是傷痕文學對於改革所需要的輿論氛圍的塑造作用。1962年毛主席在北戴河開會時贊成康生的說法"寫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如果把文學與社會科學在歷史轉折時期的出場順序比較一下，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角度研究過去的歷史，要完成學術上的提煉，找到一個合適的概念框架重新表述出來，這需要很長的學術積累時間。黑格爾就曾說過 "密納瓦的貓頭鷹要等到黃昏才會起飛"，但文學就不同，它比較先知先覺，就像郭春林所分析的高曉聲小說一樣，它講述了一個故事：一個好人很不順、很受氣，壞人則很囂張、很得意。通過這種方式，利用審美情感的動員和群眾的同情心，很快就把社會輿論氛圍根本改變，所以，文學往往在社會科學之先，就能夠很好地服務於意識形態的轉型需要。關於"陳奐生"系列所隱含的主題及其來源，我想起一件事。杜潤生是宣傳高手，他寫過一個順口溜："聯產聯住心，一季大翻身；紅薯換蒸饃，光棍娶老婆。""娶老婆"是結婚和延續家族的大事，"一季"就夠翻身說明政策效果極其好，可以立竿見影，農民的生存條件大大改善了。杜潤生總結和論證問題的方式，特別契合"陳奐生"系列的故事講法。文學為改革服務，令我想到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布羅代爾在研究西方資本主義的起源時說，那個時候資本家群體挺慘的，當時的封建主掌握了很大一部分的政治優勢和輿論優勢，在資本家蹣跚邁步的階段，背後總是有個強有力的批評者在敲打他們，好像歐洲文學史上干這活的人很多，狄更斯、巴爾扎克等都是，批判現實主義當了很長時間的主流，所以歐洲資本家群體恐怕比中國今天的要健康。今天社會上"仇官"、"仇富"的現象比較嚴重，是不是與資本家群體成長過程中間權力和輿論都參與"保駕護航"有關？各種社會力量過分烘託了強勢的資本成長過程，像高曉聲在"陳奐生"里也是這個路子，老說陳奐生的好話。我想，陳奐生在"萬元戶"階段還不會有大問題，後來要變成資本家，也會很容易變壞，政治權力和學術話語權結合起來為他們捧場，中國的資本家群體與歐洲的同行相比太順了，很容易墮落。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資本家是一種生產關係的承擔者，如果社會風評不好，很容易誘發從根本上質疑那種制度的聲音。政治權力和資本都是社會上很有力量的東西，有能力把自己的利益邊界外推到損害社會、損害他人的法律界線之外，很容易產生腐化和墮落，客觀上需要一種批評它們的力量，但這在中國恰恰沒有成長起來。所以，我認為，如果以後搞真正的改革，一定要深刻反思權力、資本和話語權緊密結合的現象。文學的力量確實很大，在"保駕護航"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對於公眾接受新的資本家群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家讓公眾信服的則不多。

關於呂新雨老師的報告，我還有一點疑問，她比較強調綠色革命中工業品投入的增加。我有農民經歷，對種水稻還是比較了解的。這裡我說一個從種植制度變革到最後增產的漫長過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解放以前，插秧的標準是一棵秧佔100平方寸的面積，到五六十年代搞密植的時候，株距要求就變成了三五寸，這相當於每畝的株數多了6倍半，插秧的負擔變得很重。而且還有很多妨礙增產效果的內容，要逐步革掉是比較慢的。以前遺留下的水稻品種是高桿，插密了以後容易倒伏，導致減產，同時矮桿品種的生長周期短，有利於推廣雙季稻提高複種指數。在引進廣東農科院搞的矮桿品種后，可以解決倒伏問題和生產周期問題，結果，肥料不足成為首要問題。因為化肥增產很困難，到"四清"前後就大力推廣種紫雲英做綠肥對付。70年代初，縣化肥廠投產之後，雙季稻的產量才逐步穩超單季中稻，兩季的總產量達到了1300～1400斤，但是農民不是很滿意，投入了好幾倍的勞動才增產這麼一點點。我親耳聽到農民是怎麼提意見的，大概1972年和1973年，我年齡小，"雙搶季節"跟著去"撿谷"，每7斤記1個工分，在休息閑談的時候，一個老頭對小隊幹部說："你們現在種糧的才收這麼一點，還把人累得要死，解放以前我種一畝田打了八石五斗加一撮箕。"他說的產量相當於1100～1200斤，一季接近兩季，比兩季還要少很多勞動量，意思是更加合算。1978年到縣化肥廠擴產到18000 噸的時候，畝產量就迅速提高了，就沒有這類輿論了。也就是說，化肥的增產作用比較顯著，關鍵原因在於受國家工業化進程的拖累，糧食增產需要的各種投入要素中間，化肥是最後一個得到的。而為增產需要開始變革的整個生產過程，從種植制度（密植、單改雙）到化肥的配合，是循序漸進的一個序列。政府想讓農民把習慣改過來，受到了農民的長期抵制，所以也拖慢了整個變革過程。我認為農業增產過程，是長期的和逐步實現的，五六十年代農業增產主要是和農田水利建設、改革種植制度關係緊密一些；到了七八十年代，現代工業品投入增加的影響才顯著些。

我對胡靖老師的報告也有一點疑問。他說農民生產過程中不需要合作，我想，如果只是增加化肥投入，集體幹活和個體幹活就沒有什麼區別；如果有拖拉機耕種的話，家庭經營還是有很大的局限。農民到底是家庭耕作還是集體耕作，背後的牽涉很大，涉及很深刻的歷史意涵。毛時代歷史學界"農民戰爭問題"是一個學術熱點，有一些經常引起爭論的問題，例如農民戰爭創造了新制度沒有？要清楚認識這個問題，也許需要反過來提問：為什麼它沒能創造新制度？這麼多次改朝換代的血風腥雨，那麼高的成本為什麼沒有產生新的制度，符合農民的需要，穩定農民的生產條件和生存機會？甚至有人問，農民創造了新政權沒有？這個問題的等價問題是：自從原始社會解體以來，單幹為什麼難於改變？如果要有新組織的話，成本和管理上有什麼問題？它為什麼在這兒成了一個永久性的門檻？古今中外，都是單幹。無論是我們用牛單幹，還是美國用拖拉機單幹，都是以家庭為單位。我覺得，理解歷史變革、社會結構和政治組織在農村中的適應性，這裡面的話題很多。今天學術界很多人特別熱衷於說集體農業的壞話，恐怕與單幹在歷史上的持久存在有很大關係，組織和管理上的"門檻"難於突破的事實，在理論認識和思維上也發展成為一個禁錮性的東西，學術大環境如此，就算有對集體農業的正面認識，說出來好像也是理不直氣不壯的。 

單世聯：社會主義和飢荒的關係問題，是我昨天晚上提出來的。我當時是說，社會主義國家大多發生了飢荒，這是有史為證的。我並沒有說，社會主義國家都發生了飢荒。我也不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發生飢荒只是由於公有化的原因。它和我們的治理方式、權力結構，甚至領導人的作風都是有關聯的，這個問題不能僅僅歸咎於公有化。同樣是社會主義背景，50年代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都是在戰爭年代中出現的。我認為，這樣的經驗跟後來的大飢荒是有關係的。當然，這個問題需要再討論，我只是說明一下。感謝新雨老師。

黃萬盛：這次會議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基本立場：對於毛澤東本人和毛澤東時代留給我們的遺產，要慎重對待。在這裡我要借用黑格爾的一句話："當你隨便把前人當作屍體抬出去的時候，那個準備把你當作屍體抬出去的人已經在門口等著了。"這沒有問題，我基本上能接受。

我們這次有很多發言是非常實證的，這很好，能讓我們比較直接地接觸問題，但是，必要地去歷史化，甚至更加徹底地去歷史化，也許能夠看到一些更深刻的東西。合作的思想，實際上是基於這樣一種哲學模式：整體大於部分相加之和。而且，這種思想模式在中國歷史當中反覆出現，毛本人對這樣的思想模式是非常接受的，並堅持運作。從戰爭年代到和平時期，毛處理問題時很少依靠國家行政管理團體的力量，而更多地走發動群眾、大規模地動員群眾這樣一個基本的路向。所以，我一直有一個懷疑，毛澤東迷戀群眾路線，他的群眾路線後面的哲學基礎是剛才我說的那個合作的思想模式。追根溯源，這是黑格爾整體主義哲學的立場，它曾經深刻地影響了馬克思。但這個模式是值得檢討的，主要的問題是它扭曲了部分的價值，包括個人的價值，很容易導致消解多元多樣的普遍主義，這正是我們以往的深刻教訓。我贊成合作，但不能接受一個純然動員式的合作。我不是否認合作，只是說我們對合作應該怎樣定義，這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呂新雨：合作思想在中國的歷史其實比較長，上個世紀初中國就有合作思想的傳入、倡導和實踐，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到了二三十年代不同的政治流派更是有不同的合作思想。毛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延安時期都有過在農村做合作社的實踐。所以，它不是今天才開始的。當然，我們要問，誰的合作？怎麼樣合作？

第二個問題，是飢荒。我們都說，社會主義國家發生過飢荒。可是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也都發生過飢荒。所以，問題在於社會主義國家發生飢荒跟資本主義國家發生飢荒有什麼區別。

七、"文革"結束及"新時期"開始的歷史-觀念意涵

賀照田：歷史中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歷史敘述中的"思想解放運動"

我的發言題目是"歷史中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歷史敘述中的'思想解放運動'"。

之所以在我的當代史閱讀和思考中湧現出這樣一個題目，是因為近年來我在對中國大陸"文革"結束后精神倫理狀況，及此精神倫理狀況與從"文革"到新時期大歷史變遷的關係的研究中發現：一方面"文革"后的思想解放運動在中國大陸當代的歷史敘述、歷史理解中被賦予極高的地位，新時期的開始即被敘述為思想解放運動的結果；但另一方面，則非常令我驚訝，就是在有關歷史敘述、歷史理解中，被認為導致了中國大陸新時期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所指涉的並不是實際推動新時期得以出現的--在1977年、1978年歷史中發生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全部乃至大部，而是被直接過度聚焦敘述、理解為圍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所發生的論爭。

無疑，"文革"后的思想解放運動在當代中國大陸的歷史上非常重要，在相當的意義上，確實可以說沒有思想解放運動就沒有中國大陸的"新時期"。但問題在於不能將此開啟了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僅僅或過度敘述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爭。這樣說，是因為把思想解放運動僅僅或過度敘述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爭，等於有意無意地把歷史-觀念意涵豐富的思想解放運動，過分先入為主界定成對真理的真誠追求與面目可憎的教條主義對立並戰而勝之的戲劇性事件，這樣也就等於有意無意地把歷史-觀念意涵極為豐富的"新時期"出現過度看作是這一認識論翻轉所直接引發的效應，而這所影響的不僅是我們對歷史確實知識的掌握，而且會影響我們對從"文革"到新時期這一巨大歷史轉折很多方面的理解。比如，和這一思想解放理解、敘述密切相關的，便是在歷史敘述上對應的，有意無意誇大"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對此前歷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是1978年5月發表的）的規定。而這樣當然會大大誤導我們對這一歷史重要轉折過程的理解。

而真的要在如何快速結束"文革"，如何快速推出如我們所見的新時期這一理解層次上把握思想解放運動，首先必需面對的就是"四人幫"批判運動。"文革"后中國大陸的全國性思潮首推當時中央主導下的"四人幫"批判運動，在其時黨和國家有意識推動下，這一批判運動很快由政治、道德層面推進到思想、理論層面，並且在推進到思想理論層面后，雖然表面上不僅沒有挑戰反而看起來高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正統"文革"理論，實際上卻以擺脫和毛澤東"文革"後期思考緊密相關的"文革"後期激進思潮為目標，而力圖把全國全黨的思想、工作重心轉移到華國鋒等倡導的"抓綱治國"方略上。正是在這一意義上，1977年上半年的"四人幫"批判，當時便被稱為"思想解放"也就毫不奇怪了（"兩報一刊"的1977年元旦社論《乘勝前進》）。也正是以1977年上半年發生的這一"思想解放"為背景，華國鋒主導的中央得以於1977年8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順利結束毛澤東若活著絕對不會終結的"文革"，同時把"抓綱治國"正式確定為接下來統一全黨全國思想、指導具體治國實踐的方針大計。只是這作為"文革"結束后第一輪思想解放思想、政治結果的"抓綱治國"，在它所致力推動的高速度現代化建設方面，很快就碰到了不少問題，使當時無論在黨還是在國家方面都處於主導位置的華國鋒等，覺得需要在如何治國方面再度進行廣泛探索。1978年2月華國鋒在全國五屆人大上所作的《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鬥》的政府工作報告結尾，便核心傳達著當時這種鼓勵探索的意識：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們對奪取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更大勝利，充滿了無限的信心。

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是前所未有的偉大事業，是一場極其深刻的革命。從城市到農村，從生產力到生產關係，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都將發生巨大的變革。在這場偉大鬥爭中，必然會出現許多我們所不熟悉的新情況、新事物，需要我們去認識；必然會出現許多我們沒有遇到過的新矛盾、新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我們的思想、作風和工作方法，都要有一個新的提高和改進。我們必須刻苦學習，善於學習，努力接受新事物，研究新問題，以適應新的形勢和任務。

顯然，這時華國鋒所主導的中央已經看到了--他們所致力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對他們已有的治國方略形成的種種新要求、新挑戰，這種認識使他們覺得要在原有的"抓綱治國"基礎上，呼籲在有關現代化建設方面新一輪的"解放思想"。正是以這次中央鼓勵的"解放思想"為契機，1978年在科技問題、管理問題、經濟體制問題等方面都發生了影響深遠的觀念理解變革。也正是在中央和國家推動的這一廣泛的思想解放熱潮中，我們才能理解華國鋒於1978年國慶向全黨、全國、全社會號召的--"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華國鋒《在國慶二十九周年招待會上的祝酒詞》）等當時影響很大的這類言論所指為何。

在這一意義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只是以1977年"思想解放"為前提的1978年思想解放熱潮的一個部分。這一部分當然有其特別的一面，就是它不僅超出了華國鋒所希望的思想解放範圍，而且它實質挑戰的是在此前一直被盡量繞過的"兩個凡是"。但如此，並不意味著其他未正面挑戰"兩個凡是"的思想努力就受"兩個凡是"束縛。因為如果其他思想努力真受"兩個凡是"束縛，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及多方面觀念的急劇調整就不會發生。而這些思想努力之所以不挑戰"兩個凡是"，是因為挑戰"兩個凡是"一定涉及在當時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複雜的如何妥帖安排毛的遺產，而又不引發破壞性後果的問題，因此這些觀念變化、思想努力聚焦的只是它們認為重要的問題，而非正面挑戰它們實際上很清楚在背離的毛的權威。

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殊性在於它為正面討論具有多方面歷史效應的毛的遺產問題打開了一個缺口，在於由此導致的人事、歷史具體事件的評判等方面的變化。從這點來說，它的貢獻很大。但問題是，不能因此就否認，許多有關中國未來面貌、走向的其他方面變化，主要是通過思想解放運動中的其他努力實現的，而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所以能在當時的歷史中發揮如我們所見的作用，實和它能從整個思想解放運動所引發的諸種觀念變化及其與此相應的人事變化等中借力有關。也就是，假如我們對比毛澤東逝世時和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時的相關狀況，我們會發現，什麼是占歷史優勢位置的理論？（在毛逝世時，顯然其時最具壓倒氣勢的觀念是毛澤東的指示"什麼三項指示為綱，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是以毛澤東激進指示為背景的對"右傾翻案風"的激進批判，而此時則是內涵可以修正的"抓綱治國"。）什麼被當成是檢驗理論的實踐？（毛逝世時，實踐的最核心內涵還是如何找出使中國免於"變修"、以保證中國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各方面探索，而到此時實踐則主要被感覺為社會經濟發展成效。）什麼被算作檢驗？（對"文革"而言，揪出劉少奇、林彪集團證明著"文革"發動的正確，而此時則很大程度上轉到了對社會經濟成長指標的關注。）和誰有資格參與裁定實踐對理論的檢驗，等等，實際上都發生了重要變化。

而這些在把思想解放運動僅僅或過度敘述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爭的歷史理解、歷史敘述中，顯然都不會被正面審視、分析。這樣，不僅時間跨度更長、內容更為豐富、對歷史很多方面變化有著實際重要性的眾多思想努力被此種歷史敘述、歷史理解略去，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得以在當時發揮重要作用的，有關什麼是占歷史優勢位置的理論，什麼被界定成有檢驗理論資格的實踐，怎麼樣又被算作通過檢驗，和誰有資格參與裁定實踐對理論的檢驗，等等方面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及導致這些變化的複雜的歷史-思想-政治過程，包括：這些變化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這麼發生？使這些變化被接受的社會基礎、心理基礎和時代氛圍是什麼？這些變化多方面歷史內涵、多方面歷史後果是什麼？等等，這些為我們歷史-現實理解，思想-實踐參照而最該追問的、高度有關"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的認識、理解的重要問題，便都會在現在與"新時期"這種使用對應的--把歷史的變化簡化為認識論翻轉的歷史敘述、歷史理解中，被推出我們的歷史關注視野。

正是有感於和思想解放運動有關的這一歷史敘述、歷史理解現狀，我覺得有必要提出"歷史中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歷史敘述中的'思想解放運動'"問題，藉此推動人們去關注新時期所實際由出的時間跨度更長、內容更為豐富的整個思想解放運動的歷史過程，及其內部多種思想努力所包蘊的多方面的歷史-觀念意涵，以一方面使在現在的歷史敘述、歷史理解中被隱去、但對歷史實際展開卻有著重要影響的眾多思想努力浮出海面，使它們有效進入我們的歷史敘述、歷史理解視野；另一方面也意圖使此前被過分關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能被放置在它的實際歷史位置上被更準確地敘述與理解。而一旦這兩方面都有進展，當然有助於我們對從"文革"到新時期這一巨大歷史轉折多方面的歷史、觀念意涵真正深入地理解。

羅崗："資產階級法權"的悖論與中國改革的邏輯

我的文章比較長，我現在要講的這個部分是切合這個主題的，也就是和70年代有關的部分。這個部分與剛才幾位老師的發言都有關係，蔡翔老師談"文革新政"與"文革"中高度關注的官僚主義、幹群關係密切相關；王紹光老師也提到，北航的青年教師周大覺最早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怎樣會出現一個"新階級"，也是同樣的脈絡。

我現在給大家看的是1976年7月號的《紅旗》雜誌，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55周年，這期的《紅旗》雜誌上發表了"兩報一刊"的社論《在鬥爭中建設黨》，同一期雜誌還發表了黎新的《領導幹部要自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我覺得這兩篇文章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簡單講，就是《在鬥爭中建設黨》所提出的問題，需要從"領導幹部與資產階級法權"的關係的角度才能理解。那麼這篇社論提出了什麼問題呢？關鍵是這段話：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一個批示中，曾經指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毛主席又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主席還指出："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階級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麼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幹部。"

熟悉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社會認識思路的人都知道，早在1960年初他曾經講過："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係問題。""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也是一種生產關係。在這裡，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態度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這種關係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於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46而《在鬥爭中建設黨》一文發表的毛澤東指示，是他讀了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給薄一波的信。陳正人在信中說：經過蹲點，"開始發現了廠里從不知道的許多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再讓其繼續發展，就一定會使一個社會主義的企業有蛻化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危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幹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後，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薄一波在信旁邊批道："這是個問題，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於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很少抓階級鬥爭的緣故。"毛澤東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在信上批示："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這個批示一直在內部傳達，包括在"文革"時紅衛兵中間也有傳達，但作為正式的文件，這還是第一次通過"兩報一刊"社論的形式公開發表，意義當然非同尋常。按照毛澤東的批示，當時中國如果有階級鬥爭的話，那麼階級鬥爭的核心不是一般意義上與"地富反壞右"的鬥爭，或者說與剝削階級殘餘思想的鬥爭，而是尖銳地表現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之間的鬥爭。用同一期《紅旗》雜誌上發表的《領導幹部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中的話來說，今天中國"是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社會"，"我們是在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社會中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所以，我們要展開鬥爭。"這當然是相當激進的論述，而這種論述對應的恰恰就是毛澤東的批示。所謂"官僚主義者階級"指的就是"上層"，因為毛澤東認為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不在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國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義，它的危險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義要大得多。他在討論"四清"運動的工作會議上，借用"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的成語說："先搞豺狼，后搞狐狸，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這就是"走資派"的由來。今天看來，說什麼資產階級在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等等似乎很難理解，甚至覺得荒謬，但擺放到當時的語境中，卻未必不合情理，而是有著自身的思想和理論脈絡。

關鍵還在於毛澤東為什麼會形成"官僚主義者階級和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階級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樣的想法。要解釋毛澤東是怎樣形成這個想法，就必須和另一個關鍵的概念"資產階級法權"聯繫起來看。

"資產階級法權"是馬克思用於描寫社會主義經濟分配的一個概念。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中，由於實行等量交換的"按勞分配"原則，因此還存在著類似資本主義社會那種"形式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馬克思在1875年寫作的《哥達綱領批判》中針對拉薩爾"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平等的權力"和"公平的分配"等模糊提法，指出 "我們在這裡所說的不是已經在自身基礎上發展了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經濟、道德和智慧方面都還保留其所脫胎出來的那箇舊社會痕迹的共產主義社會，所以，每一個別的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中正好領回他所給與社會的一切。他所給與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股份......顯然這裡通行的就是那個調節商品交換的原則，因為商品交換是同等價值的交換......即一種形態的一定數量的勞動可以與另一隻形態的同量勞動交換。所以，這裡平等的權利在原則上仍然是資產階級法權"，也即"平等就在於以平等的尺度--勞動--來計量"，但"這個平等的權利，對於不同等的勞動是個不平等的權利。它不承認任何的階級差別......但是它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種天賦，所以根據其內容來講，它像一切權利一樣是種不平等的權利" 。簡言之，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在消費資料分配中通行的"按勞分配"是商品等價交換的原則，它只按照抽象的"勞動"尺度，而不顧勞動者工作能力、贍養人口等的不同，所以即使從等量勞動取得等量產品的平等原則出發，每個人事實上得到的消費品仍是不平等的。因為"法權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所以，在這裡"平等的權利""還仍然被限制在資產階級的框框里"，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勞動分工消失了，勞動不再成為謀生的手段，而成為了生活的需要，"只有那時，才可把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會就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著：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然而，毛澤東在使用"資產階級法權"這一概念時，沒有拘泥於馬克思的原意。他結合當時對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把握，特別是由此產生的"危機感"，將馬克思提出的資產階級法權問題賦予了新的內涵，也就是將原來僅僅局限在"分配領域"中的"資產階級法權"擴展到"人與人的關係"領域。這一擴展意味著所有制問題解決之後，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是不斷變革社會生產關係的重要任務。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改造解決了所有制問題后，在現實社會中，勞動中人與人的相互關係、分配方面還存在著資本主義社會留下的殘餘--資產階級法權，這種殘餘是社會主義時期還不得不保存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的反映。因此，變革生產關係還應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類比的是盧卡奇對於"物化"現象的討論，也是從"生產的領域"擴展到"主體的領域"：

只有當商品問題不是僅僅表現為個別問題，也不是僅僅表現為按專門科學理解的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而是表現為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核心的、結構的問題時，它才可能達到這種普遍性。因為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在商品關係的結構中發現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對象性形式和與此相適應的一切主體性形式的原形。

如果說"分配領域"的"資產階級法權"構成了它的"對象化形式"，那麼毛澤東進一步探討了與之相適應的"主體性形式"：一方面是黨員幹部是否會蛻變為特權階層；另一方面則是"年青一代"能否成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毛澤東將"分配領域"的"資產階級法權"擴展到"人與人的關係"領域，某種程度上受到了斯大林的影響。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指出：

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人們的生產關係，即經濟關係。這裡包括：（甲）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乙）由此生產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丙）完全以甲乙二項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 

這就是著名的"生產關係三分法"，概況起來講，即第一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第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第三是分配的方式。毛澤東曾經號召全黨都要認真學習斯大林的這本書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自己也曾經組織讀書會深入研讀。斯大林對"生產關係"中不同社會集團關係也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重視，讓他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認為，生產關係包括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分配形式三個方面。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後，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係，是不會自然出現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係的形成和發展。

但他在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還是批評斯大林的"政治經濟學""根本不談政治，結果成為沒有政治的政治經濟學。他不談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關係，不談上層建築如何適應經濟基礎，不談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是一個重大的缺點。我們則搞整風，下放幹部，兩參一改，幹部參加勞動，破除不適當的規章制度等等"。由此導致斯大林的眼中，只有"經濟"沒有"政治"，不講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不對資產階級法權進行分析，哪些應當破除，如何破除，哪些應當限制，如何限制。他還認為斯大林強調"物質刺激"的主張是錯誤，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既得利益集團"問題值得注意，蘇聯有個高薪階層，在農村中還有富裕農民階層，這些都可能是蘇聯變成"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 在毛澤東看來，列寧雖然繼承了馬克思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觀點，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普通稱為社會主義的階段）中，'資產階級的法權'還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逐漸取消，只是在已經達到的經濟改革範圍內，即只是在對於生產資料的關係上的取消。'資產階級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只有在這個範圍內，也只能在這個範圍內，'資產階級法權'才不存在了。但還沒有也不應當人為地取消資產階級法權"， 但他沒有簡單地認同現實，而是希望能夠用實際行動改變現實。當1919年5月莫斯科-喀山鐵路分局的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發起"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時，列寧高度評價這一活動，稱其為"偉大的創舉"，他讚揚道：

工人自己發起和組織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具有極大的意義。顯然，這還只是開端，但這是非常重要的開端。這是比推翻資產階級更困難、更重大、更深刻、更有決定意義的變革的開端，因為這是戰勝自身的保守、渙散和小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這是戰勝萬惡的資本主義遺留給工農的習慣。當這種勝利鞏固起來時，而且只有那時，新的社會紀律，即社會主義紀律才會建立起來；只有那時，退回到資本主義才不可能，共產主義才真正是不可戰勝的。

他之所以高度肯定"星期六義務勞動"，就是因為"為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制，而且要廢除任何生產資料私有制，要消滅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這是很長時期才能實現的事業"。 與列寧時代形成對比的是，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相信技術和幹部可以決定一切。他們強調特殊化，而忽略革命性；強調幹部，而忽略群眾......在中國，幹部和群眾打成一片；工人參與管理；幹部被下放以進行再鍛煉；摧毀舊規定、舊體制......雖然他（斯大林）極力主張無私勞動，但他們甚至不肯額外工作一個小時，也不能忘我"。 

1960年4月22日是列寧誕辰90周年紀念日，當天的《人民日報》發表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的列寧道路前進》，用一種論辯口吻指出"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所採取的一系列的方針正是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並且引證列寧在《論我國革命》一文中的預言，"我們的歐洲庸人做夢也沒有想到，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複雜的國家裡，今後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革命帶來更多的特色"。 很顯然，當時中國已經把自己當作"列寧主義"繼承者了，而蘇聯卻正在走一條背叛"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然而以毛澤東對"危機"的高度敏感，中國也不是沒有"變修"的可能。這種危機對應的重點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社會主義建設"，這也是蔡翔反覆討論的60年代中國社會主義面臨的"危機"："這一危機在某種簡略的意義上，在以下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分配'，二是'消費'。'分配'不僅暴露並且激化了階層之間的衝突，也暴露並激化了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的矛盾。...... '反官僚'的主題在此得到了階級鬥爭理論的支持；'消費'則導致了個人觀念的崛起，它不僅使得個人有可能遊離於國家（集體）之外，而且在理論上開始威脅社會主義'政治社會'的整體的形態構想，無論是《千萬不要忘記》、《年青的一代》，還是《霓虹燈下的哨兵》，等等，都在圍繞這一主題展開敘述，不僅試圖用階級鬥爭理論重新整合個人和國家（革命）的關係，也明確指示出'教育下一代'的重要性。" 這個危機逐漸由生產領域向分配領域和消費領域轉移，危機的形式也逐漸從積累的"匱乏"逐漸轉向了分配的"不均"，在大中城市中，也許可以和西方對應，開始出現了中國式的"消費社會"--這樣說或許有點誇張，但為了表述方便，更為了凸顯由於"消費"問題的到來，而產生了一系列新的轉向--毛澤東就在那時反覆研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方面承認中國社會生產力落後，即使在社會主義階段，也不能沒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能沒有八級工資制和等級科層制，而且還看到了這一狀況的長期性和複雜性；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滿足於這種狀況，特別是蘇聯面對這種狀況的做法，在他看來，"蘇聯模式"最後是生產當道不管政治，講技術推崇專家，強調幹部不關心群眾，這是毛澤東和斯大林的分歧之所在。所以他批評斯大林的"政治經濟學"是沒有"政治"的"經濟學"，最大的問題是眼中無人，看不到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 

而在理論上，毛澤東則進行了一個很重要的分疏，那就是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的變動是比較緩慢的--這就決定了"分配領域"的"資產階級法權"的長期存在，對應的是商品生產和工資制等的必要性甚至是合理性；而"人與人的社會關係"的變動則是比較迅速的--這就產生了所謂"人與人關係上"的"資產階級法權"，對應的是後來更加激進化的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這一分疏帶來的後果就是，一方面為現階段的階級鬥爭找到了現實基礎，這一基礎包含在社會主義經濟的內在悖論中，也即"階級鬥爭"不再只是針對殘餘的剝削階級思想（包括已經在經濟基礎和社會地位上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右"），而由於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有待發展，不能不包含了產生新的階級鬥爭的可能；另一方面則是進一步指出，蘇聯之所以"變修"了，就在於只以為上述問題僅僅是經濟問題，生產力發展的問題，而沒有看到更嚴重的後果是"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上的變化--也就是在思想上、意識上重新被資產階級、剝削階級所捕獲；而中國為了避免"變修"，不光要批判"剝削有功論"的糊塗思想，更關鍵的是要在思想意識層面展開階級鬥爭，但這一鬥爭的矛頭已經不是指向經濟基礎了，而是指向"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具體而言就是反特權、反等級、反官僚，就是小人物反抗大人物，就是底層反抗上層。毛澤東故意說得極端，認為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會有小人物，也會有小官，也會有群眾，那麼反大人物、大官和官僚主義者的鬥爭就不會結束。"官僚主義者"成為了一個階級，所以才有"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看似不通的說法。 

上述現象其實包含著相當複雜的自我矛盾，我把它稱為"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內在悖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首先不得不承認由於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中國社會主義社會中必然要出現等級制度甚至是特權階級，由此，在思想意識上使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得以復活成為可能，而恰恰由於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在意識層面的復活，才更要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上展開思想鬥爭，藉以克服江山變色、紅旗落地、中國"變修"的潛在危機。這也就是為什麼60年代初期提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具體過程沒法展開了，就看當時兩部影響巨大的戲劇吧。在《千萬不要忘記》"丁少純"和"季友良"的對立、《年青一代》"林育生"和"蕭繼業"的對立中，熟悉劇情的人很容易就把"丁少純"和"林育生"視為"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代表，而且當時也確實是把他們當作被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年青人典型。但問題在於，為什麼兩個或出生工人家庭或是烈士後代的年青人會那麼容易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呢？難道僅僅是殘餘的剝削階級思想在作怪嗎--如丁少純的岳母，劇中說："都是這老婆子把孩子拐帶壞了"--這兩部戲劇在今天值得重讀之處，大概在於它們沒有將原因停留在這麼簡單的層面，而是進一步追溯到現代工廠體制以及現代城市環境的決定性影響，這也是為什麼前面我要說60年代社會主義的危機是因為某種"中國式消費社會"的來臨，無論是對個人閑暇時間的要求--如"丁少純"的"八小時之內"和"八小時之外"的區分；還是對個人自我價值的重視--如"林育生"要求留在大學教書和科研以更好地實現自我價值，都和與分配、消費體制聯繫在一起的等級制度、城鄉差別、勞動分工等所造成的新的社會狀況--也就是新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密切相關。可以說，恰恰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造就了一種沒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經濟基礎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然而這樣來看，還是有簡單化之嫌，因為不只是 "丁少純"和"林育生"受到"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影響，作為和他們對比的正面形象"季友良"和"蕭繼業"不也同樣可能走向反面嗎？假設"季友良"發現了無論他怎樣努力，也無法改變工廠的科層制度呢？倘若"蕭繼業"認識到即使自己獻身大西北，也不能克服城鄉之間、中心與邊疆之間的巨大落差呢？甚至更進一步地洞察到，他們的犧牲和獻身不僅無法改變現狀，而且還似乎為"丁少純"和"林育生"的做法提供了合理性，他們會不會動搖自己的理想主義而堅定地走向虛無主義？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是對60年代危機加以克服的努力，那麼這一危機在70 年代中期的重返，某種程度上決定了80年代我們所熟悉的改革轉向。這一危機和轉向圍繞的中心，依然是"資產階級法權"以及相關的"按勞分配"問題。

到了70年代中期，毛澤東又重提"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他認為，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法權還不能完全取消，但是應當加以限制。對資產階級法權抱什麼態度，是贊成加以限制，還是主張不斷擴大，這是無產階級專政下要不要繼續革命的一個重要標誌。圍繞這個問題，1975年，《紅旗》雜誌上發表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貨幣交換和現實的階級鬥爭》等一系列文章，用更加理論化的方式將"資產階級法權"進一步激進化，直至將原本針對"特權階級"和"官僚主義者階級"的矛頭，轉而指向被命名為"小生產者"的普通民眾。

《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根據斯大林的"生產關係三分法"，將 "資產階級法權"進一步擴大到"所有制領域"，因為社會主義中國"在所有制方面，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我們常說所有制'基本解決'，也就是說還沒有完全解決，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範圍內，也沒有完全取消......在工、農、商業中都還有部分的私有制，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並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兩種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方面還很薄弱。馬克思、列寧所設想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範圍內已經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產資料已經歸整個社會所有。我們顯然還沒有走到這一步。我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不要忽視無產階級專政在這方面還有很艱難的任務"，進而在"所有制基本解決"基礎上提出"領導權問題"："我們還必須看到，不論是全民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都有一個領導權問題，就是說，不是名義上而是實際上歸哪個階級所有的問題。"所謂"領導權問題"不是簡單的"思想觀念"的問題，而是和社會經濟基礎密切相關：

所有制問題，如同其他問題一樣，不能只看它的形式，還要看它的實際內容。人們重視所有制在生產關係中起決定作用，這是完全對的。但是，如果不重視所有制是形式上還是實際上解決了，不重視生產關係的另外兩個方面，即人們的相互關係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於所有制，上層建築也反作用於經濟基礎，而且它們在一定條件下起決定作用，則是不對的。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是否正確，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裡，決定了這些工廠實際上歸哪個階級所有。

這種社會經濟基礎就是"商品經濟"："還必須看到，我們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在短時間內，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所有制並存的局面不會有根本改變。而只要有這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於'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新資產階級分子的出現，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就會更快地發展起來。因此，我們決不能因為我們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偉大勝利，決不能因為進行了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放鬆警惕。"從這個判斷中引申出來，自然是列寧式的論斷：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對更強大的敵人，對資產階級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兇猛十倍。它的強大不僅在於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於它的各種國際聯繫牢固有力，而且還在於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於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 

當時這篇文章是批判所謂"經驗主義"的，所以特別注重理論的完整性。但是這種理論的完整性卻是以在某種程度上喪失"現實"和"現實感"為代價的。首先是失去了和中國社會經濟現實發展情況的聯繫，儘管文章也承認"我們國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夠豐富。只要公社還沒有多少東西可以拿出來同生產大隊、生產隊'共產'，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極為豐富的產品來對八億人口實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繼續搞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可拿不出任何具體的方案來解決這一問題，只是一味強調"對它帶來的危害，我們已經採取了並將繼續採取適當辦法加以限制"；更重要的是完全沒有顧忌普通老百姓的"現實感"，本來"資產階級法權"主要批判的是特權階級和等級制度，但《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轉而強調"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認為在"小生產像汪洋大海一樣"包圍著的"中國"，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就是到處整頓"自留地"、管理"小商小販"，美其名曰"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卻完全無視趙樹理早就提出的憂慮："我現在擔心的是集體生產辦好辦不好的問題......農民說沒辦法，還是靠自留地解決了問題。農村住房有些壞了，公社不能修，農民依靠在自由市場上買東西，把房子修上了。集體不管，個人管，越靠個人，越不相信集體。" 如此這般，怎麼能夠得到老百姓的認同和擁護呢？

這就不難理解粉碎"四人幫"之後的"撥亂反正"，為什麼首先要強調"實踐"的重要性，華國鋒在1976年12月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放在"和群眾保持密切聯繫"以及"批評和自我批評"之前，列為黨的"優良工作作風"的三大特點。"四人幫"的"所謂反對經驗主義"被指責為"反對實踐第一的觀點"以及"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其次則重新為"理論"定位，認為即使上層建築、理論和生產關係起主要的決定作用時，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能在沒有矛盾的對立面的情況下而存在，即使這個對立面（即經濟基礎、實踐和生產力）是一個矛盾的次要方面，主要方面固然應該受到強調，但次要方面不應該受到忽略，只突出一面就是"形而上學"思想的表現，是不符合實際的。

經過這樣的轉換，"理論"和"實踐"的位置產生了翻轉，"實踐成為了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理論"如果不聯繫"實際"，則可能成為"形而上學"的代名詞。正是在這一新的背景下，《紅旗》雜誌1979年第12期發表了經濟學家林子力的《經濟理論研究的若干方法問題》。這篇文章從"所有制形式"的角度為"改革"正名，可以說是以一種顛倒的方式來處理"資產階級法權"問題。文章緊緊抓住"所有制"問題，認為20多年來中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如為什麼沒有持續、高速增長，至今仍然處於較低發展水平上；為什麼國民經濟不能經常保持平衡、發生兩次嚴重的、持續了較長時間的比例失調；為什麼大量投資很少顧及效果；為什麼許多消費者需要的產品供不應求而不受歡迎的產品卻盲目生產；為什麼企業效率長期低下？......他一連問了幾十個"為什麼"--所有這些問題的根源，全都在於"所有制"，在於建國以來實行高度集中的國有制經濟。文章認為：

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這套體制的種種缺陷逐漸地顯露出來，它與生產力進一步發展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並且影響波及到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領域。

不妨把這篇文章和《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加以對比，就能發現兩篇文章都從"所有制"問題出發，同樣自覺地把握住了中國社會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現實狀況，卻因為對這一現實狀況回應方式的差異，前者著眼於"生產力的發展"，才有"開放搞活"的轉向；後者致力於"生產關係的完善"，卻落入了"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泥淖。

由此可見，"改革開放"轉向的關鍵並非如何看待中國社會現實，而是怎樣將對中國社會現實的理解落到"實處"，讓老百姓真正得到"實惠"，重新落實"按勞分配"的原則：要給農民提高糧價，80年代的糧價提高了80％，相應的城市供應糧食的價格也提高了，國家每年拿出200～300億來進行糧食補貼；要讓工人階級改善住房條件，於是各個單位都要預留利潤搞基建蓋房子；要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給大、中、小學老師加工資；要給1000多萬返城知識青年安排工作，如果不能馬上就業，也要創造干"個體戶"的機會；甚至要給公私合營、和平贖買的資本家及其後代返本還息......總之，整個80年代各個階層都得到了補償，特別是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廣大農民的生活有一種切實體驗的上升感。 所以，鄧小平當時指出：

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有好多事情要做。有些問題經過調查研究，逐步解決。有些制度要恢復起來，建立起來。總的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鼓勵大家上進。

但不應該忘記的是，恰恰因為前三十年較高的積累率，才能使國家大幅度地讓利於民，激發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使歷史在發生轉折的同時，又以另一種方式重新聯繫起來了。

王紹光：兩篇文章都很有意思。好久沒有回顧這段歷史，有些我覺得還歷歷在目，不曾想已過去了許久。現在有很多的神話，對剛剛過去的歷史都會忘掉、歪曲掉，所以才會出現照田討論的現象。

打倒"四人幫"之後有一個詞叫"撥亂反正"。1977年到1980年間，很多爭論都與1973～1975年的提法相關，尤其是與張春橋1975年發表在《紅旗》雜誌第4期上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有關。這些討論有的發生在"真理標準討論"之前。真理標準討論發生在1978年，但是在1977年大量的討論與真理標準沒有直接的關係。比如說關於按勞分配的討論，"文革"中間有一個問題，工資長期沒有加，能不能發獎金有爭論，計件工資有爭論，物質刺激有爭論。到1974～1975年，鄧小平搞整頓的時候，出現了一些政策上的調整。1976年初，批鄧時，又討論到這些問題。那麼打倒"四人幫"之後，這個問題馬上又提出來了。跟老百姓息息相關的按勞分配的討論是最早的。《經濟研究》1978年就發了一篇綜述《一年來關於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情況》。而且當時還開了一系列全國關於按勞分配的理論討論會，這是在務虛會之前，真理標準討論之前。然後又出現了關於生產力的討論。生產力的討論必然涉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的關係，這在毛澤東晚期思想里，在張春橋的理論敘述里佔據重要的位置，也是需要"撥亂反正"的。再往後出現關於異化的討論。關於異化的討論，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我當年上大學報考的是北大哲學系，結果被分到法律系。一開始我老與哲學系的同學來往。我1978年入學以後，很快就有一撥人，有哲學系的，還有南斯拉夫留學生開始討論異化問題。社會上也許還沒有公開的討論，周揚他們的公開討論是以後的事情。而在民間，1979年正好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裡面第一次公開發表，於是就開始討論這個問題。

這一系列討論要麼是真理標準討論的鋪墊，要麼是其延伸，而討論涉及的面要比真理標準討論寬得多。所以我覺得照田這篇文章在這方面再進行一次"撥亂反正"是非常有必要的，恢復了歷史的豐富性，而且也把它的上下關聯性也聯繫起來了。

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討論，從毛澤東來講的話，可以追溯到1958年他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時候，追溯到他的批註與談話。1958年出現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討論，我記得那時候還出了一個小集子，叫《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我後來經常翻那本書，就是在"文革"期間，它描寫的是理想社會。當時的說法是，共產主義社會跟現在的社會不一樣，共產主義社會是沒有資產階級法權的。

另外，談到資產階級法權，人們往往忽視了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的《五七指示》。我一直認為《五七指示》是"文化革命"的綱，毛主席要建立的社會就是《五七指示》里說的那種社會，是一個沒有等級，所有人做所有事情的一個社會。70年代出現的大量"新生事物"與《五七指示》、與破除資產階級法權這一套思路都是一脈相承的。然後就是張春橋1975年《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篇文章。1976年中共中央四號文件傳達了毛主席對中國的最後思考，《紅旗》雜誌隨即公布了1964年毛主席關於陳正人社教蹲點情況報告的批語和批註，這些都是一脈相承。

但是如果還原到當年那個環境裡面，還原到1974～1975年的時候，我還記得很清楚，後來有很多人也寫了一些回憶的文章。那個時候，全國各地出了一大批年輕人的團體，在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我都記得當時與幾個朋友編寫了一本油印的《馬、恩、列、斯論無產階級專政》。當時我們想論證張春橋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跟馬恩列斯的不一樣。當時的困惑在於，張春橋那篇文章的出版讓我感覺非常恐懼。看到《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那篇文章，我與我幾個朋友討論：它的現實意義到底是什麼？接下來會出現什麼政策？哪些人會成為挨整對象？誰是下一個目標？

因此，我覺得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討論，毛主席本身處於矛盾狀態：一方面他要追求一個消除資產階級法權的社會，但是每次一旦走得太快，就會出現不良後果。毛主席本人的思想是動態的、辯證的，但處於爭論兩邊的人往往是靜態的，各取一個立場。這種理論與理想的矛盾、理論和實踐的矛盾、理想和現實的矛盾，從1958年到1976年對資產階級法權的討論從來沒有解決，毛主席也沒有真正找到一個解決的思路。因為當時毛主席是一言九鼎，底下的人往往傾向於把非常抽象的理論討論變成具體的政策，變成整人的棍子。打倒"四人幫"之後，把這些問題重新變成理論問題的時候，就變成了生產力的討論，生產關係的討論，關於"按勞分配"的討論，非常具體。到了80年代，這些討論被終結為一個詞，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詞延續到今天，一旦有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詞，資產階級法權的問題就不需要討論了，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狀況。

盧暉臨：這是兩篇非常有價值的報告。照田的報告關注華國鋒在結束"文革"、"撥亂反正"方面所做的努力，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去思考 "四人幫"倒台之後中國所處的情境及面臨的選擇。今天，我們一講新時代就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之前的兩年則被簡單定位在"兩個凡是"上。照田的文章告訴我們，華國鋒早在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講話和十一大報告中，已經做出了和"文革"十年劃清界限的努力，體現了和前一個時代區別開來的思想解放的精神。我認為這樣細緻的歷史辨析非常有意義，它呈現了歷史中的思想解放和歷史敘事中的思想解放之間的區別。今天我們之所以把重點和焦點都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和思想解放的方向有關係的。到底怎樣看待1976年以前的問題，怎樣選擇未來的道路，華國鋒和鄧小平之間的分歧是很明顯的。華國鋒強調"抓綱治國"，或者換一種更傳統的表述，"抓革命，促生產"，在"文革"十年動蕩的社會背景之下，華的重心顯然轉換到治國和生產上，但他不會拋棄綱，其中的延續性是非常強的；而在鄧小平那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提法，實際上是開啟了一個把綱懸置、把革命懸置的可能性，從後來的歷史進程看，實際上也正是朝著這個方向走。

羅崗老師的報告討論的重點是毛澤東和張春橋的資產階級法權概念，其實也是集中反映了毛澤東等對於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之後社會經濟矛盾的認識。羅老師的報告也激發了我的一些思考，在我看來，當時的領袖們主要是從三個角度來認識中國社會主義階段的社會經濟矛盾，並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第一個角度強調所有制問題，看到當時建立的所有制還不是一個全民所有制，城市經濟中還有很多集體所有製成分，農村更是集體所有制的天下，甚至還保留有農民的自留地，還有各種各樣的私人所有制。這些所有制中的非社會主義成分被看作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障礙，這種認識最典型地體現在當時經常援引的列寧的一個講話中， "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毛澤東在中國農村合作化已全面完成之後發動"大躍進"運動，部分是基於這種認識作出的快速提高所有制性質的一種激進嘗試。我們知道，這個嘗試很快以失敗告終，毛澤東本人後來雖然沒有徹底放棄這方面的努力，但是自此以後再沒有貿然改變農村所有制的大規模舉動。第二個角度強調人的問題，這既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從所有制問題上的退卻，也可以看作是他對於所有制問題的超越。60年代之後，毛澤東注意到即便所有制問題得到解決，也不意味著社會經濟矛盾就自動消除，沒有了資本家，但資本主義仍然可能存在，主要表現為人的意識和行為，尤其是官僚主義和特權。我們看到，從"鞍鋼憲法"、"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官僚主義和特權始終是毛特別擔憂並竭力打擊的對象。第三個角度強調技術層面的管理問題，早在50年代初，劉少奇、鄧子恢等人就因為農民管理水平低反對過快的合作化進程，後來當合作化完成以後，劉少奇、周恩來等的主要關心集中在如何提高合作社 / 生產隊內部的管理水平上：如何讓"按勞分配"做到更加合理、更加科學，如果通過各種形式的責任制提高社員的生產積極性，並最終提高生產力。

以上三個角度各有側重，甚至分歧明顯，但在1976年之前，它們都是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這同一個制度框架內討論問題和提出解決方案，目標都是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當然，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以及殘酷的路線鬥爭，這三個角度內在結合的可能性並沒有被充分挖掘和實踐。"四人幫"倒台之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是我們國家一個關鍵的過渡期，面臨著怎麼看待過去和選擇未來方向的重大任務。很遺憾，我們未能在一個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所有制、人及管理問題的內在整合。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農村和中國社會的新走向，在"一包就靈"精神的指引下，我們逐漸進入后社會主義時代。

（錄音整理：陳本皓、嚴九發、周後唐）

【註釋】 
①這裡的"時尚"的含義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中，個體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等；二是一種集體的、特別的、適合當時品味的著裝。
②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載北島、李陀（主編）：《70年代》，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頁。
③《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頁。
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與談話》下冊，第736頁。
⑤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與談話》上冊，第197頁。
⑥參見《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頁。
⑦《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第144頁。
⑧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與談話》上冊，第332頁。
⑨《李先念傳（1949-1992）》，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5頁。
⑩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9頁。
11周道炯（主編）：《當代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管理》，緒言、第1章第1節，《當代中國》叢書電子版。
12嚴瑞珍等：《中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現狀、發展趨勢及對策》，載《經濟研究》1990年第2期。
13葉善蓬：《新中國價格簡史》，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179頁。
14胡邦定（主編）：《當代中國的物價》，第16章第3節，《當代中國》叢書電子版。
15《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載《人民日報》1956年9月28日，第1版。
16馬社香：《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口述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
17參見路風：《從結構到組織能力--錢德勒的歷史性貢獻》，載《世界經濟》2001年第7期。
18廖魯言：《關於〈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說明》，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頁。
19彭敏（主編）：《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第1章第3節，《當代中國》叢書電子版。
20顧龍生（主編）：《毛澤東經濟年譜》，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13頁。
21陳如龍（主編）：《當代中國的財政》，第7章第3節、第1章第3節，《當代中國》叢書電子版。
22石林（主編）：《當代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第1章第4節，《當代中國》叢書電子版。
23同注20。
2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迹：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增訂版），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55～56頁。
25李富春：《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載《人民日報》1955年7月8日，第2版。
26錢之光（主編）：《當代中國的紡織工業》，第1章第2節、第2章第4節、第8章第1節，《當代中國》叢書電子版。
27《梁靈光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461、463頁。
28國家統計局（編）：《中國工業經濟統計資料（1949-198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153～155頁。
29國家統計局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司（編）：《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資料（1949-198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頁。
30同注26，第2章第3節、第4章第1節。
31《當代中國商業》，第4章第2節，《當代中國》叢書電子版。
32《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gb/gypcgb/qggypcgb/t20020331_15501.htm。
33同上。
34同上。
35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新中國五十年農業統計資料》，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頁。
36費孝通：《江村農民生活及其變遷》，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461頁。
37同上，第295頁。
38同注21，第6章第5節。
39同注19。
40同注21。
41同注11。
42指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
43參見［美］李懷印：《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歷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李懷印將家庭結構根據實際時間裡出現的不同狀態分為4個周期，分別為起始家庭、成長家庭、成熟家庭和老化家庭，並用大量的數據證明集體化並非其時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
4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頁。
45黃宗智：《經驗與理論--中國社會、經濟與法律的實踐歷史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頁。
4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1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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