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潘漢年的百喙莫辯與在劫難逃（上）

一

在人們心目中，潘漢年仍然是一個謎一般的人物。

1955年4月3日傍晚，劇作家吳祖光和夫人新鳳霞來到了北京飯店。這夫婦二人是來看望從滬來京、下榻於此的潘漢年和夏衍，並請他們吃晚飯。吳祖光回憶說，晚飯是在東單的一家小飯館吃的，同座者還有夏衍的女兒沈寧和夏衍的秘書李子云。潘漢年、夏衍是來京出席中共全國代表會議的。吳祖光聞訊特來盡地主之誼。時隔多年，吳祖光仍清晰地記得，那天潘漢年雖一如既往地頭凈面光、衣著齊楚，但卻有些悶悶不樂。也許是一人向隅、舉座不歡吧，飯吃得時間不長。放下碗筷，潘漢年便說要回飯店休息，大家也就散了。

回到北京飯店303號房間，潘漢年換上了拖鞋，大概在做上床的準備。這是晚八時許，電話鈴響起了。潘漢年被告知，樓下有人找他。潘漢年穿著拖鞋來到樓下客廳。等候他的，是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和幾名便衣隨員。羅瑞卿向潘漢年出示了逮捕令，幾名隨員便將潘漢年押上了停在門外的汽車。潘漢年此前的身份是上海市副市長，隨著逮捕令的發出，這一政治身份也就終結了。

現在大家都知道，潘漢年是「欽犯」，是毛澤東親自下令拘捕的。其原因，則是潘漢年長期隱瞞了一件絕不應隱瞞的事情。1943年春末夏初，潘漢年在南京登門拜訪了汪精衛。此前幾年，潘漢年已受命在滬寧一帶與日偽特務聯繫、互相交換情報。潘漢年早已與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建立了直接關係。此番到滬寧，也是為了與李士群接頭。但到南京后，潘漢年卻走進了汪精衛公館的客廳。中共情報要人到汪公館會晤汪精衛，這事情當然很重大。現在所有關於潘漢年的讀物，都用「被劫持」來解釋潘漢年此次的舉動。潘漢年到南京后，李士群告訴他汪精衛希望一晤。而當時向上級請示已來不及，拒絕則可能有十分嚴重的後果，於是，潘漢年只得硬著頭走進了汪公館。這樣的解釋如今被普遍接受。但我覺得，這解釋還多少有些牽強，至少不夠全面。這一點後面再談。會見汪精衛這樣的大事，事先沒請示，已屬「膽大妄為」。按理，潘漢年一回到淮南新四軍根據地，就應該立即向新四軍政委兼華中局書記饒漱石彙報，甚至應該同時以書面的方式向延安詳做說明。但潘漢年回到淮南后，並沒有向上級提及此事。不但當時沒有彙報，此後也一直對此事三緘其口。直到1955年4月初在北京開會期間，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后，潘漢年才向陳毅彙報了1943年春夏間在南京汪公館與汪精衛見面一事，並遞交了書面說明和檢討。

潘漢年與陳毅面談，應該是在4月1日夜間。談完之後，夜已很深。否則，陳毅會立即面見毛澤東的。因為當夜已無由求見，陳毅拖到第二天（4月2日）上午才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報告，並送上潘漢年的書面材料。毛澤東聽了陳毅的彙報，翻看完潘漢年寫的材料，立即在材料上批示：「此人從此不可信用。」吃了頓午飯，也許還睡了個午覺，毛澤東又提筆寫了這樣的手諭：「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潘漢年成為「反革命」、身陷囹圄后，毛澤東還一直記得他。1956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在談到「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時，毛澤東強調了此前殺人的必要性，又強調此後要少殺，機關、學校里的「反革命」，則盡量「不殺」：「什麼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著名的「七千人大會」上發表講話，又拿潘漢年說事：「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靠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裡，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

此事有兩點，至今仍讓人們不解。

其一，潘漢年為什麼沒有一回到淮南，就立即向上級彙報與汪精衛見面一事？很多人對潘漢年長達十幾年諱莫如深百思不解。其實，長期沒有彙報並不是問題，沒有立即彙報才是問題。這種事，只能事後立即彙報。拖個半年一載才彙報，就顯得很滑稽。事後沒有立即彙報，就只能長期瞞下去，瞞到瞞不下去的時候為止。毫無疑問，潘漢年是打算永遠瞞下去的。1955年春在北京開會期間，潘漢年覺得瞞不下去了，才為爭取主動而向陳毅坦露。以潘漢年的政治經歷，他完全知道這種事應該立即彙報、必須立即彙報、不能不立即彙報。從汪公館出來，潘漢年思想上就一定在為是否立即向上級彙報而激烈地鬥爭著。回到新四軍駐地，這種鬥爭還未見分曉。一回到淮南駐地，潘漢年就向饒漱石彙報了此行的其他情況，例如離開南京后在上海又兩次與李士群相見，例如與日本軍官會談等等，但卻把在南京見汪一事瞞下來了。實際上，這次沒有說，以後就想說也難了。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潘漢年在向饒漱石彙報時，把這最應該彙報的事瞞掉了？

其二，毛澤東為何以如此雷霆手段處置潘漢年？又為何幾次在公開講話中將潘漢年作為「反革命」的典型、代表？沒有立即向上級彙報見汪一事，衡之以中共的紀律，當然是很嚴重的錯誤。但此事已過去十幾年。十幾年的時間，已證明此事並未產生什麼不利影響。現在的種種關於潘漢年的讀物，都強調毛澤東本來對潘漢年是極其欣賞的、是十分信重的。如果真是如此，那當毛澤東聽了陳毅的彙報后，可以震驚、可以惱怒、可以將潘漢年削職為民，但不必真的認為潘漢年曾叛變投敵，不必真的相信潘漢年是一貫的「反革命」。潘漢年畢竟功勛卓著，畢竟為中共最終奪取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這是有大量的事實證明的，是不容懷疑否定的。潘漢年的功績，一般人也許知道得並不清楚，但毛澤東卻必定是了解得很充分的。長期隱瞞見汪一事，即便是很大的罪過，潘漢年以其全部的功績，難道還不能一贖此罪？但毛澤東顯然不這樣想。聽了陳毅的彙報后，潘漢年全部的功績，在毛澤東眼裡都等於零。在毛澤東看來，潘漢年犯的是「可殺之罪」，是應該「斬立決」的。而「我們」之所以不殺他，一是為了顯示「我們」的仁慈寬厚，二是殺了也對「我們」不利。這樣看來，毛澤東其實是一直並不欣賞、信重潘漢年的。這原因又何在呢？

二

在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中，經歷過多次殘酷的「黨內鬥爭」。這種鬥爭往往是你死我活的。與以王明、博古（秦邦憲）為代表的所謂「國際派」的鬥爭，是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對毛澤東來說也是特別艱難的一次。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縱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掌握了黨的統治權。而毛澤東與他們的明爭暗鬥從這時就開始了。由於王明、博古等人有共產國際作後盾，有斯大林為他們撐腰，毛澤東與他們的較量，就特別需要耐心和智謀。王明於1931年10月到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去國前，王明在組織上做了嚴密的布署。由王明提議、經共產國際批准，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負總責。毛澤東與王明一派的鬥爭，一開始就是直接與博古、張聞天的鬥爭。

1937年11月，斯大林派飛機將王明等人送到延安。從蘇聯回國的王明，是頗有幾分「欽差大臣」的派頭的，是手持著斯大林賜與的尚方寶劍的。王明從蘇聯來到延安，對於毛澤東來說，當然是一件極其糟糕的事。這意味著與「國際派」的鬥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意味著從此將與王明進行直接的、正面的交鋒。這足以讓毛澤東本來就很嚴重的失眠和便秘，變得更其嚴重。但此時毛澤東，決不能、也決不敢表現出絲毫不悅。他必須強顏歡笑。他必須興高采烈。11月29日，王明一行乘坐的飛機抵達延安，毛澤東發動延安各界群眾到機場迎接。自己則在機場以「飲水思源」為題發表了歡迎詞。毛澤東說：「歡迎從昆崙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做『喜從天降』。」在機場，毛澤東還與王明等人進行了「熱烈的擁抱」。這就有了後來的「整風運動」。在此前與「國際派」的鬥爭中，毛澤東採取的是各個擊破的戰術。而「整風運動」，則意味著將「國際派」作為一個整體、一個陣營予以打擊、摧毀。鬥爭進行到1943年，毛澤東就大功告成了。如果從1931年算起，毛澤東與「國際派」的鬥爭，進行了十三年。

「國際派」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在中共黨內曾經是十分強大的。但終於被毛澤東一派擊潰。此後，原屬這個陣營中的人，自然都有些灰頭土臉，自都難免有窮途潦倒之意。與這個陣營有些牽扯的人，實際上也從此在政治上入了另冊。當然，有些人通過反戈一擊、改弦易轍而拯救了自己。但潘漢年卻未能成功地做到這一點。潘漢年正是一個與「國際派」頗有牽扯而終於未能自我拯救的人。

1906年1月，潘漢年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宜興縣現稱宜興市，是一個隸屬於無錫市的縣級市。宜興距無錫，是很近的。潘漢年十六七歲時即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1925年，十九歲的潘漢年到了上海。也就在這一年，潘漢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1925年到1931年5月，潘漢年從事的是「革命文化工作」，是中共「文化戰線」上的領導人之一。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國民黨逮捕后立即叛變投敵，這對中共領導機關來說，是天崩地坼般的災難。1931年5月，周恩來著手重建中央特科。陳雲、趙容（康生）、潘漢年奉命進入新特科，組成新特科的領導層。時任江南省委宣傳部部長的潘漢年，從此在「文化宣傳戰線」銷聲匿跡。在新的中央特科，潘漢年擔任第二科（情報科）科長。潘漢年就這樣開始了他的「情報生涯」。

對於潘漢年怎樣接近中共、加入中共，對於潘漢年怎樣成為中共「宣傳文化戰線」上的領導人又怎樣轉入「隱蔽戰線」，現有的關於潘漢年的讀物，當然都會有所說明、解釋。但這些讀物基本上都不提博古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大陸出版的關於潘漢年的讀物，已頗為不少。這些讀物，在敘述潘漢年的一生時，往往隻字不提博古。現在看來，這是十分荒謬的。博古有一個侄兒叫秦福銓。秦福銓1929年出生於無錫。1949年後曾在空軍工作多年。1957年後在北大荒農場、新疆建設兵團任職。198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2008年4月病逝於北京。秦福銓終身琢磨博古、研究博古。生前寫了《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一書。2009年3月，該書由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該書第六章以「博古和潘漢年」為題。讀了這一章，我才知道潘漢年與博古的關係實在非同一般。下面關於潘漢年與博古關係的敘述，依據的便是秦福銓書中的介紹。

秦邦憲1926年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后，才按照學校的規定取了個俄文名字「博古」。所以，1926年以前，還沒有一個叫博古的中國人。但為了敘述的方便，對1926年以前的秦邦憲，亦以博古稱之。博古是無錫人。前面說過，無錫與宜興相距很近，所以潘漢年和博古兩人可謂是小同鄉。博古1907年6月出生，還小潘漢年一歲。據秦福銓書中說，早在1925年3月，潘漢年和博古就相識了。1924年，博古就參加了「孤星社」、「錫社」等學生社團。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無錫市各界人士於是籌辦追悼大會，博古是積极參加者。在這期間，潘漢年來到無錫，向博古提出參加籌備活動的請求。一番交談后，博古對潘漢年頗為信任欣賞，於是請潘漢年負責宣傳、保衛工作，「從此開始了他倆的莫逆之交」。據秦福銓書中說，在這次追悼活動期間，潘漢年在保衛工作方面有出色的表現，因而給博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為此後潘漢年進入中央特科埋下了伏筆。

1930年，博古從蘇聯回到上海，一開始在全國總工會任宣傳幹事，後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其時，潘漢年已是中共宣傳文化方面的要員。由於都從事宣傳文化工作，潘漢年與博古又常在一起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在米夫的扶持下，成了政治局委員，併兼任江南省委書記，但實際上是中共的最高領導。博古是王明最信任的人，是王明集團中的第二號人物。兼任了江南省委書記的王明，對博古說在宣傳工作方面需要一個得力之人作助手。於是，博古便向王明推薦了潘漢年。這樣，1931年1月底，潘漢年就成了以王明為書記的江南省委宣傳部部長。從秦福銓的上述說法，可知潘漢年不但與博古莫逆於心，與王明也頗有「淵源」。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投敵時，中共中央的實際負責人是王明。重建中央特科，應該說是王明和周恩來共同的決定。而博古又一次向王明推薦了潘漢年。據說，正在宣傳文化戰線上長袖善舞的潘漢年，起先並不願進入「隱蔽戰線」。是在博古的勸說下，才當起了「特務」的。秦福銓也強調：「博古找潘漢年，談到了中央的想法，動員他搞保衛工作，潘漢年接受了博古的意見，離開了宣傳系統，切斷了與左翼文化團體的聯繫，參加中央特科工作。」

三

當博古向王明推薦潘漢年進入中央特科時，潘漢年已在王明手下當了數月宣傳部長。王明之所以欣然接受博古建議，讓潘漢年成為新特科的領導人之一，也一定因為這數個月的宣傳部長，令王明很滿意。這也就意味著，潘漢年也已獲得王明的直接信任。在1931年的時候，潘漢年就深得「國際派」頭兩號人物的寵信，他後來的命運其實就已註定了。

1931年10月，王明赴蘇聯前，指定博古接替他主持中央工作。秦福銓書中說，王明臨行前，單獨與博古談話，要博古「切記」住三件事。其中之一，是一旦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通訊中斷而又有特別嚴重的情況要向共產國際報告時，須派一秘密聯絡員到莫斯科。這個秘密聯絡員全權代表博古向王明和共產國際報告情況，王明也只相信這一人的話。這樣，這個秘密聯絡員就必須事先約定。而博古又毫不猶豫地選定了潘漢年。所以，當1931年10月王明赴蘇聯前，潘漢年就被確定為王明與博古之間的秘密聯絡員。

1933年1月，博古到達瑞金，意味著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了瑞金。5月間，丁玲和潘漢年堂兄潘梓年同時被捕。由於這兩人都與潘漢年極為熟稔，潘漢年便面臨更大的危險。於是，黨組織決定潘漢年也離開上海到「蘇區」工作。這樣，6月間，潘漢年也到了瑞金。在這種時刻將潘漢年調離上海，也應該視作是以博古為首的中央對潘漢年的特別愛護。情報工作是潘漢年的本職。越是形勢險惡，越需要潘漢年這樣的人在上海為黨工作。但博古顯然不願意潘漢年出事。潘漢年此時已有了另一重身份。他不只是中央特科的領導人，還是王明與博古約定的秘密聯絡員。當然，這一重身份，只有王明與博古知道。博古當然不能拿這秘密聯絡員冒險。秦福銓書中說，看到潘漢年也終於到了瑞金，博古喜形於色，「留潘漢年同宿」，連床夜話，親如兄弟。王明赴蘇聯前要博古「切記」的三件事之首，是牢牢控制住「中央蘇區」，要確保這塊「蘇區」成為中央的根據地。以瑞金為政治中心的這塊地盤，本來實際掌握在毛澤東這一派人手裡。現中央機關遷到了瑞金，當然中央要把這塊地盤直接管起來。如果中央信任毛澤東，那毛澤東的日子還會好過些。但王明、博古這些在蘇聯的油鍋里炸大了的麵筋，根本就看不起、也根本就不信任毛澤東這種「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堅信山溝里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他們確信毛澤東不可能懂馬克思主義。於是，博古中央一到瑞金，便將毛澤東在政治上邊緣化，便剝奪了毛澤東手中的實際權力。博古雖然比毛澤東小十四歲，但他是中央負責人，又有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撐腰，毛澤東只能打落門牙往肚裡咽，心情是極其鬱悶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共黨史常識。潘漢年雖然沒有到蘇聯去吃過麵包，但他一到瑞金，就與這些從蘇聯回來的人打得火熱。張雲所著的《潘漢年的一生》有這樣的敘述：「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和組織部在一個小樓里辦公。潘漢年與時任宣傳部部長的張聞天住樓上，博古與陳雲住樓下。雖說這批職業革命家都是中共黨內的高級領導人，但他們畢竟還很年輕，加上這年夏天中央蘇區正處在第四與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間隙之間，於是每天晚飯前後，他們常常聚集在樹下草地上唱唱山歌，還搞些體育活動，愛打籃球的，吆喝一聲就上球場去了。潘漢年喜歡打乒乓球，樓下客堂間用方桌子拼成的球台，就是他和陳雲、張聞天等人一起活動的地方。儘管那時中央蘇區的生活艱苦是出了名的，這兒與十里洋場上的上海更不能相提並論，但同志之間親親熱熱，潘漢年感到十分愉快。」這真是幾家歡笑幾家愁！正在「愁」著的毛澤東，當然看見了他們的笑臉，聽見了他們的笑聲。他當然也看見和聽見了潘漢年的笑，並且看在眼裡，聽在耳里，記在心裡。

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發動了反擊。雖然反擊的力度很大，但對於毛澤東來說，其實還是拿捏著分寸的。在這次會議上，博古被拉下了馬。但毛澤東自己並沒有登上「總Z書S記」的寶座。取代博古的，是「國際派」的第三號人物張聞天（洛甫）。毛澤東知道，現在還不是與「國際派」決戰的時候。現在還只能「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正因為在此前的「長征」途中，毛澤東一定程度上爭取了張聞天、王稼祥這幾個「國際派」的同情，他才能在遵義會議上把博古拉下馬。毛澤東雖然沒有成為名義上的黨首，但畢竟回到了最高決策層，尤其把軍事指揮權完全奪回了。這當然是中共黨內的重大事件。前任黨首博古，於公於私，都必須對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產國際有個交待。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從組織原則上說，張聞天取代博古的決議，也必須共產國際批准方可生效。而此時，中共中央與莫斯科的通訊早已中斷。事先確定的秘密聯絡員潘漢年便派上了用場。在這一點上，王明還真算有先見之明。遵義會議后不久，博古便找來潘漢年密談。據秦福銓書中說，博古將遵義會議的整個過程介紹得十分詳細。博古本就是要潘漢年赴蘇聯彙報遵義會議情形，又不能用文字材料，一切都要靠潘漢年記在腦中，詳細向潘漢年介紹會議過程，這是正常和必要的。博古說明了自己為何交權、為何讓毛澤東回到權力中心。秦福銓說：「博古和潘漢年，兩人推心置腹地談了近四個小時，談著談著，兩人都流淚了。」放棄最高權力，對於博古來說當然不好受，否則就沒必要哭了。而作為博古的莫逆之交，博古的下台，莫非也讓潘漢年有兔死狐悲、唇亡齒寒之感？反正這一天，兩個小同鄉相對而泣了。

博古派潘漢年赴蘇聯請示，毛澤東當然十分關心。如果共產國際不批準會議決議，那就一切都是白費勁。當然，潘漢年被博古選中，無疑又一次讓毛澤東感到潘與王明集團的關係非同一般。僅僅派潘漢年一人赴蘇聯，畢竟很不保險。萬一潘漢年途中出事，豈不糟糕。博古與周恩來商定，再派陳雲赴蘇，由周恩來向陳雲交待任務。潘、陳兩人當然分別行動。1935年2月上旬，潘漢年化裝成商販出發，於是年9月中旬才到達莫斯科，途中竟走了七個多月。據秦福銓說，王明聽了潘漢年的彙報后，對博古交出最高權力表示遺憾；但最高權力交到了張聞天手中，又讓他覺得情形還不算太糟。張聞天畢竟也是他那個集團中的要角，也算肥水沒流外人田。政治上畢竟還稚嫩的王明，不知道遵義會議其實就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張聞天的最高權位，很快便形同虛設。此後，他那個「國際派」將一步步走在下坡路上，再無呼風喚雨的可能。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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