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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大勢中的人事天命

作者：量子在於 2017-10-27 05:53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相關人物|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關鍵詞：紹興十二年

近日，著名歷史散文家夏堅勇先生推出新作《紹興十二年》。這是一部極具誠意的作品，面對近年來國內不斷攀升的寫史熱潮，歷史散文家的寫作,終於奮起直追並有所突破。

《紹興十二年》記錄的是南宋開國的一小截耐人尋味的歷史。「紹興」是南宋高宗趙構的第二個年號，意為繼承併發揚光大。

紹興十二年是公元1142年，這是南宋歷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一年。南宋的基本國策——求和偷安，就是這一年被全盤定調並貫徹落實的。其標誌性事件，正是以「千古冤案」著稱的殺害岳飛。此書即從追思「岳飛為何一定要死」開始，記錄下南渡初定的宋王朝在紹興十二年的生死抉擇。

歷史大勢中的人事天命

歷史散文扛鼎之作

客觀地說，作為歷史大散文，儘管作者開展了極為嚴格的、並不輸於專業史學家的考據工作，但《紹興十二年》仍屬於審美閱讀範疇，我們依然不能完全作為信史來看，只能作為散文藝術作品閱讀。因為作家不只是在寫史，還毫不掩飾地把自己寫進了作品。

整部作品充分展現了作者的功力、文筆、智慧與幽默，亦足見作者的誠意：在用清明上河圖的「笨辦法」，來描摹南宋初期從宮廷、政治、軍事、經濟到民間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把自己的抒情、品藻、調侃和思考融入筆端，由此呈現一個散文家的整體史觀和文學造詣。

歷史大散文，自余秋雨先生開端以來，一直是寫作的熱門。有道是「成也秋雨，滯也秋雨」，余先生的寫作一直難以突破中國寫作者揮之不去的儒家情結，或者說儒學史觀，動輒「君子」、「小人」道德品藻，大筆寫春秋，大做書生意氣的感嘆，看得有趣，但仔細琢磨卻了無新意。

說到底，無非忠臣良相、權奸惡將、才子佳人、君子小人、家國興亡的那些事，無非誰比誰更好，或者誰比誰更壞。夏堅勇先生曾經推出的《湮沒的輝煌》，亦屬此套路。這種套路，雖然用現代漢語寫就，依然難脫古典時代策論式散文的窠臼。好看，但經不起推敲。

然而，《紹興十二年》並不是「歷史大散文」的簡單延續，而是得益於黃仁宇先生的史學名著《萬曆十五年》。眾所周知，近二十年來，大陸史學仍處於積累期，多數的成果，在於材料的不斷豐富，而思想和史觀的發展並不顯著。然而，牆外開花牆內香，寓居海外的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往往令國內耳目一新。

從此意義而言，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給國內帶來的不僅僅是《萬曆十五年》這樣一本奇特的史學專著，還在無聲息中給大陸帶來了一種觀念的變革，顛覆了很多人僵化教條的史觀。史學界以往那種先入為主、主題先行、用固有理念生搬硬套的史觀，慢慢被細緻的、有血有肉的、就歷史論歷史的史觀所取代。

因此，雖然近年中國純文學創作處於頹勢，而文史交集的邊緣寫作卻顯得熱鬧，格外地被看好，且成果斐然。各種架空的、大話的、水煮的、戲說的、穿越的歷史，固然價值不高，但讓大眾保續著對歷史閱讀的好奇心。

很多飽讀史書的優秀隨筆散文作家脫穎而出，後來居上，厚積薄發，讓歷史寫作異彩紛呈，也給上乘佳作的出現提供了豐沃的土壤。老當益壯的夏堅勇先生借智史家，花了十年的工夫，發力於南宋的建政之際，追討那一刻的天人之變，拿出了這部可以說「中興」與「革新」歷史大散文的扛鼎之作，令人百讀不厭，由此不得不心生敬意。

不過，與《萬曆十五年》的史筆言必有據、就史論史、不輕易論斷相比，《紹興十二年》畢竟是散文，可以容納一點點想象與虛構，容納下文學的文采與個人的胸臆。大作已成，山搖海嘯不能改其根。那麼，在欣賞作者開闊的歷史描摹之時，不妨隨著作者給出的命題，探討一下作者給出的史觀、史實與史見。

趙構的天命與人事

在《紹興十二年》中，作者著重描寫的一個主人公是宋高宗趙構。這位錦衣玉食的康王爺，本是貪圖享受、懦弱卻頗為聰慧的「貴二代」，在北宋破滅的大廈之傾中倉皇南逃，經歷金人多次的追殺，本朝軍人的嘩變（苗劉之變），國破家亡，父母、兄弟、妻兒要麼成了俘虜，要麼慘遭橫禍，算是飽經磨難。

趙構百折千回中，能夠在杭州重建趙宋朝廷，也有很大的運氣成分。改杭州為臨安，說是「臨安」，其實是「臨危」更為妥當。他所面對的，是歷代王朝沒有過的危局，即北方游牧民族要全盤滅亡華夏帝國。他身上要守衛的，不僅僅是一個趙宋王朝，還必須是以炎黃為宗的華夏帝國。不管他認不認，如果華夏亡，他不僅無顏以對趙家祖宗，更無顏以對炎黃以來的華夏族列祖列宗。身為皇帝的趙構，曾經懦弱的花花公子式人物，當此大任，實在也是冥冥中「天命」的捉弄。

根據氣象學家竺可楨先生對中國氣候的物候學考證，自晚唐末年到南宋敗亡，是一個小小的間冰期，在木星和金星引力的微妙作用下，北方氣溫日趨溫暖。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並不那麼長久的冰天雪地，足以讓草肥馬壯，人口繁榮。

唐末五代十國時期的動亂，讓大量中原的優勢技術（尤其是冶金）傳入了塞北，以至於讓契丹人以「鑌鐵」（遼）為國號。在此形勢下，宋對遼、金以及蒙古征戰的無能，也是天數。塞北民族擁有騎兵和鐵器，善於大兵團機動作戰，甚至到了蒙古時代，還充分掌握了火器。自宋開國以來，外戰敗多勝少，絕非是「虛內」或者「輕武重文」一點所造成的。

史學大家陳寅恪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這種「造極」也是天命之一，就是宋有著向近代化轉身的可能。誠如我們熟知的，宋代的商業信貸、冶金煤礦、製造工業以及對外貿易均相當發達，商業化和城市化也達到較高水平，擁有財產權的中產階級和市民階層漸成氣候。

然而，作為一個持續了千餘年的帝國，宋朝僅僅發展出一些現代社會的雛形。宋朝中國之所以被稱為中國歷史的「巔峰」，恰恰不是因為其古代性，而是因其現代性。可惜，當驍勇善戰的游牧民族跨上武力征服的烈馬，這點微弱的現代性是擋也擋不住的。

我們總以為華夏文明的農耕，對於游牧民族有怎樣的文明優勢，其實，就抵禦暴力的實際效用而言，文明是非常脆弱的。貧窮和毫無權利可言的農民，供養著龐大的國家官僚機器，國家機器日趨複雜，可民眾永遠是那麼貧窮。

華夏帝國如同建立在沙灘上的華麗宮殿，遲遲不能對周邊游牧民族佔有決定性戰略優勢，沒有諸如大英帝國對陣大清帝國、美國對陣薩達姆伊拉克時的那種實力上的「代際差」——原因只有一個，國力在皇權專制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即便是諸如大宋的「富國」，也不能真正造就「強兵」。

夏堅勇先生所塑造的趙構，就這樣狼狽不堪地撐持起一個繁榮卻不強大的王朝，帶著超乎尋常的忍耐力，在不堪的「天命」之中苟且求和。作者筆下充分運用了現代心理學的見識，對趙構苟且偷安的一面刻畫得淋漓盡致，大加揶揄，但卻忽略了現代史家應該抱有的「理解之同情」。倘若不帶褒貶地看，趙構的戰略很明顯是外用臣道，內用黃老。作者刻意將其心思縝密的一面刻畫得很細緻，對坐鎮川蜀的大將吳，用川鹽燒一頓水煮牛肉以示拉攏。顯然，「殺岳」之舉實在也是其自認最合理的選擇。

岳飛之死固然是巨大的悲劇，但趙構勝利的成果十分有限，「天命」之中，金國不可能一舉被滅亡，拉鋸式的戰爭，殘宋比金人還要耗不起。倘若趙構能在委曲求全中堅定地守好半壁河山，坐等北方生亂，總還有一線翻盤的機會。並非古人不明是趙構執意冤殺岳飛，而是若南宋不立，趙構比岳飛還要慘（不信可參南明覆亡史）。所以，史書詰難趙構者少，實在是諒其苦衷。對歷史人物的悲劇化解讀，總要比刻意矮化要好。

身為卧底的秦檜

書中另一位主人公，是那位遭受千古罵名的秦檜。任用秦檜，並不允許趙構「無罪去首相」，是金宋和議的條款之一。事實上，不論是否可考投誠金廷，這位大名鼎鼎的「奸相」，其實是「和議」政策的卧底。（這無需太驚訝，因為也有很多漢族的金臣為南宋通風報信）作為金人的超級卧底，秦檜算是小人么？不是，他忠實履行著卧底的責任，並為自己取而代之做準備。

與北宋那些赫赫名相相比，以秦檜固有的才能和心胸，最多做一介縣尉。然而，能身居宰相，實在是因為此人完全是為敗壞南宋朝廷而存在的。事實上，他也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南宋的文治朽壞、貪污腐敗、橫徵暴斂，大概也是從他開始。趙構日夜提防著這位「沒柰何」的宰相，與其說在「求和」上戰略協同，不如說是虛與委蛇。

歷史的塵埃重重疊疊，作家能做到的，就是儘可能帶著讀者走得更近一些。富甲一時的南宋，如同生死存亡、千鈞一髮之人，在當時的「天命」下，做出了古典王朝最大化的努力，方在游牧民族迎頭趕上的攻勢上，得以保全華夏帝國文明的苗裔。農耕時代，人們生存方式受自然影響太深，天命的變化無端令人唏噓不已。

作為戰略決策者，趙構是理智的，也很成功。事實上，自紹興十二年後，南宋與金的實力此消彼長，宋保持著壯大，金卻走向了沒落。在書中，作者寫到了蒙元滅南宋，卻沒有寫到南宋與蒙古先聯手滅了金國。至少,無論對於精忠的岳飛，還是對於趙宋家族或深感「靖康恥」的宋人來說，大仇可雪，都算是一種歷史的安慰。

在全書中，作者更深層描摹並對之批判的，是皇權專制的末路景象。君君臣臣的遊戲玩了一千年，早已了無新意。華夏之邦，如果不邁出嶄新的一步，種種宮廷、宗法和禮教的遊戲，則完全沒有歷史的進步意義。富貴的還想更富貴，「官家」貪腐安逸，臣子爾虞我詐，民眾一無所有，永遠是一潭死水的格局。可是，就簡簡單單的「那一步」，對這樣一個日夜企圖苟全於亂世的老大帝國而言，何其難哉？難怪還要推遲近八百年，才能真正啟程上路。

文/陶林

本文刊載於《鳳凰周刊》2015年第26期總第5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