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在上海的醫院工作。經常有家鄉(安徽)人到大上海求醫,有時會諮詢我的意見。
記憶中有一位以前的鄰居患了肝癌,腫瘤已經侵犯了下腔靜脈。病人很年輕,大概40歲左右,求生的慾望很強。他經過我的關係,輾轉找到一位做肝移植的醫生。當時那位醫生說唯一的一線希望是做移植,但是他不符合移植的條件,只能自己親屬供肝...他的太太當即同意捐獻肝臟(只要配型合適非血親間可能供肝的)。那位醫生讓我好好和他們家人談談,這不是常規醫療行為。
我和病人、病人的太太、病人的哥哥都談了以後,決定對他們說出殘酷的真相。真相是這種手術危險極大,而且手術后肝癌複發(可能已經有遠處轉移)的可能性非常大。根本不適合他們這樣一個家庭。更不用提經濟的負擔——他們準備賣房子的。可是安徽小城一套普通公寓哪裡夠肝移植的費用?還不是東借西借...就建議他們放棄這個幻想。
在他出院的時候我去送他。他的床位醫生是一個小姑娘,研究生。哭的一臉眼淚,跑到辦公室質問上級醫生為什麼要放棄,為什麼不給病人最後的機會?還說願意為病人組織募集...最後給病人的腹腔引流傷口做了認真的清理(本來不必再做一次),再三叮囑不要放棄希望,流淚告別。
一晃快20年了,我相信那位女醫生已經成長為優秀的醫者。而我在此後的工作中,也多次面對這種生死一線,甚至是瞬息之間的場面。也反覆告誡自己,不要變得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