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第十一章 從勞改到二勞改

第11章． 從勞改到二勞改

1975年8月18日，我服完了15年刑期，按國家規定留場就業，成為就業農工，但一般稱二勞改，實際上就是繼續改造，不得回到城市。三棵樹農場的就業農工的去向是在內蒙古邊界的圖木吉農場，我則繼續在修配廠勞動。

刑期結束前，需要交一份總結報告，我在其中寫道，我是在一個特定條件下進入監獄的，必然在另一個特定條件下離開監獄。事實上，多年來，我一直在做這樣的準備，為了在純粹體力勞動條件下腦力不致衰退，我只要有空就回憶在課堂聽課，在實驗室做實驗的情景，一本本地回憶所讀過的書，當然也分析中國的變化。同時，為了使雙手不長滿老繭，我儘可能戴手套，所好的是，勞改隊可以買到，每雙兩角錢，我的零花錢可買五雙。十年堅持下來，我的手依然完好，可以繪圖，寫字。許多年前我看過一幅素描，是一隻鐵匠的粗大的手，作者是德國著名畫家丟勒。丟勒在小時有一個好朋友，他倆都喜歡繪畫，可是他們沒有錢拜師學畫，於是，決定打賭，誰輸了就打工供贏了的去學畫，結果丟勒贏了，他的好朋友就當了鐵匠。許多年後，丟勒學成回到家鄉，看望為他犧牲了自己的那位朋友，丟勒握著老鐵匠的手，這雙手除了能握鐵鎚外，拿不住畫筆了，丟勒百感交集，畫下了這幅著名的素描，鐵匠的手。

蘇聯在解凍后曾拍了不少描寫斯大林時代的影片，其中之一就是晴朗的天空，導演是丘赫萊依，影片說的是一被俘的飛行員在戰後回到祖國，可是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他和妻子在痛苦中掙扎，終於等到了那一天，天空忽然晴朗了，銀幕上只有這幾個字；他死了。我在服刑總結中寫下必將在另一個特定條件下離開監獄這句話，也正是想到我比他年輕。一個靠大量的勞改隊，處決和飢荒來維持的社會絕對不正常，中國一定也會出現晴朗的天空。這個信念當然不是只有我才有，上面敘述的被暗殺的楊運均當然也有相同的信念，才在勞改隊學會了三門外語。

還有一個因素，也許有點神秘，事情是這樣的：在1972年，我們開始種水稻，有一回我隨小班在稻田拔草（就是沒有解放軍在現場看押），休息時說起算命，旁邊的宋光漢（北京航空學院學生）說曾有一位老者教他看手相，魏家慶（北京石油學院右派學生）馬上伸手說，你給我看看，宋光漢拿起他的手端詳了一會，說道：你結過婚了，魏家慶立刻否認，宋重複一遍，你結過婚了。魏紅著臉只得承認當年有個童養媳。我馬上也叫宋光漢給我看看，他看完后對我說：你的命運在45歲前後有大變化。我接著問，是怎樣的變化，宋說，他看不出來。反正有變化，也許好，也許壞。我合計，到1975年我服刑期滿是41歲，也就是說，這變化要到刑期滿了以後再過四年才發生，

果然，到1978年，給右派平反的58號文件宣布了，承認反右擴大化，55萬1000名遭受無妄之災的知識份子恢復了名譽，可惜的是，發配到農村，礦井后經過21 年，只有我這樣最年輕的右派能活著領到了平反通知，根據民政部發出的回城落戶指標，連同被株連的家屬，總共是20萬份，也就是說，大約有十幾萬終於回到了原來的城市，除了很少一部分在農村成了家回不來了，其餘的不論是大學教授，留學回國的，都在天國安息了。

1979年3月，我得到右派平反通知，7月得到反革命平反裁定書，時間恰恰是宋光漢所預測的45歲，中國的神秘文化到底要相信還是不相信？

現在繼續回顧二勞改的境況。按規定，犯人服刑期滿后一律留場就業，發工資32元，即一級工待遇，不考慮原來的職務。所謂留場只有極少數留在原來的勞改場，絕大部分送到專門集中「刑滿就業人員」的農場，如在內蒙的圖木吉農場，其待遇的變化是沒有解放軍看押，每年可以回家探親一次，時間為兩周，每兩周休息一天。我屬於那極少數留在原場就業的，因為修配廠需要我幹活。工資也高一點，為36.5元，二級工，但是乾的活包括熱處理，繪圖，曬圖，技術資料翻譯。生活方面的變化是可以到農工食堂的窗口買飯（只有窗口），回到宿舍再吃，仍然睡大通鋪，但比較寬一點，可以在休息日到縣城逛逛。

時間到了1976年，當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剛發出第三次沉痛宣告時，我馬上意識到他死了，這一年離宋光漢預測的我命運的大變化還有三年，但是有了一個小變化，我當二勞改一年了，可以回家探親，同時攢下了回家的路費。於是開始了探親之旅，第一站是遼寧省西豐縣，我姐姐的家。她原來在瀋陽中國醫科大學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按照偉大領袖的指示，醫院要為工農兵服務，於是醫科大學便分成四個紅旗醫療隊到鄉下去了。西豐縣在遼寧省最東部，這個醫療隊並不在縣人民醫院，而是在離縣城幾十公里的山裡，我先坐火車，再轉長途汽車，然後步行。醫療隊在一條山溝里，周圍沒有村莊，山是禿山，但是可以在休息日到山上撿一點柴火補充燃煤的不足。我到的時候是下午，所以招待我吃晚餐，姐夫抱歉地告訴我這裡進城太困難，只能招待我吃當地特有的柞蠶蛹（柞蠶絲是當地特產，蛹為黑色，富含蛋白質），一個大醫院心臟教研室主任招待多年不見的妻弟只有蠶蛹，這就是當年中國的現實。

當晚住醫療隊招待所，姐夫家四口人（兩個孩子），只有一間平房，是上下鋪。次日匆匆在長途汽車站告別，趕往北京。

到北京是看望弟弟和71歲的老父親，父親早年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鐵道橋樑專業，是毛以升的同學，命運使他沒有走上專家的道路而是在抗戰爆發時從河南的一所鄉村師範學校隨校長帶領學生參加了抗戰，勝利后以簡任二級文官擔任聯勤總部濟南被服廠廠長，1948年濟南戰役后因完整地保護了這座4000員工的工廠而得到起義人員待遇並參軍，率領幹部學校學員過長江到上海，擔任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輕工業部秘書，後任上海市國棉六廠科長，在建設完西安和北京的和石家莊棉紡廠后，於1955年被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在石家莊國棉二廠當倉庫管理員。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於1966年9月被掃地出門，坐地富反壞右專列到家鄉（安徽肥東縣）管制勞動，兩年後母親去世，他孤身又過了8年，1976年我弟弟看望他時，發現他快要死了，於是伴隨他逃往北京，1978年他死於白血病。死前多次要求平反，但直到1982年胡耀邦總書記到河北視察落實政策，知道還有7個原國民黨將官沒有平反，其中就有我的父親（國民黨文官按特任，簡任，薦任，委任劃分，簡任相當武官的少將）。有了總書記過問，他很快得到平反，結論是在解放前後為我黨做了一些好事，恢復幹部身份，工齡連續計算。至於掃地出門時抄沒的全部財產（走時只許帶一個包袱）按當時變賣的價格歸還，不計利息。

父親的歷史我已寫完並請我的乾女兒送給台灣國史館作為資料保存，讓他們的研究人員知道當年留在大陸的官員的結局，當年這個黨的官員有四種結局，第一種，戰死在戰場，在8年抗戰期間，陣亡將士達460萬，包括160多位將軍。這段歷史直到前幾年影片血戰台兒庄播放，人們才知道國民黨打日本是這般慘烈，至於解放戰爭期間戰死的有多少，至今不見材料。第二種，撤退到台灣的，他們中的不少人在改革開放后回家探親，或投資在大陸建廠賺錢，我的四哥就是這樣的，他當年不過是空軍機械士，撤退到台灣后經歷了非常困難的時期，從中山研究院以空軍少校退休，在1989年「六四」后回大陸探親，他的妻子已在土改時自殺，兩個女兒已成年。第三種是在鎮壓反革命和肅清反革命兩個運動中處決的相當與連長以上的官員，這部分有多少，至今沒有資料可查，但就以下兩點可以大致想到其規模，偉大領袖曾自豪地說：我比秦始皇厲害100倍，言下之意是秦始皇坑儒不過250人，在大陸處決的國民黨的官員中的知識份子不止兩萬五千人，我在1951年在南京軍校時看到南京新華日報處決反革命名單，每人只有官階幾個字，整整兩版，該有多少人！這只是在一次處決的人數。我在北京看守所時也聽說，在處決高潮時，頭天晚上塞滿「K」字樓一個筒道的犯人，第二天早上就空了。第四部分就是沒有被處決，但在經受了許多折磨后結束生命，我的父親就屬於這一種。

父親逃到北京后住在弟弟家，弟弟在196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976年在一家軍工廠當電子工程師，工資56元，住房一間，已結婚。只得把父親安排在廚房住下，三人吃兩人的口糧，其困苦可以想見，我能提供的只有節省下來的一點糧票。

1978年春天，父親患白血病經同仁醫院醫生檢查，從血相判斷，可能因化學品所致，我告訴醫生，父親在鄉下熬制膠水使用了苯，但沒有任何勞動保護（他的死和河北白溝製鞋女工的死亡原因相同，不同的是，父親是高級文官，女工是農村少女，相同的是，他們都死於惡劣的生存條件）。醫生告訴我們，病人大概能活三個月。對於這個判斷，我們並不難過，因為三個月後父親的心靈和肉體的痛苦都解脫了，我們為難的是如何湊400元的住院費，當時中國的醫院還不象現在這麼黑暗，400元只相當於一個工程師7個月的工資，可是我們五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子女（姐姐和姐夫是醫生，弟弟和弟媳是工程師，我）卻湊不夠這筆錢，這時，我想到了一個人，我問父親，你還記得倪文亞嗎，他點頭說，他在我對面辦公。歷史就是這樣無情，當年的同事，一個去了台灣，當上了行政院長，一個留在大陸，在死前等候子女去籌措醫療費。

父親在醫院不到三個月就去世了，沒有等到平反。他的一生有比較詳細的記載，附在我的回憶的後面，算是中國兩代知識份子在新中國建立后的生存寫照。

父親火化后，我也有了一個變化。原來的農場子弟中學要建高中部，卻沒有教師，大概勞改局也沒辦法解決，於是決定從就業農工里選擇一批，共14人，我也在內。名單確定后就通知我們搬到學校宿舍，下一步就是開會宣布，由於我們改造態度好，決定提前摘掉帽子，成為公民，同時告訴我們，從此可以在幹部食堂吃飯，對幹部稱同志。對於這些恩惠我毫無興趣，我關心的是從此可在床上睡覺，可以有自己的辦公室了。想來也很有趣，昨天見了他們要喊報告，今天卻教育他們的子女了。

從此刻起我成為二等公民。一個工業大學的右派大學生經過18年的勞改生活，從生理上說，已是44歲的中年人了，在心理上有什麼變化？法國作家大仲馬的名著基督山恩仇記的主角，年輕的船長鄧梯斯在犀隆古堡地下室生活了15年，逃出古堡后成為伯爵，在這位作家看來，15年的冤獄實在是太長了。到了20世紀，英國作家伏契尼夫人也寫了著名的「牛虻」，書的主人公是一個神學院的學生，也是蒙冤入獄，被家人贖出后逃亡南美，經受種種苦難后回到故鄉，成了農民起義的領袖，最後死在刑場。兩位作者都是將他們書中的主人公從天真的青年安排到苦難中，經過15年的磨練，最後走上了與青年時代完全不同的道路。

過去的18年也將我的思想完全改變了，回憶起來，17歲時憑一個無知少年的滿腔熱情報名參軍去打美帝國主義，保家衛國，然後拿著「張X同志艱苦奮鬥四年半。。。」的複員證成為大學生中的調干生，並且是功課全5分的優等生，這個稱號可以說明這個學生比較用功，素質也好，無奈我國的政治氣候多變，在1957年，需要從知識分子中挑出5%，給他們戴上右派帽子，送去改造。我被選上后，還想著能拿到畢業文憑，後來的情況實在忍受不了，於是想到離開這個國家，可是「企圖逃往帝國主義國家」的罪名，給了我15年有期徒刑和5年剝奪政治權利，相加等於20年。

我在思考，一個新社會的建立，為什麼要犧牲那麼多人的生命？讓那麼多人蒙受痛苦？需要毀掉那麼多年輕人的前途？勞改隊的確是個學校，可以認識許多人，知道許多事，會許多生存的辦法，有軍人告訴我，什麼是人海戰術，用250人換一挺輕機槍，參加土改的幹部告訴我，在土地改革時，怎麼將處決后凍硬了的地主一層層堆起來，當記者的告訴我，怎麼從報紙上公布的材料看出其反面的真相，抽煙的人教會我怎麼用一塊瓷片和鐵片取火，甚至一個從朝鮮板門店偷渡到中國的小孩告訴我當年朝鮮人民軍如何發動突然襲擊，引發了抗美援朝戰爭（這一點與我看到的解放漢城的記錄片完全吻合）。許多當初聽過的報告，看過的報紙，本來都習以為常的，此刻都復活重新思考了，比如，劉少奇在1958年提出的「作黨的馴服工具」，既然人成了工具，當然沒有思想了，一個只有工具的社會能有生命力嗎？人民日報在1959年的一篇社論「列寧主義萬歲」中提出，「我們可以在原子彈的廢墟上建設光輝的未來」，這樣的瘋話是在我國的黨報上發表的，這樣的黨不是瘋了嗎！我們的外交部長陳毅這樣鼓動各國：我們希望你們借美帝國主義的錢不要還，你們借我們的錢也可以不還。一個國家的外交部長這樣胡言亂語，這個國家能不亂嗎！偉大領袖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中說：國外說我們殺了三千萬，沒有那麼多，七十萬，這句話說的多麼輕鬆。

想想這些話，再聽聽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的事（勞改犯沒有資格參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可以從新犯人口中聽到一些情況），我覺得這個國家這樣下去怎麼得了。

1978年，在泰來這樣偏僻的地方，看不到什麼變化，四人幫雖然倒台了，但是晴朗的天空並沒有出現，不過，在縣城的文化館看到了一篇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的短文，題目是「譚靜，一個女孩的名字。這篇大約一千多字的紀念文章居然讓我這個經歷過生死大關的中年人幾次流淚，聽我重述這篇文章的人也落淚。這是最早出現的傷感文學，它給我一個信號，一個新的時代快要來了。

希望文匯報副刊的編輯和這篇文章的作者原諒我沒有得到你們的許可就將這篇文章簡要地寫在下面，希望能看到我的回憶的人也能對這個早死孩子說幾句安慰她的話。

這篇文章是上海的一位醫生的回憶，那天，下班后，醫生回到家裡，在躺椅上休息，忽然，譚靜穿著寬大的病號服跑過來，醫生馬上站起來想接住她，可是，眼前什麼都沒有。

她是這個醫生的小病人，12歲，患先天性心臟病。在兒童病房裡的小病人是父母的心肝寶貝，不斷有親人送來各種吃的，玩的，可是譚靜什麼都沒有，只有媽媽有時送來幾隻小蘋果，每當別的家長來看望孩子時，譚靜總是轉過身對著牆，有一回，護士送葯，有一粒掉到地上了，譚靜馬上爬到床下去找，護士說，別找，我再去拿，譚靜說，不行，我要找，再拿一份要花錢。醫生不知道譚靜的媽媽幹什麼工作，只看見她似乎很累，穿著也普通。

到了給譚靜動手術的時候了，發出給家屬的通知卻遲吃沒有人來，問譚靜媽媽的住址，回答是火車站。不能再等了，醫生只能簽字。不幸的是，譚靜沒能熬過著一關。在龍華公墓留下她的骨灰，上面只有這幾個字：譚靜 12 歲。

過了很久，有一個女子找到醫生，想知道譚靜的下落。這女子從青海一個勞改場回來，她被打成右派後送到青海改造，在獄中和譚靜的媽媽相識。原來，譚靜的父親在彭德懷部下當團長，彭老總在廬山會議時出了問題，其下屬一律要表態劃清界限，但譚靜爸爸堅決不同意對老上級的處分，結果就失蹤了，譚靜的媽媽帶著孩子到北京上訪，尋找丈夫，到了許多單位都沒有結果，倒是自己被按照無理取鬧送到青海勞動教養了。她與這位也是勞動教養的右派相識的時候已得了肺病，便托她出獄后想法找到醫生，希望知道孩子的下落。

聽完這個女子的敘述，醫生說，明天我們去看望潭靜吧。第二天，他們來到龍華公墓，找到了譚靜的骨灰盒，他們擦去上面厚厚的灰塵，放下帶來的菊花，輕輕地告訴孩子：譚靜，爸爸和媽媽來看你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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