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方方為例看「遍地文革餘孽」哪兒來的

　　後文革新貴自我塑造過程考察：以方方為例看「遍地文革餘孽」哪兒來的

　　老田

　　退休幹部方主席及其日記，激起了很大的輿論風潮，遭遇過強烈批評，然後又有很多人自居世間良心和民意代表去力挺，海外獨輪運名家以及西方反華政客都參與進來力挺，這就說明方方日記及其功能地位，短期內進入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推拉焦點。而她本人也具有極高的透明性，準確地說，無論是批評者還是力挺者，雙方所有人都不曾看錯她。

　　很顯然，還有些對方方日記的激烈爭論，屬於判斷不清而激起的誤解，這往往源於就事論事的解讀，而要更為準確地理解日記和方方，就需要將其放置在時代演變和社會結構再生的大格局中間，才能夠得到更為準確的定位。畢竟，是方方寫了日記，而不是日記寫了方方，所以要更為深刻地理解日記，就需要追問一下方方打哪兒來的——她想要說什麼以及為什麼這麼說，由此，我們迫切需要回首方方們及其與改開時代的相互塑造過程。

　　一、方方們的歷史與社會起源一撇

　　據老田所知：這是第一篇以審視的眼光，去觀察後文革新貴及其社會起源的文章，而這樣的探路者工作就難免粗淺和不夠系統——所以就只能夠選擇從方法論個人主義角度入手，去解剖方方這一隻「准透明麻雀」，來經驗性地獲得新貴們一些群體性特徵。由於研究的深度和積累均嚴重不足，為此，本文也就只能夠浮光掠影地提煉一些經驗和現象，來概略地給出一些粗淺分析。

　　方方自己1978年進入大學，然後短期內就成名成家了。與方方經歷相似的群體，被學界稱之為「新三屆神話」——她們這一波，於1977-1979年進入大學，然後在很短几年時間內就以「神話一般的速度」崛起，爬到文壇和學界的統治地位，而這一次的挺方教授群就多為新三屆神話群體中人。除了在學界之外，政壇和商場中間也有不少此類快速發跡的新貴，這是文革后中國統治階級再形成過程中間，最早一批快速發跡者。1986年有人在《世界經濟導報》發文《讓改革不可逆轉》，這文章說：需要快速培植一個新的統治階級，讓他們成為改革既得利益者，然後改革就獲得了一個新階級的支撐。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批人中間推牆砸鍋是大多數，有人就此開玩笑說：費心費力培植了一批暴發戶，但暴發戶多數反共。據說在1980年代末期，鄧小平也曾經有點沮喪地說過：十年最大的失敗是教育。

　　方方竭力張揚的「賣慘」寫作手法倒真箇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手藝並迅速被成功抄襲

　　一切歷史性研究，遭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材料搜集困難，幸虧方主席以蠢達壞，透明性較高，才使得這個初步的嘗試得以展開。同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方主席這一波文革后的前三屆大學畢業群體，其表現可以起到「能近取譬」的理解作用。正是從這次挺方教授群，在反極左反文革方面與方主席高度的共情體驗上，讓老田對這個極其粗淺的歷史溯源分析，多了三分把握。

　　後文革時期曾經有過一段追求「幹部知識化和年輕化」的時期，以人為的政策選擇，加快了幹部隊伍的新陳代謝過程，革命年代的「工農幹部」快速退場，代之以有畢業文憑的大學畢業生幹部，很多人由此得到快速提拔。溫相畢業后在地質隊十年多才爬到副科，但此後八年直接上升正部級，就是那麼個第三梯隊選拔機製作用的結果。

　　最顯著的變化發生在文壇與學界，在方方們這一波進入文壇和學界之後，帶來了領導或者統治風格的質變，到處建立起「小圈子」統治。而在「小圈子」作用力的反面，到處都出現對「小圈子」的反感和憎惡——這是一種近似於文革造反派的反作用力，故方方們的日常政治體驗就是——無所不在的「造反派威脅」，就是好像是「圈外處處皆餘孽」似的。後文革時期文壇與學界的「小圈子」統治普遍化，是方主席這群人主導下的「走出文革」方式，這不僅是新三屆神話群體為其同事和下級塑造的普遍處境——單位內部的政治經濟體驗，而由此塑造的各種圈外人對小圈子統治的反作用力，也構成他們自己生存境況的首要特點。故方方的言說反擊戰中間，反極左狠批文革餘孽成為一個要點，這個不是假的和空的，而是方方們日常政治感受的普遍化和外推。

　　本文以為，後文革新貴及其構建的小圈子統治形態、小圈子統治內外部的矛盾衝突，以及對此種矛盾和政治壓力的轉嫁策略，才是具體理解這一波新貴言行的關節點機制。而方方的蠢和壞，則是我們理解此種奧秘的上佳範例。

　　二、一隻「准透明麻雀」的由來——方主席用蠢來表達壞

　　老實說，特色社會發展到了今天，壞人多了去了，為什麼老是要批判方主席呢?有朋友勸導說：至少方方還有很多粉絲，還往往被人視為清流，這麼批過去不太好吧。

　　問題是好多壞人特別狡猾，比如貪官什麼的證據很難搜集到，很不好批呀，方方純屬傻大姐一枚，智商方面硬傷多多，編個故事都編不圓一看就是謠言，這個好批呀，還很節省腦力。方方當然壞，但是更重要的是她很蠢，借用一下哲學語言，方方的壞，經由蠢表達出來之後，結果就成了一種「最接近本質的現象」，最好批判了。是故，壞只是典型代表的基本特徵，關鍵是她蠢和假，這樣，解剖方方這一隻「准透明麻雀」，我們就能夠更為充分地認識到新貴再形成過程、機制及其人格特徵，幫助我們理解今日自身所處的境況。同時，從這個新貴集合的由來和現狀出發，我們更能夠擦亮雙眼，看穿某些被刻意散布的意識形態迷霧，更為本真地看到某些接受度極高的「網紅言論」及其後的力量，會繼續如何主導我們的社會以及我們的命運，從而少一些幻想。

　　說實在的，咱跟方主席也沒有個人恩怨，關鍵是她身上的批評價值太集中了，真不忍心浪費，概括起來，方主席有三個方面的顯著優點：一是蠢得滿格，二是壞得典型，三是裝得太假。毛爺爺教導我們說：雷公打豆腐先檢軟的欺。蠢人不會裝，就比較容易看穿，壞人太多，也管不了那麼多，只能夠先欺負欺負好欺負的蠢人再說。如此典型的蠢壞之人，要是不拉出來多見見光，示眾示眾，那就是極大的浪費，而浪費是可恥的。

　　老田小時候小人書看多了，特崇拜我軍以弱勝強的英雄氣概，放學後跟小盆友玩打仗遊戲，老是選擇堂兄們當對手，結果老是打輸。現在想來，方主席這樣的傻大姐還能夠成功，還不是運用「跟堂兄組隊打堂弟」策略的成功嗎?每到一個重大歷史關頭死抱住大粗腿組隊，然後發現一根新的更粗腿，就毫不猶豫地改換門庭繼續抱住不放，這不就成功人士了。方主席編一個頭緒甚少的小小謊言——竟然是醫生朋友而不是火葬場的朋友告訴她殯儀館滿地手機——都漏洞百出，智商之差無與倫比，都還寫小說出名了，我真是信了你的邪。

　　溫鐵軍教授說中國現在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當然，這就意味著一個新的強大階級歷史性地出場了，第二條大粗腿出現了。方主席最初抱住趙家的粗腿，成了名家得了別墅，然後看到錢家壯大了之後，就改而抱住錢家的粗腿去菲薄趙家的革命歷史，同時還時常不忘記回顧性經營一下趙家的反左業務，鞏固自己的小圈子和話語權，活得多麼滋潤。東食西宿的好事，都佔全了，抱住大粗腿還不止一條，說明長袖善舞而善抱，至少手背足夠長，要不然怎麼能夠一次性抱住兩根粗腿呢。

　　十年前老田曾經去長治張庄調查學習，當地農民告訴我說：所謂成功的、發財的無非「團結你我他，一起套國家」，對照方主席「套國家」獲得巨大成功的案例——為養活讀者流失殆盡的《長江文藝》方主席竟然爭取到每年百萬數量級的經費支撐，才知道農民的老經驗是多麼多麼的深刻和管用啊。在朱鎔基任上，公務員很長了幾次工資，老家窮縣縣太爺也只有七成工資可以拿，但是，據說「省作協每年的錢多到根本花不完」——這是多麼好的單位呀，難怪很多人都削減了腦袋要鑽進去，不會寫詩的人，都要「頭懸樑一般刻苦」的出詩集，然後擘畫著鑽進作協。

　　在「套國家」的開源之外，方主席也很注意節流的，多年都有一個「做大分子」同時「做小分母」的一貫策略，要是什麼人都能夠鑽進來，作協的錢又不是真箇無窮無盡，還真能夠永遠花不完嗎?真沒有想到，方主席數次採取的做小分母的策略，還曾經為此不惜對簿公堂，控制分母的策略成功了不說，由於雅善經營，還額外為她在江湖上贏得了清流的名聲。從此之後，不管是廟堂之高還是江湖之遠，所到之處皆能通吃。不得不說，在大批早已選擇抱大腿的群體中間，能不能夠最後穩妥地抱上大粗腿，社會體系還是有一定選擇性——到處都會遭遇到做小分母選擇的，方主席能夠就此脫穎而出，也是經歷過與各路對手的激烈競爭的。換言之，做小分母的必然性到處都存在的，但這不見得就是遵守規則，還有可能僅僅出於圈內圈外的雙標和分別。

　　記得那年「地主傷痕文學」得到觀眾熱評，資本平台力撐方主席，只有把作品名稱拆分寫成《車欠土裡》之後，才有點可能過審。在此期間，方主席曾被人質疑得到過某資本平台一位總裁的作品捧紅操作，被方主席斷然地矢口否認;然後還沒有等到有人問她的趙家人脈，方主席就自己爆料說有位高官安慰她要相信官場的判斷力不用擔心，果然方主席最後平安無事。方主席的差別信息披露，格外有意思——為錢家打埋伏同時拉趙家做擋箭牌，此種親疏內外的顯著差別，引發很多推測：是不是錢家粗腿早已經粗度更粗了?普通人層次低，缺乏必要的信息，所以無從判斷，只能夠仰望方主席的各種花式操作，從中窺得一鱗半爪。

　　此後，方主席沒有因為趙家的切實擋箭牌事件，受到「非清流」差評，還因為顛覆趙家革命史反而江湖地位更高了，合併控制分母時期的清譽積累，方主席就在資本平台上，日益以雙重清流地位走紅。所以，現在要批評方主席，面臨著三個巨大的潛在危機：一是方主席的趙家人脈關係極其豐厚，這個已經確證不是假的，有效果檢驗為證——方主席打輸了官司不履約還長期未被追究，公然造謠還沒有被訓誡不說還被官媒找上門幫助洗地，至少說明方主席在法院和公安局那裡是有特殊地位的;二是錢家的大粗腿力量無窮;三是方主席的雙重清流地位得到的「民意」支撐——我們姑且不論這個民意到底是真實社會中間的受眾意志還是AI機器人抬樁。

　　雖然老田不怎麼混得好，但親歷過轉折時代還年近花甲了，對於一些成功者如何成功的經驗，所見還不算太少，轉而運用於理解這群人的心理和策略，自信還不至於偏離太多。壯志逐年衰，早就沒有必要去學習什麼成功學了，但還是應該算算投入產出比，話說也到了應該改弦更張的歲數了。日暮途遠，水平有限，小時候那些英雄氣概先收拾在一邊，追求一下實際成績再說——所以現在最喜歡去拿捏壞人中的蠢人了。

　　從這部分的簡單梳理中間，我們可以把握到粗腿不止一條，而方主席在不同時期採取不同的抱大腿方式及其言說方式，及其在錢家和趙家之間選擇性與站位，足以打破各種僵化思維框框，澄清大多數誤解。方主席就是在東家吃飯後，又去西家住宿和取媚賣好的，弄清楚了這個站位特殊性，就能夠看清楚「所謂清流」和「良心勇氣」是怎麼回事了，也能夠幫助我們更為具體地把握到當今中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運營的顯著特色。

　　三、挺方教授群到底說了些什麼：從「賣良知賣勇氣」到「賣臉皮」

　　在方方日記遭遇到批評之後，很多教授或名人出面，實名力挺方方，說她的日記體現了勇氣和良知，似乎有且僅有方方一個人，最敢言和揭老底。那麼，我們就來具體地看一下，方方到底說了些什麼，她又是怎麼說的。

　　有人不辭辛勞，認真閱讀方方的日記，花了很大力氣統計了方方日記中間的關鍵詞，結果發現，在這個日記中間，道聽途說的「聽說」居於最優先地位，一手的靠譜事實非常非常少，而且對轉述的道聽途說內容，方方自己也不太肯定，大量使用了「可能」「大概」「好像」一類辭彙。這有力地說明，教授們說方方揭示了真實，乃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和誤讀。

　　當然，這些教授們也沒有真箇較真，說方主席調查了多少事實，而是把強調的重點放在了「良知」和「勇氣」方面，似乎方主席全武漢最勇敢，敢於頂住巨大的壓力去揭示一些問題，然後論定此種面對壓力的言說，配得上良知和勇氣這樣的辭彙。由此可見，教授們對於方主席日記的事實和邏輯，也沒有過分糾結，更沒有作為重點去強調。看起來，教授們沒有把方主席說得對作為重點，而是轉而強調她說的大膽。

　　很顯然，如果方主席真的面臨著很大壓力，敢於言人所未敢言，那就確實有勇氣，甚至也可以認為具備良知。但事實昭昭俱在，這樣的判斷毫無依據可言。

　　我們都知道，李文亮醫生在封城之前很久，只是在班級同學群發了一個微群信息，就小題大作被領導批評，還被警察找上門訓誡。但是，方主席兩次在日記中間確鑿無疑地造謠(殯儀館滿地手機以及梁護士去世)，還是處在封城那個特殊的戰時狀態，還傳播那麼廣，都沒有被追究。這個巨大的落差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一件事——真正的法外特權，連警察都不敢對方主席認真執法，說明方主席後台超級硬，業已導致執法方面的嚴重雙標。我們普通老百姓對此是有強烈不滿的，也強烈要求落實法治和依法辦事的精神，當然，務實地看，警察也是普通人，也不太敢去得罪大人物尤其是後台硬的，看來咱老百姓還得找到一個方法去支持警察，大幅度增加警察依法辦事的膽量才行!

　　這就說明了，方主席作為特權人士，警察在她違法造謠面前表現的膽量過小，造謠的風險為零，恰好這一點才是真正的事實，這恰好又被實名挺方方的教授們所共同忽視了。也就是說，方主席日記除了在事實和邏輯不足取之外，良知和勇氣的含量也無限接近於零，這就奇了怪了，為什麼教授們硬要扭曲事實去力挺呢?

　　在良知和勇氣是否真實存在的判斷中間，支撐點僅僅在於：實際的風險是否真的存在過?明明方方造謠連一點點風險都沒有，但為什麼那些名人教授硬要這麼瞎說呢?難道真的臉皮不要了嗎?

　　司馬遷說過「不知其人，視其友。」一個人和她的親密朋友之間，不僅存在著相互友善的關係，還存在著實際上的相互「註解」這樣一種分類理解的關係。方主席在不靠譜事實基礎上，進行更加不靠譜的推演和解釋，這還得到了新三屆神話群落中人的無節操支持，恰好就具有這種相互說明的關係。

　　四、「小圈子」統治激發的反作用力——天下何人不極左?

　　說教授和名流們「臉皮不要」，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臉皮一個大錢不值可以隨意拋擲，其中肯定是有原因的，顯屬經過「所得有甚於臉皮者也」的比較之後，才會那樣不管不顧地公開發聲的。當然，這個推測基於教授們不缺乏初中生的邏輯常識，估計他們對事實和邏輯的甄別水平不為零而言的。

　　從上表詞頻統計數字看，右邊豎欄較為集中地說明了方主席的寫作方法——以道聽途說的二手材料為主，而左邊豎欄的辭彙大體上反應了方主席努力寫作的胸中塊壘——她想要透過這樣的寫作解決什麼問題。正是在這一欄中間，我們找到了教授們不惜犧牲臉皮而發聲的必要性與共情處——為了捍衛他們共同的政治需要或者理念，需要他們的合力發出響亮的聲音。正是因為如此，方主席才會嫌道聽途說的材料還不夠力度，才懷著強烈的抱負和事業心，去「憑空生產」出新材料來，以服務於所需要的言說目標。

　　北大教授張頤武說，與方主席爭論的不是左右而是真假;復旦大學的余亮先生說與方主席爭論的也不是左右而是新舊。這些方主席恐怕很難聽進去，她和那批力挺她的教授們的唯一問題意識和主要的政治追求方向，就是反極左和反文革。有些人就此說方主席言行不一，她一面嘴裡說，健全的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但只要一遇到反駁和批評，就祭起了極左的大棒掄下來，這是無恥的雙標。

　　老田許多年來吃飽飯沒事幹，對文革這段歷史超有興趣，算是當今世界上在文革問題上花功夫最多的人之一。就老田所見而言，方主席及其共情者對於文革和極左的憎惡，多出於現實經驗和體驗，並非無聊滴糾纏過去。就文革的經驗狀況而言，造反派的出現及其批判鋒芒所指，往往與一個單位內部長期積存的小圈子政治有關，只要這個小圈子實際存在——少數圈內人不公正地排斥和打壓圈外人，也就會同時激起圈外人潛在的批判性，這就跟物理學中間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狀態一樣。小圈子排斥性越強，越是不公正或得罪人越多，圈外的造反派就越是強大，這個基本的對抗關係，在任何時代都是不會變的。

　　文革造反派的一般狀況是：越是單位領導不得人心，喜歡搞小圈子排斥多數，平時積怨越多，造反派人數就越多，造反或者批判精神就越強，最極端的情況下，會達到舉目皆敵的狀況。而另外一個極端上，如果一個單位領導越是得人心，造反派就非常少，即便是有也挑不起什麼風浪來，例如河北饒陽縣五公村耿長鎖那兒，就近乎不存在著造反派。由此可見，造反派或者文革餘孽這樣一種批判性力量的存在，僅僅與領導方式不得人心的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說，造反派的批判性多數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文革時期就是如此——對於劉鄧到底是不是走資派或者變修了，多數造反派其實無感;而文革後學界和文壇的小圈子統治的普遍化，是一個顯著現象，這就近乎塑造了那種「天下何人不極左」「圈外處處皆餘孽」的現實，這樣的批判性也是依然具體的，並不意味著反改革或者反對共產黨執政。方方們之所以把此種十分清晰的具體不滿和批判性，上綱上線為反改革，參閱後文「訕君賣直」部分的分析，有趣的反倒是，是方方們自己那一撥才是真的要搞反共事業。

　　小圈子統治除了塑造出特殊的單位政治對抗性之外，還會顯著影響到學界與文壇的意識形態生產特點。方主席這群新三屆神話群體成為學界和文壇霸主之後，就到處建立起小圈子統治，文壇就只剩下文學表揚了，再也不見了文學批評的蹤跡，學界也沒有了嚴肅的學術批評和同行評審，小圈子變成了一切。這些當然不只是方主席那幾個人主導搞的，但肯定也不體現各種明示的改革設計方向，作為一個共時性事件——自打方主席這一波「新三屆神話」成為學界和文壇霸主之後，就到處都盛行小圈子統治了，這其中的內在機制到底是啥，還有待於深入挖掘，老田預備另外寫一篇文章嘗試剖析一下。

　　小圈子統治的普遍性，當然會一樣到處激起對小圈子的反感和怨氣，故方主席也時刻體會到文革的潛在威脅就在她身邊——她們就這樣一邊搞著小圈子統治，一方面認真埋怨著對小圈子的怨恨和潛在威脅。順手在知網上查了下挺方教授群的「學術成果」，如果放在今天，同等學歷情況下的新進教師，過半的人恐怕連講師都評不上，更不要奢談什麼教授博導院長或學科帶頭人了，這說明小圈子經營的效益還是剛剛的。

　　在文革被徹底否定了四十年之後，還原樣保留著反文革反極左的問題意識，並不是她們不能夠與時俱進，而是她們從開始到最後，就從來沒有免除過來自圈外人的「造反派威脅」這種具體的批判潛能。又由於方主席這一波人在學界與文壇的小圈子統治的徹底性和長期性，除了他們的小圈子成員之外，幾乎天下沒有人不是造反派了，她們幾十年來雖然有點特權，也著力經營著小圈子，但近乎長期生活在這樣的「白色恐怖」威脅里。小圈子統治不息，就到處被「文革陰魂不散」包圍著，這是再真實也沒有的經驗和體驗。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間，反覆提到「訕君賣直」的清流經營方略——一個官員越是貪腐無能，就越是要透過誹謗和攻訐體制和上級，去兜售自己的獨立性和批判性。這個經營策略的必要性，一方面是為了對外轉嫁圈外人的批評壓力，另外一方面是為了自己內心的「良知」和意義生產實現——越是毫無現實能力與貢獻的人，就越是需要透過虛擬生產去構建自身的人生價值。方方們的批評政府，當作如是觀——她們自己就是腐朽無能的現實的最核心組成部分和支撐點，恰好這一部分人只要是得到了機會，就格外需要「訕君賣直」的經營方略。所以，反極左反文革，乃至於作出各種批判政府或現實的姿態，不僅是他們體驗到的微觀政治風險所在，更是他們自我保險和完成內心價值生產的憑藉。

　　做完了這點初步的剖析之後，我們就可以對方主席的日記寫作，給出一個初步的評判了：她是透過道聽途說(加上少量謠言：詞頻表中右豎欄)去經營「訕君賣直」(詞頻表中左豎欄)策略的，這個經營方向還得到挺方教授群的共同追捧，屬於所有小圈子統治者集群的核心「既得利益」所在。惟其如此，才能夠較為全面地把握到易中天和馮黎明輩的語言法西斯暴力意涵——對於觸犯他們核心利益的人，不惜命名為「非人」或者「末人」——由此開出最大限度的敵意。在這裡，可以看到堅持和享受「小圈子」統治的圈內人，會如何看待反對小圈子的圈外人了——他們是用對抗性矛盾的敵對眼光，來區分圈內圈外的。

　　五、一個小結：新貴們的社會存在狀況及其言說策略

　　方方首先是後文革新貴，作為一個經驗性觀察後果，等到她們這一波成為學界和文壇霸主之後，就到處是「小圈子」統治了;而在小圈子範圍之外，到處都是懷有造反派那種具體批判意識的「文革餘孽」了;這個小圈子內外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是新貴們最主要的社會存在狀況。

　　然後方方們從自己的社會存在狀況出發，產生了各種意識和策略——迫切需要就此向體制甩鍋以轉嫁政治壓力了——為此就需要把圈外的具體批判性，扭曲解讀為抽象批判性，這是一種典型的闡釋學努力——依據這個「張冠李戴」的闡釋，似乎圈外對小圈子統治的批判，不是針對他們的小私而是針對了大公(改革方向或者共產黨執政地位)。對於方方這一波新貴來說，遍地的文革餘孽是真的——這是她們的微觀政治體驗，但說遍地餘孽反改革反共則是假的——方方們需要「扯大旗作虎皮」——用這個假裝對「大公」的維護姿態，去抵擋對小私的批判壓力。

　　因此，我們批判方方並不是目的，而是透過這種方法去接近和理解我們自身的處境，畢竟文革后一代新貴的快速崛起，才構成我們自身政治和經濟體驗的顯著作用力量。在這一波新貴崛起之後，我們這幾十年的處境是變好了還是變壞了?變化的原因在哪裡?而且，和我們很難從明示的規則和改革設計，去理解小圈子統治的蔓延。這個在明規則中間，至今沒有任何合法性和正當性，但是我們就是遭遇到了還很難掙脫出來，為此，我們不得不尋求另外的觀察和分析角度，去理解歷史和政治演變對我們自身處境的影響，而批判方方並揭示其崛起的內在邏輯，就是這樣一個從微觀視角、從方法論個人主義角度，追尋我們自身處境塑造的具體過程——對照方方們的成功，才會理解我們大多數是如何落到今天這步田地的。

　　同時，我們也透過具體的歷史的回顧，找回理解方方們絕對批判批判姿態背後的扭結，他們這麼說，除了訕君賣直的策略需要之外，到底是為了自己的小私，還是為了改開的大公?

　　當然，也不是了方方們完全沒有承擔應有的意識形態功能，畢竟方方自身就處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內而非之外。就本次疫情期間的言說而言，方主席的意識形態生產功能，主要是透過「普遍問題具體化」的策略而實現的，方方日記發揮功能性作用的方式，是在對資本化醫改最不利輿論氣氛中間，成功地把民眾的批判意識，從醫改資本化的要害問題上轉移開來。正是因為有了方主席的努力，才有大領導能夠毫無困難地說市場化改革不能停，在這方面起到的作用，官宣都沒有她的貢獻大。比較一下，正部級高官李劍閣為資本化而正面言說，就近乎被人忽視了，近乎毫無成效。

　　而方主席的言說所取得的效果就是不一樣：她把民眾的批判火力從錢家身上，集中轉移到趙家身上了，乃至於集中到趙家某幾個具體人身上，這樣，錢家就可以乾淨脫身了——錢家的罪孽就脫離了人們的視線。因此，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生產性，並不完全依靠正能量的直接辯護，也可以透過反向批判而達成——如果此種批判裹挾民眾越多、耗費民眾批評潛能越大，其效率就越高。而負責給方主席打下手的人，就負責包裝良心、之光什麼的，然後以聖母婊代表和唯一社會醫生出場——這樣方主席一個人就得到凌駕於眾生的生存體驗、思考和批評眼光之上了，各種反對或質疑者被扣上極左和反對改革的帽子，其影響力就徹底邊緣化了。

　　方主席在趙家和錢家之間，有明確的的站位選擇——東食西宿，這當然也可能意味著大粗腿的粗度不同。同時，方主席們長期沉迷於小圈子統治，這就有了「遍地文革餘孽」的具體體驗和真切批判意識，還因此擁有「新三屆神話」群體的大批共情者。為了轉嫁小圈子之外的持續批判壓力，「訕君賣直」的古老方略今天還依然有效，同時這還嚙合了錢家對於趙家的某些潛在隱秘意圖。所有這些，都構成方主席及其共情者在今日中國的言說方式和站位。

　　正是從方法論個人主義出發，用審視的學術眼光去觀察這一群後文革新貴，對於理解今日中國人的處境十分關鍵，而老田藉助方主席的透明性所做出的初步解剖，還只是一個很粗淺的探索和嘗試起點。期待有更多的學者參與進來，認真揭示我們自己的本真處境——畢竟與方方們這些新貴群體共處，及其各種相關實存狀況，才構成今日中國學界與文壇中間，人們政治經濟體驗的決定性要素。

　　更為寬泛地說，方主席這一波人成為後文革新貴之後，真正的告別革命進程才算是完成了，稱得上是告別革命進程的「組織落實」。小圈子統治方式的興起，不僅意味著舊時代的工農幹部及其領導方式徹底退出了政治舞台，而且後文革新貴還引導了中國政治與經濟體系的徹底變革——由此整箇舊有的、與革命相互關聯的社會關係總和，也隨之逐步湮沒無聞了，后革命時代的種種均大不同於從前了。而透過剖析方主席這個准透明麻雀，還能夠幫助我們更為清晰地理解這個新陳代價過程，及其帶來的革命性變化，這需要另外一篇文章去展開。

　　二〇二〇年四月四日初稿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