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共黨內存在「臨時夫人」制度嗎？

　　中國現代革命幾十年風雨歷程，付出了幾代人的青春熱血和生命代價。其中，革命婚姻里的悲歡離合，嚴格說來屬於革命人生的個人隱私內容。在此歷史深處，總有一些疼痛的出血點，用什麼態度和角度去探究對待之，考量著學術良知和道德品質。

圖 | 1944年7月，延安城東門外，寶塔山下(林邁克攝影)

　　所謂「臨時夫人」，是傳說在革命隊伍里經由組織安排男女雙方形成臨時婚姻，女性充當臨時夫人。這與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轉入地下鬥爭狀態，為了革命鬥爭需要，男女雙方經由組織安排組成「臨時家庭」不同，而是一種「臨時婚姻」，是一種赤裸裸的性關係。如果說「臨時家庭」是假扮夫妻，真實同事，為了迷惑敵人，掩護革命行為;那麼所謂「臨時夫人」傳說的是男女雙方在「臨時婚姻」中的性行為，可以沒有家庭生活，只有性關係。

　　1948年4月，沈容隨新華社臨時總社遷移到河北西柏坡附近的東柏坡，在此工作期間，她聽到一件讓她難以理解的事。

　　「原來在延安的時候，有兩位蘇聯專家或聯絡員，他們提出要在延安給他們找兩位『臨時夫人』，言明回蘇聯時不帶回去。」

　　有兩位女士被挑中了，「蘇聯人走時給她們留下一筆錢」。沈容晚年回憶，「我從來認為戀愛、結婚是神聖的，自由的，怎麼可以由組織分配，而且還是臨時的?真是不可思議……」

　　抗日戰爭時期到延安的蘇聯專家有三類：一是以塔斯社記者身份派駐延安的共產國際聯絡員孫平(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報務員李文(列昂尼德·華·多爾馬托夫)、電報譯員鮑里斯·華·阿列耶夫、伊戈爾·華·尤任等人;二是以野戰外科醫生身份派駐延安，同時肩負著為中蘇兩黨擔任情報聯絡任務的醫生阿洛夫(安德烈·奧爾洛夫);三是以蘇聯《消息報》記者、蘇聯中央紀錄電影製片廠攝影師身份到訪延安的羅曼·卡爾曼。當時，蘇聯與中華民國政府之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蘇聯與延安之間屬於黨派交往，中共是共產國際的會員單位，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1939年5月，卡爾曼在延安停留時間不到一個月，有翻譯張郁廉陪同，蕭三也前前後後參與其事，沒有緋聞產生的空間。1942年5月，孫平、阿洛夫同機抵達延安工作，其他技術人員此前分期分批來到延安。1945年9月抗戰勝利，孫平等人的情報工作小組就陸續離開延安。阿洛夫隨中共中央機關，從延安到西柏坡，1949年3月到北平才受命回國。

　　據馬海德之子周幼馬聽其母親周蘇菲回憶，毛澤東在北平香山雙清別墅宴請阿洛夫醫生，算是為其餞行。

　　「宴請過後沒幾天，我和你父親去西郊機場送阿洛夫上了飛機。到西郊機場送行的還有阿洛夫在延安時的女秘書等人。從此以後，阿洛夫便杳無音信了。」

　　這裡所說的「女秘書」，可能就是傳說中的「臨時夫人」。

圖 | 抗戰時期在延安的外國專家阿洛夫(左)與馬海德(右)、周蘇菲夫婦

　　阿洛夫是蘇聯人，畢業於莫斯科第一醫科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他曾參加蘇芬戰爭、蘇德戰爭，具有豐富的野戰救護經驗，是蘇聯頗負盛名的野戰外科專家。1942年5月，年僅37歲的阿洛夫奉斯大林之命來到延安，為中共中央領導人提供醫療服務。延安給予他高規格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有關部門為他配備了專職炊事員、勤務兵，在蘇聯待過幾年的女幹部則被派去給他當翻譯兼秘書，毛主席還特意贈送他一匹小黃馬」。他在中央醫院負責外科工作，也在中央衛生所門診，經常為中央領導治病。他在醫院設立教學基地，培養外科大夫和戰地救護人員，1944年6月28日和29日，《解放日報》連續兩天刊登阿洛夫的先進事迹。同年7月，他被評為陝甘寧邊區醫務界「特等勞動模範」，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將毛澤東手書「模範醫生」的錦旗授予之。工作之餘，阿洛夫過著一種高調生活。他豢養一條狼狗，名為「涅滅茨查巴剌衣」，意思是德國鬼子。星期天則騎著馬，帶著狗，外出打獵。在延安的外國友人中，阿洛夫的這種生活方式，當時就受到正義人士的批評指責。

　　1943年5月10日下午，阿洛夫和女秘書兼翻譯帶著寵物狗在延河邊散步，遇到老鄉的狗。狗與狗之間撕咬起來，眼看著自己的狗要吃虧了，阿洛夫竟然掏出手槍助陣，當場把老鄉的狗打死了。站在旁邊的女秘書則嗲嗲地說要帶狗到醫院包紮傷口云云。此事被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駐會作家蕭軍看到，憤憤不平，專門致信毛澤東，認為「蘇聯友人來替我們服務我們是感謝的，但有一些不自覺的『優越感』我們有責任提示給他們這是必要的」。

　　岡野進，又名林哲、野坂參三，日本共產黨領袖，1940年3月從莫斯科取道延安回日本，因戰爭形勢所迫滯留延安，從事反法西斯戰爭研究，發起成立「日本工農學校」，協助八路軍開展日軍俘虜教育轉化工作，一直到抗戰勝利后才回國。在延安期間，他向八路軍敵工部提出要一位秘書幫忙工作，組織上同意了，安排懂日語的庄濤擔任其秘書。時隔不久，兩人就公開同居，招來很多人的非議。這種沒有名分的婚姻，如其說是組織安排，倒不如說是個人選擇。

　　1944年7月，美軍中緬印戰區軍事觀察組進駐延安。他們以美國軍方觀察員身份，帶著挑剔的眼光來到這個共產黨主政的地方。在一次晚會上，觀察組成員瓦·格雷斯對一位中國姑娘眉目傳情。周恩來告訴觀察組組長包瑞德：我們反對這種調情行為，除非兩個人是真心相愛。包瑞德馬上警告格雷斯，如果再發生這種事情，他就得離開觀察組。

　　中共領導的革命隊伍，在戀愛婚姻問題上是有原則，講紀律，論立場的。

　　與阿洛夫同時來到延安的孫平，就是一個道德完善的典型。據當時延安俄文學校學員郁蘭回憶：

　　「孫平常駐中國工作，正需要學習中文。由於當時我在學習俄文，俄文學校的黨組織就讓我在課業之餘去教孫平學中文，同時也可以在教他中文的過程中，提高我的俄文程度。之所以選派我，組織上說因為我年紀小，單身的外國人不會對我有越軌動機。還囑咐我，如果他有什麼不軌行為可以告訴組織來處理。從1943年至1945年期間，我和孫平之間互教互學約有兩年左右的時間。我接觸到的孫平這個蘇聯人很和藹很本分，他就像我的父親一樣待我，沒有絲毫的不禮貌舉動。」

　　孫平住在「文化溝」(大砭溝)，俄文學校位於清涼山北麓的丁泉砭，秋冬時節，他們相互教學結束后，天色已晚，遇到延河漲水，孫平就同馬夫一起護送郁蘭騎馬過河。此情此景，郁蘭終身難忘。

　　革命隊伍里由於工作需要，組織上確有安排男女搭檔，尤其是女同志協助男領導工作生活的情況，但涉及戀愛婚姻關係，始終遵循著雙方自由自願的原則。1937年初，在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組織上找到王定國，說謝覺哉同志身肩重擔，工作繁忙，身邊沒人照顧，「希望你能過去，同謝老一起生活，主要任務就是照顧謝老的身體」。22歲的王定國欣然接受組織安排，來到54歲的謝老身邊，由同志到夫妻。1938年1月，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陳雲流鼻血舊疾複發。中組部秘書長鄧潔受命到陝北公學女生隊去挑選護理人員，最後選中歷史清楚、政治可靠的中共黨員于若木(於陸華)。三個月後，他們宣布結婚。對此，于若木致信遠在國外的長兄說：

　　「病人與看護的關係轉到了夫婦的關係。雖然他大了我十四歲，但是我對自己的婚姻很滿意。他是一個非常可靠的忠實的人，做事負責任，從不隨便，脾氣很好，用理性處理問題而不是感情用事。」

　　組織安排，工作需要，是為革命隊伍里男女戀愛婚姻牽線搭橋，是否戀愛結婚，還要尊重本人意願。結婚之後，婚姻是否幸福持久，白頭偕老，則取決於雙方德行操守和忠誠維護程度。

　　林彪擔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校長期間，組織安排幫助解決婚姻問題。當一名抗大女學員被帶到校長室后，女學員以為是校長找她談工作，靜靜地等著校長發話。可是，乾巴巴地等了好一會，突然，林彪說話了，當頭一句就是：「我們結婚吧?」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的女學員頓時愣住了，當她明白過來確是林校長向她求愛時，哭著推門而出，邊跑邊喊：「我不幹!我不幹!」此事就此作罷。

　　1937年10月，抗大六隊隊長黃克功與學員劉茜戀愛后，強迫婚姻不成，槍殺女方。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公開宣判黃克功死刑，震驚延安上下。黃克功公審大會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講話，強調「戀愛是基於雙方同意的自由行為。強迫，威脅，甚至用殘忍的手段去殺害對方的生命，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反動意識的作祟。這絕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行徑」。在民族戰爭生死存亡的關頭，他希望青年們不談戀愛最好，如果戀愛不能避免，就必須遵循正確的戀愛觀去發展。隨後，毛澤東在抗大專門講述革命隊伍里的戀愛問題，進一步強調戀愛必須遵循三項原則：一是政治一致，二是雙方自願，三是不妨礙工作。要提倡工作第一，絕不能戀愛第一，更不能「若為戀愛故，萬事皆可拋」。

圖 | 黃克功曾參加井岡山鬥爭和紅軍長征，在延安抗大工作期間，因逼婚槍殺案，被判處死刑

圖 | 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判決黃克功死刑的判決書

　　所以，「臨時夫人」一說，實際上是革命隊伍里有正義感的人們，對於個別外國專家不道德行為的一種嘲諷，也是對個別涉外工作女同志處事不周，行為不檢的一種惋惜，表達的是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痛恨怨懟情緒。

　　所謂「杯水主義」，是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初期，一小部分激進分子在革命的旗號下，鼓吹消滅家庭，婦女國有化，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滿足性慾的需要就像喝一杯水那麼簡單。這種極端無政府主義思潮曾經引起部分青年思想混亂，並導致一定範圍和一定時期性生活的放縱。列寧曾經指出：

　　「這個出名的杯水主義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甚至是反社會的。」

　　蘇維埃政府曾經採用嚴厲的手段，對這種「杯水主義」思潮及其行為進行批判和彈壓。

　　中國現代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直接表現為一系列的解放運動，運動中湧現出大量的叛逆者、逃亡者和理想追求者。走出家庭，叛逆社會，拋棄「三從四德」的舊式道德倫理，是青年知識女性踏上革命道路的必然開始。這場革命從來不提倡性解放、性自由，但在舊倫理已經被委棄，新道德還沒有建立起來之際，婚姻自由與性自由也曾一度被曲解過。

　　進入革命根據地時期，革命隊伍就逐漸建立起婚姻制度、結婚紀律、戀愛條件，強調革命道德，在條件可能的情況下也很注重結婚儀式。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通過婚姻條例，明確規定，「確定男女婚姻，以自由為原則」，「實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后，一度沿用該婚姻制度。1939年4月，陝甘寧邊區政府頒布《陝甘寧邊區婚姻條例》，共22條。該條例依據「民權主義之根本精神與陝甘寧邊區之實際情況」而制定，

　　「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志為原則。實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納妾」。「男女結婚須雙方自願，及有二人之證婚。」「結婚之雙方得向當地政府或市政府請求結婚登記，發給結婚證。」「有配偶者，未經離婚，不得重為結婚。」

　　1944年3月，該婚姻條例經修訂歸併為15條，重新頒布，增加大生產運動中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參加生產勞動內容。1946年4月，陝甘寧邊區政府頒布新的《陝甘寧邊區婚姻條例》，共16條。

　　圖 | 1942年9月1日，石瀾與舒同在延安結為夫妻。40年風雨兼程，石瀾始終認為自己生命中的一切都是革命的，包括夫妻間的私生活也應當向組織報告。舒同不堪忍受。一對革命夫妻晚年分手，給雙方都造成極大的創傷

　　處在戰爭環境，這些法律條文的執行是有一定限度的。為了提高革命隊伍的戰鬥力，延安時期對革命同志的戀愛婚姻還有嚴格的組織紀律要求，尤其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隊伍里，有比法律更堅硬的戀愛結婚條件，形成不可逾越的戀愛政治規矩。主要有「二五八團」和「三五八團」之說。前者為：25歲，8年軍(干)齡，團級幹部;後者為：男女雙方必須有一方是團級幹部，雙方都是黨員且有3年黨齡，雙方年齡之和為50歲。這些具體的組織規定，是各地各部門自行擬訂的，執行中也時常因人而異，因事而異。比如，當時駐守在米脂的八路軍三五九旅規定的婚姻條件就寬鬆得多：紅軍時期入伍的連以上幹部、抗戰時期入伍的團以上職務，年齡在28歲以上，即可就地解決婚姻。

　　「蘆溝橋事變」后，出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驊感覺到，隨著革命女青年的到來，婚戀情況也多起來。為了不影響學習，他在徵得毛澤東的同意后，抗大政治部做出決定，要求學員學習期間不準談戀愛、不準結婚。可是不久，抗大一位校領導幹部沒有報告，就與女學員結婚了。毛澤東一紙手令，將該領導撤職，並降一級使用。後來，抗大發生黃克功案件，大家知道問題嚴重了，對戀愛結婚的紀律要求更加嚴格。

　　八路軍一二九師深入晉察冀地區，在與日偽軍的「掃蕩」與反「掃蕩」鬥爭嚴酷環境中，執行嚴格的戀愛婚姻「二五八團」條件管控，平時的民主生活會，整風運動中的思想清潔、組織審查，開展廣泛的批評自我批評，對照檢查，人人過關。早已進入青春期后的大齡青年，普遍都經歷過性壓抑的集體生活。在軍區規定那種所謂「團級以上幹部才准結婚」，因此一般青年在未達到團級幹部而進行戀愛則認為是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不良的，被批評。縱或兩人情投意合也不能解決，這樣引起許多同志差不多普遍的不滿，影響到情緒的不安、工作的消極，甚至發展到動搖地步。任何規章制度都是針對具體問題的，制度執行起來只能一視同仁。通過思想疏導，紀律教育，整風運動，以及自我修養，革命隊伍的青年男女絕大多數都能夠接受戰爭現實，遵守戀愛婚姻制度。

　　1937年5月，駐留延安作深入採訪的美國記者海倫·斯諾(尼姆·威爾斯)發現，

　　「清教主義、禁慾主義以及斯巴達主義的哲學，主宰著延安的一切」。「無論男女，魯莽、放肆，也屬禁忌之列，這種習俗，至今仍然如此。對女性來說，試圖引人注目的言行，都被看作『政治上的不可靠』。在這支道德上極端拘謹、紀律非常嚴明、為革命不惜犧牲一切的軍隊里，一切羅曼蒂克式的風流韻事，不得不盡量避免。」

　　延安革命隊伍集體生活的原則，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周末時間，男女青年有交際舞會，但男女交往必須遵守嚴格的紀律和規矩。

　　至於個別男女之間出現的婚外通姦行為，是個人道德敗壞，生活腐化，革命隊伍始終堅決批判之，懲罰之，清除之。

　　圖 | 梳運動頭，穿制服，扎腰帶，腳上的草鞋也用紅布條作點綴，初到延安革命隊伍里的女同志渾身上下都透著那個時代的時髦和青春氣息(攝影  徐肖冰)

　　革命婚姻中的健康男女，在不具備有效節育手段的情況下，自然就有懷孕、生育現象。戰爭環境，行軍途中，遇到婦女生產，無法撫養孩子的時候，只有把孩子託付給當地老鄉。這種令人揪心的情景，被有些學者稱為中共有組織安排的「扔孩子」的傳統，是有悖於歷史事實，也有違於學術良知的。

　　中國現代革命戰爭曾經以消滅對方有生力量為手段，曠日持久的戰爭對於雙方所消耗的人口資源都是巨大的。於是，儘快補充兵源，保護兒童，就顯得非常重要。早在1930年12月，江西中央蘇區就頒布了保育兒童的決定。1938年7月4日，在延安成立陝甘寧邊區戰時兒童保育分會，作為全國性組織的分支機構，負責收容流亡兒童，以及抗日將士子女。按總會規定，所有被收容的孩子每月發給生活津貼5元，到1939年5月增至6元。1941年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頒布新的保育兒童決定，其中明確規定，

　　「嚴禁打胎。有特殊情形，經醫生證明及當地政府批准，才可經醫生打胎;私自打胎者以犯罪論」。

　　私生子與一般嬰兒享有同等待遇。「周歲以前之嬰兒，無論由母親養育或僱人養育，每兒每月均發保育費10元;周歲以後的嬰兒，領取半成的伙食糧費，併發給保育費5元，不領伙食費者仍發10元。」每月10元的概念，除去物價上漲的因素，就賬面數字而言，是八路軍師長的雙倍標準。這個時期，八路軍津貼每月標準是：戰士1.5元，排長2元，連長3元，營團長4元，師長5元，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津貼也是每月5元。

　　「兒童是民族的後代，是新中國的建設者，是我們婦女的快樂和幸福。」延安和陝甘寧邊區兒童都可以享受保育和免費教育的權利，但限於條件並非每個孩子都能夠寄托在託兒所或幼兒園。

　　不能墮胎，只有生育。戰爭環境，條件簡陋，知識女性接受革命婚姻后，幾乎都要經歷血淋淋的生產事實，有的甚至是生死考驗。革命女青年們作為妻子和母親，在為人類繁衍生育所經受的苦難與折磨，流血與傷心，是男同志們和其他非親身經歷者所難以想象的。作為女人，她們承受了別人難以承受的苦痛;作為母親，她們付出了別人不能付出的慈愛。

　　1928年5月至1937年8月，賀子珍與毛澤東的婚姻，是在井岡山鬥爭、中央蘇區反「圍剿」和長征途中度過的。九年婚姻，賀子珍懷孕生育六次，只有李敏一個孩子養大成人，其他都夭折或託付給老鄉了。「她生孩子生怕了!」不僅嚴重損害了自己的身體，患上貧血症，暈倒在抗大廁所里;而且被迫抱送給老鄉托養的孩子，一次次撕扯著她的母愛之心。1949年11月，賀子珍委託妹妹賀怡到贛南尋找曾經託付失聯的孩子，不料賀怡遭遇車禍去世，此後賀子珍不願再提往事。

　　1937年1月23日深夜，西路軍後勤部隊從甘肅臨澤守衛戰中突圍出來，向倪家營子方向轉移，靠攏紅三十軍駐地。部隊走到一個叫三沙里嘴子的地方，又遭到馬家軍的襲擊。農曆寒冬臘月，河西走廊滴水成冰。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遠處隱約傳來敵人騎兵紛至沓來的嘶喊聲，張琴秋卻要臨產了。情急之中，戰友們紛紛打開自己的背包，用雙手舉起被子，如同一頂帳篷，將產婦圍在裡邊。醫生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接生任務。

　　「嬰兒降生后，儘管衛生員馬上脫下自己的衣服，並把藥箱里所有的棉花都抓出來，迅速地包裹嬰兒，但嬰兒始終沒有發出啼哭聲。」

　　摸著漸漸失去熱量的新生兒，醫生無法挽救這個小生命，來不及徵求產婦意見，就吩咐身邊的人，就近扒一個小坑，將死嬰埋葬了。軍情緊張之極，這個小生命是男是女都沒顧得上看。沒有擔架，剛分娩后的張琴秋只好由大家攙扶著走。拂曉前，當突圍部隊快要抵達目的地時，她因產後失血過多，又沒有休息而昏迷過去。從此她就再也不能生育了。

　　這些為人之母的革命女性，不是沒有母愛之心，而是陷於母性與革命性的兩難矛盾困境。但革命對於革命者來說，總是第一位的。於是，就出現了將孩子送給老鄉臨時撫養或永久撫養的事情。可惜，陝北老鄉們家裡的條件之簡陋，又往往是出乎想象的。這更成了年輕母親們的心痛，因為孩子畢竟是從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呀。

　　石瀾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生下孩子，但覺得最痛苦的是生下孩子后又被迫送走孩子。

　　「1943年我生了第一個兒子以後，用乳汁哺育了將近一個月，當嬰兒第一次向我發出天使般的微笑時，我是多麼地陶醉啊!但就是在這時，上級卻通知我，要我把嬰兒送給別人，而且聯繫好了，送給王家坪附近的一戶農民。因為舒同要到前方去，我必須隨他同行。這是大局，我別無選擇。當我把自己的幼兒，從懷中用雙手托起交給一個陌生農婦時，我的心都要碎了。我這個年僅26歲的小母親支撐不住自己的身體，昏倒在農婦的家門前。」

　　當她強忍著心痛，整理好行裝，卻並非要上前線，而是被懷疑是特務，將她隔離審查。

　　在戰爭中分娩，在鬥爭中送走孩子，所有這些無可選擇的經歷，無可奈何的經驗，在消耗革命女性颯爽英姿的同時，更煎熬著她們的母愛之心。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

　　戎馬倥傯，曠日持久的中國革命戰爭，使得每一段革命婚姻的背後，幾乎都隱藏著辛酸血淚;每一個被送養託付給老鄉的孩子背後，都飽含著革命母親撕心裂肺的不忍和疼痛。在這樣一個特殊而敏感的學術話題面前，任何尋章摘句的戲說難免不是一種褻瀆，任何獵奇涉艷的調侃難免不是一種輕狂不敬，任何不負責任的指責都難免不是一種學術失范行為。

　　朱鴻召，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