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歲男孩遇難但圍觀者冷漠的輿論場上,這部分聲音顯得格外冷靜:別急著罵國人冷血,這類事情在中國每天都會發生,批判路人冷血之前,我們應該思考的是為什麼還有這麼多冷血的中國人和從哪裡入手才能真正解決這樣的問題。
2019 年 11 月 5 日,長沙,9 歲的小男孩在小區內被一男子用扳手和螺絲刀活活打死。行兇長達半小時,該男子用扳手猛擊羅棋的頭部,用螺絲刀在羅棋身上猛挫,慘不忍睹。期間,群眾和保安都站在邊上未出手制止,直到行兇者父親趕來。
目前的最新進展是警方向家屬通報案件調查情況:男童系被掐脖子窒息而死,頭部傷害為次要。通報會結束后,死者母親突發暈厥被醫。此外,家屬已查看事發時監控,嫌疑人馮某華已被刑拘。
又是一起駭人聽聞的惡性案件。在這起案件中,最令人揪心的除了小男孩的死狀之慘外,還有圍觀群眾的無動於衷。
筆者不禁想到了幾年前的小悅悅事件,那時候筆者還在上中學,八年過去了,沒想到類似的事件還在上演。
心痛的感覺湧上心頭,難以拭去。
然而,心痛之餘,筆者認為我們更加需要去思考,需要反覆思考,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以及如何才能避免這樣的事情。
當然,筆者的一家心態只能改變自己的心態和行為,更多的人對於這件事情的態度是什麼呢?筆者在網路上看到了幾種代表性言論,出乎意料的是,這次除了丟下一句「看客」、「冷血」、「國人的冷漠」等這樣的辭彙之外,還有另外幾種輿論心態值得注意。
一種鋪天蓋地的說法是:又是精神病人在犯罪,必須嚴懲精神病人,不能因此而逃出法網。這和上次13歲小男孩犯罪時候的輿論一模一樣,只不過一次是要求嚴懲未成年人,一次是要求嚴懲精神病患者。
正如筆者在《未成年犯罪越來越多,這個痛點促使我們反思社會》(點擊查看)里說到的一樣,戳中我們痛點的案件恰恰可以促使我們進行對整個社會的反思。這件案子也是一樣。就事論事,網友們要求嚴懲精神病患者的情緒我們都可以理解,但如果這樣一個慘痛的案子換來的是一竿子打死所有精神病患者犯罪,是不是也有點過於情緒化?
精神病患者也好,未成年人也好,我們每次要求嚴懲的目的都是希望類似的惡性案件不要再發生而不僅僅是處死某一個人而已。
除了要求嚴格處理的聲音之外,恐怕還是要數對冷漠路人的指責聲最多。但針對這種指責,也出來一種「在中國最熱心的永遠是網友,最冷漠的永遠是路人,到底是網友不上街,還是路人不上網?」的邏輯,認為在網路上一味發聲指責的鍵盤俠就只是鍵盤俠,在現實生活中會和路人一樣冷漠。
這種心態或許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自我辯解。就像有路人說到,自己並不是鐵石心腸,而是趕到的時候孩子已經死亡;或者以為是家長教育孩子;或者沒有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或者已經打了110和120;或者受到了施暴者自殺的威脅不敢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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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再多的語言和文字在已經逝去的9歲男孩面前都顯得那麼無力。持有這種邏輯的網友也始終沒有跳出這個邏輯,人們依舊只停留在對別人要求得明明白白、人人必須是聖人,對自己要求卻糊裡糊塗、自己只是一個普通人的無奈之中。
當然,這種無奈也並非空穴來風。網路上的另一種聲音就在為上述心態做註腳:
許多網友在討論的正是為什麼我們會如此冷漠以及如何從法律層面上給救助者以更多的救人自信。
的確,只要是還有一點血性的人看到一個9歲孩子遭到這樣的毒打,怎麼會不痛心?怎麼會沒有想到要去幫助?
但有時候當你邁出那一步的時候,好像心裡有一塊石頭絆住了你的腳。因為一旦邁出腳,就意味著一次賭博,用自己的未來和家人的幸福在賭。賭贏了,往後起碼今晚能睡一個安穩覺,能對的起自己的良知和良心,輸了就是巨額索賠,暗無天日。
筆者相信當時圍在小男孩周圍的人群里,肯定有人是想上去制止的,他們沒有任何行動的原因更多是因為兩個字——害怕。怕的不是被精神病打,怕的是後續可能對自己和自己家庭帶來的一系列的麻煩。
是啊,在現在的社會環境里,自我的防衛都有可能要承擔刑事責任,更何況幫別人防衛?好心扶老人扶到傾家蕩產甚至被判刑的案件不是沒有,甚至還衍生出一個叫做「碰瓷」的行業。而真正如孫小果之流的罪大惡極之人卻可以從死刑到逍遙法外的出獄。
這時候,誰還真的有自信去見義勇為?
當法律把公民壓製成了綿羊,就別想著危機時刻綿羊能站出來變成戰狼。本應該是忠厚仁義之人武器的法律,如今在某些方面卻成了善良群眾的枷鎖,惡人的保護傘。
既然如此,我們應該呼籲更完善的法律來保護我們,保護我們的人身安全的同時保護我們的善心和善行。
既然如此,我們應該站出來反思這個令人痛心的社會。
很顯然,在9歲男孩遇難但圍觀者冷漠的輿論場上,這部分聲音顯得格外冷靜:別急著罵國人冷血,這類事情在中國每天都會發生,批判路人冷血之前,我們應該思考的是為什麼還有這麼多冷血的中國人和從哪裡入手才能真正解決這樣的問題。
相比於前兩種輿論聲音來說,后一種聲音無疑是最進步的。看到這樣的言論的時候,筆者甚至有點欣慰。同時,筆者又一次想到了魯迅先生,想到了魯迅先生為什麼要棄醫從文。
在中國被稱為「東亞病夫」的黑暗年代,魯迅抱著醫學救國的熱情東渡日本留學。當他從電影中看到中國人被日寇砍頭示眾、周圍卻擠滿了看到同胞被害而麻木不仁的人群的情景后,內心受到極大的震動,他覺得「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為不幸的」。
正是因為感受到中國民眾的愚昧、麻木,魯迅先生深感醫學只能解救病人肉體的苦痛,要真正解救自己的民族,首先要救治人的精神,喚醒民眾的覺悟。
沒過多久,魯迅離開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到了東京,聯絡了許壽裳等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籌辦文藝雜誌。不久開始了他向封建舊文化宣戰,不斷與壓迫民眾的舊思想舊文化鬥爭的文學創作生涯。
浮想至此,再看看當下這個錯綜複雜、冷漠充斥、一盤散沙、自私自利、人人自危、甚至有點無可救藥的社會,筆者認為我們青年人有責任去做點事情、發點聲音。
不管輿論場的正義有多微弱,我們都應該「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唯有如此,中國才有救,我們自己才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