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鶴見川普,由於口誤,把原本進口500萬噸大豆說成了「每天進口500萬噸大豆。」這讓人聯想到作為一個外交官的素質和心態。劉鶴回答問題的時候,面對的是川普及其整個團隊核心成員。這給一個長期生活在集權統治下的官員非常大的壓力。如今,中共外交官的壓力不僅來自高層,而且來自網際網路。還沒有古代的外交官那樣簡單。古代沒有國際法,只要有膽量,外交官不怕死就能得到輿論的支持;比如,晏子、唐睢、藺相如等人。這種輿論也使外交官增加信心。但是,到了中共掌權以後,由於所有人的收入都被控制住了,每個人都不死不活的過日子。只要還沒退休,就不能離開官位,否則就會喪失一切。結果是人人都必須變成市儈,學會不要尊嚴,每天憂心忡忡。我認識一位文革受迫害的知識分子。他講,文革交代問題時,他被關在牛棚十幾天,最後他準備了兩份材料,一份放在左口袋,一份放在右口袋;可當面對工宣隊的時候,不知道怎麼就拿錯了。現代社會中,沒有民主與自由,就只能是這樣的結果,更不要奢談甚麼自主創新了。
中國的統治者只有擺正位置以後,才能知道自己是誰。秦王自認是天下的主宰,因此,對待外國使節總是用利益進行誘騙,然後不必兌現。比如,以五百里地換安陵君的五十里《唐睢不辱使命》。以十五城換和氏璧《藺相如完畢歸趙》。張儀以六百里換取楚國解除齊楚聯盟。換句話說,自認為天下主宰的人在任何交易中都是只贏不輸的;不必在意信義。如今的一帶一路,到處撒錢,賄賂和收買外國高官,加入世貿,不兌現承諾,也繼承了這個傳統。萬沒想到來了個川普。他將這一切翻了過來,貿易衝突的前幾個回合讓中共知道了自己的斤兩。而且,他恰恰是用信義,公平貿易來擊垮中共的言而無信。一向君臨天下的心態,被人來了一個釜底抽薪,措手不及。
那麼,在一個重利不重義,人人爭當市儈的社會中,怎樣才能扮演外交官呢?不久前,來自19個國家的前外交官和學者發表了一份公開信,要求中共釋放近期被捕的兩名加拿大人。華春瑩在回答記者問時毫不臉紅地說,「他們是不是希望中國的14億人民也簽一份公開信給加拿大呢?」這就是中共治下,外交官最基本的素質。劉鶴顯然沒能做到這一點,他在說話的時候,畢竟還是想到了良心。相比之下,美國人做官,目的是為了自己的理念。如果理念不合,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在民主國家搞政治已經逐漸變成一種公益事業。不久前,一位美國的女高官辭職,原因就是薪俸太少。而很多富人當官,乾脆就不要俸祿。正是這種貴族精神一直支撐著美國政治的廉潔和清明,這種風氣,使得真正民主國家的官員不敢貪污,也不必貪污;不必像新加坡那樣高薪養廉。為什麼中共官員的貪污數字不斷刷新世界紀錄?因為,中共不但繼承了封建時代的陋習,還發展了以現代科技操控財富的方法。也正是兩種不同的政治體制,使得民主國家的經濟活動可以穩定健康地發展,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從來沒有自立的可能,如果沒有民主國家的扶持,中共哪來的四十年繁榮?
無論東西方國家,在古代,科技不發達,民主不健全,只有當官一條路可以避免的體力勞動。意志薄弱的人只能就範。這就使得有識之士厭惡與他們為伍。由此發展出了歸隱文化。陶淵明的《歸去來辭》,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就是這種思想的代表。這種人並非永遠不當官,僅僅是在國家有難,需要他們的聲望以及能力來挽救國家時,才出仕。危機解決了,依然回家種地。它是自漢代獨尊儒術以後,唯一留下來的,先秦文化,但是,到了明朝,朱元璋徹底摧毀了這個傳統。他認為,只要皇帝讓你當官,你就得當,否則就是有罪。到了毛時代,更進一步,掌控所有人的一切收入,不當官連飯都吃不上。就這樣,原本的貴族精神被毛徹底改變成了土匪,有奶就是娘的人生觀。反觀西方世界,由於沒有大一統的集權國家,這種貴族精神一直保留著。那些不願意出仕的知識分子,就去思考如何才能使自己強大到與官僚系統抗衡?這個想法最終導致了一系列的科技革命。可以說,人類最初一切重大的發現,都是能夠左右政治的學術思想。也正是這個原因,任何重大發現不會出現在集權統治的國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