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誠忠

https://big5.backchina.com/?360199

也談科技大學少年班（二）

作者：蘇誠忠於 2016-6-18 16:32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關鍵詞：少年班, 大學

現代社會已經變得越來越複雜了。數學僅僅是360行中的一行。也許它需要的思考時間比別的行業長，而能夠達到這樣深度思考的人也是鳳毛麟角。但畢業后，面對的依然是一個複雜的，需要很多其他知識的社會。並不是最難學的，最玄妙的就是社會最需要的。就好象最貴重的商品不一定就是最適用的一樣。

少年班成立的1978年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時代。文革之中的領導階層吃盡了不讀書，沒文化，鬧笑話的苦頭，於是，簡單的認為，只要用功讀書，就有了一切。文革中的群眾也發現，只要稍微讀一點書就常常能夠牽著領導的鼻子走。這就造成了在上層宣傳知識無用論的同時，下層的人民卻逐漸體會到知識的用途。說它是一種逆反心理也不為過。當時對知識分子的壓力反而變成了學習的動力和生活的信心。就是這種壓力和信心造就了中國第一批獨立思考的科學家。但是，改革開放后，刻意把知識分子捧上了天，真正的知識分子依然不計名利、怡然自樂，所謂，『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雨替人愁。』但是，由於這些人不懂鑽營，於是，一個個中國特色的知識寶座，比如權威、大師等等都被那些會鑽營的人佔據了。說白了，強力推行的這一套做法還是來自一種想當然，不切實際的思路，與大躍進的異想天開沒什麼不同。都是不肯下功夫提高人們的精神生活水平，只求一夜之間變成偉大的科學家。這就是『少年班』被出台的背景。當時由於沒上過學的人太多，人們對於學習的認識非常模糊，以為學習就是一種熬年頭的變化。年頭越多，越有知識，越聰明，越是什麼都成。

與此同時，當時已經存在的科技隊伍也是參差不齊。歐、美留學的人，至少是49年以前的事情，當時的年紀也不小了。留蘇的一般是50年代初的事情，剛剛過景。但是，物以稀為貴，當時的條件使得這些人成了輿論吹捧的對象，不論他有沒有過貢獻，都被看作是權威，因為沒有別人，所謂猴子稱大王。其實，就算是文革前的科學院，甚至49年以前的科技力量也乏善可陳。在二、三十年代，只要有條件出國，從海外帶回點什麼新玩意就是權威。有很多人就是靠著這種優越的條件，而非自身努力成功的。到了49年以後，又出現了另一大類的權威，他們是以革命者的背景進入到最高學術機構的，比如陳伯達。他們其實是被推到這個位置上成為權威，與學術界的正常評價毫不相干。可以說，中科院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單位，而是半政治半學術的機構。本來先天不足，卻還得即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過去他們不承認諾獎，現在大概是玩不出自己的花樣，突然心血來潮，要求諾獎承認他們。在國內，很長一段時間裡，科學被蒙上一層神秘色彩，很多人無法弄清真相。因為當年保密工作做得好，一般人輕易得不到最新的國外資料。在這種信息不對稱的的條件下。科學院建立了自己的『高大上』形象。

一旦到了人人都有出國條件，人人都有平等的獲取資訊的時代，那一套做法和想法就不值錢了。為了給自己臉上貼金，於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學術界編造了一個理論：歷史上有成就的學者，絕大多數都是在三十歲以前做出的成就。言外之意，我們因為文革的耽誤，已經不會再有成果，只能吃點閑飯，目的是承前啟後。因此，希望就寄托在少年班的身上。後來的權威們紛紛效仿這種做法，於是就沒完沒了的設計後代子孫的事情，今天管這個，明天管那個，因為，不管的話這些人實在是沒事可做，而反正管了也是集體管，用不著誰來負責。更有一層，被設計的是一群人，而非一個人，以後就算是沒能搞出什麼名堂，也有相互推諉的辦法。再往後就是十幾年前設計三十年後得諾獎的一代人。從78年設計到了如今，四十年快過去了，什麼也沒出。歷史上很多人把解決不了的事情推給後代，徐福采不到仙藥，就找童男童女幫忙。醫生治不好病就用童子尿給人喝。而西方的十字軍則送出上萬的兒童去說服伊斯蘭教國家改變信仰。大躍進的時候出現過一位用水衝擊刀片形成超聲波的少年天才。到了八十年代又出現過一批類似耳朵聽字的神童，這種把戲能解決什麼問題？就算真有少年天才，但只要那個承認機制本身自就甘願平庸，鄉愿主義，市儈思想，那麼這些天才的結局就只能是一種消費品。

王安石曾經寫過一篇《傷仲永》。王安石說；他的天賦，比一般人要優秀得多；但最終成為一個平凡的人。因為，沒有受到正常的後天教育。少年班的出現應該讓王安石大吃一驚。他要是活在今天，看看少年班每年都接收一批天才，而教育的力度比其他任何學校都大，可是，還是沒有一個人能對人類社會的進步做出貢獻。王安石應該如何解答？

我倒是比較欣賞澎湃上一篇文章的觀點：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80338

「如果說社會對它的下一代有什麼義務，應當是給青少年創造這樣一種條件，讓他們可以無憂無慮地融入群體，不受矚目也不被忽略。他們不用懼怕老師的暴力或者同學的霸凌，與眾不同的孩子不被孤立，默默無聞的孩子也不被漠視。它應當讓孩子們可以廣泛接觸到和自己出身、性格、家庭條件、生活習慣都有差異的小夥伴，開闊自己的心胸和視野，了解和欣賞參差多態的世界，學習如何尊重不同的觀念與不同的人。它應當給學生打開儘可能多的窗戶，讓他們見到人生更多的可能性，並且不必因為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束手束腳。這才是我們作為社會的責任。」

對於這段話，我想再加上幾句：不必因為自己的能力被時尚否認而束手束腳。外界的吹捧，往往變成腐蝕，外界的貶低，不是傷害就是鞭策，就看你自己怎麼選擇。大學者未必能培養出大學者來。但是，大學者一定能夠辨認出大學者來。

在這個官科當道的時代，說不定創立一個『伯樂獎』只表彰個體成功人士的第一個發現者，比如，為袁隆平發表第一篇論文的編輯，屠呦呦第一次設想的支持者等，更能有益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