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龍珠律師法律評論：忠言逆耳，挺梁遊行可能害梁彼得、應給非裔受害人捐款

忠言逆耳，挺梁遊行可能害梁彼得、應給非裔受害人捐款

文/劉龍珠律師

作為一個華人律師，得知全美多個城市在策劃挺梁遊行，試圖通過這種方式來給法官施加壓力，從而為梁彼得警官翻案，或至少企圖在刑期上減輕，我感覺這種方式不但沒用，可能有害，因為：

1、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如果遊行示威可以改變司法判決，那麼司法獨立就成了笑話。

2、如果法官不被遊行示威影響，那麼遊行示威起不到作用。如果法官受其影響，很有可能是反影響，刑期更重。因為法官會覺得：如果輕判，會給外界一種感覺，司法屈從於外界的政治壓力，所以反而會嚴判。

3、法官也是亞裔，如果輕判，可能會給外界的感覺是亞裔幫亞裔，只看族裔，不看是非，有徇情枉法之嫌。所以，他會嚴判。

換言之，遊行示威要麼沒有用，要麼有負作用，反而會害了梁彼得。

一、本案中不存在「種族歧視」，遊行示威有何意義？

1、法官是亞裔，為什麼梁彼得和其辯護律師不選擇讓同是亞裔的法官來判決，還選擇讓12名各族裔成員的陪審團來裁決呢？說明，在他們心中，「亞裔幫亞裔」是不存在的。

2、陪審團中沒有亞裔，但陪審員是由檢察官和梁彼得的辯護律​​師共同甄選的。在組建陪審團時，梁彼得的辯護律​​師可以選幾個亞裔陪審員，而事實上，沒有。

3、從華裔律師梁志毅被華裔檢察官楊振威檢控、赴美生子的中國孕婦馬翼被華裔海關官員遣返這些事實來看，亞裔並不一定幫亞裔。如果亞裔徇情枉法幫亞裔，只認族裔、不分是非，不但瀆職，甚至違法。

二、以往 「白人警察開槍打死黑人」案件

1、2008年7月，馬里蘭州巴蒂摩爾市（Baltimore）白人警察Tommy Sanders開槍打死非裔青年Edward Lamont Hunt。該案中，受害人雖是手無寸鐵，但襲擊了警察，在逃跑過程中把手伸進自己口袋中。 Sanders警官感覺到受威脅，於是開槍將其擊斃。

Sanders警官受到檢控，但被陪審團裁定無罪。

2、2014年8月，密蘇里州弗格森市（Ferguson）白人警察Darren Wilson開槍打死18歲非裔青年Michael Brown。該案中，嫌犯Brown在便利店搶了幾包雪茄煙之後逃之夭夭。 Wilson警官接到指派，赴案發地附近巡邏，正好碰到嫌犯。嫌犯Brown把手伸進警車的車窗，試圖搶奪Wilson警官手中的槍，在爭執過程中，槍走火，但沒傷到人。 Brown於是逃走，Wilson警官持槍下車追捕。 Brown突然轉過身來面向Wilson警官，並向他靠近。 Wilson警官感覺到威脅，開槍將其擊斃。

大陪審團裁定：不檢控Wilson警官，無罪釋放。

3、與梁案案情最接近的紐約Stansbury案。

2004年1月某天凌晨1點，紐約市白人警察Richard S. Neri和其同伴警察，在一處公寓的屋頂天台執勤巡邏過程中，開槍打死了手無寸鐵的19歲非裔青年Timothy Stansbury。當時Neri警官持槍在手，正準備打開一扇天台樓梯間的門進行檢查，而碰巧的是，受害人Stansbury從門后突然推開了門。受到驚嚇的Neri警官條件反射的開了一槍，將其面前的Stansbury打死。

大陪審團裁定：不檢控Neri警官，無罪釋放。

三、梁案與以上案件不同點

1、梁案與其它案件的最大區別是：梁彼得並沒有受到威脅，而且他當時也並沒有認為自己受到威脅。梁一口認定是槍走火。而其它三個案例，開槍警察都說，是受到嫌犯的威脅或驚嚇，不得已而開槍擊斃嫌犯。

2、以上案例1和2（Hunt案和Brown案）中，警察都是在自己或公眾受到襲擊、威脅或驚嚇的境況下，履行警察職責，開槍將嫌犯打死。梁案中，梁彼得根本沒受到襲擊或威脅。

案例3（Stansbury案）與梁案最類似，受害人Stansbury沒有襲擊警察，也沒有犯罪意圖。但是，Stansbury突然推開天台樓梯間的門時，正好就在警察面前。警察正在持槍巡邏，受到驚嚇，並且認為有襲警的可能性存在，一槍將Stansbury打死。

而梁案中，梁一口咬定槍走火，沒有襲擊和驚嚇。

3、子彈的軌跡不能控制，但手指不放在扳機上可以控制。

梁案中，子彈的軌跡非常戲劇化、小概率的經過牆壁反彈，打死了受害人Gurley。雖然打死Gurley，不能預測。但梁把手指放在扳機上（實際上根據當時情況手指不該放在扳機上），有可能會使手槍開火、開火后子彈有可能會造成傷亡，這是可以控制的，而且是可以避免的。梁的錯誤是將手指放在扳機上，至少陪審團是這樣認為的。

4、「走火」證詞被認定說謊

警察作為高危行業，是受法律保護的。警察在執行任務時，開槍或不開槍，有其自由裁量權，只要他認為自己受到威脅，應該開槍，那麼就是合法的，法律給他這個權利。

縱觀上述列舉的三個案例，開槍警察無一例外的都聲稱：自己當時感覺受到威脅或驚嚇，於是開槍，因此開槍的行為是合法行為。最後的結果，這些警察要麼受到檢控而被裁定無罪，要麼根本就沒受到檢控。

梁始終堅持說，自己不是因感覺到威脅或驚嚇，運用法律賦予警察的權利，而主觀開槍。梁說，自己沒有主觀意圖開槍，是槍走火，是客觀原因，是意外事件。這種辯護詞，首先把自己排除在「合法開槍」的警察權利之外。其次，槍經過陪審員現場檢查，走火可能性幾乎沒有，因此梁的「走火」證詞，被陪審團一致認為不可信，梁在說謊。換言之，如果劉龍珠律師是陪審員，也同樣會認為​​不可信。說謊一次，失去信用，從而導致梁的所有證詞，都被陪審團認為不可信。而且，梁對陪審團採取迴避態度，不直接回答問題，所有問題交給辯護律師回答，更讓陪審團認定，梁心裡有鬼，不敢面對。

5、梁見死不救。這是上述三個案例中都沒有的情節。

據梁的同伴警察證詞，梁在發現受害人Gurley中彈、倒在血泊中之後，說了一句話，大意是：「我會被開除，云云」。從此看來，梁經驗不夠、責任心不夠、說謊、且冷血。他應該立即對受害人施救。即使警察根據當時的情況，認為有危險，不能親自施救，也應該立刻打電話叫醫療救護。事實是，梁沒施救，也沒打電話通報，而是與同伴警察爭執了長達4分鐘。 4分鐘對於一個急救傷員而言，是生與死的距離。最後是Gurley的女朋友自己打電話叫來的救護車。

四、是真的All Lives Matter？還是「情大於法」？

沒有接受過專業法律訓練的普通人，平時有很多不易覺察的感情因素，會影響對是非的判斷。劉龍珠律師在此作幾個假設，請大家在自己心裡回答這麼幾個問題：

1、如果將梁彼得和被他打死的非裔Gurley的位置調換一下：開槍的是一名黑人警察，而無辜被打死的是一名華裔，留下一個兩歲的女兒，陪審團判黑人警察有罪。請問，大家還會不會覺得有「種族歧視」？還會不會上街遊行替這位黑人警察鳴不平？

2、如果這位被打死的華裔，就是你的家人（兒子、兄弟、父親、叔伯），那麼大家還會不會上街遊行示威？既然All Lives Matter生命平等，在親人無辜被打死的情況下，還有為開槍警察遊行的想法嗎？

3、如果檢察官是華裔，而被檢控、最終被定罪的是黑人警察，這種情況下，大家認為還是否有「種族歧視」？是否還要上街遊行示威？

4、如果12名陪審團成員中有幾名是華裔，但最終裁定梁彼得有罪，那麼還有沒有「種族歧視」的可能？還需要上街遊行示威嗎？要知道，陪審團中只要有1人持反對態度，就不可能對梁彼得定罪。

5、之前的Hunt案、Brown案、Stansbury案，非裔社區都舉行過大規模的遊行抗議。既然All Lives Matter，那麼今天的遊行者們，你們當時都參加了嗎？

以上問題大家自己在心裡回答就可以，不用表達出來。

五、用實際行動體現All Lives Matter

1、經濟上、精神上對受害者予以補償

大家的遊行口號是All Lives Matter，那麼黑人的生命與華人都是平等的。大家在關注梁彼得命運的同時，也應該撫恤無辜受害的Akai Gurley的家屬。

畢竟在這個誰不不願意發生的悲劇事件中，無辜的Gurley失去了生命，留下一個兩歲的孩子。劉龍珠律師僅此倡議華人遊行者，每個人以梁彼得警官的名義，為Gurley的家屬捐一美元，並致以慰問信、慰問電話、鮮花等，最大可能的減輕受害人家屬的傷痛，這樣不僅表現出華裔群體的善心、公平心，而且能體現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美國精神，同時也更能夠幫助梁彼得。因為法官也許會覺得，受害者家屬的傷痛在華裔群體的幫助下，減小到最低程度了，那麼在罪名不變的情況下，會對梁彼得從輕量刑。

2、遊行、示威要理性平和，遵守法律

美國的司法獨立於行政。遊行、示威只能給行政系統施加壓力，卻根本不可能影響司法系統。如果在遊行、示威過程中，情緒激昂、行為偏激，甚至觸犯法律，那麼不僅幫不了梁彼得，反而給華人聲譽造成負面影響。

3、糾正徹底錯誤的思維方式

有人說，白人警察開槍打死了人，沒事。華裔警察開槍打死了人，就被定罪，這不公平，是種族歧視。

先不提所謂「白人警察開槍打死人」的案情與梁案有巨大的差別，單指這種思維邏輯，就徹底錯誤。

舉個簡單例子：一群小混混在餐館吃了飯，不給錢就走了。你看見了，說他們不給錢，我也不給？你們要我給錢，就是歧視，我就要上街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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